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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小夜曲/挑动黄河天下反/为潜伏者们出具证明/ 亲历八路军围困长春
發佈時間: 3/20/2010 2:14:37 AM 被閲覽數: 10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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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2010/03/19 | 元朝从成宗以后,又传了九个皇帝,皇室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政治也越来越腐败,人民灾难深重。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又叫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即位后,荒淫残暴,闹得国库空虚,物价飞涨,百姓忍受不下去,很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河北有个农民叫韩山童,他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曾经利用传教的形式,暗地组织农民反抗元朝,被官府发现,充军到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韩山童长大以后,继续组织白莲会(一种秘密宗教组织),聚集了不少受苦受难的农民,烧香拜佛。韩山童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大乱,佛祖将要派弥勒佛下凡,拯救百姓。这个传说很快就传到河南和江淮一带,百姓们都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弥勒佛真会下凡来。
正巧在这个时候,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又碰上接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雨,洪水泛滥,两岸百姓遭受严重水灾。有人向朝廷建议,把决口的地方堵住,另外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开挖河道,疏通河水。公元1351年,元王朝征发了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和兵士两万人,到黄陵冈开河。
修河工程开始了。民工们在烈日暴雨下,被迫日日夜夜没命地干活,可是朝廷拨下来的开河经费,却让治河的官吏克扣了去。修河的民工连饭也吃不饱,怨声载道。
韩山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他先派几百个会徒去做挑河民工,在工地上传播一支民谣: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民工们不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到里面有“天下反”三个字,就觉得好日子快要到来了。开河开到了黄陵冈,有几个民工挖呀挖呀,忽然挖出一座石人来。大家好奇地聚拢来一瞧,只见石人脸上正是一只眼,不禁呆住了。这件新鲜事又很快地在十几万民工中传开来,大家心里都想,民谣说的真的应验了,既然石人出来,天下造反的日子自然来到了。
不用说,这个石人是韩山童事先偷偷地埋在那里的。
百姓被鼓动起来了。韩山童有个伙伴刘福通,对韩山童说,现在元朝压迫百姓那么厉害,百姓还想念着宋朝。如果打起恢复宋朝的旗帜,拥护的人就会更多。韩山童很赞成这个主张,就跟大家宣布,说韩山童本来不姓韩,而是姓赵,按辈分排起来,还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刘福通也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他们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睛,百姓们听了,也不由不信。
韩山童、刘福通挑选个日子,聚集了一批人,杀了一匹白马,一头黑牛,祭告天地。大家推韩山童做领袖,号称“明王,并约定日子,在颍州颍上(今宏徽阜阳、颍上)起义,用红巾裹头作为起义军的标记。正在歃血立誓的时候,有人走漏了消息。官府派兵士把韩山童抓去,押到县衙门杀了。韩山童的妻子带着他儿子韩林儿,逃脱了官府追捕,到武安(今河北武安)躲了起来。
刘福通逃出包围,把约定起义的农民召集起来,攻占了颍州等一些据点。原来在黄陵冈开河的民工得到消息,也杀了河官,纷纷投奔刘福通的队伍。因为起义兵士头上裹着红巾,当时的百姓把他们称做红军,历史上把它称做红巾军。不到十天,红巾军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
元王朝听到刘福通声势浩大,吓慌了神,赶忙调动了六千名色目人组成的阿速军和几支汉军,镇压红巾军。阿速军本来是元王朝的一支精锐的队伍,但是那时候,已经十分腐败,将领们只知道喝酒享乐,兵士们到处抢劫。一碰上红巾军,还没交锋,主将带头挥着鞭子,骑马向后逃奔,嘴里还不停地叫喊着:“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下面的兵士一看主将临阵脱逃,也都四散逃窜。
过了一个月,刘福通的红巾军又连续攻下了一批城池。江淮一带的农民早就受到白莲会的影响,听到刘福通起义,纷纷响应,像蕲水(今湖北浠水,蕲音qí)的徐寿辉,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都打起红巾军的旗号起义。也有不打红巾军旗号的,像江苏北部的张士诚。
公元1354年,元顺帝派丞相脱脱集中了诸王和各省人马,动用了西域、西番的兵力,号称百万,围攻占领高邮的张士诚起义军。高邮城被围得水泄不通。起义军正在危急的时候,元王朝突然发生内乱。元顺帝下令撤掉脱脱的官爵。百万元军失去了统帅,不战自乱,全军崩溃。
元军溃散以后,刘福通的北方起义军趁机出击,大破元军。第二年二月,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称帝,国号叫宋。韩林儿被称为小明王。
韩林儿、刘福通在亳州建立政权以后,分兵三路,出师北伐。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进攻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直逼元朝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从山西打到辽东,配合东路军攻打大都。
三路北伐军都取得很大的进展。毛贵的东路军一直打到元大都城下。刘福通亲自率领大军攻占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接到汴梁,定为都城。红巾军声势浩大,元王朝大起恐慌,纠集地主武装加紧镇压,三路北伐军先后失利,汴梁又落在元军手里。元王朝又用高官厚禄招降了张士诚,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后,受到张士诚的袭击,公元1363年,刘福通在战斗中牺牲。北方起义军经过十二年的战斗,终于失败。
| | 上将李克农:用最后生命为“潜伏者”们出具证明2010年03月15日 (图) |  | | | | |  |  李克农上将
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的出生就极有传奇性。那是1927年4月,国民党安徽芜湖市当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李伦的母亲赵瑛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丈夫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身孕,连夜赶到江边,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又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给李克农和同志们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赵瑛和腹中的李伦为保卫革命干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伦出世时,父亲便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钟爱,后来总是时常把他带在身边……
待李伦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3岁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李伦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从小他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
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亲生病后,由于组织需要,父亲与罗青长委派的记者黄钢谈过一段对往事的回忆。从那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李伦才弄明白父亲的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顺着顾顺章叛变革命一事,李伦也弄清了父亲早年的许多革命经历。
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心脏。这便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李伦记得,1987年12月28日,杨尚昆同志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李伦的手说:“老父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让你写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便边问边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
后来他得知,父亲李克农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这封信有些红军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10岁的李伦正跟随着父母在上海。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李克农奉命在上海设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李伦对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声、紧张的生活。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封锁,李伦随母亲经过苏北的内河,辗转撤离到南京。父亲已先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离到武汉。其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不久,“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来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为保卫这个华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种动员工作。那几个月对李伦来说,是战火中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他随父亲住在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也都在办事处。尽管父亲叮嘱李伦不要去打扰这些公务繁忙的前辈,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没事就楼上楼下地串门,很快就同一至四楼的人混熟了。周恩来和邓妈妈住在四楼,特别喜欢小孩,两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开始他不敢接,后来父亲说:“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的东西可以吃,但不能影响他们工作。”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李伦随大人撤退到长沙,住在远郊区。他对当时发生的“长沙大火”还记忆犹新,回忆说在远郊都能看到城里起了大火,天上的云彩都变红了。
 1938年1月,李克农与廖承志(右)、聂鹤亭(左)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那时候的李伦,当然不能了解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焦土抗战”在抗战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却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他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难民。火车的车厢顶和机车头上,都挤满了难民,汽车也一样拥挤,一路上都是扶老携幼、饥寒交迫的难民。
武汉失陷前,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西迁重庆,成立了重庆办事处,小部分经停长沙一段时间后,1938年底再撤到广西成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
桂林办事处是长江局的派出机构,是我党在南方的联络中心。这时的桂林已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学者云集。同时又是我国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线,我军经越南海防采购物资和接受华侨捐献物资经南宁入境至桂林,许多南洋爱国青年也是先抵达桂林,同办事处人员接上头后,再经重庆去延安。
看到无所事事的儿子,李克农觉得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便让他到办事处当了一名勤务兵。因此,李伦的军旅生涯从1939年12岁时开始算起。这在全军恐怕都不多见。
一个月之后,组织上又安排李伦去电台学习无线电报务。他反应快、记忆力好,很快就能独立值班。李伦回忆说:短暂的报务员生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报务员最重要的是忠诚、守纪律。当时电台的报务员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经过长征,是死亡线上幸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决定桂林办事处撤退,人员经重庆撤到延安。
在重庆红岩村招待所里,李伦认识了几位同龄的小朋友。他们中有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和蔡楚明的儿子蔡诚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从这时到抗战胜利,他有四年时光是在延河边度过。李伦回忆说:这是非常艰苦但又精神饱满的四年。这段时光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深深感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刚到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地点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饭桌上毛泽东有说有笑,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李克农父子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伦的姐姐李冰睁着大眼回答。
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道: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他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弄清的。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情报行家李克农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不过是演戏。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谈判。
李伦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石家庄、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荣立过一等功;建国后长期在军事交通及全军后勤战线辛勤工作,成为这一战线的主要领导之一。为此,他曾被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第八届人大常委等。
 李克农(左四)等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伦清楚的记得,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父亲李克农也一直护送到满洲里。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也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哦?”毛泽东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
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8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
对毛泽东的指示,李克农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为此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
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记得1957年12月的一个中午,父亲饭后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咳嗽。没料到一下摔倒,头不幸地朝下砸在石台阶上,头部开裂……
 左一为李克农
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回忆:两个月后,父亲醒来,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恢复记忆不久,便关注起一批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曾被我们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他们忠诚地为党工作,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遭到怀疑未被重用,但依然在被分配的岗位上无怨无悔地为人民服务,体现出超乎常人的高风亮节。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使其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并安排到恰当的岗位上。
到1962年,李克农的身体不允许他继续工作了。1962年2月7日,李克农的病情加重。2月9日下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
“文革”开始后,有人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毛泽东也赞扬李克农:他打入国民党徐恩曾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要告诉他们!
特殊的经历,使李伦对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倡导的“八荣八耻”中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等内容体会尤深。他认为这些精神财富,都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一定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本文摘自《红色传奇:我所知晓的开国英杰》,咏慷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936年西安事变前,钱江(左起)、伍修权、李克农、井茂然在保安。
 1937年8月,李克农和经周恩来、叶剑英保释出狱的部分女同志,前排左起:张琴秋、夏之栩、熊天荆、华萼、吴仲莲。后排中:石联星。
| 撒哈啦 /wenxuecity. | | 亲历八路军围困长春:金戒指换个窝头 到处是死人
2010/03/19 | 文/英子
八路军围困长春那会儿,爹娘带着三个姐姐住在平治街的一处平房子里。房子对面是市立医院,就是现在的医大二院。往南走二百米是个米市,这一带人来人往很热闹,爹娘就开了个小饭店,挣钱养家糊口。大姐15岁,帮助爹娘端盘子洗碗,二姐8岁,也能扫地抹桌子,三姐3岁,自己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地玩。过往的行人很多,吃喝的人在爹娘的小饭店里进出着,爹娘的生意也做得红火。
不久,长春四处响起了枪声,接着,一车车的国民党伤兵送到市立医院,受了重伤的呻吟着,断了胳膊腿的叫骂着,能走的轻伤兵四处嚎叫着。小饭店的生意多起来,许多头缠绷带胳膊底下夹着拐杖的伤兵们在小饭店里穿梭般进出。据后来二姐回忆说,这些伤兵很凶,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打人骂人也没人敢管,到了饭店又吃又喝,经常不给钱,吃完了站起来就走。
有一次大姐去医院给伤兵们送饭,一个伤兵用手抓住大姐,说:“别走了,给我当媳妇吧!”大姐吓得魂飞魄散,跳着叫着扭脱了,哭着跑回家去。爹娘也吓出一头冷汗,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让大姐去送饭了。那一年,15岁的大姐刚刚长成,模样很好看的。
一天晚上,爹娘刚把前一拨伤兵打发走,准备关门睡觉,突然看到靠墙角上的一张桌子上还有一个伤兵在趴着睡觉。这伤兵不知是喝多了还是睡着了,爹叫他半天也不醒。看看天色已很晚,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四周的枪声凄厉恐怖,爹娘一时犯了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那伤兵的身子动了动,忽地一下站了起来。爹还没明白是咋回事,那伤兵已从腰里掏出一把小手枪冰凉地顶在了爹的脑门上:“大哥,借点钱花花!”伤兵的声音低而阴沉,透着杀气。
大姐在一边吓得直了眼,大姐哭着给那伤兵一个劲儿做揖:“大叔啊!别打死我爹,一家人还指望他吃饭呢!”大姐跑到柜子边上,把钱匣子拿过来递给伤兵。伤兵没客气,三把两把把钱揣进军装裤袋里,收起枪,对爹抱抱拳说:“大哥,有钱了一定还你,不然我就让枪子打死!”说完从门口闪进夜色,转眼就不见了。
这伤兵后来大约被枪子打死了,因为这钱他至今未还。
进了三月,城四边的枪声稀了,听说八路军把长春城围困起来,不许任何人出入。爹每天去米市买米,一天一个价,最后一次买米时,爹是用小车子推着一麻袋纸币去,只买回20多斤米。小饭店没有生意可做,到底关了门。
三个月后城里存粮已空,饥饿开始在长春的街头蔓延开来,贫穷的人家根本买不起粮食,粮食变得比金豆子还贵。
街坊二婶子几天没有吃一口东西,实在饿极了,就跑到米市上,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喊着:“谁给我一个窝头!谁给我换一个窝头! ”就有人给二婶子换了一个玉米面窝头。饿极了的二婶接过窝头就咬,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孩从一旁突然冲过来,一把把二婶的窝头抢了过去。二婶在后面追命地追,哭声惊天动地。那孩子不顾一切地边跑边吃,等二婶快追上时,男孩一把将窝头丢进了臭水沟。窝头当然不能吃了,二婶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二婶哭倒在米市上。
这一切,都被正在街边玩耍的二姐看到了。过了半月,人们竟在街市边发现了抢二婶窝头的男孩的尸体,而饿得不成人样的二婶,竟熬过了围困长春的难关,奇迹般地活到七十多岁。
天上开始有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架飞机飞到长春上空,就撅起屁股下蛋,一朵朵的降落伞在空中开了花,降落伞上挂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大米,那是国民党军队在向城里空投粮食。降落伞和麻袋随风飘过伊通河,飘过长春的街道,街上的人们眼巴巴地在下面看着跑着,盼着这活命的口粮能落到自己的眼前。有时落在地上的麻袋摔碎了,粮食洒了一地,百姓们“哄”地一下跑过去抢着扫,手脚快的扫到几把粮食赶快逃走,手脚慢的不仅被赶来的国民党兵没收了粮食,还会挨顿打。可这抢到手的粮食也不一定能吃到嘴里,因为街上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的“闻香队”,一看到谁家的烟筒上冒烟,进屋里就端锅。
路上有了饿死的人,常常有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人们从开始的害怕死尸到后来的司空见惯,抬抬脚就从死人身上过去了,饥饿把人们的心变得坚硬似铁。
我家里除了一些黄豆外再没有其它粮食。黄豆炒了干吃,再喝些凉水,肚子就会有饱胀的感觉,当时整个长春城里的老百姓都吃炒黄豆。眼看炒黄豆也快吃不上的时候,爹看看自己身边的三个孩子,把几件衣服卷了卷,长叹一声说:“往外跑吧!跑出去兴许有条活路!”
家里的东西都丢下不要了,街坊四邻里,已有不少这样的空房子。
于是爹背起三姐就上路,娘和大姐背了些黄豆跟在爹的后面,二姐不大不小,空着两手拎着自己的一双破鞋片子跟在爹娘身后慢慢走着。
爹领着一家向东走,出了伊通河边国民党的哨卡,过了南关大桥,进入了伊通河对岸。再往前走就是八路军的哨卡了,八路军在城边围起滴水不露的哨卡,要通过这道关,还要看你的运气如何。
八路军用铁丝网圈成的哨卡处只留下一个窄窄的出口,出口处设有重兵把守。铁丝网外面还挖了两米多深的壕沟,灌满水,壕沟外面还有密布的雷区,谁也休想从这里冲出去。
一群又一群饥饿的老百姓涌到这里来,距出口10米远的地方就被哨兵们拦住,蹲在寒光闪闪的刺刀面前伸长脖子等,没有人敢靠得更近些。
饿得不成个人形的老百姓们蹲在野地里,是等着八路军的路条。
一个小个子当官模样的人出来了,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个本子在人群里晃来晃去。他管发放路条,人们见了他,眼里放出光来,皮包骨头的人向他伸出了期待的手,乞求能拿到路条快快出城去。军官认真打量着每一个人,走到一个两腮塌陷、眼窝老深的妇女面前,军官就在本子上写下几个字,递给那瘦弱的妇女。妇女撑了几撑摇摇晃晃站起来,一步一挪往哨卡走去。
路条只发给城里出来的真正穷苦人,判断是不是穷人的唯一标准就是饿得瘦不瘦。谁饿得精精瘦,牙呲出老长,谁就可以拿到出城的路条子逃出鬼门关。
娘也饿得精瘦,又带着三个精瘦的孩子,军官围着娘前前后后看了两遍,才撕了张路条给娘。娘欣喜若狂,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忙领着孩子往外走。哪知刚走出两步,就听身后那军官喊了一声:“你留下!”
军官是让爹留下,爹生来就胖,再加上是开饭馆的,自然比别人家油水多些,脸还胖胖得有些肉,不像个受苦的人。
“你留下!”军官指着爹,冷峻地说。
“俺们是一家呀!长官!”“一家也不行,他得留下!”军官铁面无私。
爹百般求告只是无用,就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你带着孩子们先出去吧!我再等几天,活一口算一口!”爹转身就往里面走。
“不!”娘在后面大喊着追爹,“我带着三个孩子,出了城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还不是一样饿死?要走咱一起走,要留咱们一起留!”瘦弱的娘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泪流满面,娘的样子凄凉哀伤。
爹的泪也流了下来,他抹了抹脸,回身抱起三姐,说:“回吧!”
爹娘带了孩子们往回走着,哪知再走到南关大桥时,被伊通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的哨卡拦住了,我家住在平治街,要过了国民党的哨卡才能回家,可这里的哨兵说什么也不让爹娘过去。“只要过了这个哨卡就别想再回来!”哨兵的枪栓拉得哗哗响,明晃晃的刺刀离爹的鼻子就半寸远。这时城中已无存粮,国民党兵把老百姓千方百计地往外赶,怕老百姓消耗城里的粮食。而八路军的策略正相反。
全家5口人,进不得退不得地夹在国共两道防线之间, 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刺刀和无情的喝斥,爹无路可行。天黑了,爹说:“家也回不去了,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吧!”爹有个老乡住在这一带,爹就去投奔了他。
爹的朋友姓徐,老徐一家也出不了城,窝在家里天天嚼着炒黄豆。见爹来了,老徐就把爹娘安排在西厢房里,说不要房钱。其实,这时城里的人都不再关心钱的事,有了钱也派不上一点用场。
爹住下后,天天到八路军的哨卡处等路条,爹还有一些黄豆吃,不见瘦,路条就落不到爹的手里,爹一天天空手而回。一个月后爹带得那些炒黄豆也一粒粒数着吃完了,再住下去,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徐家又来了个逃难的人,是一个精瘦男孩,老徐的亲外甥,只剩下一口气,老徐就让他和我爹娘一起住在西厢房里,我爹娘住在大炕上,瘦男孩铺一张破席,睡在地上。
男孩虽住在徐家,老徐并不管他饭吃,老徐家杀了一匹马,天天煮了马肉给自己家人吃,肉香飘得很远。男孩已饿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他闻到香味,爬到老徐的篱笆墙外,伸出一只细麻杆样的胳膊,举着一个小木碗,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老徐说:“舅!给我一口,就一口......”说着说着已瘫在地上。老徐冷冷地看了自己的亲外甥一眼:“给你,我吃什么!”啪地一声关紧房门。
男孩手一松,小木碗骨碌碌落在老徐的院子里,他又爬到西厢房,一路啃了满嘴的土。男孩爬到屋里不一会儿就死了,死在他那张破席子上。爹娘和姐姐们看着他咽了气了,也没有力气往外抬,就让那死孩子一天天在地上躺着,老徐也没来看过。
黄豆吃完后爹已没有办法可想,这时听人说伊通河里有一处河床草深,有人曾从那里偷偷爬出去过。爹就动起了偷爬卡子的主意:“咱们就偷着往外爬吧!兴许还真能出去呢!”
爹当天去看了地形,回来对娘说:“明天!咱一家人都去爬卡子!”
第二天,爹和娘给三个姐姐嘱咐了老多的话,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爹像个领路的将军,带着一家人上了路。爹先看好了路,有处河滩草深,就带着一家人顺河床往那边走。路上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青妇女跟了过来,说啥也要跟爹一起走。爹在前面带着路,一家人就奔了那河滩。
伊通河高岸上到处都有重兵把守,八路军在城外设下三道岗,用二姐的话说,就像纳鞋底那样一个个插空站着,密密麻麻整三层,别说过人,就是草棵子里蹦出只蚂蚱,岗哨都看得清清楚楚。饿昏了头的爹,却带着他的老婆孩子想从这里突围出去,爹的想法够大胆的。
天黑了,爹指指前面的草滩悄悄地对娘说:“就从这爬吧!手脚麻利些,爬过去一个算一个!”
爹爬进草丛才发现草丛里一个接一个的死尸,横躺坚卧,都是没爬过去饿死在草里或打死在草里的人,看来和爹想到一块去的人还真不少。死尸发着冲天臭气,爹和娘什么也顾不得了,从一个个死尸身上爬过去,紧张得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突然,跟在爹娘身后的妇女一下子绊在死尸身上,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哭起来。哭声一起,就听到河岸有人高声喊:“谁!快出来!”喊声未落,一梭子子弹已从爹的头上掠过。
八岁的二姐原是趴着的, 听到枪响,两眼直勾勾的,一下子从草丛里站了起来,只听到“滋溜───!”一声尖叫,一道滚烫的东西贴着二姐的头皮飞过,爹狠狠一把按倒了二姐。过后才看到,子弹贴着二姐的头皮,把二姐的头发烧焦了一道沟。
那年青妇女被枪声吓得慌了神,一把捂住孩子的嘴,猛地把孩子的头按进河水里。枪声还在热热闹闹地响着,孩子却没有丁点声音了。
可怜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就这样被他娘活活浸死了。
一阵枪响后,岗哨更盯牢这处河滩,草丛晃一晃,就有枪子飞过来。爹和娘在河里趴了一夜,也没有机会爬过去,看看天快亮了,爹挥挥手,全家人只好爬回去。
八路军的三重岗哨真如铜墙铁壁,每天都有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来这里爬卡子,除了在河滩的草丛里增添一些尸体外,没有一个人走得出去。
爹和娘在河滩里趴了三天三夜,夜夜担惊受怕,夜夜失望而归。
三天里全家人已无一粒粮食吃,也无一夜安稳觉睡。紧张劳累饥饿,使爹这个胖人彻底变了样子,两腮塌成深坑,眼睛像个黑窟窿,牙也呲出老长,活脱脱一副活鬼的样子。
娘喘着气对爹说:“还是回去等路条吧,你都瘦成这样了, 估计人家也不会再难为你。”爹茫然地看着城边的重重哨兵,看着迷蒙中城外的田野,沉重地点了点头。
于是半死不活的一家人拖拉着两腿,就往八路军的哨卡处走。已饿了几天又熬过三夜,二姐和大姐完全跨了。她们顺着树一出溜坐下来,说啥也不肯走,爹已顾不了自己,可还得强忍着背起三姐。娘只好狠打大姐二姐的脑袋狠拧她们的胳膊,打疼了,二人才挣扎着往前走几步。
这一路走着,几乎到处都是死人,路边的水沟里,横在路上的,还有倚在树干上的,有老有少。如果这些人再多喘一口气,从八路军的哨卡走出去,也许还能活下来,可他们没走完这最后的一段路。
沿途的树木个个都是光杆,被人剥了皮捋了叶子,白刹刹的枯骨一般。
从爬卡子的河滩走到八路军的哨卡,一家人走了半天多。终于看到八路军的哨卡了,爹已累得脸色腊黄,虚汗珠子一串串,两条腿抖成软面条。娘再也不能向前挪一步,大张着嘴喘了半天对爹说:“你走,你带孩子先走出去,我不行了!”说完,娘就要斜斜地往地上躺。
二姐吓得尖叫起来,大姐挣扎着扶起娘。大姐二姐看一路上的死人,都是这样一躺下就咽气了,她们哭着一前一后拖起娘走,她们说啥也不叫娘躺下。
死拉活拽,娘和爹算是走到了八路军的哨卡处。那里仍然挤着一团团等待路条的难民们,天已经凉了,凄风苦雨之中,老远就能听到难们发出的哀叫声。
发路条处换了人,上次那个矮个子军官不见了,换了个高个子军官。英气逼人的军官看到爹已一副饿鬼相,二话没说,给爹开了路条。爹接过路条时满身抖得站不住,一手举着路条,一手扶着背上的三姐就往外跑。说来也怪,只剩下一口气的爹竟然背着三姐跑出了哨卡而没有昏死过去。
快死的娘也得了路条,领着大姐二姐一步一挪出了哨卡,她们像是走完了一生的路,拼着全力迈过鬼门关,浑身都软成了空口袋。
便有八路军的战士来把爹娘和姐姐们领到哨卡外的难民收容站,每人给了一碗热橡子面粥。粥苦而涩,爹娘和姐姐们却喝得香甜,喝完了热粥,再歪倒着歇一会儿,爹娘觉得像是又从阴间回到了阳世,眼珠才转动起来。
从长春回到老家农安,一百多里路,8岁瘦弱的二姐硬是一步步走了回来。 回到家后,二姐病倒在床,双腿瘫痪,三个月不会走路。
经历了这次大劫难后,二姐一生都不吃豆类,她一闻到豆子的气味就反胃,的确,从春天到秋天,二姐吃炒黄豆吃得太多了。
本文选自《温故》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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