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令人震撼的钢琴曲 [克罗地亚狂想曲] 马克西姆演奏

中国人也不相信眼泪：寻回逝去的公平和正义2010-03-19 16:27

亚洲周刊 邱立本

中国人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女工，不惧逆境，要用努力和智慧，寻回失去的公平和正义。

今天的俄国就是明天的中国？再向俄罗斯学习，成为今日中国难以回避的课题。当中国还在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面对曾是“社会主义老大哥”的俄罗斯，就像面对昨日和今日的镜子，照出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凉。

中国人的无奈就是赫然发现，30多年来各方肯定的改革开放，竟是让社会主义精神流失的历程。在全民迈向富裕生活的旅程中，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品出现新的阶级歧视，偏远农村和城市底层民工的孩子会因为贫困而失学。90年代至今所兴建的希望小学，其实正反映基础教育体制崩坏的绝望，需要香港和台湾及全球华人的捐款。在五六十年代及文革的泛政治时期，教育是歧视“地富反坏右”，今天在平反之后，则是逆向的歧视——歧视共和国赖以成立的工农阶级。

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悲凉。迎来了市场经济体系和开放的氛围，挥别了教条和阶级歧视，但却在自由解放的愿景中，歧视底层，导致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等公共品与最需要和最无助的群体绝缘。而电视剧《蜗居》所揭开的残酷现实，引起全国的中产阶级共鸣，更不要说畅销书《蚁族》所描述的北京唐家岭的大学毕业生的生存状况，也让前往调研的政协委员落泪。

但中国改革会相信眼泪吗？当年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描绘地区与阶级的差异所引起的不公平，但弱势的女工却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在逆境和沧桑中，不断学习和提升竞争力，终赢得了最后的笑容。这部在1979年所拍的电影，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就因为它展现了普世价值，引起了苏联内外的巨大共鸣。

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中外记者会中，公开表示中国仍需追求公平与正义，也引起了神州内外的巨大共鸣。但没有人会低估改革的难度，要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改革上，达到今天俄罗斯的水平，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关键是当前财富和资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都千丝万缕，也在呼唤新的思维路径，要冲破权贵资本的傲慢，也要冲破对自由经济“市场万能”的迷信。房价飙升的背后是某些财团的“屯地”。官商勾结所获取的暴利，和老百姓的蜗居和蚁居的痛苦，形成强烈的对比。

但中国人在泪眼中看到公民社会力量在网上兴起，落实温家宝所强调的舆论监督，让老百姓可以形成一种网络气场，对傲慢的权力加以制衡。这次两会中的“李鸿忠事件”，网上揭开这位湖北省长镇压民间知情权的真相，指他公然违背温家宝对舆论监督的期许。网民的串联和联署公开要求他道歉和下台，带来政坛的“震撼教育”。

因为中国民众不相信眼泪，他们不再乞灵于长官的意志，也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幸运之神来临。他们倒是要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女工，不惧逆境与沧桑，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寻回失去的公平和正义。俄罗斯的镜子，不仅照出中国的尴尬和哀愁，也照出了中国的能量和希望。

转嫁危机，围剿中国：压人民币升值仅仅是开始　　 2010/03/19

转嫁危机，围剿中国：压人民币升值仅仅是开始　　 最近几天，压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闹剧是越来越好看了，特别是美国的议员大人们闻风而动，一哄而上，群狗齐咬，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从种种迹象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有预谋、巧策划、分步骤的系统行动，很可能要导致一场摊牌。针对事态发展，中国的专家学者们照例是要来一通“新瓶装旧酒”的，什么美国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奥巴马国内政策的需要云云。即或期间夹杂着一些小骂，但也绝不会骂到伟大神圣的奥巴马头上，即或骂，也是骂中有期待、骂中有肯定，来一个小骂大帮忙。恨不能冲进美国国会，为美国政府两肋插刀，以解其围。总之，他们准备把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当作一场闹剧来处理，准备把这个问题搅得越糊涂、越模糊越好，用一个海派的词就是“捣浆糊”。他们不愿或者根本不想去揭示这一事件的本质，更不想进一步揭示这个问题的发展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 　　 这难以让人苟同。我们认为，对于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绝不能简单看成是中美经济关系领域里的问题，甚至还不能简单看成是美国指挥中国、中国要不要围绕美国指挥棒转的问题。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首先是一种阴谋的危机转嫁，而隐藏在这个危机转嫁后面的，则标志着美国已开始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剿”　　 　　一、转嫁危机，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本能　　 　　在固有经济周期规律的制约下，资本主义每隔一个时期就要爆发经济危机，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与初期资本主义不同之处在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每有经济危机发生，帝国主义国家总要千方百计地予以转嫁，把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损失转移到殖民地人民头上，这既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本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屡次发生，具体情形，熟悉经济史的人不妨进行一番简明扼要地梳理，一定会更有说服力。　　 　　帝国主义发展到巅峰的霸权阶段，这个本性与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就改 “性”了呢？前一个时期“全球化”、“一体化”大肆鼓噪时候，许多人都这么以为，因为霸权主义看起来是这么和蔼可爱，是这样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嘴上说的又是那么漂亮，那一定是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于是，中美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承受不了爆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云云，弥漫在神州上空，覆盖着华夏大地，专家学者之喋喋，几如麻雀之啾啾，声噪满天，盈目塞耳。但是，我们说，霸权阶段的帝国主义动辄转嫁经济危机的本性与本能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老牌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了，这是有事实为根据的。二战以后，在几次较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关头，美国都曾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特别是1971年废除美元的“金本位”制，美元更成了赤裸裸搜刮世界人民财富的工具，成为转嫁美国经济危机直接而有效的手段，高速运转的美国印刷厂印刷出越来越庞多的纸币，并把这些纸币输送到全世界，而换来的则是世界人民的血汗产品。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着美元的印刷规模以更快的速度、以更大的规模膨胀，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转嫁自身危机的力度，加快掠夺世界人民财富的步伐。　　 　　 二、中国是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主要对象　　 　　 无限膨胀的美元掠夺着全世界的财富，这是通过经济贸易实现的。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直接输送，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是间接输送，哪个国家手里的美元越多，哪个国家向美国输送的劳动产品就越多，受美国掠夺的程度就越严重。对美国来说，不管美国的进口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有多大的贸易逆差，美国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只要以更大规模、更快的速度印刷美元就可以了，这个世界不会有美元买不来的东西。　　 　　这样一种以纸币交换实物的关系，规模以中美间为世界之最。一直有人为中国手里的巨额美元外汇而沾沾自喜。普通老百姓不明所以，也直观地以为，美元是钱，而钱就是好东西，就是宝贵有用的，难免从生活经验出发去衡量经济现象。事实上，包括美元在内的一切纸币所代表的都是虚拟的和可能的财富，纸币不过是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凭证，本身非但不是财富，其实用价值甚至都不如一张手纸。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不行的，这会给经贸往来带来消极影响，但外汇储备持久居高不下，则意味着是在以产品换纸币，以实物换虚拟，恶性循环，早晚有滥在手里的那一天。美国人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不是一语中的吗？　　 　　大量印刷纸币是美国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主要受害者是中国。但就是这样美国仍然还无法应付危机的不断加深。大量印刷美元、泛泛地向外转嫁危机现在已显得太慢了，有点缓不济急了。他们现在一方面需要继续只争朝夕地印刷美元，一方面还要抢夺世界商品市场，迫切需要把与美国争夺商品市场的国家打下去，这个国家应该是谁呢？打击谁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呢？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美国已经把目标聚焦到中国的身上，具体的措施就是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让中国手里的美元缩水，一方面压迫人民币升值，不仅将增强美国及西方与中国争夺世界市场的能力，而且也将严重打击中国的制造业，收一箭双雕之效。　　 既然希望寄托在人民币升值，那是不是只要中国坚决顶住不答应，美国就将无计可施了呢？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美国是不会停止追求霸权利益的，既然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个手段为美国所急需，那它一定就要用足、用够、用尽，不达目的不罢休。下一步，美国将会调动其全球资源为这个目标努力。　　 三、转嫁经济危机仅仅是战略“围剿”的开始　　 既然这样，那么是不是只要中国让步，答应美国的要求，把人民币适当升值，就一切矛盾烟消云散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无论如何，一定的经济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经济问题毕竟不涉及国家主权，不关乎发展模式，不冲击制度体系，大概算不得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一步呢？ 　　 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解决起来倒也容易了。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过冰山之一角，在这个表面的一角下面隐藏着的，是惊人的战略冰山，这两座巨大冰山正难以避免地走向撞击，经济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展成为政治危机。资本家之间狗咬狗咬到一定的程度后，他们就要开始向外转嫁了，这次美国国会两党联合起来向中国咆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旦资产阶级开始向外转嫁政治危机，全面、全方位的进攻号角就吹响了，战争的危险也就随之降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已为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屡次证明，这个危险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压人民币升值，转嫁美国的经济危机，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不过只是新形势下美国战略攻势的一个具体举措，这个举措与对台军售、接见达赖喇嘛、谷歌问题等一起构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第一轮打击。可以预计，更强大、更有力的“围剿”攻势即将来临。　　 　　这会带来怎样的战略冲击呢？　　 　　这是全面综合的战略对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对台军售的时候，有人声称，只要反制有力，将美国打狠打痛，就可以不虞将来了。更有人乐观地评价，这只是中美关系的“怪圈”、“钟摆”或者“魔咒”而已。他们就是不想承认，这深刻反映着中国目前所面临着的战略困境。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战略“围剿”，而中国现在不仅被动应付，而且还要患得患失地权衡轻重：反击轻了，怕美国更加狂傲，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意思都没有，国内老百姓还一通瞎嚷嚷；全力反击，打出重手，又害怕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专家学者们还一通“不要斗气”、要巩固中美关系体制性成果的呼吁，真所谓左右为难啊！按照目前的情形，如果不进行全面的顶层的战略策划和设计，如果不从总体战略的角度进行化解应对，大概只能是小步后退，争取即保全面子、又顾全大局了。而这样做，恰恰是专家学者们梦寐以求的。　　 　　要问，这样就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吗？这样就能最终实现与美国接轨、融合吗？窃以为，这样应对，非但不会实现什么“全球化”、“一体化”，到最后终究会有退无可退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大概只能负隅顽抗、做困兽一斗了。　　 不过现在盛行动物保护主义，困兽不死，或者只会被拔掉牙齿吧。　　 我说的只是或者，而且也不准备负任何责任。　　 zhang88

辣椒城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培养军政人才的陆军军官学校。5月5日，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同年11月底毕业。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先后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在此情况下，赵子俊、蒋先云、李之龙、张其雄、刘畴西、张隐韬、唐际盛、陈赓、赵枬、李汉藩、荣耀先、游步瀛、谭鹿鸣、宣侠父、董仲明（董朗）、彭干臣、白海风、郭一予、王逸常、伍文生、黄再新、周启邦、洪剑雄、赵自选、刘云、杨其纲、文起代、江镇寰、樊崧华等29名共产党员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校期间，进步青年蔡申熙、曹渊、陈烈、陈述、陈启科、陈选普、陈子厚、戴文、刁步云、冯达飞（冯洵）、傅维钰、顾浚、郭安宇、郭德昭、韩浚、贺声洋、胡焕文、黄鳌、黄第洪、黄振常、江世麟、金仁先、李光韶、李谦（李隆光）、梁干乔、梁文琰（梁华盛）、梁锡祜、冷相佑、刘进、刘铭、刘楚杰、刘明夏、罗焕荣、马维周（马步益）、彭继儒、史书元、宋文彬、孙树成、孙天放、孙德清（孙一中、孙以悰）、谭其镜、唐澍、唐震、唐同德、王尔琢、王泰吉、文志文、吴展、吴迺宪、许继慎、徐石麟、杨溥泉、叶彧龙、俞墉、袁仲贤、张际春、郑洞国等57人加入中共党组织。

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周士第、薛文藻、贾春林、张伯黄、宋希濂、余海滨、黄锦辉、李默庵、左权、侯镜如、李人干、李奇中、李其实、黄雍、何章杰、杨润身、彭明治、廖运泽、王叔铭、阎揆要、陈浩、徐向前、王之宇、刘立道等24名优秀毕业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110名黄埔一期生在入校前，多数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军事工作，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72位著名弟子中，属于一期的有31人，其中共产党员有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左权（以上五人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蒋先云、李之龙、宣侠父、唐澍、王尔琢、周士第、阎揆要、廖运泽、侯镜如、李默庵、郑洞国、宋希濂17人，约占一期总数的55%。

军校毕业后，在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上，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有着不同的经历。其中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彭明治、阎揆要、袁仲贤6人成为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了党、政、军重要职务。他们的经历熟知者甚多，在此不再赘述。现将其他人的去向、归宿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献身，成为革命烈士的有69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有27名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成为革命烈士

1925年2月，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基础，发起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攻打淡水城战斗中，教导第一团副连长陈述（浙江浦江人），教导第二团连长叶彧龙（湖南醴陵人）、连政治指导员江世麟（浙江义乌人）、排长兼攻城奋勇队队长刁步云（山东诸城人）英勇牺牲。教导第一团第六连党代表贾春林（陕西绥德人）以及第九连连长余海滨（湖北光化人）、排长樊崧华（浙江缙云人）分别在兴宁、棉湖战斗中英勇献身。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发起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英勇作战，第一师副营长谭鹿鸣（湖南耒阳人），第二师四团侦探队长彭继儒（湖南湘乡人）、副连长李人干（湖南醴陵人）、排长刘铭（湖南桃源人）在惠州战斗中牺牲。第一师三团二营营长唐同德（安徽合肥人）、第一团连长陈子厚（湖南湘乡人）分别在海丰、揭阳河婆战斗中牺牲。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出师北伐。在筹划北伐时，第六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唐际盛(湖北黄陂人)因积劳成疾，在广州病逝。

在两湖战场上，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兼总政治部北伐战时宣传队长洪剑雄(海南澄迈人)病逝于湖南郴州；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连长胡焕文（湖南益阳人）、营长曹渊（安徽寿县人）分别在湖南攸县、湖北武昌战役中壮烈牺牲；第八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其雄(湖北武穴人）病逝于武昌。

在江西战场上，第一军二师五团团长文志文（湖南益阳人），第四团连长赵子俊（湖北武昌人）、连党代表赵枬（湖南衡山人）在南昌战役中英勇牺牲。

在福建战场上，第二军五师副营长黄再新（湖南醴陵人）在闽东地区不幸牺牲。

1927年4月，第六军突击团团长荣耀先（内蒙古土默特旗人）壮烈牺牲于黄河故道与运河交叉地区。5月，在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的二期北伐中，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蒋先云（湖南新田人）在河南临颍战役中牺牲。

黄埔军校毕业后，部分北方学生返回家乡，在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有3人牺牲:

1925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员参加了广州人民声援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当游行队伍走到沙基时，遭到帝国主义的镇压，军校教导第一团连长文起代（湖南桃江人）为掩护游行群众，不幸中弹牺牲。

1926年2月，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张隐韬(河北南皮人)在由南皮挥师北上时，遭到国民军中反动势力的截击，被俘就义于河北盐山。11月，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兼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镇寰(河北玉田人)被奉系军阀逮捕，次年4月在天津被杀害。

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有38名黄埔一期共产党员为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政治部党务科科长、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杨其纲(河北衡水人)和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驻粤委员、中央兵工试验厂国民党党代表谭其镜(广东罗定人)在广州“四一五”政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人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在与国民党军及地主反动武装作战时，英勇牺牲的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有: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在南下途中，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瀛(湖南邵阳人)、营长张伯黄（湖南湘阴人），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党代表伍文生(湖南耒阳人)、第三师经理处长郭德昭（湖北英山人)在江西会昌战斗中牺牲。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团副团长杨溥泉（安徽六安人）在率部协助农军打击广东潮州地主民团时，不幸牺牲。第二十军教导团第一总队队长冷相佑（山东郯城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孙树成（江苏铜山人）分别在潮州竹竿山、大埔三河坝战役中牺牲。起义军总指挥部宪兵团团长顾浚(四川宣汉人)在奉命赴南京开展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就义。

1927年秋，广东惠阳平山农民联防办事处军事教官罗焕荣(广东河源人）在组织第二次平山起义时，不幸被捕就义。12月，原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联队队长刘楚杰(湖南长沙人)在香港开展工作时失踪。

1928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驻东江军事特派员赵自选（湖南浏阳人）在指挥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配合农军攻打海丰县城时，不幸中弹牺牲。7月，渭华起义后出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的唐澍（河北徐水人），在指挥部队与敌人作战时，牺牲于陕西洛南碾子沟。9月，桑植起义后出任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黄鳌(湖南临澧人)，在率领主力部队奔袭澧县反动团防时牺牲于湖南石门渫阳。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有:

1928年8月，井冈山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湖南石门人)在江西崇义追击叛徒时，不幸牺牲。同年秋，原湘南暴动农军副大队长黄振常(湖南醴陵人)在井冈山保卫战中牺牲。

1930年7月，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三纵队纵队长何章杰(湖南望城人）在指挥红军进攻长沙时，牺牲于金井；10月，留学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的陈启科(湖南长沙人)，在赴中央苏区途经武汉时，不幸被捕就义。

1931年2月，左右江地区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李谦(湖南醴陵人)在率部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途中，牺牲于广东乳源梅花村。

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边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湖南醴陵人)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皖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金仁先（湖北英山人）在安徽六安麻埠战斗中牺牲。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的有: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广州市委军委书记黄锦辉(广西桂林人)在奉命赴北江地区寻找原广州起义军余部时，在广东清远县被地主民团逮捕杀害。2月，奉命到醴陵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师团长李光韶(湖南醴陵人)，在长沙联系工作时被捕就义；原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在由日本潜回广州策反海军时，被捕就义。3月，中共陕西华县第四区区委书记兼农民协会委员长马维周（陕西武功人）在组织农民武装时被捕，因遭受酷刑，在西安狱中逝世。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李汉藩(湖南耒阳人)在领导湘南农民武装斗争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衡阳。6月，奉命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唐震（广东兴宁人），在广州被捕就义。

1930年9月，中共长江局军委委员兼长江办事处参谋长刘云(湖南宜章人)在武汉开展地下工作时被捕。蒋介石亲赴汉口提审并劝降未果，最后将他杀害。

1932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的上海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部部长傅维钰(湖北英山人）在上海石灰巷集会宣传反蒋抗日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1934年1月，原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陕西临潼人)赴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淳化通润镇时被捕，3月在西安被秘密杀害。

20世纪30年代初，因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导致“肃反”扩大化，被以“第三党”、“改组派”等罪名错杀的有:

1931年春，原中央苏区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学生总队队长、闽西红十二军代军长贺声洋（湖南石门人）被以“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开除党籍，不久被错杀。11月，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军长、中共鄂豫皖军委委员兼军委皖西分会主席许继慎(安徽六安人)在河南光山被错杀。

1932年5月，湘鄂西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孙德清(安徽寿县人)被错杀于湖北洪湖。10月，湘鄂西红四军参谋长董仲明（四川成都人）被错杀于湖北江陵。

1933年6月，原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参谋主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吴展(安徽舒城人)在四川通江被错杀。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十军团向皖南进军，在江西怀玉山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原闽浙赣红十军参谋长、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彭干臣(湖北英山人）不幸牺牲。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湖南长沙人)负伤被俘，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抗战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有4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时期。1942年5月，原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湖南醴陵人)在反“扫荡”中，为掩护部队转移牺牲于山西辽县十字岭。

然而，在举国上下全民抗战之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8年7月，原抗日同盟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第十八集团军高参宣侠父(浙江诸暨人)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原红二十二军政委、新四军教导总队负责人梁锡祜(广东梅县人)在掩护部队转移时壮烈牺牲；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新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广东连州人）在突围时被俘，1942年6月在江西上饶茅家岭被杀害。

在革命的中途脱离中共党组织，加入国民党或自谋职业的有15人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要求共产党员在退党或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第一军二十师二团党代表李默庵（湖南长沙人）、第一师少校副官孙天放（安徽怀宁人）、特务营连长杨润身（湖南醴陵人）等3名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声明退党。李默庵后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在北京逝世。孙天放后任国民党第四十四师参谋长、苏鲁战区第八军副军长，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杀。杨润身任国民党第十七军炮兵团长，1928年在江苏灌云与北洋军作战时阵亡。

第二十一师副营长宋希濂（湖南湘阴人）被调离后，自动脱离了组织关系，后任国民党第七十八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总”副司令。1949年在四川被俘，获释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93年在美国纽约病逝。

大革命失败后，有11名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仍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面对国民党统治日益腐败，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他们最终率部或以个人名义起义、投诚，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投身于民主运动或社会主义建设中。

1927年，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麟（安徽望江人）、第二十军第三师参谋长宋文彬（河北遵化人）、教导团第二总队队长王之宇（河南洛阳人）在南下途中与部队失去联系，由此脱离了党组织。徐石麟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团长、豫鄂皖边游击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81年病逝于南京。宋文彬任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北平警备司令部高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任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研究员，1961年病逝。王之宇任国民党第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师长、重庆卫总第三分区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参事，1988年病逝于苏州。

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陈烈（广西柳城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因局势剧变而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四军军长。1940年，在驻守云南富宁时，病逝于抗日军中。

1928年，原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委员兼兵委主任李其实（广西临桂人）因省临委遭破坏而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两淮税警总团第二纵队司令、苏鲁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1943年在江苏泰县与日军作战时牺牲，199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9年，原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长廖运泽（安徽凤台人）因开展兵运工作事泄，被迫辗转各地，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后任国民党骑二军军长、第八绥靖区副司令。1949年策划旧部起义，任民革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病逝于南京。原井冈山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湖南资兴人）在广州被捕，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六绥靖区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89年在北京病逝。

1930年，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五团团长刘立道（广西临桂人）奉命赴广西催促红七军开往中央苏区，因遭遇土匪抢劫而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第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秘书长。1949年在百色起义，1981年在南宁病逝。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团长戴文（湖南宝庆人）被捕越狱后，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湖南人民自卫军湘西纵队司令，1949年夏在邵阳起义。后任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副军长、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87年在武汉病逝。

1931年，原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中共顺直省委军委委员侯镜如（河南永城人）在上海因顾顺章叛变而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第十七兵团司令兼天津塘沽保安司令。1949年在福建起义，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94年在北京逝世。

1941年，原国民革命军新三师师长白海风(蒙古名都楞仓，内蒙古喀喇沁右翼旗人)被派到靖远活动，从此与党失去联系。后任国民党骑七师师长、内蒙古军副总司令。1949年在阿拉善起义，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1956年病逝。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脱离革命队伍的有20人

1927年，原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四团团长梁文琰（广东茂名人）、一团营长郭一予（湖南浏阳人），第三师八团团长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第二十二师团长刘进（湖南攸县人）等声明脱离共产党。梁文琰后任国民党第十一军军长、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1999年在台湾逝世。郭一予后任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徐州“剿总”办公厅主任。1949年初被解放军俘虏，获释后任湖南省政协委员，1982年逝世。郑洞国后任国民党第八军军长、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1948年在长春投诚，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1年在北京病逝。刘进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一兵团副司令，1950年初被俘虏并处决。

1927年底，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湖南祁阳人）密谋率部叛变，在江西宁冈被处决。广州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指导员陈选普（湖南临武人）在广州起义中动摇叛变，后任国民党南昌行营教导队长、浙江保安第六团团长，1936年初病死。

1929年，原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刘明夏（湖北京山人）投靠了国民党，任第九十四师师长，后任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副总团长、上海特别市第一行政区专员，1951年被逮捕处决。

1930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第洪（湖南平江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秘密向国民党自首，并企图出卖党的领导人，被中共中央特科击毙。

1930年，原中共琼崖特委特派员黄雍（湖南平江人）、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补充团营长俞墉（浙江余姚人）、原红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史书元（湖南醴陵人）等脱党。黄雍后任国民党第五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在北京逝世。俞墉曾任国民党浙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7年病逝。史书元曾任国民党兰州市公安局局长、交通警察总队第四支队司令，1989年在台北病逝。

1931年，留苏回国的王叔铭（山东诸城人）投靠国民党，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空军总司令等职，1998年在台北病逝。

1932年，鄂豫皖区红三十三师党代表、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王逸常（安徽六安人）声明退党，后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一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1986年病逝。

大革命失败后，有5名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在开展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时被国民党逮捕，未能经受住敌人的诱惑，相继自首、叛变。

1927年，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谋长、湘赣边秋收起义副总指挥韩浚（湖北黄冈人）被捕自首，后任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获释后任湖北省文史专员、省政协常委，1989年逝世。

1928年，中共广东海康临时县委书记薛文藻（广东遂溪人）被捕脱党，后任国民党军委会广州分会警卫团参谋长、高雷师管区副司令，1949年秋移居香港。

1929年8月，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湖南醴陵人）被捕自首，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3年病死。

1930年，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经理处党代表吴迺宪（海南琼山人）在香港被捕后脱党，后任国民党广东省警备司令、闽粤赣边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79年在台北逝世。

1932年，原中共豫陕区委军运委员郭安宇（河南禹县人）被捕自首而脱党，后任国民党暂编第二十师副师长、镇东警备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自谋职业，1964年病逝。

1927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梁干乔（广东梅县人），因参加托派而被开除党籍，后任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书记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公署专员，1946年在西安病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原上海引翔港办事处主任、无锡总工会组织部主任周启邦（江苏吴县人），面对革命低潮，畏惧艰苦的革命斗争，潜回家乡隐居，1972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