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11期封面︰誰在講真話
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一句︰當高官20年“覺得講真話越來越難”，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一大焦點。接著，全國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達了同感。
這些年，歷屆“兩會”不乏“炮手”代表、委員的灼灼言論，他們也獲得了場外的陣陣喝彩聲。敢言者，如“盼望陽光財政，頭發掉光了，也要堅持提下去”的蔣洪委員，抨擊“壟斷國企領導權力過大”、不改本色的原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逼問教育廳長“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長呂祖善??而民間的自覺者如白岩松，在領取電視界的褒獎時卻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國電視的發展取決于現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強，即便收到“領導來電讓閉嘴”，仍舊繼續顯擺著他自以為正確的觀點??
“講真話”，這樣一件本屬常識範圍的事情，為什麼此番竟惹來縱談國事的代表、委員，乃至場外人士捧場熱論？這三個看似直白平淡，卻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種內涵的文字，在我們社會的變遷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嬗變，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生態，官場規則？對于我們建設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有什麼意義？
【本期封面報道導讀】
“講真話”為什麼這樣熱？
“講真話”這是一個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種內涵，因而色彩斑斕的詞組
鐘南山︰我不亂轟，我有的放矢
任何單位或者群體，假如大家都能說心里話，這個群體肯定是生氣勃勃的
白岩松︰當你不畏懼的時候，就會說真話
少一點畏懼就會多一點真話，民主的速度與模式是大問題
“听話”的張朝陽“火”了
張朝陽本應在“听話、出活”的路徑上繼續前行，為什麼忽然成了市場化改革的鼓吹者
任志強， 與大眾為敵的“爭話”邏輯
像任志強懷疑大眾的每一句謾罵一樣，人們也有權利懷疑任志強的每一次聳人听聞的言辭
胡舒立的第三條道路
從這里出發，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學意義
六六︰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
宋思明竟被評為“中國臉”，我更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而不是分裂的
長平︰講真話的路徑
只有在從政者說真話才有機會獲得喝彩、才有機會爬上去的環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斷才能成立
“講真話”為什麼這樣熱？
“講真話”，這個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種內涵，因而色彩斑斕的詞組，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經歷著怎樣的嬗變，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生態，官場規則，觀念變遷？對于我們建設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有什麼意義？
南都周刊記者_謝海濤
2010年全國“兩會”結束已近兩周，關于“講真話”的討論似乎仍在民間激蕩。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在近20分鐘的講話里，厲批官場八大歪風︰腐敗，買官賣官愈演愈烈；官場零規則和潛規則雙軌運行……再是3月12日，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氣︰搞形式，唱高調，耍花架子……短短5分鐘，萬人大禮堂掌聲響起11次。
與兩委員“講真話”揭批時弊對應的是，“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的倪萍委員，以及“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的“終身人大代表”申紀蘭，則激起輿論的激烈質疑。 《東方早報》一篇評論稱︰當申紀蘭們千篇一律地自動舉起了手，民意與代表制度就出現危險的脫節。從不投反對票的人大代表，不僅是對選民的不負責，還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記者走訪了近20名全國人大代表，“發現絕大多數代表認為講真話其實並不難”。
似乎，“講真話”在當前的現實語境中，成了一個羅生門般的問題。而歷數近年“兩會”， 在“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氛圍中，雖不乏轟動之語，但像此次關于“講真話”，這樣本屬常識範圍的事情，引來如此滔滔熱論，似不多見。早些時候，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在2007年4月刊發了題為《怎樣讓領導人听到真話實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後意味, 發人深思。
“講真話”為什麼這樣熱？這個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種內涵，因而色彩斑斕的詞組，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經歷著怎樣的嬗變，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生態，官場規則，觀念變遷？對于我們建設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有什麼意義？
講真話是解放思想的起點
從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意義上來說，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講真話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點。
改革之初, “講真話”是和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李九蓮、顧準等一系列難以忘記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他們代表了一個特殊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高度。
其後是巴金，于晚年痛寫《真話集》（《隨想錄》第三集），提倡講真話，以對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與懺悔，開啟對那一場噩夢的反思，在危難時代為中國人找到了重建靈魂的出發點，良知救治和社會進步的起點。
“而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史，有著一脈相承的主題，擴大社會和民眾的自主空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擴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講真話，則意味著這個國家正逐漸打破意識形態的迷瘴，正視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戰勝“兩個凡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沖破了個人崇拜的藩籬。
1992年，姓社和姓資的爭論禁錮著人們的頭腦，束縛著人們的手腳時，鄧小平南巡，明確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由此“東方風來滿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沖破了計劃經濟崇拜。
1997年，江澤民“五二九”講話，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沖破了所有制崇拜。
講真話是公民意識覺醒的表現
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世情、國情都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各種不同利益主體圍繞著改革進行的博弈，不斷重構著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場講真話難的困境，在這種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國“兩會”上的熱議。
全國人大常委、原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把講真話難的原因歸結為︰一是改革開放成就很大，但社會發展不平衡，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協調，這是根本問題；二是中國幾千年的皇權意識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厲害。
破解真話困境，已成為各級政府提高執政能力必須突出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隨著政府從全能型向服務型的轉變，政府改革勢必要確立起“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滿足民眾對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才能深邃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提倡講真話，才能听到真話，了解實情，這是決策的前提。
貴州甕安事件後，省委書記石宗源痛定思痛︰“甕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講真話，是我們的責任。”可以作為注腳。
真話難講，並不局限于官場。過往歲月，官員與既得利益階層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講真話，曾屢被披露。從2004年的“郎顧之爭”中利益集團的表現，到網絡間呼吁“官員向任志強學習”，到各地礦難瞞報事件等，無不在損毀著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國家之外是社會。30余年改革開放，中國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革，由封閉而開放，經歷了一個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一個以人為本、重視民意、尊重人權、集中民智的過程。在一個成長的公民社會里，講真話又是和公民意識覺醒聯系在一起的。而從尋求人類自由、權利和尊嚴的意義上講，“講真話”提供了一條公民的底線。
少年才子韓寒，是這個時代涌現出來的“真話英雄”。這個被稱為“下一個魯迅”的80後作家、賽車手，以博客為陣地，激昂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那將近3億的點擊量背後，是一個形象新穎的人道主義者在發出自由的波長。”
學者周雲說︰韓寒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歸根到底還是他一直在堅持講真話，至少是堅持講自己認為的真話。而所謂“信韓寒，得永生”的戲稱，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公眾間對于真實的渴求。
韓寒的背後，是無數權利意識覺醒的公民在成長，網絡空間成為他們說出真相，參與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個被戲稱為“被時代”的今天，就私人權利講真話，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所謂“生活在真實中”，說出真相，行使“無權者的權力”；就公共事件講真話，則意味著公民的參與︰從廈門PX項目事件、孫志剛事件 、“黑磚窯”事件、“華南虎”事件、“躲貓貓”事件、 “天價香煙”事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相信，講真話，通過有序地參與，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濫權，發難腐敗。
對此，政治學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參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
幸福而有尊嚴地活著
“《隨想錄》出版後，我讀了受到極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寫真話的著作。”2006年，溫家寶總理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文學藝術家談心時，如是說。
學者楊天石有感于此，在發表于《學習時報》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怎樣讓人民講真話，怎樣讓領導人听到真話，實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與領導的開明相比，“講真話”更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所謂提倡講真話，不過是呼吁回歸與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就在張維慶論及“講真話難”的當天，溫家寶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此前，在曾為改革開放“殺開一條血路”的廣東，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輪風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第十屆廣東政協會議上說︰“要讓領導同志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就必須允許他講不準確的話，或者是允許他講錯話！”
《南方周末》的相關評論稱︰營造一個“寬厚、寬容、寬松”的輿論環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務。一部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一旦言無不盡，人類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導入社會治理之中，從而為社會健康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兩會”之外，一個“講真話”的新個案是張朝陽。這個一向被認為“听話”的搜狐老大，在中國新視角高峰論壇演講中忽然發難，指責“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無時無刻不在妨礙競爭”；他呼吁“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否則發展的就可能是“權貴資本主義”。據說，他在演講時，網管部門的意識形態官員就坐在下面。
張朝陽的轉變似乎是一個象征。他的演講開篇頗為引人深思︰2049年，中國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嚴地活著，是否在美國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國是否能贏得尊重，這些全都與現在有關系，與每個人有關系，在現在與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間還有很多障礙，能否到達光輝的彼岸，與我們現在是愚蠢還是聰明地做出選擇，有至關重要的關系。
“兩會”歷程
第一張棄權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在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第一次出現了三位代表投棄權票的現象。新華社記者李尚志要求對此如實報道，他認為這能反映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與會的鄧小平等得知後，表示贊同。（據中央文獻出版社《民間記憶︰1978-2008》）
第一張反對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投票選舉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時，來自台灣代表團的代表黃順興走到話筒前，大聲說︰“我反對！”他的理由是︰候選人他並不了解，但從簡歷上看主任委員人選已經89歲了，他認為應該讓更年輕的人替國家做事。
在黃順興投反對票之後的全國“兩會”投票中，反對、棄權者愈來愈多。1989年全國人大會議表決國務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時，反對票加棄權票達1079票。如今，反對票和棄權票早已常態化，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也在代表委員們說“不”的過程中推進。（據《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報道）
第一次使用電子表決器
1990年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開始使用無記名電子表決器，贊成對應綠色；反對對應紅色；棄權則為黃色。如今全國人大對議案的表決方式有︰投票方式、按電子表決器方式、舉手方式以及經大會主席團決定更為適宜的其他表決方式。（據人民網報道）
“白話之風”
2009年兩會，“白話之風”贏得各界積極評價，“白話運動”發端于胡錦濤總書記在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用了“不折騰”三字。2009年3月的“兩會”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講大白話的政治新風，因為長期以來，官場上講官話、套話、大話、空話成風，能讓百姓听得懂的真話、實話、大白話少之又少。
記者“膽”大了
2010年全國“兩會”上，《光明日報》一位記者問了關于選舉法修改的問題，“選舉法這次修改的一個重點是，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有評論說這將實現人人平等。這是否意味著之前進行的人大代表選舉是不平等的？”
兩會真話人物
張維慶 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
會上匯報的東西都是經過踩點、審查、擬發言稿、送審這一套，經過了多少篩選，最後才定下來，讓這些人去發言，能听到多少真話呢。有很多話想說，就是選不到一個機會，覺得講真話越來越難，要不就不講，要不就不痛不癢說一說。
3月5日，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感嘆“做高官20多年講真話越來越難”。說真話為什麼難？這里有一個風險計算的問題——在某種語境下，說真話的風險大于收益，說“正確的廢話”則可降低風險。這個語境需要改變。
朱振中 廣州市政協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會議和死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形式越搞越繁瑣，就是落實不了。
與張維慶“所見略同”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協大會上痛斥官員不正之風，發言8分鐘，響起9次掌聲，最長一次掌聲持續25秒。有委員將這次發言評價為今年來最敢講真話的大會發言。
牟新生 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我在海關10年，當一把手8年。感覺就是一把手權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說一句話，別人很少敢說不。干一把手時間長了，覺得一把手有點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馬上順著你來，這種機制很危險。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以直言聞名，今年兩會期間，有記者問他為何現今真話少、官話多，牟新生認為體制改革滯後是根本原因；另一個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厲害。
李金華 全國政協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壟斷企業的領導權力過大，有些企業里，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的投資，也是領導一句話就可以解決。有些企業本來只生產一段產品，但是現在上下游都壟斷了，大家反應強烈的國有企業人員收入那麼高也跟這個有關系。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在兩會期間說。李金華當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時，以作風凌厲、發起審計風暴著稱，如今退居二線，還不改當年風采，值得欽佩。希望越來越多的官員，在職時就勇于說真話，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說敢言。
朱清時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
高校行政化導致沒有人真正鑽研學問。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陳景潤這樣的學生早就被學校淘汰了，因為他不出文章。
全國政協委員朱清時在3月5日全國政協教育組的討論會上說。朱清時的真話讓人期待，因為朱有一個重要身份——正在籌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他能不能運用他的權力將南科大建成中國高校去行政化的範本呢？也許就看他能獲得多大的改革騰挪空間吧。
葛劍雄 復旦大學教授
從學術腐敗的角度來講，涉及的層面越來越高，手段越來越卑鄙，而且往往出來以後有“掩護”的——任何院士、校長如果論文剽竊或者作假被發現，都會推給學生。學術腐敗行為已經演變成了“癌癥”。
3月11日，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做客中青在線“兩會直播間”，炮打學術腐敗問題。不造假、不抄襲，這是做學問的底線，底線屢屢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淺。僅靠幾個書生在兩會期間出來吶喊幾聲，無異于隔靴搔癢。整個學術體制必須改造。
馮小剛 導演
由心而發，先謝爹媽，後謝國家，何錯之有？她在冬奧會上拿到了世界冠軍，這就是給咱國家爭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謝、報答國家了。我希望官員莫名其妙做批評這種事，今後能少點。
3月10日，在政協文藝組討論會上，導演馮小剛打破多日來的低調形象，開腔力挺運動員周洋。周洋奪金後說了句大實話，卻被顢頇的領導橫加指責。馮導敢出來打抱不平，難能可貴，希望馮導拍電影時，也能直面現實，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視主持人
履行（委員）職責是一件很有責任的事，不是讓你到這風光來了。如果你承擔不了這個責任，你也沒必要去做這個委員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歸，何必呢，干點什麼不好?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說起當政協委員的感受，認為“今年感覺尤其好”。那些“沒有實際意義，說的都是漂亮話，就是場面上的話”，越來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講不太好意思說了。縱觀小崔在今年兩會上的表現，批政府調控房價不力，批教育部門清退代課教師，果真有主持“實話實說”的風範。
人民大會堂第一聲“我反對”
1988年3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投票選舉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時，來自台灣代表團的代表黃順興走到話筒前，大聲說︰“我反對！”
黃順興，早年在日本學習農學。1985年，黃順興從日本回到中國大陸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1992年，全國人大會上表決三峽工程時，他按 規則要求發言，但沒有獲準，他因而退席。後來他說:“大水又不會淹到台灣去。我是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上說話。”這年，全國人大代表的反對票，棄權票都創造 了新紀錄。1993年，他辭去全國人大常委並一度返回台灣。
兩年後，黃順興因心髒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告別式後，他的骨灰被兒子帶回了台灣，遵其遺囑，撒在大海里。 （攝影 賀延光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整理）
鐘南山︰我不亂轟，我有的放矢
在今年兩會上，73歲的鐘南山銳氣十足，批評會風，直言醫改缺陷，對勞動合同法、政府工作報告的缺點，也直率陳言。
SARS事件之後，敢說真話的鐘南山每次參加兩會都會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人物。
在今年兩會上，73歲的鐘南山銳氣十足，批評會風，直言醫改缺陷，對勞動合同法、政府工作報告的缺點，也直率陳言。他說講真話是從父親那里繼承的傳統，因為父親一直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但鐘南山並不認為自己是“炮手”，也懂得拿捏說話的分寸。
南都周刊記者_石宴瑜 廣州報道
3月17日上午9時30分，身著粉紫色襯衫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醫學院教授鐘南山走下講台，立刻被涌過來的學生們以及鮮花和小禮物圍住，先是集體大合照，接著單個合影，最後是簽名留念，鐘南山都微笑著有求必應。
其實這是一堂名為《呼吸系統總論》的純英語課，听課的除了廣州醫學院2007級臨床醫學專業60名學生，還有幾十名廣醫教師、以及“蹭課”的其他專業同學。73歲的院士鐘南山用了兩天時間備課，他說︰“我傳授的不僅是知識，更是理念。”
“尊重事實”是鐘南山作為知識分子的底線，“講真話”是他為人的原則，要像父親一樣“做人問心無愧”，即使成為呼吸系統疾病研究的權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學生和團隊里倡導這種精神。
今年的兩會上，從醫改不算成功到甲流瞞報、甲流欠賬，鐘南山聊的話題似乎句句都戳到衛生部痛處，但這位向來敢說真話有著學術良知的專家認為，自己是在幫助政府提高效率。
反感“大炮”這個詞
南都周刊︰你曾經說過，人最可貴的是講心里話，雖然講心里話不一定是對的，我理解這個心里話就是指真話。
鐘南山︰是的。廣州的孫志剛事件，我講了“收容制度不見得是錯、但是執行的人不對”的話，現在我也不覺得多大錯，但是當時受到很多批評，甚至有人認為我很可恥。
可能我講得不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錯了，但畢竟是我的心里話。所以我說過，任何單位或者群體，假如大家都能說心里話，這個群體肯定是生機勃勃的。
南都周刊︰你的團隊是這樣做的嗎？
鐘南山︰我們在討論問題時絕對是生機勃勃的！他們可以當面不同意我，這個大家都知道，沒什麼關系，我非常鼓勵。假如他講得對，我會改。有時他不能說服我，我要堅持我的，我就會說過一兩個星期再看看怎麼樣是對的，所以在我的團隊里，都願意講真實的話。
南都周刊︰感覺你講話的語言其實是比較溫和的，但近幾年你多次被評為人大“炮手”，你怎麼看這個稱號？
鐘南山︰我並不欣賞這種提法，從來不欣賞自己被封的這個稱號。不知道誰把我封為大炮手，我很反感這個詞，什麼叫大炮呢？好像感覺是沒有原則的、亂轟的，而我是有的放矢的，所以我不覺得這樣的名稱恰當。
大炮的意思帶有點搶風頭或者顯示自己與眾不同，我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想法，從來沒想過引起媒體的注意。SARS時我跟香港有過對立，後來我去過香港幾次，非常誠懇地說了我的看法，後來絕大多數報紙包括隻果日報報道都比較客觀。對媒體我抱著很尊重的態度，而且真誠地信任，往往媒體能很客觀地報道我。
但是有極少數會斷章取義，甚至是曲解，簡直是無中生有。像這次兩會我說到醫療改革工作，當時我和李克強副總理講的時候，很強調大醫院能不能幫助小醫院提高水平，這是大醫院的主要任務，不知道為什麼有的媒體報道會反過來，成了我說“大醫院不要欺壓小醫院”，看到這樣的題目覺得莫名其妙，簡直是無中生有。
南都周刊︰你說了根本不相信官方統計死亡數據後，有些人感覺是在挑戰衛生部。
鐘南山︰我感覺衛生部的反應比較正面，起碼跟我接觸的人沒讓我感覺是給他們挑刺兒，包括我說食品藥品監督管理一體化，實際上我的出發點是為衛生部說話，當然各人有不同理解。
那次我是有意識地講的，我的學生全國都有，听到他們不少反映，當時要麼根本不查，實際上臨床癥狀和甲流一樣，死了也就拉倒，少數查了以後交待不要報，這些情況越來越厲害，當時就講了這話，我知道衛生部是不會瞞報的，問題在下面。我應該講出來，讓有關地方警惕，另外衛生部對他們也有一個監督，實際上講完以後起到了這個作用。
南都周刊︰你說過會議不是來吵架的，反映問題是為了幫助政府提高效率，所以一般並不會用激烈的方式表達觀點？
鐘南山︰絕大多數我是很溫和的，個別時候是很堅決的。比如說，根本不相信，從來不相信，絕對不相信，因為有很充足的依據這樣講，多數情況下很少有意識地把某個東西放在對立面。像有媒體報道說，“鐘南山炮轟衛生部和人事部”，這種提法也不合適。我只是覺得不落實的東西說了要趕快解決，但是拖了這麼長時間還不落實，後來兩個部回應說，我們早就發文件了，發文件不落實有什麼用？在我了解的大多數醫院，還是沒有解決問題，還好甲流沒有往上走，往上走的話，很多醫院就苦了，“炮轟”這種標題容易引起反感，也容易引起一些朋友對我的顧慮，他們說你以後講話要小心。
並無“舍我其誰”的霸氣
南都周刊︰以你的個性，越是在講很敏感的話的時候，越注意分寸，是嗎？
鐘南山︰是！都七十幾歲了，我知道應該怎樣說不會傷害別人，只是要把這個問題講明白，這個意圖，不希望傷害任何人，因為人總會有做對、做錯的時候，我只針對事情。
南都周刊︰你曾經試過因為講真話傷害到別人？
鐘南山︰當然有。很無意的話，傷到別人的自尊心，我後來才知道，就很後悔。經過了很多波折以後，人生上上下下，農村、城市、工廠，我懂得了一個人不可能樣樣都行。我有一條很好，知道錯了就會改，哪怕現在也是這樣。這點我還沒有那種所謂特別強勢的感覺，我想我沒有“舍我其誰”（的霸氣）。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傷害到人？
鐘南山︰看他是少數還是大多數。像健字號保健品抗疲勞藥摻入了治陽痿的藥，減肥藥加入了中樞抑制食欲的藥或者瀉藥，我講了之後說不定斷了一些人的生計，也可能會引起一些報復。作為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保護更多的人，不然很多人用了出現心髒病的復發、各種各樣的情況，出于醫生的良心，必須很鮮明地講出來，而且我有依據，所以才敢鮮明地講出來。這些人對我可能很憎恨。
南都周刊︰說真話是你從父親那里繼承的傳統？
鐘南山︰是，他從來都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南都周刊︰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敢言的形象代言人，這幾年講真話的經歷會讓你更有壓力嗎？
鐘南山︰我涉及的問題常常是老百姓健康的問題，其他方面我懂得很少，涉及老百姓健康的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從大家的支持中得到力量。所以我覺得更應該這麼做。
南都周刊︰要能像你一樣做到堅持講真話，有什麼是必需的？
鐘南山︰首先是領導，各級領導應該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很多領導不太喜歡听真話。因為講真話後頭往往是不同的意見。或者其中有跟領導不同的意見，而這個意見可能是對的。敢不敢講真話，在一個團隊里，關鍵是帶頭人。
白岩松︰當你不畏懼的時候，就會說真話
說真話，有勇氣，有價值，有推動力。這是白岩松對自己言論的要求。
白岩松，央視新聞評論員，致力于以有勇氣、有價值、有推動力的言論推動社會進步。
說真話，有勇氣，有價值，有推動力。這是白岩松對自己言論的要求。他說，等到真正的自由到來的時候，我們一定早已經被拋棄掉了，該由另一代人來唱戲了，但轉折的時候正需要我們。我們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去推動，去擴展，然後還能爭取被各界所接受。
南都周刊記者_張守剛 謝舒舒（實習生） 北京報道 攝影_邵欣
直播兩會，白岩松已經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視第一次大規模直播兩會，十幾場直播都由他主持。從那時起，他已經直播或評論了12年的兩會節目。他總結這12年的最大改變︰兩會終于由過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變成了“把生活當政治”的季節。
“民生生活成為第一要務，這就是兩會回歸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釋說。
這兩年，他也從一位節目主持人轉型為時事評論員，尖銳又不乏理性的言論經常被放于網站首頁。同時，他挨罵也更多了。
好在業界再次褒獎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舉辦的“中國電視榜”，白岩松和他的《新聞1+1》成為最大贏家，將“年度電視節目獎”、“最佳時評節目”、“最佳時評節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頒獎的時候，他又說了一番得罪電視大佬的“真話”。他稱中國電視的發展取決于現在的既得利益者，“當他作為改革者推動的時候，一腔熱血，一轉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權了有名了有錢了，開始保護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慣有的昨天還是一個改革者，今天一轉身就在阻攔著改革。”他也警惕著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國內做時事評論的電視欄目太少了，為什麼太少？太難了。兩年來，在中國的電視熒屏上，幾乎真正的尖銳一點的時事評論，依然只有《新聞1+1》。他不喜歡這種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獲獎，《新聞1+1》被其他欄目“干掉”。
“我從來沒有像這兩年這麼孤獨過。”他說。
“有沮喪的時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這個月底，你主持的新聞評論節目《新聞1+1》2周年了，在這個平台上，你自己的說話自由度能達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話題嗎？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來的時候，我們一定早已經被拋棄掉了，該由另一代人來唱戲了，但轉折的時候正需要我們。我們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去推動，去擴展，然後還能爭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經常有沮喪的時候，但很少抱怨，因為抱怨沒用，能不能改變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國的媒體人，干新聞的，多有沮喪之時，但是抱怨沒價值。
《人民日報》的老記者艾豐跟我說過一句話︰“老白，能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最好的群眾。”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話之後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變，我力圖去改變和建設，抱怨只會讓自己一時覺得蠻過癮的，其實傷別人也傷自己。但有的時候你如果能夠提供改變的選擇項的話，往往世界會接受你的建議，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經常舉這個例子。兩個酒吧，一個倒閉了，另一個生意很好。仔細一探討原因，第一個酒吧是任何客人進來，然後服務員都問，請問您啤酒里面加雞蛋嗎？百分之八十的人說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個酒吧，服務員問的是，您是加一個雞蛋還是兩個雞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選擇加一個雞蛋，還有百分之二十的選擇兩個。我覺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對各種事情的時候，我們總在想︰你為決策提供進步的選擇了嗎？
“要包容不正確的聲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兩會剛剛結束。之前大家會覺得兩會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現在公眾對這個事情議論明顯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覺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聲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發出來，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發出來。我覺得中國人對自身權利的關注顯然在增長。
南都周刊︰這個“增長”是個什麼程度？
白岩松︰在中國任何事情你也別指望一夜之間就怎麼樣了，那太可怕了。從我的這種角度看，我害怕中國任何一夜之間發生的改變，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為引起的危險都太大。它應該是一種漸進式的，但是方向必須非常明確，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覺得這會比較合適。
南都周刊︰有人說，不管是民意對提案的狠批，還是對“炮手”的熱贊，都呈現了民權意識的普遍高漲。你覺得“高漲”這個詞用在這里是不是合適？
白岩松︰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僅僅鼓勵有正確的聲音出現，也要包容不正確的聲音。我們不能總以為自己是對的，而打壓那些錯的，有一天我們一定會以同樣的熱情把對的也打掉，這是我非常擔心的。
比如幾年前就有人說過，這些委員代表怎麼只代表自己那個行業的利益？廢話！如果不代表他的行業他應該代表誰呢？如果每個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認為我代表國家，我代表所有的民眾，我認為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體為什麼不清楚這一點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藥公司總經理宗立成稱“醫改如果成功，是全國人民的悲劇”。如此為自己的群體代言，是否太過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媒體和公眾慢慢學會刺耳（的話）也要听，他有說刺耳話的權利，不是嗎？如果我們現在是在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話，難道不該從此做起嗎？如果他沒違法的話，如果他沒有觸踫太強烈的核心道德的話，他有權說刺耳的話。你要知道，有權說刺耳的話跟有權說真話是一樣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識地認為說真話是該得到維護，說刺耳的話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連人說真話的可能都沒有。
南都周刊︰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媒體和大眾對兩會熱點中近似于娛樂化的解釋和解讀，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總理記者會上的美女翻譯、張曉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應該得到一份寬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頭去看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進程的話，我們居然可以娛樂一下兩會，難道不是進步嗎？在過去很荒唐的歲月里頭你敢娛樂兩會嗎？沒有。現在可以娛樂了，進步了，但是僅到此為止，進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進步。
我今年兩會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節目《少追明星多追問題》，因為當時看到劉翔他們被追得東倒西歪的時候，我就覺得大家的注意力有點偏了。首先我認為它是進步，大家可以娛樂它，但另一方面還是要追問題，兩會是要追問題，是要追解決的答案。要說我對今年兩會有什麼不太滿意的話，就是听著蠻過癮的話挺多的，但是听著讓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點畏懼就會多一點真話”
南都周刊︰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覺得講真話越來越難”；但中新社采訪了近20位人大代表，絕大多數代表認為講真話並不難。在你看來，講真話越來越難，還是越來越容易？講真話的委員越來越少，還是越來越多？
白岩松︰從這幾十年來看，說真話當然是越來越容易。想一想說真話曾經丟命，現在會嗎？遇羅克，丟命了吧，張志新，丟命了吧，現在不會吧？所以毫無疑問就是進步了，但是我覺得離大家期待的還遠。這里有一個概念，講真話的對立面是不是“假話”呢？我認為，講真話的對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話，而是空話和套話。
大家不滿意的是目前“空話”、“套話”成比例地在增長。你說多少人說了假話了？你在兩會上都找到幾個真正說假話的？沒有。我覺得這一波“講真話”的呼吁針對的不是假話，而是空話和套話，以及為獲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諛奉承的話。我覺得這是關鍵。
南都周刊︰你認為說套話是階段性的問題，還是整個官場幾千年沒法改變的問題？
白岩松︰現在人們已經開始不太能容忍這些東西了，周洋說感謝父母，你不覺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歡周洋的說法，而反感我們官員的那種說法？我覺得這就是進步。
那個體育官員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覺得將來先“感謝國家”容易出現笑場的效果，成笑場語。你不信試試，你得了什麼《南都周刊》內部獎你上去說我先“感謝國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構了。
南都周刊︰政協委員朱振中針砭黨政部門搞形式、唱高調的發言，8分鐘贏得9次熱烈掌聲。但為什麼很多人還是不願意講真話？
白岩松︰當你真正不畏懼什麼的時候，你就會說真話。就這麼簡單。有很多人僅僅是因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就開始說著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話套話。我就經常會覺得人怎麼想不明白呢，你有什麼可畏懼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個時代早已改變了過去的“此處不留爺，就是葬身處”，所以我覺得社會要讓更多的人意識到，沒有什麼可畏懼的，少一點畏懼就會多一點真話。
還有一個，講真話不僅僅取決于個人，還取決于要有一個約束性的東西。比如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出台，就從法律的層面決定了你要講真話，政府你要率先去講。有的時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剛才還說得特好呢，話筒一到嘴邊，比領導還空。但是你要理解，這是環境造成的，所以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慢慢來。
南都周刊︰有個問題，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兩會期間向媒體稱，“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這好像也是真話、實話，你對此有何評價？
白岩松︰我相信中國的人大代表里頭，絕大多數跟倪萍一樣，對嗎？倪萍說出來了，挨了一通臭罵，然後沒說的啥事沒有，我們是不是在鼓勵大家沉默是金？我覺得公眾在罵倪萍的時候也要想一想，她說的是假話嗎？她是不是點出了一個事實？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話題有關，有委員發起聯名提案，建議給人民大會堂的表決器加個蓋，以免會場上的攝像機掃射過來增加壓力。這種提議有必要嗎？
白岩松︰當然有。這不僅僅是一個表決器加個蓋的問題，還是需要秘密投票的問題。如果誰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對票還是贊成票，那麼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與模式是大問題”
南都周刊︰從網絡征集民意到兩會微博，民眾連通兩會的手段也與時俱進，BBC的報道用了“e兩會”這個詞。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正是媒體技術手段的進步，才進一步燃起民眾對議政的熱情？
白岩松︰只不過是參與的技術手段更便捷豐富，但是起實質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實質作用的還是時代究竟進步到怎樣的地步。有了電視已經那麼多年，不是很久也沒有直播嗎？所以技術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覺得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質，很好，正好嵌在中國的民主進程當中，會在中國發揮可能比其他國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對技術手段的進步，有些民主化的進程是不是顯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覺得在中國最重要的是已經開始，而且我對未來的判斷不是那麼悲觀。它不是說誰賜予的，而是社會發展到這一個地步，矛盾積累到這一個地步，問題積累到這一個地步，必須找新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層面。
大家說（民主）這個話題還是覺得蠻敏感的，其實我一點都不認為敏感，十七大閉幕式之前直播一個小時，我談的全是民主，當時所有人都感到驚訝——我說你驚訝什麼呀？你是不是沒仔細看過十七大報告？關于民主進程，在十七大報告里寫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膽，所以我覺得十七大是兩個民，一個“民生”，那時候被媒體關注了；還有一個是民主，大家沒太關注，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可敏感的。
我覺得民主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當下的大問題。中國該實施一個什麼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說官方的語言，我自己都在覺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沒戲。五年之內我們看看會不會有這種情形︰同樣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三個人要競爭一個縣委書記。會不會是這樣從黨內的票決和競爭開始？都有可能。
還有一個就是速度，這個不用說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在中國很多改革都是漸進式，但是它必須擁有一定的速度，因為太慢的話，積累下來的問題和矛盾是不能夠承受的，所以這里要有一個很和諧的速度相對應。這個我不太悲觀，我覺得民主是不可阻擋的。
“听話”的張朝陽“火”了
張朝陽本應在“听話、出活”的路徑上繼續前行，為什麼在2010年剛剛開始，忽然話鋒一轉，成了市場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們冠以“說真話”的頭餃？
2008年11月27日，張朝陽出席“2008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
任何形而上的空談，對于一名企業家而言都是危險的。沿著這樣的邏輯，張朝陽本應在“听話、出活”的路徑上繼續前行，為什麼在2010年剛剛開始，忽然話鋒一轉，成了市場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們冠以“說真話”的頭餃？
文_甦小和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張朝陽忽然火起來，原因是他的一番講話，被認為講了真話。眾人由此認為，張顯然是個有常識的人。據說，他在演講的時候，網絡管理部門的意識形態官員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見，張甚至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人們對張朝陽的溢美，並不過分，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公眾視線中的張，除了他那些刻意為之的個人形象，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言辭虛以委蛇。也就是說，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張其實是一個善于說套話，甚至說假話的人。
“听話、出活”
熟悉清華的人都應該知道，這所著名的學府提倡的校園文化價值是厚德載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話、出活”這樣的市井格言。張朝陽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的身上顯然有著清華大學的集體意識。某種意義上，張就是一個典型的既听話，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讀了博士，這種品質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標志。
有人曾經分析過張的生態。今日中國內地互聯網領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網絡綜合門戶網站；網易的新聞門戶意義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務在深度方面做得相當到位，網易第一次跨越了網絡閱讀的快餐文化，引領受眾正在朝深度發展；百度的要點當然是中文搜索；騰訊有個可愛的QQ,這個小小的即時聊天工具籠絡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輕人；盛大靠游戲賺錢；阿里巴巴是電子商務；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為止，似乎無法總結出一條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價值。
說實話，在新聞門戶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奪走之後，張朝陽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尋找到真正的核心價值，的確難上加難。在網易的短消息服務爆得大利之後，張朝陽曾經想開闢中國最大最優秀的彩信服務，這顯然是一個不錯的路徑，不過卻沒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門的眷顧，張朝陽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和資金來推廣，不料卻栽在管理層的手上。
這個時候，張朝陽身上的品質拯救了他，他開始回到“听話”的位置上，認同體制，認同管理，張開始在他的話語體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嫻熟的主流話語。人們甚至看到張朝陽忽然成了抵制外國產品、抵制家樂福的吶喊者和組織者，雖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還放在嘎納的海邊，雖然他的一身派頭都是外國叫得上號的知名品牌。
華麗轉身
可以說，過去的這些年，張朝陽話語體系主流復主流，事實上與他的公司戰略有關。公司的目的當然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談，對于一名企業家而言，都是危險的。
沿著這樣的邏輯，張朝陽本應該在“听話、出活”的路徑上繼續前行，為什麼在2010年剛剛開始，忽然話鋒一轉，成了自由經濟的鼓吹者，甚至被人們冠以“說真話”的頭餃了呢？是不是我們熟悉的張朝陽，從此來了一個華麗轉身，非常決絕地走上了意見領袖的道路呢？
的確，如果沒有留意過張朝陽過去的言辭，今天他的表達簡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業理論在中國的見證辭。
比如張說，“中國人的勤奮精神及在輕工業領域部分的市場化創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跡，人類消費產品鏈條的中下游幾乎被廉價的中國產品壟斷，這就是30年經濟奇跡的原因。”站在經濟學分工理論的層面看，張朝陽的確道出了事實，由于後發劣勢，以及核心技術的滯後，中國的發展被逼到了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張的意思其實是想說，這種分工局面，是一種市場的自發秩序，而不是中國人的理性選擇。
再比如，張朝陽把今天中美之間的競爭，描述為“勤奮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精神+公平的完備的市場經濟之間的大PK”，而且張斷言，這種競爭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喪的，我們無法戰勝美國！”應該說，這樣的描述，視野足夠開闊，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張朝陽在這里肯定了普世價值，他其實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以個人主義精神為前提的，而中國要想發展，首要問題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當然，作為一個新經濟新技術的公司人，張朝陽更加重視創新，他認為，“美國政府的大多數時間都在研究如何保護競爭，保護競爭也就是保護創新，我們目前只有民營企業才參與全方位競爭，而國有企業通常情況下，都在依靠壟斷分享利益”。
張的話有道理，翻看人類科技史，真正能夠影響人類生活的新技術，都是個人勞動，或者說，都是由私人機構推動，而國有企業向來熱愛宏大敘事，他們不在乎技術的更新，不在乎人的發展。
我相信張朝陽的這些陳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賺錢為使命的企業家，沒有必要在言論方面刻意求新。
問題是，張顯然看到了自己未來的軌跡，如果中國的全球產業分工位置持續走低，他所在的新經濟領域，必定越來越萎縮，一個靠粗放型加工尋求發展的市場，顯然不需要那麼多新觀念和新技術，中國的一批新經濟企業有可能被導入到陳舊的企業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來銳氣十足的互聯網企業，他日極有可能重蹈國有企業產權模糊、人浮于事、發展乏力、腐敗盛行的覆轍。
也就是說，即使僅僅從利益出發，張朝陽也不願意這樣的局面出現。現實的市場邏輯是，任何一家新經濟企業，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動為前提的，在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種泛政治口號，而是市場發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所以說，在這樣的層面上看，今天的張朝陽的確說了真話，而且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說真話。沒有人能夠超越“屁股決定腦袋”的魔咒，張朝陽也是如此。
張朝陽的真心話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們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甚至處于飄飄然的狀態，我們現在津津樂道大國的崛起，興奮地（如環球時報、參考消息等）收集著我們依然崇拜的高貴的西方人對我們的任何只言片語的贊揚，仿佛中國，middle kingdom作為世界中心被周邊列國朝拜的輝煌秩序又恢復了似的。這是一種幻覺！西方人其實依然不怎麼把我們當回事兒！
● 矢志不渝地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不改革沒有出路！沒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場競爭，就沒有品質，沒有優秀，沒有就業機會，沒有穩定，沒有中國真正的崛起。
● 具體怎麼做？問題很復雜，但一個基本點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實現，才能讓有才能的個人和組織脫穎而出，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性，否則我們發展的將不會是完全的市場經濟，而可能是權貴資本主義，政府應該放下很多親自參與競爭、與民爭利的舉動，把主要精力用在保護公平競爭上來。
任志強， 與大眾為敵的“爭話”邏輯
像任志強懷疑大眾的每一句謾罵一樣，人們也有權利懷疑任志強的每一次聳人听聞的言辭。
2009年10月15日，任志強在第五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發言。他的臉上總是緊張的肌肉，夸張有余的表情，似乎向外傳遞著他看透了這個時代的“知識的驕傲和驕傲的知識”。
“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里的‘烏合之眾’是一個常態，對烏合之眾的迎合，是人們首選的表達方式。但很遺憾，我不迎合烏合之眾。”－－任志強
像任志強懷疑大眾的每一句謾罵一樣，人們也有權利懷疑任志強的每一次聳人听聞的言辭。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吵鬧中，我們的世界才會變得越來越具有多樣性，我們才會遠離遮蔽，遠離盲從，漸漸成為一個個有權利、有思考的人。
文_甦小和
眾人都說任志強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強這個人喜歡信口開河，故作驚人之語。事實上，任志強近幾年的確靠著他那張大嘴，贏得一身罵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齒，死活把任志強當成了中國房地產資本家的代言人。
在這個仇富心態暴漲，房價把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年代，任志強當然是一個送上來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繼日顯擺自以為正確的觀點，人們廢寢忘食發泄自以為正確的憤怒。這個國家因為任志強，成了一台戲。
從盲從到不迎合
說實話，人們的憤怒事實上抬舉了任志強。在一大串牛氣沖天的房地產公司中，華遠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企業。從規模上看，華遠地產進入不了房地產企業的前50名；從產權上看，華遠地產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區主管的國有企業。
任志強左右不了中國樓市的大局，甚至連攪渾北京樓市的能力也沒有；而國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強的個人財富，主要還是靠工資和獎金，盡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產權改革的嘗試，但華遠地產國有體制不變，下面再怎麼修改，也不過是一種變相的“聯產承包”。也就是說，跟潘石屹、黃如論、楊國強、朱孟依這些地產大佬相比，任志強撐死了也就算一種“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種富可敵國的商人，按當下的體制來看，任志強最多也就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愛侃大山的“小處長”。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著這種膀粗腰圓、唾沫星子橫飛的“侃爺”，任志強對自己的“侃爺”風格並不忌諱，並且認為自己天生就關注政治，關注經濟，喜歡宏大敘事︰“我們這代人天生就是從政治的染缸當中染出來的。從小的時候就開始關心國際大事，關心政治，比如從抗美援朝開始到打倒四人幫等，這代人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讓我們不關心政治不太現實。”
但任志強的不同之處在于，他認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學術演繹。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和任志強長談，他上來就言明自己的法學方法論︰“律師在法庭上辯論，他肯定攻擊對方認為最不應該被攻擊的地方，他會選擇攻擊點，這是一種法學習慣。學過法律的人可能更多會從這些角度，或者從這些方法來思考。”
在他看來，像馬列主義的很多東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實際上帶有哲學和法學的方法論。這樣的東西融合在一起，會讓他從另外一個角度，或者從相反的方向看問題。“不但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問題，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別人不能理解的觀點，這可能是我總是引起大眾誤會的一個原因。”
很明顯，任志強帶有一種法學方法論的自信。當他對那些憤怒的人們說話，事實上他先入為主地給自己預設了一種法學啟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強曾經以“貪污罪”被組織收監，在那一年多時間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書，監獄不提供其他的書。因為要自我辯護，任志強不僅將《法學概論》這樣的理論書讀得爛熟，而且把一些相關的法律條款從頭到尾背了下來。日後任志強笑談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學之路，從此，這種情緒激動、滿嘴跑風，時不時惹出麻煩的人，竟然建構起了自己的法學思考習慣。
面對鋪天蓋地的謾罵，應該說任志強是有所準備的，他會通過讀書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進他的辦公室，桌子上就放著《烏合之眾》和《身份的焦慮》兩本書。話語之間，他甚至翻開書，大聲念阿蘭‧德波頓的話︰“報紙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並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
這里，任志強理解的“勢利者”應該是指市井層面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大眾，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說︰“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里的‘烏合之眾’是一個常態，對烏合之眾的迎合，是人們首選的表達方式。但很遺憾，我不迎合烏合之眾。”
熟悉任志強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愛琢磨的人，這意味著，雖然媒體想方設法試圖抓住他的某句話進行炒作，但他對媒體的懷疑與審視卻一如既往。很多時候，任志強並不是一個迎合媒體的人，有的時候他甚至有些刻薄。所以，接觸過任志強的媒體人都說他不好對付，很多人會在他毫不客氣的質問下落荒而逃。
圈子里有這麼一個傳說，一次，他對一個記者直接發飆︰你什麼都不懂， 也敢來采訪我？我相信這樣的傳言不虛，事實上，我第一次走進任志強的辦公室，他幾乎沒有抬頭，繼續改他的文件，說就一邊改文件一邊采訪吧。後來，我們熟悉了，他才哈哈大笑，說他對媒體的態度乃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天生就是一個把話擰著說的人，凡事要反過來想想，不懷疑一下，渾身都不舒服。
我能想象任志強一些時候對媒體的某種不屑，他的臉上那些總是緊張的肌肉，那些夸張有余的表情，事實上是他刻意流露出來的、自以為看透了這個時代的“知識的驕傲和驕傲的知識”。我曾經問他，一個戴過紅袖章、當過紅衛兵的中國人，難道他的血液里沒有殘留著那些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時代癲癇病癥嗎？他立即回答說，有，但他強調，正因此讓他學會了思考。
“那時候我很盲從，比如認為共產主義要來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盲從之後，會思考的人會發現，不能盲從，所以我才開始倒過來說話。”
這是一個有方法論價值的自我解讀。如果說以前大眾盲從的是領袖，那麼領袖走下聖壇之後，每個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不盲從大眾。當我把這樣的理解說給任志強，他刻板的臉終于有所展開，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在媒體里強調某一個局部的觀點，以至于受眾僅僅感知他的片言只語，就開始破口大罵；更沒有在憤怒之余，起身，中途離場，讓那些興趣高漲的人們忽然找不到對手。我們眼前的任志強，他的思緒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過程，他的知識結構，他的價值追求，他不時開懷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樂，所有的思考和追問盡收眼底。
思考者的尷尬
其實，采訪任志強之前，我有一個預置性的對話姿態︰繞過當下熱鬧的市場沸點，去做一次安靜的、略帶思辨色彩的對話。理由無他，乃是為了將任志強在一片謾罵之中加以還原。
一個奇怪的現象便是︰他可能一直在試圖基于某種體系說話，試圖說出一些常識，這樣的常識看起來是單獨的，孤立的，個別的，但稍微耐心去傾听，就能發現任志強的整體意義，不過，受眾顯然沒有耐心，在幾個孤立的詞句之後，排山倒海的語言圍攻便接踵而來。由此，一直試圖思考的任志強忽然成為了某種鬧劇中的靶子，而那些展開攻擊的人們，事實上他們手中的武器更加蒼白，空有一堆烏有的情緒而已。
在他的身上，堆積著太多的疑問。那些惹來圍攻的言說，是他信口開河嘛？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國企業家中，陳東升、毛振華、任志強可能是最具數據意識和文獻意識的幾個人，前兩人乃經濟學科班出身，師從董輔，而任志強唯一的大學經歷，是在中國人民大學上了一個研究生班，他坦承沒有進過幾次課堂，不是一個好學生。如果听過任志強的演講，應該能發現他每一次演講幾乎都連帶著大量的數據和文獻，這樣來看，圍繞他的諸多爭吵幾乎就是一個幽默，任志強自以為是地言說，听眾簡單快意地謾罵，某種由大多數人組成的詞語暴力似乎形成了對任志強的包圍。
那他是不是既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任志強至今不過是一家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但他呈現的所有言說卻似乎與自由市場經濟有關。我相信大多數攻擊任志強的人，都有一種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種仇富的心理。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屁股決定腦袋，任志強應該是一名國有經濟的捍衛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的闡釋家。但人們對任志強的攻擊存在先天性的錯位，似乎選錯了目標。因為任志強顯然不是一個“奸商”，不是一名“暴發戶”。以制度論，他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員，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商人。
但吊詭的是，既然只是一個國企代言人，為什麼在任志強的身上，又看不到通常意義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種有些虛偽的王顧左右而言他，很難听到那種官話和套話？
有一種說法︰王石這樣的人因為無法改變萬科的國有體制，只能靠爬山和NGO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果這樣的解釋成立的話，那麼任志強應該就是意識到自己這輩子成不了大企業家，所以他選擇用思考，甚至是用學術思考來尋找人生價值。
如果任志強真的是以學術思辨為生，那麼，那些粗糙的爭吵就有價值。面對任志強，我的問題在于，一個經歷過饑餓、“文革”和開放的中國人，他為什麼想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人，他今天的思考和行動，是否有些矯枉過正，是否又陷入另外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中，為什麼在一片咒罵聲中，他竟然可以如入無人之境，一個人自以為是，獨自前行？
一個豐富的人生案例，顯然比那些莫衷一是的觀點之爭和利益之爭更讓人有興趣。像任志強懷疑大眾的每一句謾罵一樣，人們也有權利懷疑任志強的每一次聳人听聞的言辭。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吵鬧之中，我們的世界才會變得越來越具有多樣性，我們才會真的遠離遮蔽，遠離盲從，漸漸成為一個個有權利、有思考的人。
任志強“爭話”錄（整理實習生楊胤）
● 房地產就應該具有暴利!
● 不讓窮人買得起商品房!
● 禁止炒房就是違憲行為!
● 買賣有理,炒房無罪!
● 中國住房分為窮人區與富人區很正常。
● 房價降了，房地產開發商有權不蓋房。
● 商品房定價無需公眾監督。
● 歷史證明房價永遠都是上漲。
● 對真正有錢的人來說房價還不夠高。
● 嚴格說來開發商被強奸了。
● 買不起房你為什麼不回你農村。
● 85%家庭買不起房結論簡直荒謬。
●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輩呢？這里有一個最大的錯誤觀念，就是住房體系中，總是說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說，應該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 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就該買不起房。
● 他不買天價地，他就沒地，餓死了。所以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 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
● 房地產比魚翅，魚翅再貴也不是泡沫。
● 房地產是北京發展的重要支柱，住房價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長與控制人口素質的門檻。
● 房地產非暴利，農民工也買得起房子。
● 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階層，你就別在這談房地產市場，這個市場和你沒有什麼關系。
● 國有企業家、國有資本，政府讓干什麼就干什麼，不讓我們干房地產我就不干房地產。我們只是當丫環的，都是政府說了算。
● 宏觀調控的目的不是為了讓房價下跌，而是讓房價穩定增長，不能因為房價沒有下跌就認定宏觀調控不到位。
● 買房子其實不是解決居住問題,房子是一種財富,就像鑽石戒指一樣。
● 買不起房別指望房子降價。
● 住建部管不了房價。
● 樓市政策越緊，房價越高。
● 天價地上蓋什麼戶型的房子都不會是保障。大多數罵房價高的人都是買不起房，又不敢說政府，就只剩罵開發商了。
● 房地產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溫總理比我們開發商還急。
● 拿地得先有錢，錢呢？看來也不是我無能，是央企太有錢了。
● 北京的房價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來。
胡舒立的第三條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個法治的平台，站在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平台上，而不願意繼續躲在權力和資本的陰影里瑟瑟說話。
胡舒立11年的經濟話語，如今讀來，大多數文章今天如在雜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攝影_Mark Leong
她更渴望站在一個法治的平台，站在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平台上，而不願意繼續躲在權力和資本的陰影里瑟瑟說話。從這里出發，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學意義。
文_甦小和
胡舒立11年的經濟話語，如今讀來，並不過時，大多數文章今天如在雜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要麼是胡舒立視野開闊，她一直比別人看得遠，看得透；要麼就是這些年中國的經濟格局並沒有根本意義上的進步，財大了，氣粗了，大國就要崛起了，但經濟背後的方法論，卻還是當年的老一套，甚至比當年還不濟。
胡舒立的姿態
感謝胡舒立！這些年她寫得熱火，我看得激動。不過遺憾總是有的，常識都擺在這里了，但效果並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寫下了“告別紅色資本家”這樣的文章，12年之後，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僅在國內所向披靡，簡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邁架勢；12年前我在香港看見眾人紛紛追捧所謂“紫籌股”，內地國家資本鬧得香港資本市場風生水起，12年後，不僅國有企業在北京成了地王，連軍工企業也要豪邁進入房地產市場撈錢了；2004年，胡舒立寫了“官商結合和民營經濟”，今天，中國的私人老板們幾乎離開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麼生存，連溫州當年那一批游走市場的生意人，如今也紛紛成了地方政府的門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寫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那麼，這些年我們究竟經歷了什麼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變遷，我們曾經有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經有過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價格市場化的改革措施，我們還有過加入WTO、真正將中國帶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後，我們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設意義的改革了呢？我們是不是也一樣處在一個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這種不改革的成本，究竟會給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而在2009年，她又寫下“警惕隱形貿易保護主義”，說的雖然是美國當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但對中國貿易問題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見各路企業趨之若鶩的出口退稅、財政補貼，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貿易逆差，就是一種比之貿易保護主義更加短視的國家行為。
中國十年之真問題，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顯然不再是一個理論的探索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和能力來實施的問題。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由此可見一斑！僅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體的無力感，可能還不是面對經濟態勢的某種無奈，而是與她有切身利益關系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戰略走向。
眾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轉型的關鍵年份。她帶著豪華的采編經營團隊從《財經》撤出，搭建了財新傳媒這樣一個志存高遠的新興全媒體平台。如此，胡舒立長達11年的媒體職業經理人生涯終結，而具有現代企業制度征象的媒體企業家身份由此展開。無論如何，這都是中國新聞史上值得關注的一件事，與之相關的爭論可謂眾說紛紜。
幾乎所有的企業家和投資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態，理由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對資本的一種不負責任。但問題在于，胡舒立顯然比諸多企業家們更知道這個道理，2001年，她曾經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于其性質和組成的變化，談不上高貴、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無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間的區別，漠視資本的意願，失去資本的信任，便極有可能遭到資本的否決”。
對公司治理和資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選擇了出走，這其中必然有更本質的隱情。中國媒體人的難處在這個時候被直接擺在廣場上，讓所有心中裝著媒體夢的人們糾結，所以，與企業家、投資家的態度背道而馳，幾乎所有的新聞人都在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新聞平台。
她就是一個寫字的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社會中，中國的新聞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難道堂堂如胡舒立也倉惶如喪家之犬嗎？我所看到的現實是，媒體人天天在電視上，報紙上，雜志上，如今還在網絡上呼喊現代企業制度，呼喚清晰的產權、自由的競爭，但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沒有清晰的產權，所有的媒體從業人員都在一個近乎壟斷的產業里得過且過。
如此局面，意味著今天如過江之鯽的新聞從業者，事實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邊緣人群；意味著這樣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識還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這個漸漸開放的市場中，並不是一個具有私人權利和行業權利的群體；意味著在一個產權逐漸得到界定的市場經濟年代，中國的新聞人並不是可以真正參與到競爭中去的市場主體；意味著新聞從業人員要麼選擇做權力的走狗，要麼選擇做資本的走狗。
這正是現實。有的新聞人直接把目標鎖定在利潤上，為了利益可以丟掉一切的媒體屬性；有的人成了權力的傳聲筒，新聞成了長官意志，媒體成了權力的附屬品。活著成了我們最重要的任務。難道這是我們惟一的結局嗎？我們的媒體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權力，也不依附于資本，而是站在第三條道路上，為了信息的自由流動，為了所有人的知情權，發出真正獨立且自由的聲音呢？
現在我相信胡舒立長達11年的寫作，就是這種獨立且自由的聲音。我還相信，胡舒立不僅是新聞技術的領先者，事實上她更渴望站在一個法治的平台，站在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平台上，而不願意繼續躲在權力和資本的陰影里瑟瑟說話。從這里出發，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聞史學意義。
某種意義上，一部中國現代新聞史，就是一部爭取自由言說權利的歷史。清末，伴隨著民智漸開，《新民報》就提出醒目的辦報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這樣的表述，事實上隱含著現代媒體產權與言論權的雙向獨立立場。中國的新聞先輩們很早就意識到，真正獨立的媒體，不僅是新聞理念的獨立，也是財產權的獨立。張季鸞顯然更加認同這樣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報》期間，先聲奪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方針。論及“不賣”，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令人沮喪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儲安平創辦《觀察》，他的政論文字思路清晰，語言犀利，成為當時的一面旗幟。儲安平同時還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 《各國政府與政治》，可謂真正學院型新聞人才。但他沒有在產權與分工的層面理解新聞，雖然有胡喬木推薦他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但仍然沒有擺脫悲涼的命運。還有著名的陶菊隱，北洋軍閥時代無孔不入的新聞人，後來只能以寫舊聞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舊聞，陶先生也枷鎖纏身。
我相信聰明如胡舒立，對這樣的歷史圖景爛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為，既要繼承前輩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輩的新聞困境。如此，今天我們看到的胡舒立新聞格局，既是一種基于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種基于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格局，更是一種基于知情權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這個變革有些遲緩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來中國新聞產業可能大面積改革的一種預示。
沉寂數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藍色骨頭》，技術上完全向R&B和RAP靠攏，但歌詞卻寫得分外具有中國語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
只要我有筆，誰都攔不住我，
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
還能有什麼工作比這更來興趣呢。
我想說的是，胡舒立其實就是一個寫字的，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為這個浮躁的時代，為身邊忙碌的人群，當然也是為他們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團隊一直在寫作，一直在尋找，一直在忙碌。
六六︰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
在《蝸居》里，“不好說、不能說、不便說的話”。她的朋友、出版人金麗紅說，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語言是噴發式的，隨筆更適合她。六六卻覺得女性寫雜文不可愛。
“我偶爾露鋒芒，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很溫和的。”在六六看來，女性寫雜文不可愛。
一個人對朋友是個好人，但放在社會里，他就是另一種形態。宋思明竟被評為“中國臉”，我更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而不是分裂的。
南都周刊記者 _張守剛 攝影 _邵欣
“如果《蝸居》再深刻些，就是《茶花女》了。”3月23日上午，有記者這樣對作家六六說。
這個評價似乎相當受用，六六很謙虛地回答︰我的水平可能恰恰就是有這段距離。她說，近期注意到張朝陽說的權貴階層對社會的影響，而當時自己寫《蝸居》時，這個思路還不太清晰。“兩會上為什麼提出幸福感和尊嚴感？這就是幸福和尊嚴的缺失。”
就在滿城盡說《蝸居》時，今年“兩會”期間，溫總理也坦言“知蝸居滋味”、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還向干部推薦觀看。
此前，六六被稱為“新生代情感專家”，而此次因為新作《妄談與瘋話》直擊婚姻、房價、稅收、公德等話題，言辭潑辣，她又獲得了一個新頭餃——“女公共知識分子”。
“這個社會上只有兩類人冒死闖紅燈，一類是社會的最底層，諸如送外賣的，送快遞的，鐘點工，民工，對他們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多一分鐘就多一毛錢，這叫被逼作死。另一類就是空字頭，武字頭，各種非正常牌照顏色的車及超級豪華車，這類人叫自作死。”
這就是所謂在《蝸居》里，“不好說、不能說、不便說的話”。她的朋友、出版人金麗紅說，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語言是噴發式的，隨筆更適合她。六六卻覺得女性寫雜文不可愛。她自己以前喜歡比較犀利的散文家 ,一個是龍應台，文筆過于犀利所以嫁了個外國人；另一個是陳文倩，她至今未婚。“這真不是好兆頭。”
于是，她強調︰“我偶爾露鋒芒，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很溫和的。”
不妨來看一個批評，有人說︰《蝸居》對現實的展示很好，但批判的力度不夠，比如為什麼把貪官寫成“情聖”？
六六回應說︰我認為所有人都不是好萊塢電影，非好極壞。一個人對朋友是個好人，但放在社會里，他就是另一種形態。宋思明竟被評為“中國臉”，我更希望我們的人格能統一而不是分裂的。听起來，這也是一種大真話。
“不缺思想，缺的是釋放的地方”
南都周刊︰很多人說，不要看《蝸居》，因為太壓抑了，這種壓抑可能來自真實。《蝸居》與現實，哪一個更殘酷？
六六︰海萍和丈夫甦淳，發覺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的上漲。這種掙扎的狀態是殘酷，但生活中太多的人還不如他們，不是還有“蟻居”一族嗎？
南都周刊︰你有做房奴的體驗嗎？
六六︰我沒買房，因為買不起呀。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來，對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工薪階層來說，要不要去蝸居、做房奴？
六六︰如果有薪水的人都能拒買暴利房，那房價一定會跌。可我們永遠隨著莊家的指揮棒在舞蹈。
南都周刊︰“說真話”不容易，即使一部虛構的《蝸居》，也有人批判它“低俗”。你如何看待？
六六︰文藝作品不怕批判，有爭議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不期待我的作品被認可為高雅藝術，同時也保留我自己的態度。我可以一方面往高雅進步，一方面保持我的草根性。
南都周刊︰上海是你的小說的重要場景，也是韓寒所在的城市。你喜歡上海嗎？怎麼看韓寒？
六六︰我喜歡韓寒的直言。這個社會中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不懼批判的人越來越少了。韓寒最大的價值，就在于探討教育體制存在的現實意義。
南都周刊︰你的語文老師劉小平曾批評你的作文“媚俗”，“高的作文分數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實的思想”。你覺得，當代文壇是否還有這種傾向？
六六︰我喜歡這個問題。中國文壇不缺思想，缺的是釋放思想的地方。每個人都有思想，關鍵是如何去表達。如果社會缺少表達思想的空間，就很難有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現象發生了。大國是不怕批評的，我相信中國面對批評也有把握的能力。
南都周刊︰你在書中說，“越發感到底層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炸藥包”。這個炸藥包的引線在哪里？該如何拆除？
六六︰引線就在社會的不公平性上。不是有句古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嗎？比爾‧蓋茨說過︰“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是表現在科技的發現和發明上，而是表現在如何用它來消除不平等。”當然，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做的是，盡量淡化這種差異，消除對立。 (本文來源︰南都周刊 )
馮小剛大爆粗口︰
狗屎！中國人淨發明不靠譜的事(圖)
鳳凰網
鳳凰網娛樂訊 3月28日，“8℃北京旋綠-2010世貿天階低碳之春明星演唱會”在明代古跡龍王廟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著名導演馮小剛、華誼兄弟負責人王中磊、演藝明星黃曉明在現場接受了鳳凰網娛樂的訪問，就目前各界熱議的“退票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馮小剛︰退票制我給倆字——“狗屎”
在談到目前正在熱議的“電影退票制”時，馮小剛導演表示，“完全是胡說八道，我覺得王晶說得對，你退票，你把電影退給我。全世界弄了這麼多年這事了，也沒見哪個國家弄這個。中國人民這發明創造沒有什麼，淨弄些沒有名堂的發明，比如‘請注意倒車’什麼的。你說這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發明什麼了，淨發明這不靠譜的事了。拍爛片肯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但是推行‘爛片退票制’這不是一個市場的行為”。
當鳳凰網娛樂問馮導是否支持時，馮小剛當場爆粗︰“我完全不支持，我不僅不支持，我可以給倆字——狗屎！現在就是不斷地造謠，每天地造謠，然後也沒有人去澄清，然後直接把一個瞎話當真話說。讓我說就沒好听的話”。
王中磊︰觀眾的願望是好的
華誼兄弟負責人王中磊談到“退票制”時表示︰“觀眾的願望是好的，希望電影拍得好。但是對于一個電影的評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很難有一個尺度，而且觀眾在看之前相信已經做出了選擇”。
黃曉明︰這是一種市場行為
黃曉明之前並不知道網友熱烈討論的“退票制”，在了解以後，卻得出了跟馮小剛導演完全相反的結論，他認為“這是一種市場行為，要看市場說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