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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戈/ 中國農民工拯救了世界/郝柏村访问记/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

發佈時間： 2/17/2010 8:19:26 AM 被閲覽數： 150 次來源：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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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阿根廷國寶皮亞佐拉手風琴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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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Astor Piazzolla
Album: Libertango
Recording information: Mondial Sound, De Milan (05/1974).
Genre: Tango / Jazz Instrument / Latin
Label: Trova
year: 1974

您是否曾經看過這樣的舞步，在以手風琴為主奏的撩人旋律中，男男女女在舞池裡交換眼神、
交錯身影、隨著特殊的節奏，擺弄著身驅、移動腳步，毫不掩飾地挑起了人們的愛慾激情。
這就是阿根廷的第二種國歌：Tango的超凡魅力。

而皮亞佐拉之於探戈音樂，就如同貝多芬、莫札特之於古典音樂，他是深刻影響Tango曲式發
展的重要推手。出生於阿根廷Mar del Plata的皮亞佐拉，因為八歲時父親送給他的一具中
古手風琴而開啟了他的探戈生涯，也因此世人才有幸得以聽見如《El Tango》、《Libertango》、
《Suite Punta del Este》等曠世鉅作！，《探戈手風琴》為過去皮亞佐拉從未發表過的現場
錄音專輯，以小型樂團的演奏方式藉由大師的手風琴將《Libertango》、《Balada Para Un Loco》
等名曲，表現出他獨特的迷人風味，如此珍稀的唱碟絕對值得您立刻品嚐擁有！

While tango had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dancehalls of Buenos Aires, Astor
Piazolla reinvented the music for the concert stag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he
infused tango with the oblique harmonies of jazz and classical music, as well as
new instruments such as electric guitar, and although he may have alienated
traditionalists, he gained a worldwide audience seduced by his music's exotic
beauty. Over the course of five decades, Piazolla continual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tango--or "tango nuevo," as his music came to be called--to produce a wealth
of inventive, emotionally rich music. He died in 1992.

曲目：

1. Libertango (2:25)
2. Meditango (5:36)
3. Undergango (4:07)
4. Adios Nonino (5:35)
5. Violentango (3:31)
6. Novitango (3:31)
7. Amelitango (4:00)

** all music are samplers only please purchase original materials
所有的音樂只是試聽請購買原裝版本 **

Astor Piazzolla - Libertango (with Yo-Yo Ma on Cello)
肯老的

日媒:中國農民工從危機中拯救了世界

日本共同社 2010-02-16

日本共同社2月17日文章，原題︰中國農民工拯救全世界上海世博會即將于5月開幕，擴建機場、架設橋梁，上海各處正在進行突擊建設。今年上海的地鐵總長度將躍居全球第一。市中心摩天大樓和高層住宅林立，城市面貌變化之大令人目眩神迷。

　　飆漲的房價

　　中國正值春節長假期間，商店里都是顧客，擁擠不堪。店員不得不高叫著“請排隊”。人們爭相購買液晶電視、單反相機、智能手機等。雖然售價和日本基本相同，但店員說“賣得好的是高價商品”。

　　上海世博會是中國政府繼2008北京奧運之後的國家性大型活動，政府投入了巨額資金，用于完善基礎設施。

　　大量投機資金也趁著世博效應流入上海，住宅價格攀升，出現了房產泡沫。雖然售價超過六、七百萬元一套的公寓房在各地熱賣，但八成左右的交易是為了投機。普通民眾日益不滿，認為富裕階層的投資者炒高了房價。

　　中國拋開因金融危機而經濟陷入低迷的日本和歐美，很早就打出了約4萬億的刺激經濟政策，恢復了活力。雖然中國以前一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主要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不過此次則以金融危機為契機，轉變方向改為以擴大內需為主導。中國政府通過減稅和增加公共事業投資刺激內需。2009年新車銷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

　　農民工人手不足

　　春節前夕在廣東省的站內，正在等車準備返回湖南老家的伍曉英（40歲）滿面笑容地說︰“今年每月工資從1500元增加到了2000元。”

　　美國《時代》雜志把像伍曉英這樣的中國農民工評選為“年度人物”第二名，認為他們從金融危機中拯救了全世界。農民工們離開農村，許多人在工廠和建設工地打工。

　　金融危機導致工廠相繼破產，許多農民工離開了工作崗位。伍曉英所在的制鞋廠此前產品主要出口歐美，但由于出口形勢不佳，工廠把銷路轉為中國國內，度過了危機。伍曉英說工廠生產得到了恢復，甚至出現了人手不足的現象，經營者為了留住工人提高了工資。（記者:清水敬善）

郝柏村访问记

    □ 胡志偉

    前不久，香港出版了一本《反攻大陸機密檔案》，將四十多年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部署公諸於世。此舉促使台灣國防部解密舊檔，編印了一本《塵封的作戰計劃——國光計劃》。按照這個計劃，國軍第三軍擔負著反共大陸主力的重任，第三軍的軍長郝柏村從此一帆風順，歷任總統府侍衛長、軍團司令、國防部作戰次長、陸軍副總司令、副總參謀長兼執行官、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直至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去世後，宋美齡曾說過：「黨政要員中只有郝柏村可以信賴，只有他還牢記蔣公遺言堅持反共復國目標。」
    郝柏村是台灣唯一連任參謀總長八年的高級將領，他從行政院院長職位退休雖已十多年，但他對台灣政壇的影響力歷久彌新。據民意調查顯示，郝柏村的兒子郝龍斌是角逐臺北市長的眾多藍綠候選人中名列前茅者，而臺北市長職位則是登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的必由之路，亦即二○一六年接馬英九的棒出任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最有希望的是郝龍斌。

    三月廿五日，筆者到臺北市敦化南路王陽明文教基金會訪問了這位親歷抗戰、戡亂、保衛金門以及建設台灣的八十八歲老人。

    ○記者 □郝柏村

    ○：我知道您在抗戰時參加過皖南冬季攻勢、粵北作戰、遠征軍赴印作戰，戡亂時進剿沂蒙山區、激戰營口海城，轉戰重慶成都昆明海南西昌蒙自，至一九五○年三月是最後一批隨顧(祝同)總長撤出大陸的國防部參謀總部幕僚；最能彪炳史冊的是，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期間擔任陸軍第九師師長戍守烈嶼(小金門)與大擔、二擔時，堅忍沉著，奮戰不懈，致使強敵不敢登岸，因而榮獲雲麾勛章與虎字榮譽旗，被先總統蔣公譽為「中外戰史上的光耀創例」。我想知道，在那種火光滿天、硝煙密布、震天動地、彷佛大地即將陸沉的隆隆炮聲以及部屬、長官陸續被炮火傷、亡的悲壯情景下，您當時的情緒與感受。
    國軍巨炮並未向廈門發射原子彈

    □：回憶八‧二三炮戰，要先從當時的大環境說起。自從一九四九年國軍主力撤出大陸，到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台澎金馬實行了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全體軍民同胞團結一致奮發向上，生聚教訓；可是在對岸，從土改、鎮反到反右、肅反，政治運動不斷，社會動亂紛起。由於金馬各島戰略地位重要，久為中共企圖奪取的目標，所以八‧二三炮戰的發生並不意外。一九五四年我們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防禦目標為台澎地區，未提及金、馬外島。一九五五年美國國會又通過〈台海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在必要時得使用武裝部隊的協防台澎，範圍定為「包括中華民國政府現控領有之有關據點與領土」已暗涵金、馬地區。但是否「必要」，則由美國總統認定。中共為試探艾森豪總統之協防底線是否涵蓋金、馬，因而發動八‧二三戰役。那一年，蘇俄策動了中東阿拉伯聯盟的反西方運動，故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企圖將美國兵力牽制到太平洋地區，以孤立中東戰場，削弱美軍在緩解黎巴嫩危機上所作的努力；八‧二三戰役亦是蘇俄在遠東地區繼韓戰之後所導演的另一次代理戰爭，意欲突破美國的圍堵戰略。韓戰停戰後，中共在軍事上發生改革與保守兩條路線的鬥爭；一九五八年又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招致廣大基層幹部與部份高層幹部如彭德懷黃克誠等人之反對，毛澤東為了穩定其動蕩情勢，乃訴諸八‧二三戰役以緩和其內部危機。

    八月二十日，老總統親赴小金門視察防禦設施，並召集營長以上主官訓話，指出共軍兩個月之內一定會來犯，金馬每一主官必須與核心工事共存亡。我本人是八月十七日從金門防衛司令部炮兵指揮官調任第九師師長的。那時防守金門的官兵，百份之九十來自大陸，中華民國還維持著六十多個邦交國，在台海仍擁有海空優勢，而美國正與中共舉行華沙會談，美方深恐爆發另一次「韓戰」，故希望我們放棄金門馬祖二島。然金馬係防衛台灣的前哨陣地，也是反攻大陸的跳板，老總統決心堅守不退。八月廿三日下午六點半起，共軍向我金防部、各指揮所、炮兵陣地、觀測所、機場實施殲滅性炮擊，歷時兩個半小時，共發射五萬發炮彈，烈嶼和小大、二擔島靠近廈門，落彈三萬餘發，但我軍彈藥庫與油庫無一被毀，重要武器僅兩門155公釐炮之炮架受損，就以大擔島傷亡而言，平均共軍一千發炮彈尚不能造成我軍一員傷亡。以前美方擔憂我軍能不能守住外島，到炮戰發生後我軍屹立不屈，美方才對我們刮目相看，於是便有八月廿五日艾森豪總統決定協助我外島運補護航，九月四日表示協防金馬之決心，在炮戰最危急的時候，美方緊急送來了八吋榴彈炮、二四○公釐巨炮、F-86軍刀機、響尾蛇飛彈以及可載五百噸貨物的登陸船，連美軍顧問都登上了金門馬祖。

    ○：當時中共曾發布廈門車站遭到炮擊、鋼軌嚴重彎曲的照片，指責國軍發射了美軍提供的原子炮彈，香港的星島日報也登了一篇特稿，證實二四○巨炮造成對岸損失慘重，認為這才迫使毛澤東改為「單打雙停」。最近大陸好些軍史網站還在談論這一話題。

    □：巨炮與八吋榴都是我指揮發射的，但沒有發射過原子彈彈頭，具有發射原子彈能力的是八吋榴而不是巨炮。中共宣稱我軍發射原子炮，一則是由於我們的心戰廣播宣稱擁有可發射原子彈之大炮；二則我們集中廿門八吋榴、二四○榴與八吋加農炮向同一目標射擊時，造成對岸炮兵陣地和彈藥庫爆炸起火，久久不熄，被轟擊的地區往往一百公尺之內產生真空氣壓，全部人畜窒息死亡，共方因而誤以為我們發射原子彈。

    ○：據記載，炮擊開始時金防部參謀長以上的主官都在大武山營區戶外的水上餐廳用膳，匪炮突然鋪天蓋地而至，有一發炮彈的彈片斜刺地掃向室外小憩之處一個茶杯，頓時將杯子擊成粉碎；而在數步之遙的水上餐廳裏，抗日名將趙家驤中將當場殉難，慘遭炮彈削掉了下半身；站在小橋上迎候俞(大維)部長的另一位金防部副司令官章傑將軍，整個人都粉身碎骨，事後僅在池塘中撈起一條腿和一雙鞋子；另一位守蘆溝橋的抗日英雄吉星文副司令官，胸部被幾枚彈片擊中，由張國英副司令官護送至醫院急救，延至次晨亦告不治；俞部長右前額被彈片擊傷，金防部參謀長劉明奎被打斷腿骨。人們都很奇怪：何以共軍發動的第一波炮火，竟能如此準確地命中位處太武山死角的水上餐廳？
    堅信台海與東海都打不起來

    □：戰爭是殘酷的。有時一小片彈片打入腦袋，人就死了；有時一大塊彈片會把人的手臂切掉；如果是一顆152榴彈當面爆炸，人可能就被打飛了。為了不影響軍心，這三位副司令官的殉職消息並未立即發布，其忠骸於次日由空軍專機轉送澎湖，安厝於林投公園。趙、吉兩位副司令官均追贈上將，章副司令官追贈中將。中樞為悼念三位副司令官為國捐軀，翌年三月廿八日特於臺北國際學舍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並於同日將三位英烈的靈位入祀圓山忠烈祠。這次炮戰是中共突然挑起的，造成的傷亡不止於現役軍人，大小金門的居民死於戰火的數以百計，有些婦女死時懷裏還抱著嬰兒，敵人連醫院的傷患都不放過，光是九月三日一天，金門醫院就遭直接命中五十三次之多，傷患百餘人慘被炸死。這一切當然激起了極大的民憤。時隔近半個世紀，離島烏坵的小學校，校歌猶有有「共匪就在對岸」等字句，因為他們的父、祖輩不少人死於共軍炮彈；在台灣，我們已十幾年不說「共匪」了。

    炮戰初期我方傷亡比較嚴重，那是有原因的。我金門炮兵在地形上就受到限制，陣地沒辦法分散，金門從東北到西南，三面被敵人包圍，而對岸的三面陣地都屬分散；在數量上，敵軍大炮數量為我軍的五倍，整個炮戰期間對岸發炮六十二萬八千發，我方僅射出十二萬八千發。由於中美協防條約的拘束，我軍實處於只准挨打不准還手的苦境：(1)空軍只可以在天空行空戰而不許協同地面作戰(2)海軍只可以在海面行海戰而不能協同地面作戰(3)陸上只可以炮對炮戰(4)敵人可以截斷、孤立我軍補給線，我軍則不准攻擊敵軍補給線。我麾下的大擔、二擔(不足一平方公里之土地)守軍五週內承受了十萬發炮彈之攻擊，雖然士氣高昂、工事堅固，但是世界戰史上沒有只許挨打而不許還手的要塞，也從無經得起大口徑炮無限期圍射的工事，所以到九月底時，二擔島堡壕多數被蕩平，地面三公尺以下全為焦土，重武器只剩下五七炮一門，餘皆損失殆盡，通訊線路全部炸毀；大擔島117座堡僅廿一座完好，二擔島七十座中僅十四座完好。在此情狀下，大擔守軍官兵要求上級派船送他們突擊大陸，他們寧願拼死沙場而不顧在地堡挨打守死。這才感動了美方斷然同意從琉球運來八吋榴炮支援我軍抵抗。須知八吋榴的彈頭重二百多磅，二四○炮的彈頭重三百六十多磅，需要八個炮兵抬裝彈架，兩人推裝彈桿才能送入炮膛，光是為一門二四○榴炮修建掩體所耗的鋼筋水泥等材料，在台灣就可以蓋一棟五層樓房；一座二四○炮有廿八噸重，要用絞盤拖進掩體，其殺傷力可想而知。

    ○：當時士氣如何？

    □：當時前線官兵都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幾乎每個弟兄都寫了遺囑，並向知己戰友交代身後事。人人都盡心作好本份，全神貫注，根本忘記恐懼二字。每當炮兵陣地中彈時，我總是立即趕到現場察看損失情形，他們個個生龍活虎、士氣高昂、毫無倦容。二擔的坑道工事被敵方安裝延期信管的炮彈震毀時，全連官兵躲進海岸邊的大岩石縫隙中。炮火停歇時，他們以棋類、胡琴、口琴、乒乓球、書報等消磨時間，來自台灣的慰勞品與慰問信大批湧到。整個炮戰期間對岸打過來六十二萬發炮彈，總重一萬多噸，光是小金門就打了二十萬發，其成效是我167位官兵成仁，每一千二百發炮彈才打死我一員，這究竟是誰勝誰敗呢？毛澤東眼看我軍愈戰愈強，自知繼續下去只會造成他本身之嚴重傷亡，所以才不得不叫停了！

    回顧我們在大陸的戡亂戰史，倘若一九四八年春同中共舉行和談，猶可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可惜一九四八年我們忙於制憲行憲選舉總統，政治上的紛爭，什麼抬棺材啊、哭靈啊等等，使軍事分神，蔣公五月廿日就任總統，十月就丟了東北，很快就失去大陸。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一九四七年制憲、四八年選總統，是有台灣地區民意代表出席投票的，我們把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完整地帶到台灣，這是中華民國能在台澎金馬合法生存的法理根據。我們今日同中共爭的就是制度，靠的就是這部民族、民生、民權主義的憲法。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時，雙方各讓一步，美方承認一個中國，中共則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所以美方抓住這一點同我們簽訂了〈台灣關係法〉。中共發布「葉九條」實則是個停火令，當時我們的國防部也頒令前沿將士，未獲部令不得炮擊大陸，從而實現了兩岸停火。此後我擔任行政院院長兩年多期間，全力推動兩岸和解，若非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兩岸關係絕不至於倒退至如此地步。最近陳水扁總統提出「終統」，意謂「終止一個中國原則」，然而由於美國堅持，國旗、國號與中華民國憲法是不能改變的。日前馬主席已公開宣佈：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我認為，金門炮戰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最後一幕，這一幕歷史不可能再重演了！

    ○：最近大陸披露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的內部講話：「用最小當量的核武器對準台灣，如果他們不登陸佔領閩粵，就不要使用」，加上近幾年熊光楷、遲浩田、朱成虎等共軍高層的黷武言論，似乎表明對準台灣的七百八十四枚導彈並非虛聲恫嚇，您以為如何？

    □：我認為，由於美國政府堅持台海和平，未來兩岸不可能再開戰。
    不願為竄改歷史者背書

    ○：近年由於東海油田的紛爭，以及歷史恩怨未得到合理解決，大陸官方與民間新聞網上主流意見是「中日必有一戰」，尊意如何？

    □：爭論還會繼續下去，但是打不起來，日本雖然擺出箭拔弩張的架勢，但它不能不看美國的臉色——日本是個沒有資源的島國，它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很深，美國不會對日本放任不管！

    ○：去年七月在香港舉行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原定邀請您出席，會前突然宣佈您因健康原因不克赴會，連在北京舉行的盛會都不見您的行蹤。香港民間報紙都說您身體十分健康，輿論界紛紛猜測是因為您會見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時講了真話，闡明八年抗戰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對岸有一撮保守派人士聽了不舒服，所以收回了請柬。

    □：我當時對BBC記者林楠森講，八年抗戰中，國軍將士傷亡逾三百二十萬人，付出這慘重犧牲不是為了國民黨，而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這段歷史不能因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而被抹煞掉。我到過蘆溝橋的抗戰紀念館，它敘述中共怎樣指揮空軍抗日，我說共產黨那時哪有空軍啊？國軍空軍勇士留下了十分悲壯的紀錄，例如閻海文擊落敵機後不幸被敵彈擊中，他跳傘落地後擊斃多個前去圍捕他的日寇，留下最後一顆子彈為國盡忠，他們卻隻字不提；我也看了上海的淞滬抗戰紀念館，其中百份之九十五都講錯了，我們國軍七十個師打了三個月，死傷五十萬官兵，粉碎了日寇「三月亡華」的夢想，可中共只講了一個姚子青營和四行倉庫，他們說淞滬抗戰依靠共產黨的遊擊隊與手榴彈，說是毛澤東領導了抗戰，那都是胡扯！全球反法西斯戰爭有三個戰場，其中中國戰區的主帥是我們的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和接受日本投降的都是蔣委員長，這是舉世共見的事實，誰也無法竄改。只有不折不扣地恢復歷史真相，才對得起抗戰八年犧牲的三千萬軍民同胞。如今中共還做不到這一點，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當然不能昧著良心去北京為他們背書。主導這件事的是中共中央對台辦的王在希，去年冬我和他在皖南見過面，他一笑泯之，看來他有難言之隱。

    確認張戎信口雌黃誣衊胡宗南上將

    ○：英籍華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的女兒張戎寫了一本《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已推出英、日文版，其中提到「胡宗南至死其身份仍是一個秘密。蔣介石晚年對自己的識別能力存疑，他的侍衛長郝柏村告訴我們：蔣提到黃埔軍校就很反感。該校曾是他的根據地，胡宗南和其他『鼴鼠』都出自黃埔。」據悉，海內外多數讀者對此抱懷疑態度。

    □：胡宗南上將一生忠於黨國，絕非什麼『鼴鼠』。我從未對張戎評論過胡將軍，那是她胡編亂造，信口開河。這種無聊的書，哄騙喜歡獵奇的外國讀者也許游刃有餘，但在台灣出版中文版是不會有人幫襯的，台灣人民教育程度高，深具鑒別是非真偽的能力。
    有人說，若無西安事變導致中共坐大，國民黨不會失去大陸，我卻不以為然。國民黨是以知識份子——記者、教師——為主體的政黨，她在基層工作、組織工作方面不落實，同共產黨那種嚴密的組織差距太大了，例如她治理中國大陸廿二年，連人口普查工作都未做好，由此衍生兵役制度不健全，這些都是她的致命傷。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必須承認，中共治理大陸半個多世紀，國力確實強盛了，太空飛船接連發射成功，青海至西藏的鐵路也修成了，我們大家都要向前看。

    ○：您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有何高見？

    □：海峽兩岸都應該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要把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民主思想同傳統的分權制度結合起來，突顯「人的重要」。

    民主是不可速成的，台灣的民主歷程就是一個重大教訓，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達一萬五千美元，我們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但是每次選舉總有人買票舞弊。儘管如此，我們今日對大陸擁有的優勢仍在於政制民主化，今日大陸上維權運動風起雲湧，乃是因為政治制度沒有現代化，跟不上經濟現代化的步伐。我們要珍惜這種優勢，所以前述弊端仍有待於清除。

    我希望馬英九主政後出現政治清明的局面。一般說來，英國式的民主制度比較健全，英國的殖民地獨立後都能做到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就相反，所以菲律賓、中南美、剛果等國遠遠不如印度、新加坡等國，這涉及軍隊不干政、司法獨立、民主素養、教育、經濟等等因素。英國在司法獨立上做得最好，英國殖民地獨立後就比法、比等國殖民地好，蓋因其司法有公信力。

    ○：最後，我想問，設若馬英九當選總統後，三‧一九槍擊案能不能破案？

    □：按照中華民國調查單位的公告，三‧一九槍擊案已經偵破了。但其結論啟人疑竇，據民意調查，多數民眾對結論存疑。設若馬英九當了總統，此案也甚難水落石出，因為發案現場被破壞了，有關證物都消失了。

何清涟：

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

[博讯论坛]

在中国那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资本向来居于依附地位。不过，资本的政治地位也分三六九等。国有资本是CCP的“亲生儿女”，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非国有资本则被权势集团视为 “螟蛉子”，但待遇也有等差。不仅外资与私营企业的待遇有别，即使都是外资，也得看其母国是什么神圣。尽管如此，精英们的处境与平民相关还是很大，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以来，精英们基本上是各安其位。即使小有抱怨，也在“两会”这种地方消化于无形。
但自去年“国进民退”大潮开始，资本开始向政治权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了。

一、在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资本不再甘当弱势者
2009年的“国进民退”大潮，由于政府的金融政策刻意扶持国企，不少私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断裂，衰落或死亡的不在少数。在危机煎迫之下，一些私企上开始表达了自己的失意与担忧。但今年资本的担忧与去年不同，先是Google于1月13日表达了对政府监管信息的不满，继而是搜狐总裁张朝阳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2月3日）发言，谈到了在不完全竞争与言论监管下中国资本的双重困惑。作为企业，他批评了中国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对创新与企业品质的严重妨碍；作为网络媒体，他指出中国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格和媒体理想的媒体组织，甚至批评中国政府的大外宣计划――即“政府组织的媒体‘国家队’进行全球品牌的推广是非市场竞争下的产物，注定虎头蛇尾，毫无竞争力”。他抓住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时下最喜欢的励志目标“与美国相比”，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在讲话的末尾，张朝阳指出，应该全面接受“在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观即竞争理念”。
张朝阳的讲话，让人联想到今年1月7日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纽约证券交所“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上的言论。秦晓的发言称，所谓“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这番话与张朝阳的话在本质上相同，都是希望政府不要过度介入市场活动尤其是资源配置，在经济领域实现完全竞争。
以上现象说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精英近年来以“入党”为时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但他们显然已不满足于充当政治精英的附属物，在人大政协“两会”中象征性地“共享权力”，而是要求将原来以政治精英为绝对权威的联盟格局，改变为两大利益集团权力相对均衡的“精英共和”。
必须承认，这种新诉求代表经济精英的一种新姿态，比起往昔资本对权力的无条件顺从与献媚，无疑是一种进步。如果这种利益诉求能够形成经济精英的共识，并转化为一种压力机制，促使新的制度建立，就意味着“精英共和”体制的达成。
二、实现“精英共和”的路有多远？
我曾在2000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盟。但联盟三方的地位并不相等，政治权力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由于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掌管着市场准入门槛，并充当市场竞争的最高裁判，因而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即使是资本――无论是外来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在中国也只得乖乖地服从政治强权，否则不是得不到机会，就是受到各政府管理部门的煎迫。
“精英共和”的诉求主要来自于非国有资本（秦晓算是官商中的例外）。中国政府对“资本”的态度内外有别，国有企业是“亲生儿女”（许多央企掌门人均是高干子女），政府对之倾尽了父爱主义精神，不计成本地喂养，因而造就了几十个巨型垄断型寡头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通讯之类。这些企业财大气粗，是中央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免不了有时翘翘尾巴。当它们尾巴翘得太高时，中央不高兴了，会让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喉舌发表文章，敲打一下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过后仍然关爱依旧。但对民营资本与外来资本就不一样了，总体上是当作税收奶牛，但在待遇上，绝对是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位恶后母的行径，在冬天给亲生儿子以厚棉衣，给前妻儿子以芦花衣御寒。
中共当然也知道需要扩大并加固统治基础。这些年来也尽量将人大、政协代表这类荣衔赏给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两会”因此成为“资本”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出口”。只是这“制度性出口”未必形成“制度性反馈”。说者自说，党却不一定听进去。比如对“国进民退”现象，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公开质疑其合理性，呼吁为给中国经济留下几条“鲶鱼”。这种建议其实已经不是强调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而是苦口婆心，从为了让国有经济保持活力留下一些竞争对手这点出发，即让民营经济“陪太子读书”之意，活脱脱一副口嗫嚅而未敢言之态。然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都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既然连这“问题”都不存在，党又何须对不存在的“问题”加以改进呢？而张朝阳此番讲话中有关媒体部分，更是直指党“维稳”的重要手段――钳制舆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态势之下，这番讲话中的思想，既不可能找到制度性出口，更不可能引起制度性反馈。
三、平民权利缺席的“精英共和”真能保证经济精英的权利？
其实“精英共和”的诉求也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原因不难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掠夺底层民众的生存资源（拆迁、征地），以及透支环境生态而实现的。这种超经济的掠夺导致中国人的生存权利严重受损，生存环境不再安全，由此引起的社会反抗非常激烈。为了“维稳”，中国当局必须不断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与资源汲取能力，其结局只能导致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与强化，形成寡头政治。这种政治绝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削弱权力、分享权力，只会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不断挤压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生存空间。
再往深里说，缺乏平民权利诉求“精英共和”格局，其实是缺乏根基的政治幻想。
社会成员权利有差别的“精英共和”在历史上也有过，那就是古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的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然更没有任何权利。而平民的权利与贵族相比，也是打了不少折扣的。这种“精英共和”体制下，国家虽然强大，但平民并不幸福。在有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民主政治之后，中国似乎也不应该再去摹仿古罗马帝国的精英共和，倾国之力供养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精英阶层。
还是简短点说吧。一个由占社会成员80％多的底层成员支撑的社会，一个从底层进入社会中上阶层的管道都已经被堵绝（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正在恢复身份型社会特征（即按出身来选择精英）的社会，只可能形成寡头政治，不可能达致精英共和。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的超强资源汲取能力是依靠国家的超强管制能力而实现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领域内“完全竞争的普世价值”与政治强权保证的资源掠夺特权不可能共生共存。所以，我很希望中国的经济精英在要求“精英共和” 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只有政治领域的普适价值才能给予“经济领域的普适价值”以切实保证，让私营企业主们痛心疾首的“国进民退”，就是中国“跛足改革”走到今天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要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为摆脱国企困境，解决资金饥渴时那种引进外资、发展私营企业时的急迫，再对比今天国企在政府全力扶持下坐大之后，各地就开始“国进民退”的情况，就可以对今后的非国企经济精英的处境作出预测。
“精英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其实很有市场，十多年前，一位张姓经济学家就有过名言：这个世界是由官员、企业家及为他们服务的“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精英”三类人组成。温家宝总理前几年在哈佛大学面对美国人关于“中国什么时候实行民主制度”的提问时，回以“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意即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之语。这句话倒也并非温总理首创，而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统治者常用常新之语。我也不想再花笔墨在此普及民主常识。今年Twitter举行微型网志征文比赛，邀请世界各地民众一人一句为民主下定义。而统治者眼中“未准备好”的中国人民之一员周曙光却以52个字赢得这场比赛。这52个字是：“民主就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组织在文明社会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游戏规则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实行民主制度这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上，中国人民早就“准备好”了，没准备好的其实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利益集团的高层精英。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2月11日，第19期
本文网址：/comment/data/2010/0214/article_157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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