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女子苏尔·蒂蕾

图为价值1800万英镑的“胖女裸睡图”

据报道，英国伦敦51岁女子苏尔·蒂蕾20年前在一家伦敦夜总会认识了现年85岁的英国著名画家路西安·弗洛伊德，尽管苏尔是一个身材臃肿、严重超重的肥胖女子，但弗洛伊德后来仍然请她充当了总长9个月的裸体模特，并以她为原型画了一幅“胖女裸睡图”。这幅以苏尔为模特的裸体画将于下个月在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正式拍卖，它的拍卖价格有望高达1800万英镑！这幅裸体画将成为一个在世艺术家被拍卖的最昂贵画作，并且由于画中人苏尔仍然活在世上，所以它也将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活人裸体画。

据报道，现年51岁的英国伦敦女子苏尔·蒂蕾是一名身材臃肿、严重超重的肥胖女子，她一直在伦敦西区的“就业服务中心”内工作。20年前，苏尔在一家伦敦夜总会首次遇到了现年85岁的英国著名画家路西安·弗洛伊德，苏尔和弗洛伊德拥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行为艺术家利·波维利，尽管苏尔的身材毫无美感，但波维利告诉苏尔，弗洛伊德很想请她充当他的裸体模特。

上世纪90年代左右，苏尔在几年时间中零零星星地给弗洛伊德当了总共9个月的裸体模特。

1995年，弗洛伊德为苏尔成功画完了一幅躺在沙发上的裸睡图，这幅“胖女裸睡图”被弗洛伊德取名为《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苏尔说：“为了给这幅画当模特，我在两年时间中只休了3天假。他每个周末都要求我去当模特，所以我连度假都不行，因为我不能晒黑皮肤。为这样一个艺术家工作真是太奇妙了，他对每件事情都拥有自己的观点。”

然而令苏尔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弗洛伊德画下这幅画后，一名欧洲收藏家买下了它，日前，这名欧洲收藏家决定于今年5月13日，在美国纽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将这幅“胖女裸睡图”正式拍卖，专家估计，这幅2米长、1米宽的油画将可能拍卖到 1800万英镑左右的天价！

新华网

中国“治道”之变：“维稳”体制隐然成型 2010/03/08

按：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就观察到，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的地方，而可能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 这正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实现了数千年历史上未有的经济增长。当改革开放走过而立之年，现代化进入“下半场”，中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转型的关键年头，社会转型的诸多风险，考验着中国领导层的智慧。 这将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政府的良治，实现国民与国家的共富，仍然要靠变革。但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变革之路如何进退，并无经验可循。 南方周末推出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本期聚焦“2009中国治道变革”，描述过去一年中，中国的执政者在治理思维和手段上的变化。我们将其分为维护社会稳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和县治、外交等方面；我们同时也将关注富有代表性的地方省份去年的典型动向和施政特点，它们是山西、重庆、上海、内蒙古，以此立体记录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中，中国的“治道”变革。 【“维稳”】 体制隐然成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发自北京 治道变革：经过四年的摸索，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的“大风大浪”，中国的维稳模式，大体已经完成了从战略构想到技术手段，从理论摸索到实践创新的转变。 刚刚过去的2009年，相比“极不平凡”的2008年，维稳压力毫不逊色，而投入的人力，物力甚至更多。 几个标志性事件中，新疆“7·5事件”比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更暴烈；“石首事件”无论持续时间，聚集群众的数量，乃至为了平息事件所投入的警力，都比2008年的“瓮安事件”规模更大；而“60年大庆”的安保标准，虽被普遍认为“沿用奥运模式”，但投入更多，规格更高。 从2005年底开始，几乎每一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围绕“维稳”展开。经过四年的摸索，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的“大风大浪”，中国的维稳模式，大体已经完成了从战略构想到技术手段，从理论摸索到实践创新的转变，并隐然成型。 维稳的奥运遗产 2008年9月24日，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刚刚结束，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就第一次提出，要把“奥运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孟建柱表示，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坚持军警民“三位一体”、协调联动：“全面打响奥运安保人民战争。”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2009年第四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要把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去，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提高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控制力。” 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河北省本级财政为奥运安保及相关基础设施投入2亿元，其中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 同时，中编办亦特批5000名民警名额，用以充实“护城河工程”警力。而根据其规划，从2008年开始的三年内，河北省三级财政还将投资49.5亿元，继续完善“护城河”工程和河北的公安基础设施。 而“安保志愿者”更是在国庆安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保志愿者的任务是，“24小时轮班”，“开展治安巡逻、调解矛盾纠纷、对重点人口进行教育管理、对油、气、电、水等重要设施进行守护。” 《河北日报》报道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募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在国庆期间，有多达78.8万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安保的第一线。 同时，2009年河北亦开始将这一“志愿服务”的形式扩展为“长期机制”，通过共青团河北省委发起“我是应急志愿者”活动，而这一活动，也列入了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定期公布招募人数。截至2009年底，河北省又有三十余万人加入了这一“应急志愿队伍”。 与传统的“人民战争”形式不同，现代的“志愿者”形式的发动群众，专业性要求更高，其培训、组织、活动等都需要财政支持。根据河北某县的“我是应急志愿者”的招募通知，该县一千多人的指标被分配到县政府各机关、工作部门和下辖各乡镇，主要从公务员体系内部招募。 而同样的模式，依然能够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中看到。而现在全国各地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中，也越来越重视这些多和体制内有关的“志愿者”的功能。 “主动维稳”更细致 2009年6月出版的《半月谈》杂志中，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我一直强调不能把民众的维权抗争活动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击或镇压，而要看做是可以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 事实上，早在2008年末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就提出，2009年的政法工作“要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 正是依循这一思路，此前长期不被重视的“人民调解制度”从2006年开始焕发了新生，并在2009年里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开始大量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等机构，直接进入社区，而且都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雇佣大量专/兼职“人民调解员”。 根据《法制日报》报道，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2009年间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有人民调解员18442人，人民调解员占人口比率也是1%。；深圳市则在今年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力推人民调解委员会“进社区”，“进法庭”，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建设人民调解委员会2140家，招募人民调解员17200多名。 实际上，人民调解员不仅担负着调解的职责，也担负着向政府及时通报维稳信息的责任。在“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2009年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团结、发动广大会员积极开展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工作，健全、完善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分析、反馈机制，准确了解掌握矛盾纠纷信息，对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或有群体性倾向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妥善处置”。 报送信息甚至也列入了新修订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成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一。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主动性预防性为主的维稳工作，将更加倚重人民调解员委员会这样的组织。 增加的维稳经费 2010年1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发生“安顺枪击案”，事件发生以后，当地政府一方面一口咬定死者是“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警方击毙”，同时又迅速与家属达成和解，支付高达70万元的赔偿，相当于坡贡镇三年的财政收入。 《检察日报》的时评说，“如果死者无辜，政府财政即便倾家荡产，也难以使他们瞑目。如果死者有辜，70万元补偿岂非令警徽蒙羞？”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要求防止群体性事件和信访过程中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倾向。但在各地信访维稳一票否决压力之下，加上近两年来的“奥运安保”，“国庆安保”中的高标准严要求，基层政府“花钱消事，息事宁人”之举也多有无奈。 另外，无论是继承奥运体制，组建更多的维稳力量，加强公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加强社会管理，甚至“大接访”，“大调解”等形式预警，化解矛盾等，维稳工作的逐渐铺开，都要求政府有更多财政投入。 就本报记者查阅的各地的2009年维稳工作总结中，都专门提到解决长期上访问题的“专项经费”，而各地公布的数据中，也多有体现出因为“维稳”而增加的行政成本。 2009年底，云南省在其全省的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从2010年开始，将把全省的人均综治经费标准提高一倍。《法制日报》在2月份报道说，2009年财政收入为1500亿的辽宁省，则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公布223.2亿为维护社会稳定支出，比2008年上涨15.5%，相当于拥有4500 万人口的辽宁省每人为维稳支出500元。 【中央与地方】 地方扩权冲动不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特约撰稿 贺军 发自北京 治道变革：地方若是能拿到新的区域规划，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动用土地、利用特殊政策。地方在争的，是更大的发展权与资源配置权。 2010年开年，就传出数千家驻京办将被撤销的消息。中央向以与中央重要权力部门建立良好关系为己任的驻京办系统“开刀”，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规范化的“绿色信号”。 在乐观者的各种阐释中，“驻京办”的撤销将会削弱地方影响中央转移支付的能力，也会为两者间关系的法治化打下基础。 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一顺应民意的举措，并未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事权和财权的制度性调整。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另有重点。 发展权与资源配置权 2009年，被称为区域发展规划的跃进之年——国务院已经批准、已同意待批的较大型的区域发展规划14个，平均每月超过 1个。海南国际旅游岛、安徽城市带、甘肃循环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时间之密集，种类之繁多，十分罕见。 这些区域规划的出台，是中央与地方合作的结果。一方面，中央为贯彻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制定了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另一方面，地方也在此基础上制定地方性、区域性规划，并经由此得以进入国家层面。 10年之前，当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始，中央对地区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就在加强。但是，2009年的规划“大跃进”，除了延续着中央近年的思路外，也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 去年为保增长，中央除了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还动用其他手段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上述的区域规划就属此列。 对地方而言，4万亿投资和“保增长”政策，正是不容错过的机会。“要项目，不如要规划”成为诸多地方官员们的共识。 逻辑上，这是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延伸。 过去，在地方开发区和招商引资模式中，引入的投资项目都是单一项目，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解决“点”的问题。这一模式正逼近瓶颈，以土地资源、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特殊政策，其作用已经基本释放完毕。 多年来，当各地在投资项目的竞争上越来越激烈，地方政府不得不另作他想。若是能拿到新的区域规划，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动用土地、利用特殊政策。地方在争的，是更大的发展权与资源配置权。 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的突破。在新的区域规划之下，行政区划调整的难度将被大大降低。上海的调整就是对此的注解之一。去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上海市便正式将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这使浦东新区的面积增加了近60%。 而对于中央来讲，既然不可能直接向地方让渡大幅的财政利益，那么，区域规划就变成中央与地方平衡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辛向阳看来，这一趋势正在不断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化。 但是，这一趋势背后亦有隐忧：众多“块状”的重量级的区域规划，可能会与国家层面的长远发展规划发生摩擦，或是导致局部性的投资过热、资产价格的猛涨。 地方的财政扩权冲动 进入2009年，“万亿GDP”的省份已经超过13个。其中，广东、山东、江苏已过3万亿。这些省份，不仅有体量比较大的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越来越复杂的事务，存在着扩大财权、使之与事权相匹配的现实要求。 更多的省份加入“万亿GDP”俱乐部，无疑将使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在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一季度时，中央政府为了部分解决经济刺激计划的融资需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总额2000亿元。 地方债的额度与用途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其象征意义大过为地方财政带来的实际影响。尽管如此，却已被视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中的一个缩影。 2010年新年刚过，中央调控房地产行业的“国11条”出台。34天内5道连环金牌，中央政府前所未有地紧凑出手调控房价。 但地方政府却纷纷出招延续“救市”逻辑。就在“国11条”公布的当天，杭州市也出台政策，给140平米以下的商品房买卖以1.3％的购房补贴，同时购房入户政策仍旧延续。青岛市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宣布：除二手房转让营业税优惠外，原有所有优惠政策均顺延一年。 相比2008年，这次地方政府显得更为大胆。 随着今年“两会”的到来，中央和地方间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讨价还价，也越发受到各界的关注。已进入中央调控视野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很可能成为“两会”上无法绕开的话题。 2009年，地方的天量信贷导致融资平台的风险激增，致使央行和银监会已将其视为今年整肃的三大金融风险之首。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亦就此敲过了警钟，银监会针对它的紧缩政策更是接连不断。 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已将“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今年宏观政策方面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010年元旦后不久，财政部等部门，向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人下发了一份特殊的调查问卷———“政府负债调查表”。从初步反馈的结果来看，在从省级向市、县(市)和镇(乡)逐步下解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数字让中央深感忧虑。 在分税制改革的16年之后，新一轮围绕财税体制改革的争论，或将在地方财政遭遇危机的背景下展开。 【外交】 韬光养晦 全球参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治道变革：对溢美之辞和相应的“责任陷阱”，中国保持清醒，牢牢地将自己定位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以在外交博弈中最大限度地进退有据，维护国家利益。 过去一年的中国外交，很多观察者都形容为“高潮迭起”。 2009年，在金融、气候、军事、反恐和能源等各个领域，中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投身国际事务，参与全球治理；而世界也正在习惯一个向来有些沉默的“旁观者”转向积极发声的“发言者”，甚至赋予中国成为“领导者”的更多期待。 2009年7月，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针对中国外交工作发表讲话提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被人们概括为中国外交“四力”。 海外舆论随即猜想，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外交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更多展现“有所作为”的大国风范？ 朝核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舞台　CFP/图 与美国“硬碰硬”? 中国外交开始跳脱温文内敛，而不断展露大国底气。从2009年年初温家宝的“环法之旅”，到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支持以“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再到“七五事件”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严厉表态，让人目不暇接。 然而人们却也发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长久以来用以批评西方国家的词汇——“傲慢”、“霸道”、“不合作”，甚至“殖民主义”，反被西方媒体拿来扣在了中国的头上。 行至2010年初，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的“蜜月期”似乎也划上了休止符，人民币汇率、对台军售和达赖等问题接踵而来。对这些中美之间的“陈旧话题”，中国政府意料之中地给予了美方措辞严厉的批评，并推出一系列制裁。 在汹涌的民族情绪之中，强硬派的学者似乎还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现在是到了与美国“硬碰硬”的时候了，中国也应当去伤害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用各种手段“让美国人感觉到疼”。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海滨指出，这是当下多元社会的一种声音，让西方社会有所知觉是一件好事，但具体到中美关系来说，中国可打的牌并不多。 “毕竟，如果美国打台湾牌、西藏牌的时候，更多涉及的是中美双边关系，但如果中国在外交中用伊核、朝核，或是气候变化问题钳制美国，却都涉及到多边外交，牵涉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张海滨说。 妥协的艺术 以2009年全年而言，无疑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是世界多边外交的焦点，也可以成为观察中国外交的重要场所。 时任中国副外长何亚非在会议中直斥美国气候代表“缺乏常识”，以及温家宝派何亚非参加与奥巴马等元首的会面等事件，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对美国的“侮辱”。 不过在张海滨看来，“中国并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责任的大和小、多和少，是博弈的一个焦点”，“中国目前来看更愿意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领导者”。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评判与中国的自我认知差距似乎在进一步扩大。温家宝去年曾多次公开反对“G2”提法，也反对“中美共治”论，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尽管世界越来越多地期待中国在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却对种种溢美之辞和与之相伴的“责任陷阱”保持了足够的清醒，牢牢地将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如此中国才可以在外交博弈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进退有据，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是看各方有多少实力然后寻求妥协的艺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锋教授说，“中美双方在彼此关系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操作上都有可改进的余地，我们的手法有时也显得粗糙……比如反对对台军售，我们完全可以先做出一些对台湾的和平举措。越是要强硬才越要事先做好铺垫，作出哀兵的姿态。” 在中国逐渐开始享受“大国崛起”带来的自信与民族自豪感的同时，“百年屈辱”的烙印还未完全消褪。作为内政的延展，中国外交也必然遭遇不同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抵触和不信任感。 于是，这时来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哲学仍不失为中国外交面临险滩和风浪时的有效提醒。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韬光养晦并不是指我们现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若干年后实力强了再报仇、再恢复帝国的地位，它是指‘不当头’，成为大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力增长也要避免民族狂热。”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必须在很多的新的领域和议题上发挥作用，并且要更加积极主动，而不像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动应对式地解决问题。”王帆说。 【县治】 中央“县治”政策密集释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治道变革：处于矛盾和问题集中点的县政，在政权系统内被边缘化，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处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忽然之间，“县治”一词成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关注的热点词汇。一个近乎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的县级治理单位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与之相关，中央对县治的重视亦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地重视县委书记”，高配县委书记，加大县委书记的提拔力度，县委书记一职的任命权以后收归省委；特别强调加强县一级纪委的作用；前所未有地中央一级大规模培训县级主要官员——县委书记大轮训、三千公安局长进京受训、县级纪委书记轮训等，去年密集展开。 其中，“维稳”不仅是县公安局长“进京培训”的重点，也是中央对“一把手”县委书记耳提面命的重点内容。 官方对县级官员的重视表现得可谓声势浩大。 关注中国治理的学者，则纷纷将基层关注单位由“村级选举”、“乡镇改革”上移至县一级。更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政治改革从县一级始”的观点。 大部分人对“县治”格外关注的起点，似乎都可归追溯至2008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地方性恶性群体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群体性事件的著名专家单光鼐，在研究了最近几年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后总结，这些事件基本发生在县域一级。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县域环境出了大问题。 继“村民自治”，政府作为一级政权退出村级后，2005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及乡镇改革，使乡镇一级政权进一步弱化。乡镇干部在与农民的恶性关系基本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与农民开始疏离。 用长期研究村治的学者贺雪峰的话来说，“乡镇干部和农民原来是吵吵闹闹，但是天天在一起，农民有什么需求还是知道的。现在是两张皮，很多时候下面发生了什么，上面根本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基层矛盾转移至县一级。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20世纪的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共产党执政后重建了中国政治的整个构架，国家政权到达县级以下，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政权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大幅度下放到省级，县政成了各省的省内事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 在时间的推移中，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这种状况下，处于矛盾和问题集中点的县政，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处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 目前，中央政府这一轮的“县治”政策释放刚刚开始，仍放在拉近县一级与中央政府的距离上——无论是通过省管县实现更扁平化的层级管理，还是通过大规模中央直训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一个引人关注的制度性变化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央已经明确表示，这一政策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事实上，目前正在各地推广的“省管县”制度，从政策出发点来看，与这一轮克服治理危机、“保稳定”为主的“县治”改革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广东浙江等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很多乡镇成为了专业化的生产基地，一个镇的发展，可能并不比一个县城差，一个县级市不比一个地级市差。资源获取能力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层级。 将这种财政扩权模式推广到经济结构完全不同的内地农业县，能否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经济和生活空间，尚待观察。内地农业县经济扩权后，很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县级小工业和“经营县城”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兴建面貌与地级市相似的新县城。 长期关注基层政治生态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提出了一个较系统的县治方案，即将“县”作为一个自治单位，给予县一级政府更为充分的权力，同时通过选举从下面约束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从外部进行约束。 考虑到中国村级选举及自治实践十多年来的现状，以及乡镇一级直选仍处于试点推进状态，即使中央政府愿意采纳这样的方案，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惯性，在可预见的近期内，也只可能在小范围进行试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的中国县治思路，目前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他虽然也提出由于风险较小，县一级是推广民主改革的好的切入点，但主旨是放在加强中央与县一级政府的联系上。事实上，这也与中央政府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有相互呼应之处。 【司法】 调解复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治道变革：新一轮的调解运动正在无声地复兴，探索了十年的司法专业化改革，在这个历史时刻忽而就开始了怀旧。司法改革迈向了决定大方向的十字路口。 14年没有一件错案，没有受到一次投诉，没有引发一起上访。江苏靖江法官陈燕萍在春节前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模范法官”。这位剧团演员出身的基层法官因为“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实现哪怕百分之一的调解可能”，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专门为她组织的事迹报告会上，她得到了中央政法委领导的接见。 这个榜样的出现是对过去一年中国司法之变的生动注解。深受诉讼和信访重压的中国法官，在最高法院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方针下，正放下手中的法槌，苦口婆心地通过调解来化解社会矛盾。 新一轮的调解运动正在无声地复兴，探索了十年的司法专业化改革，在这个历史时刻忽而就开始了怀旧。一位法律学者说，法院的角色似乎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纠纷的调解中心，与建国初期的以便民为目的调解运动相比，似乎历史的车轮在经过50多年的旋转之后回到了原点。调解，调解，再调解 2009年是河南法院的“调解年”，上半年河南省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调解的达到了62%，这意味着5个案件中有3件是被调解的。“这种‘和稀泥 ’的调解会不会影响司法的权威性，会不会浪费法院资源？”对于外界的争议，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回应，“司法权威不是看坐的堂有多高，拍的惊堂木有多响，而是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这位去年的“明星”院长说：“如果群众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上访到中院可能需要100元，上访到高院可能需要1000元，可能还会去北京上访。一起案件来来回回十几二十年，这算是节约资源吗？” 在河南许昌市鄢陵县，2008年2900余件案件的调解率达到85%，其中两个法庭实现了100%的调解率。这组罕见的数字在2009年变得常见起来，调解结案在各地都出现了骄人的数字。“调解率”、“撤诉率”、“和解率”则成了悬在中国法官头上的利剑，他们必须要为提高这些数据而绞尽脑汁。 一位基层法院的观察者说，对那些到法院打官司的人来说，要不要调解，本来是个自由的选择，而现在被热情的法官催促着，甚至带着点“强迫”，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调解。 2009年3月，最高法院强调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此，“调解”成为法院的核心符号。各地调解的先进典型层出不穷。诞生了陈燕萍的江苏省，一直是调解结案的先进省份。这里的法院实行了从头调到尾的机制：做到立案调、送达调、庭前调、庭中调、庭后调、庭外调、判前调。 事实上，多元化解纠纷的主导思路并不仅仅体现在民事案件上，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也出现了审判以外的解决方式。2007年成立的洛阳市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委员会，在去年推广到河南全省。该委员会由法院主导成立，市长或常务副市长任主任，专门化解重大、阴暗、复杂的行政案件。去年一年，河南省利用这一平台解决了260多件重大行政案件。 无论是山东的行政诉讼圆桌审判模式，还是武汉市洪山区的联席会议制度，都强调解决行政纠纷不是法院一家单打独斗、包打天下的事情。认真总结普遍问题，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而不是用判决认定行政违法。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008年，河南这个上访大省赴最高法院上访的人次从前三名降至第八。对党委政府要员出身的高院院长张立勇来说，调解只是工作方式，无赴京上访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2009年的司法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强调为维护稳定服务。8月，中央政法委强调“案结事了、息诉罢访”，各地政法机关由此兴起了“大接访”运动。 去年下半年，河北省成立了全国首家“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这个整合了公检法司等政法资源的部门，半年内就受理了千起案件，在错案的纠正上，比传统的申诉更为高效。“大接访”被不少学者认为是解决信访压力的权宜之计，但河北经验迅速被“追随”，各地“接访中心”陆续建立，一些省份还将“联合接访”延伸到房管、国土规划、城管、教育、公安、法院、司法、卫生等“热门”单位，保证每天都有领导到中心接待投诉。 一些学者对这种司法信访化的趋势感到担忧，认为司法的权威性、中立性、终局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司法难以被公众信仰和信服。一种观点认为，“大接访”意味着司法机关消极的审判职能，在向积极的维稳行动转变。 这一思路在去年风起云涌的公共事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邓玉娇”案最终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处理方式告终。重庆打黑中，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权力的对抗者 ——律师，受邀聘请为警方的法律顾问，专案组的统一领导公检法集体办案，在法院审理期间仍然主导着案件的进程，律师辩护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等等，如此种种，爆发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激烈对抗。而辩论结果是，超越程序正义的打黑战果得到了民意的广泛认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众多的矛盾与纠纷，在短时间内以膨胀的方式摆在了司法机关面前。而中国司法面临的问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摆在面前。一种是从制度、体制角度入手，借鉴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制度经验，另一种是回到中国传统资源中寻找“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在2009年群体事件集中爆发，矛盾冲突激烈的背景下，司法与行政更多地走向了联合。司法改革是否走了回头路？这是不是一场学者贺卫方所担心的把 “司法” 改没了的司法改革？刚刚发布了2009年中国司法改革报告的学者徐昕给出了结论：司法改革迈向了决定大方向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