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归正书 玄野 上篇：论天地正道 天地者，人之生养父母；民族者，世之手足兄弟。自欧洲劫掠两美澳非，荼灭土著以来，儆上帝而显科学，执科学以成器用。御兵戈器用之良，行宰割兄弟之事，是妄逞天地之赐，玷污上帝之爱也。弱族束手，犹未惬意，意在强中之王，霸中之冠，是以有两次世界战争。浩劫之后，西人稍悟，耻于侵夺兄弟，转而资源开发。榨地利恐其不尽，探天渊唯愿其深，是割父母之肉而敲二亲之髓也。 美国宗人本自由，全民饕餮有理，私欲肆流无罪。贤者知之，仁者痛之，膜拜于佛陀孔老以求救赎。唯因文化根基之异，积淀之薄，逡巡于正道之侧而未入。物欲于西方渐息，转而横流中国。西方望孔老以待哺，东方弃儒道于沟渠；英法盗敦煌以充卢浮，神州置颜苏于一炬；欧美布高山于穹宇，中华束桓伊待灰尘。子孙不肖者有如此哉？史上有蛮夷之归附，见戎狄之皈依。文理虽微，终驰骋于干戈。未闻礼乐恢宏大观反慕洪荒不毛者也！西方些微悔思难挽纵欲狂澜，东方物欲洪流荡尽先贤大义。 吾观当代症结，在欲望神圣悖离，科学道德相对。欲望凌越神圣，人性道德遭弃，科学转而为欲望服务，荼毒生灵。此悖正道而向地狱之途也。天道赋予人类精神有二，首先在神性，以敬畏天明，维系生命本源，匡正行为走向，体察人类整体福祉。其次为灵性，以探索开拓，穷究事理，拾级而升，克明上理而竭尽天赐。人智之初萌，所思所行不计成果，兴致使然，灵性一贯，神性忽微，是为童趣。未历霜雪，不识衣衾之宝；非自稼穑，难体餐饮之甘。神性悟自苦难。儿童承父母荫蔽，灵性得以精进；失饥寒之忧，神性总致迁延。小儿嬉戏，裂锦绣仅为其声，污四壁唯觅其趣。此非本性善恶之争，不关价值，灵性使然也。斯时教化微妙，纵之则人伦易失，抑之则灵气顿挫。必循循善诱，褒其探索，树其灵性，亦教以善心，导以慈爱。若父母娇子矜才，乐其智而忽其德，俟其隳家园观其夷乱，焚宗庙视其余灰，则悔之晚矣。人类之于天道上帝如骄纵恶子乎？上有日辉月映，下有石油煤炭，天道眷顾，逾百年优渥。人类灵性舒展，科学驰骋。自我核心论泛滥，脍不厌精，欲不厌纵，神性尽丧。国际交争利，尽全球地利为本国之用。人类逞霸权，罄宇内资源足单一物种之需。时下物种灭绝，资源耗尽，环境恶化，气候变迁，皆因科学灵性超前，道德神性破碎。天地不言，待子女之向善；日月同晖，照世人之良知。 灵性生科学，科学生技术，技术足欲求。技术飞越铸造欲望无限深渊，以物之有限填欲之无限，殆矣。古来人类濒此绝境者有二。首次在铁器应用的突破。斯时铁器成熟，文字完善。器用之便激励奢侈情欲，即坠深渊；文字普及致慧思勃发，成人类救赎。此时，文明集聚的中东地区血腥杀戮，尤为惨烈，丛林政治生态毕显。中国春秋至秦末之乱稍逊，然比于五帝三王传统，其悖离与堕落尤重。上古以来，九州掌神器者尚德，天下共有，朝晖齐沐，帝王持宰，以达公平。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宗周式微，三代圣教乃断。古时服人以教，绥远以德。彼时冶铁术臻善，诸侯战力飞升，征人以战，镇远以兵。堕落之重，倍显科技进步所致物欲放纵，人性扭曲和偏离天地正道之祸。人性趋恶，万劫不复。天道不弃，生仲尼，佛陀，耶稣，苏格拉底，定文化轴心时代。 天地正道，先圣之述备矣。今人撷其一二，有人权，民本，自由，忠恕，平等，法制等诸普世价值。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掠夺自然，纵欲消费，以至环境退化，生态崩溃，是为人类第二次绝境。瞻视人类行为致此危机者，无违人权，不伤民本，恰在自由，尤显平等，于普世价值中规中矩，何至于陷世界于危难哉？曰：圣贤之义未尽倡，天地正道已渐远也。人有自由，更有维护自然的义务；国以民为本，更当以自然为本；人于天地间平等，生物更当各得一杯羹。儒学道家佛教，饱含救世之法，古代因人与自然矛盾尚浅，未及显现，时下科技腾飞，人类劫掠无孔不入，儒道佛匡世，当仁不让者也。 下篇：论天下归正 人性善恶，两千余年争论不休。西方因人欲无厌而罪之，荀子因贪欲易纵而恶之。人性本善，虽无孟子所比水之趋下之势，人类历尽劫难而不绝者，善本明矣。欲望者，性命之基，生存所赖，天经地义。欲本无罪，罪成于放纵。良辰珍馐，冠冕美誉，欲之所向，古今中外能拒之者几稀。圣贤超脱物外，非生而能之，法古思辩得之也。普度众生之慈悲，治平天下之德义，儒学教化尤重。中国上古政治清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欲望者以童稚视之，宣教以化。楚庄王慕宗周之名高，诸侯之敬拜，乃问鼎中原。王孙满单骑当万军而喝：“在德不在鼎。周德犹盛，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周居天子，在保民尚礼之德，非坚甲利兵之功。 今世西方文化主导，政治以欲为本，宗教以欲为罪。美利坚于国内尊基督而论人权，于国际宗需求而逐利益，是育民为人而塑国为兽者也。中国亦步亦趋，形神兼似，弃祖宗仁义而法骄蛮，罪莫大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辟土地不再，充府库为实。树帜或曰解放全人类，或曰民主自由。曷非洲种族屠灭不问，中东民主欠佳必讨？心之所向不过稻梁尔。以孟子之义权之，当世领袖英雄岂民贼哉？亿众瞩目者，皆为楚子，只身断喝者，独失王孙。 人之俯仰一世，或踌躇于上位，或郁郁为下民，欲望所累也。古来为官，先明其职而后求其禄。今则不然，望官位者只慕其禄而不谙其职。不揣己之性格贤愚，职位特点，高禄必求，惑于欲者甚矣。东西方政治传统之异恰在于此。罗马帝国之前，西方多丛林政治，为官一方者唯思豪取，疏于政务，被征服民族生同水火。奥古斯都僭位称帝后，地方长官要对皇帝负责，管理辖区调停民众之责得以明确。基督教定欲望之罪，与君士坦丁媾和而政教互救，进而一贯至今。故西方政治理论多主张人性本恶，政治污浊，以致宪政法制中多为遏止人类性恶条目。其根源在欲望先于责任，权利之得自然如瀑下，责任之加艰难似登山。中国情况迥异，政者正也，为官之道，责任为首，权益补偿。是故地中海文明发轫先于中国千年，却于中古两千年望尘东方而待哺。近代西方以科学独步天下三百年，以历史论，地中海集半数以上古文明，近代西方超前，于理数必然。时下全球一体，当纠正西方欲望定位，明确政治之道，政治发展必为宪政礼制整合，自由忠恕交融。 儒家政论，首推礼制与民本。孔孟同为儒家圣人，然各有侧重者，今试析一二。孟子重民本贵仁义，疏于体制之思。但利于民，不必拘于形式。孔子重仁义，更重礼制，即克己复礼之谓。礼之于仁义，颇似当代宪政之于道德。道德中可操作者成文，则生法律。强秦立法而吞六国，其法离德，一夕而灭。固知法德不可分。西方法制，求明细而绝歧义，终不可得，必依于道德。法弃德而速亡，德失法而难行。礼内植于仁义，外彰于法律，居德法之间，立国者必循，从政者必因，是政务轨道也。故宪政之明晰，礼制之根基，定天下大势。古来贤能利兆民而损礼法者，总为历代褒贬。其中以魏武帝与武乡侯之比为最，历来史家抑武帝而尊武侯。论文治武功，家室兴隆，曹操出诸葛之上甚矣。业霸漠南江北，辞开建安之象。文有丕睿，武得黄须，才至陈王之高绝，德兼卞后之旷世。古来堪比者几人哉？惜在未明荀彧之谏，终成司马之辱。惑于权眛于利，违于礼害于义者也。弃礼法之拘束，亦破礼法之护养。汉室献魏之例，恰成晋公弑髦之典。至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君臣相弑，父子相残，中华千古劫难，曹公难辞一咎。 儒家教化，孝悌为先。孝悌者，爱有差等，亲有厚薄。孝悌治天下，吾当传承。然若能循道宗德，犹有超越余地。周朝尚德，尊尧舜禹汤，然奉祀必寻其后，如陈杞宋世家所纪。此为德亲并重，互不凌驾之策。基督教爱人，仅限人之个体，排斥其他文化与精神。与回教间文化同根，血脉同源，却难共立，容纳之量与姬氏相去霄壤。陷于此境，与耶稣教诲大相径庭。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倡导开放，然依旧徘徊于正道之外，难得门而入。今我等华夏子孙，承三代之厚德，负儒教之仁义，焉步宗教对抗之后尘耶？执守于孝悌，需敬奉本国圣贤，延续传统，是为时代所赋之责。唯天载道，唯德动天，道唯一而德非二，同居穹庐之下，彼之圣贤亦吾之圣贤，又当超越于孝悌。是故孝悌之上乃一体道德，中华光大在人世苍生。 以上所述为文化与普世价值整合，当世要务之一，推己及人者也。当世要务之二，在推人及物。人既为万物之灵，所享无比，必然对应是义务与责任最高。破坏任何一个独立野生动物的家园都有违道义。宇宙一整体，生态体系亦一整体，人必爱己之个体，亦必爱世界整体。图一时之便，为一己之私，而害自然与永恒，罪莫大焉。有某人，久厌素食，欲荤而苦不可得，遂断己足而取肉。肥甘之欲，本当节制。足者身体要件，赐于天而得之父母，失而无以复得。当代各国毁森林，辟荒野，取地利无所不用其极，致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此皆断足以取肉者也。 览人类放纵之罪，悲不自胜，难以卒文。
| 历史属刺猬，越近越看不清
2010/03/22 | |
《华商报》记者/狄蕊红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今晚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嘛？”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
撰写“石头记”《国运1909》的人名叫雪珥，他并非历史学家，而是历史“拾荒者”。他远在澳大利亚经商，据说服装品牌居澳洲“前三甲”，但其文字作品却在中国民间风行。他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媒体报道中寻找中国的影子，因而拥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
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也有人说，他笔下的历史，比教科书更贴近真相。
为历史“杀毒”
“肯定”慈禧，“否定”康梁
记者：拿到你这本《国运1909》，我看到了很多跟历史教科书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对慈禧太后的肯定、对康梁的否定等。
雪珥：历史是属刺猬的，越近的越看不清。晚清历史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同步被篡改。植入这个“木马病毒”的，起初是那些自称的改革家们，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然后就是一大串的革命宣传家。康梁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抹黑宣传先河，中国历史上不乏小人，刘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康梁面前，他也只能被PK下去。康梁为自己营造了虚幻的形象，顺带将晚清历史改造成了一部小说，最为著名的就是伪造了大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神话，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安上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以便自抬身价，将“职业反对派”这个饭碗捧得更好、吃得更香甜。没有任何坚实的史料来支持他们的说法（后世以讹传讹、循环自证的不算），倒是有个基本的逻辑很少有人去考虑：太后太后，那就是皇帝的妈，太后再专权，那也必须是儿子还在位，儿子都不是皇帝了，太后还能是太后吗？从这点上讲，与光绪皇帝的利益最为一致的，就是慈禧太后。晚清的改革，开创中国历史先河，如果慈禧太后果然是个颟顸的保守派，又果然是个权力欲很强而且也成功地拿到了权柄的女人，那怎么还会可能有改革呢？反证推理后，我们就只能说，在晚清改革实际进展的前提下，通常安在慈禧头上的“保守派”与“实权派”这两个定位，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她是保守者，她必定是无权阻挠改革；如果她是实权者，她就必定没有去阻挠改革。梁启超在晚年就很直率地承认，当年的文字都是宣传用的，不可信，不可当作信史。
为史料“解锁”真实
多多益善、中立解读
记者：得到不同历史观点的前提是看到更多不同的历史资料，在写作过程中，你的资料来源是什么？书中选用了一些国外媒体的资料照片，如何发掘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媒体关于清王朝的报道？
雪珥：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面，它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真实”，两个基本点就是“多多益善”及“中立解读”。有一些曾经长期被史学界运用的材料，是假的，比如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记》，1976年就已经确认为假，但国内学界还在运用，今年甚至还有家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出版，但在前言后记并没有提到这只能当作小说来阅读，相反还是大张旗鼓地宣扬这本书在史学上如何有价值。我们对于慈禧乃至晚清一些基本史实的歪曲，基本上根源于此，当然还有康梁师徒的歪曲性宣传。
在“多多益善”方面，我可能比国内同道较为便利，我私人收藏和积累了一些海外史料，包括《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以及十多种美国主要报纸、刊物上有关晚清的报道、述评等，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日记、笔记，西方外交乃至军事谍报部门的中国情报。“中立解读”，就是不能戴着任何有色眼镜去看，尤其是对那些所谓有定论的史料，往往越有定论的史料，越能读出新意，因为之前的“定论”是被某种力量强加的。比较典型的，如所谓的慈禧太后对11国宣战诏书，这是研究义和团、八国联军乃至慈禧太后的关键史料，但只要静心查看，那根本就是一份中央内部文件而已，中国从来就没有对任何国家宣战，也没有任何国家在庚子年对中国宣战。弄清这点十分关键，正因为在国际法上，中外从未处于战争状态，列强的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一次国际维和行动（尽管他们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因此，东南地区才能宣布“中立”，辛丑条约谈判时，才能只赔款不割地。只有弄清这个基本史实，慈禧太后才能从那个歇斯底里的、为了个人权力不惜牺牲国家的恶魔形象中还原其本来面目。
海外媒体关于晚清的报道，的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信息查找方面，没有更多的捷径，只能下苦功夫、死功夫，多读多看。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比如《纽约时报》就出了全套的档案光碟，检索起来就容易多了，当然，价格很贵。基本功还是需要日积月累，熟悉基本史实，才能找到相应的文献，否则连一些人名地名都弄不清楚拼法，容易遗漏。
记者：相对于国内的史料，你在国外见到的关于晚清的史料有何不同？
雪珥：我将海外的资料，分成两类，一类是基本史料，如当时的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各国驻华外交官的报告等，另一类是史论，海外学者们对某一事件或某段历史的评价。这两部分有交集，一些年代古远的史论，本身也成为珍贵的史料，比如李鸿章的外文传记，我已经收集到了十多种，最早的成书于1896年，这即使从版本学的意义上，也有着卓越的史料价值。
这些海外史料和史论，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思考方式。我最早接触日本史料时，很震撼地发现他们总是称自己为神州、中华，而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发布的文告，都是号召中国人起来，推翻满清这个外来的侵略者。
为自己“剖白”
“美化”晚清是虚，还原真相是实
记者：在你的书中，对晚清帝王、大臣的改革做了很多评价，相对于一般人概念中的晚清昏庸形象，似乎有为其“美化”的嫌疑。
雪珥：其实，我的书中绝对没有美化任何人的倾向，而只是在尝试还原真相。
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革命”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人家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很少踏实勤勉、能够真正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但当这些批判者终于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后，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150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词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当然颟顸，但这种腐败、昏庸、颟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中国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折腾，总想通过疾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来抄小路、走捷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而晚清的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历史财富就是：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为现实“把脉”
吸取教训，做到“不折腾”
记者：现在，你远离中国大陆，却在书写100年前的中国历史，这样的时间加空间的距离，有什么优势？
雪珥：在于两方面：一是掌握的材料更为全面和便利，造成视角上的不同；二是距离远了，说话的嗓门就可以相应地大些，尺度和分寸上可能也更放开一些。
记者：一些书评人认为，在《国运1909》中晚清的改革和目前中国有相似之处，你觉得，当下现实可以从晚清汲取哪些教训？
雪珥：那就是“如何不折腾”。项羽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思维，不管贴上了什么时髦的包装，都是危险的，无论结果如何，只能是少数人站立在多数人的泪水乃至血泊之中。我们太需要相互妥协、相互“勾兑”，别把自己当大爷，也不将别人当孙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前提就是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记者：你自称历史拾荒者，而不以历史学家自居，你觉得在给自己定位时，如何考虑两者区别？对自己目前的历史研究，是如何定位的？
雪珥：被称为“××学家”是很神圣的，我觉得自己远不够格，包括绝大多数吃“历史”这碗饭的人，也都不够格。我不是职业选手，另有饭碗，历史研究对我来说，首先就是兴趣，并且自以为这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不仅比做生意高尚，而且更好玩，但吃饭穿衣还得靠做生意。兴趣之外，我才考虑自己作品的传播效果，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是多年做记者后的职业病，我见过悉尼一些大学的专家们，根本就不屑与小圈子外的人分享，我觉得那是社会财富的巨大闲置和浪费。最后，希望自己的发掘、体会能对现实有所裨益，聊尽寸心，我本将心向明月，也管不上明月是否照沟渠了。
记者：人们常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请问，如果想尽量做到还原历史真相，你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如何来做？
雪珥：还原历史真相，那基本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就是盲人摸象，你摸到大象屁股，觉得历史好伟大，我摸到了大象的尾巴，觉得历史就如同毒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别自以为是，别端着，无非是个拾荒者嘛，别整得倒像拥有整个金矿似的。和任何领域一样，我觉得研究也是必须低调地做人、高调地做事，能忍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记者：你的行文风格颇受读者欢迎，这种阐释历史的口吻，生动而犀利，得益于你人生的什么经历？
雪珥：我出道已经20年了，很多时候都是身兼多个身份，机关干部、记者、律师、商人，万金油，到处抹，这几种身份可能令我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一面，所以我对任何将自己打扮为天使的人，都存有浓厚的好奇，想立马掀开他那灿烂的外衣，看看底下是如何的一副皮囊。很遗憾，无论在哪个领域，我都发现臭皮囊就是臭皮囊。掀得多了，便觉得“真小人”实在是比“伪君子”更为可爱，一个社会如果多些“真小人”，这一定是比较美好而且有趣的。为了不浪费自己宝贵的愤怒与激情，我就只好悠着写，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当作是邻家发生的故事，严谨加好看，然后再撒上些思想的芥末。形成现在这种风格，我觉得这是当记者时对生动细节的追求和当律师时对严谨推理的追求的杂交，这是对读者负责，他们掏钱买书，你必须对得起他们的这份真诚。
【人物春秋】
雪珥，曾用笔名“雪儿简思”，一直致力于收藏晚清对外战争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
王洪文供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捏造者
2010/03/18 |
阅读提示：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 “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 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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