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稼祥，共识网

　　有人不断在问，中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最近的外交如此强硬，像刚刚进入青春期？

　　售武器给台湾，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像美国政府的月经一样，到时候就会来，为什么这回美国政府来例假，中国政府捂自己的肚子？不过，不同的只是，美国政府的例假，这次来得早了点，有点失调。卖武器给台湾，通常是政府进入看守期送给美国军火集团的礼物，留给本党下届政府的遗产。奥巴马政府这次还在上台的蜜月期就打出这张王牌，据《纽约时报》说，是为了报复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被中国耍弄，并且对中国的伊朗政策施加压力。

　　一向身段柔软，行事低调的胡温政府这次对美国异乎寻常地强硬。某些美国媒体的解释是，谷歌的威胁和美国的两“T”动作（台湾Taiwan和西藏Tibet）戳到了中国的痛处，一方面是主流价值上的“言论自由”问题，另一方面，是“主权”问题。在它们看来，主权问题是中国巨人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死穴”，一旦被点，性命堪忧。

　　也有些别的解释。比如说，中国开始牛B，有站在世界巅峰上的晕眩感；也有的说，中国没有成形的有预见性的国际战略，被人弄痛了，就恼羞成怒，容易反应过度；还有的舆论认为，中美双方对掐，都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中国要缓解的，是国内病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味要对美国说不的压力。

　　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中国对美国的强硬，也可能是策略性强硬，既然美国执意在两“T”问题上“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为什么要在伊朗问题上为美国火中取栗？中国发的火越大，美国喘的气就越短。

　　中国有两大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两个轴心：一是主权，二是能源。前者较软，但冠冕堂皇；后者较硬，但只可意会。我们在伊朗有核心能源利益，必须维护，但又必须在大国责任和能源供应之间做出权衡。美国制裁伊朗，以道义为名，以自己的能源利益为实；中国要反对制裁，手里没有像样的道义牌可打。把伊朗制裁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外交纠纷，而且是涉及中国主权问题的外交纠纷，情况就不同了。

　　美国政府并不傻，知道中国对美国的主权外交是假，对伊朗的能源外交是真。于是，针锋相对地与中国玩起能源外交：先是国务卿希拉里呼吁沙特就制裁伊朗问题对中国施压，接着，能源部长朱棣文亲自出马，到访沙特施压。这玩的是釜底抽薪一招：试图让中国在沙特能源与伊朗能源之间取舍。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不过，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沙特石油最大买家，美国与沙特的石油婚姻已出现裂痕，中国作为第三者，一足已插到沙特皇室的婚房里，能乖乖听有可能成为前夫的美国摆布么？

胡星斗：两会应制止“国进民退” 2010/02/24

于泽远 北京 　　在中国“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召开前夕，去年舆论一度热炒的“国（国企）进民（民企）退”话题被再度提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近日发表文章，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 　　胡星斗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胡星斗说，中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万5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9万3000亿新元），估计今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环渤海五省区经济渐被国有官营化；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中国航空业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面临全军覆没；内蒙古、山西煤炭业推行国有化；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中粮入股蒙牛；河北钢铁集团成立之后，山东也迅速组建了钢铁集团，完成对民营钢铁的收购；国有企业纷纷巨款拿地，成为“地王”等等，这些国进民退现象“不能不令人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产生极大的忧虑”。 　　他分析，“国进民退”产生的背景包括：国有企业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权贵市场经济；中国一直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重构社会，政府继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民营企业长期被挤压，经营环境恶劣，经营活动不规范甚至违法，导致社会上对于民营企业的妖魔化，仇富情绪蔓延；“国进民退”有了虚假民意的支持。 　　同时，近年来“文革”式的极左思想回潮，“再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和“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而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其话语权、立法权以一纸行政命令轻松占有资源、吞并民间财产。 　　胡星斗强调，“国进民退”的危害巨大，它造成分配不公和严重腐败。国企利益的集团化妨碍了共同富裕：目前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不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亿万富翁的权贵与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并存，掌握话语权、立法权的国企“太子党”与数亿人口的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存。 　　去年以来，有关国进民退话题引发中国学界和舆论的关注。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国进民退”在总体上已经出现，例如国有企业除了在石油、钢铁、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试行垄断之外，还大幅度进军房地产业，四万亿解困资金主要投入到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项目，山西、内蒙古等地政府还大搞采矿业重组，导致地方国有经济市场份额扩大。 　　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和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去年年底都否认出现“国进民退”。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否认表明国进民退不大可能成为今年“两会”讨论的话题。 　　马建堂援引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说，2008年末，中国私营企业达到359万6000个，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加161万4000个。他强调，“国进民退”只是一些个别案例，总体上并不存在外界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私营企业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去年11月在接受搜狐网访谈时说，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政府和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的文件上，从来没有说过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他认为，“国进民退”的出现是因为媒体和一些企业家说得比较多，“媒体说多了，导致大家感觉好象就是这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和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去年年底都否认出现“国进民退”。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否认表明国进民退不大可能成为今年“两会”讨论的话题。

民工荒PK大学生找工作难：畸形的中国经济 2010/02/24

大旗 中国经济从来不缺畸形的现象，与大学生为找工作挤破头相映成趣的是，如今很多地方闹成了民工荒。媒体报道说，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万。南方企业纷纷到河南“抢人”，给本土企业用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本土企业，为留住熟练工人，早在年前已为员工涨了工资。不仅是河南企业，外省一些政府部门专门出台文件，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 可见，现在的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一个重要的根源是，内地工资也在提高，与沿海地区抢“劳力”，而如果沿海地区的工资还是很低，生活成本又高，而且离家又远，自然就变成了劣势。因此，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想以廉价的劳动力来压低产品成本，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显然是走不通了，这也是中国制造现实的难题。 还有有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农民工新生代知识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倒逼企业升级换代。事实上，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确实因为现在的民工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和义务教育的实施，素质大幅度地提高，客观上需要升级换代，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产品优势在于低端产品，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厚引起的劳动价格偏低，这也让国内消费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内需难以提振。而且，如果产业升级换代之后，如果服务业因为营业费的过高的因素和垄断行业没有足够的诚意开放，会踢出大量的劳动者，造成低端也失业，高端产业也找不到工作，那么，经济就会更加畸形。这就是我们搞产业结构升级的风险所在，但畸形的经济现象又迫使我们必须前行。 当前中国现在正在搞落后产能淘汰，依据是现在的落后产能过剩，对经济造成拖累，但奇怪的是，低端产能却能吸纳大量的农民工，而高级白领却面临着过剩的格局，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正常，而农民工却出现了民工荒。 这种互相矛盾的现象正是中国淘汰落后产能之所以艰巨重要原因。是的，我们现在是该非淘汰过剩产能的时候了，但我们也应当考虑，为什么我们的阻力这么大，是不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这些落后产能是不是真得落后，是不是出现了贴标签的嫌疑，淘汰落后产能会不会制造新一轮的失业潮，中国大规模的淘汰所谓夕阳产业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这些都需要我们再仔细厘清，否则，我们可能会步入产业空心化的怪圈。从当前出现的怪现状来看，我们的这种担心正是一种现实。 一些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也付出了沉重的进步代价。比如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贫民化比较严重，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贩毒吸毒和危及社会稳定的黑社会、暴力犯罪活动。我们正处于城市化起飞的阶段，民工市民化也刚刚开始起步，生活成本的增加反过来导致用工成本的增加，而用工成本的增加要么逼迫企业多使用新机器或者高科技来替代用工，出现“机器吃人”的返祖现象，要么是提高工资，削薄利润。因此，如今出现的民工可能是今后社会的一个常态，但高端性的产业如果难以有效的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可能使得本来在消费与投资就严重失衡的更加畸形。 这种畸形根源于经济体制还有待改进，特别是能够吸纳众多劳动力的服务业必须要减负，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壮大第三产业。当务之急是削减营业税，只有服务业壮大起来了，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也增强了国内的消费力，才能真正的保障国家的税收。 另外一个阻碍就业的是垄断行业开放度不够，甚至以各种各样高尚的借口大搞独断，这对于中国高端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也是造成我们当前有那么多的高级精英们找不到工作的重要原因。2006年曾有报道，一个电力行业的抄表工年薪10万元，舆论哗然。同年，有人把国资委管辖下的煤、电、油、运等行业，形象地称之为“十二豪门”。曾有人测算，2006年“十二豪门”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到4倍，平均人工成本最高达到每人12万。这样的垄断利润都通过地位的分配而不是能力的分配进入了私人腰包，岂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要想打破中国产业升级和总是在低端产品上具有国际优势的坚冰，从进一步开放垄断性产业的这一思路出发是可行的。 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生找工作难这样强烈刺眼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畸形已久的还有待改进的经济体制，这些体制都是改革的坚冰与长期容忍的怪胎，当容易改进的地方我们都改进了，现在是时候攻克这些难啃的硬石头了，是时候动外科手术了。相信通过打破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后，我们的经济才能融化掉更多的坚冰，让经济机翼更加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