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音乐天才]年轻的大提琴家 陈南森 Nathan Chan（15岁）

分配不公是资本家剥削和掠夺的结果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这说明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三者是足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通货膨胀现在虽然只是预期，但是，己有非常明显的苗头，蔬菜、肉蛋、粮食等生活必须品都在涨价；房价更是己在飞涨。看来己是蓄势待发、步步紧逼。我们必须谨慎小心、深入观察，拭目以待。　　

贪污腐败三十多年来虽然在不断反腐倡廉，但是，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确是不争的事实。三十年来几乎是在天天讲，从没有间断过。　　

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正在恶性发展。两会和政府最高层提到议事日程，这应该是件好事。但是，怎样认识、怎样对待、怎样处理？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否则就会被误导、被蒙蔽、被欺骗！　　

一，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己经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按照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惯例，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一年的1978年为0.18，（是最佳状态）；1988年为0.382（还算正常状态）；改革开放的第5年1994年为0.467（达到了警戒状态）；而改革开放的第30年，2009年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均己接近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这就表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造成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值得严肃正视的三个数字：一是“中国的人均财富为９３８７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２％”。二是“中国奢侈品销售额，仅次于日本占全球第二”。三是“中国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　0.561”　。　　

“人均财富总量在低水平徘徊和奢侈品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这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好注脚”。邓小平曾经说：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如今的现实新社会阶层（新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都产生了，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证明：改革开放己经“失败了”，“确实走到邪路上去了”吗！　　

最底层的劳动者肯定是最穷苦的人。首先是农民。8亿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其次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他们没有任何生存资源）中国过去几年有约4000万国有及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他们中年轻一点的下岗职工还有办法去再就业或自己创业，而那些女四十男五十岁的人一旦下岗，面临着最艰难的局面。还有一部分放长假和“内退”的职工，生活费用和各种保险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保障。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受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特殊教育，使他们特别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地为祖国奉献了青春；他们特别能忍耐，总觉得现在生活好多了，和过去比样样都好多了。他们要么凭多年积蓄，要么上靠有退休金的父母，要么依靠已工作了的儿女。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子会好起来，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国家总体资源的分配不公，百分之八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百分之二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八十人的手中。　　

二，实际上现实社会的分配不公，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情况：　　

1，按资分配、不按劳分配的不公。这是主要的、根本性的，其性质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造成的矛盾。这种分配不公，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百万、千万、亿万富豪的“新社会阶层”（即新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只能靠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来实现公平、正义和尊严。　　

2，高薪阶层与低薪阶层的分配不公。这是重要的、制度性的，因为说这都是按劳分配，其实这是假象，其实也包括剥削的成分在内，因而其性质是欺骗。这种分配不公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没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万的高管、明星、投资者……等高薪、高收入阶层。应该取消高薪制度来解决。　　

3，腐败、赌博、诈骗等掠夺性犯罪形成的另类“分配不公”；各种彩票、股票也属于赌博性质，在造成许多人破产的同时，产生了百万、千万富豪。这种掠夺性分配不公的大量出现、恶性发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开始或发展起来的。侵吞国资、贪官外逃、集资诈骗、公款豪赌、贪污受贿等数额之大、职权之高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没有的。应该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打击犯罪和废除赌博及彩票、股票等根本制度才能解决。　　

4，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公；行业之间和脑力、体力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是原来就有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客观存在的。不过由于改革开放发展的更突出、更严重罢了。只能靠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靠区别对待、统筹兼顾、加强调节，逐渐缩小，直至最后的消失。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急于求成。　　

现在只是强调“国企与私企工资差距”，把矛头引向国企，再给扣上垄断的大帽子，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或者胡说当前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越分越多，居民越分越少”，把矛头引向国家，这都是别有用心的；是转移斗争焦点；是为私营企业主压低工人工资的剥削行为开脱；是为剥削阶级和犯罪分子说话的！　　

三，对待分配不公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站在绝大多数人（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实行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办事，就可以基本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样，上述按资分配的不公、按高薪分配的不公等问题均可消失；而城乡、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公、行业和脑体之间的分配不公，都可大大减少，降至基本合理的程度，决不会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贪污腐败，遏止侵吞国资、贪官外逃、集资诈骗、公款豪赌、贪污受贿等犯罪；消灭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而形成的通货膨涨。　　

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物质条件和人的觉悟程度所限，因为国际环境的限制，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还必须允许存在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等，城乡、地区之间和行业、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逐渐在削弱并逐步消亡的差别。　　

在1958年我国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不但没有如今的分配不公；更无现今如此严重的贪污腐败、诈骗外逃等犯罪；也没有如今的预期通货膨胀。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高涨，党和政府的威望多高，真正是如日中天，一呼百应，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无懈可击，无可质疑，无与伦比。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经历过的事实！　　

但是，按照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按照剥削制度，坚持按资分配的原则办事，就会为资本家说话，为官僚买办等剥削阶级说话，为高薪阶层说话。《投资者报》2010年3月1发表的“别把收入分配不公的矛头指向企业主”（阿思达克财经网AASTOCKS.WWW.aastocks.com.cn）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说：“如果把贫富失衡的矛头指向企业主，把他们描述为‘剥削阶级’，放在人民的对立面，是市场经济的倒退”。他说，这是“迎合了当前社会上不健康的仇富心态，混淆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问题”。他主张“要辨析社会各方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的责任，企业主在市场经济中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而不该被妖魔化、被阶级斗争化;而某些政府部门也不要紧握财富分配的权杖，出来扮演救世主。解铃还需系铃人，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谁就该承认，谁拿走了最大份额的钱，谁就该吐出来。”他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市场要素”、“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创办企业的动力和初衷，是追求持续稳定的利润”，“工资多少并不是由企业主单方面决定，而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效率”，……等等，都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理论；都是首先为维护企业主利益说话的。他所说的“如果企业都干不下去了，欠债不是太自然不过的了吗?只是企业欠了员工的债，侵害到了弱势群体，其罪恶性往往就成为社会焦点，被舆论和仇富情绪放大”。他把国企（称为特权企业）、私企（称为普通企业）的差别，说成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这样，他就把仇恨和积怨引向国企，引向公有制经济。这明明白白地是在转移视线，在为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向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进攻张目。他却说“这种被放大的罪恶，很容易被拿来转移视线”。这不是在反咬一口吗！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认识当前社会现实的真理。它不仅说明了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而且揭示了社会一切不平等、形成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知道榜上100名富豪也好；500强也罢，都是资本家、都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没有一位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中，都是资产阶级和高薪阶层，也没有一人是普通的穷人百姓。　　

【当前造成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市场化，是资本家的剥削，中国新生的暴富阶层都是资本家。正是这批0.4%的人掌控了中国70%的财富。】

【中国出现的暴富阶层其身份是资本家，眼下他们已经控制了很大一部分政府权力，并积极向军队渗透。这批暴富资本家的致富方式是侵吞国企、土地等国有资产（原始积累），剥削压榨工农大众（剩余价值）以及在股市楼市的投机（剥夺中产阶级）。

今天官员的腐败方式已经不仅仅是贪污公款等初级腐败，而更重要的是以为资本家服务的方式获得佣金之类权力-资本交易（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腐败，洛克菲勒财团、布什家族、切尼家族都是靠此起家）。从本源上说是瓜分了一部分资本家从工农那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而已，与国内外资本家将整个国民经济据为己有相比，是九牛一毛。

今天仅剩的大型国企里高管高薪现象为民众及左派反对，人民呼吁国企管理恢复鞍钢宪法，继承毛时代好的经验。高管高薪恰恰是资改派及其豢养的自由派文人03年以来鼓动市场化、股份化改革如年薪制所导致，尽管如此，国企内部分配仍然比私企、外资要公平，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制约，如果像俄罗斯那样将石油、电信、铁路私有化，只能再制造一批超级资本寡头。

毛时代官员干部体系是精炼而高效而且受到群众严格监督的，但官员人数却伴随私有化改革而急速增长。

资改派搞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产业化形成三座大山加重了普通民众负担。

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国有资产流失是共和国天字一号腐败大案。但海内媒体尤其是国内南方报系、央视等主流媒体谈外分配不公问题时，都回避忌讳这个根本原因，反而鼓动进一步消灭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可见主流媒体已经成为权贵资本势力的帮凶。】



四，从现实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可能性。　　

据说，国民收入分配优化方案正在加紧制定，该方案及相关政策措施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更多体现；据说从政府工作报告发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号后，对于具体实施意见的颁布就成了市场的强烈期颁；据说“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正在抓紧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据说收入格局优化工作己经体现在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中。例如：在总工会的指导下，“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知总工会的这种职能是不是能在全国企业中落实）；收入分配调节意见及其实施细则中的“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等。看来还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这些举措对于按资分配的不公、对于按高薪分配的不公、对于犯罪掠夺性的另类“分配不公”都毫发未损。只不过是按照维护剥削阶级、高薪阶层、官僚买办的既得利益，按照资产阶级立场和资本主义世界惯例，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中打转；根本解决不了人均财富总量在低水平徘徊和奢侈品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也解除不了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并已接近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更解决不了改革开放已“失败了”和“确实走到邪路上去了”的严重问题！

岳求珍2010.3.29于北京　　

中国繁荣背后的警兆 2010/03/29

华尔街日报 美国医疗改革终于立法，而且与大众认为的其效果要经过多年才会显现的想法相反，这项立法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和党一蹶不振，民主党则犹如穿上了防弹背心。 华尔街对医改法案通过的反响相当不错，股市冲上18个月新高。引发这一兴奋反应的原因在于，人们发现这项措施为非理性繁荣提供了全面的保护。 中国宣布，虽然3月份的经济反弹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中国却呈现出令人迷惑的相反情形，进口额六年来首次超过出口额。只有极度顽固不化的愤世嫉俗者才会抱怨说，中国的相关数据弹性极大，并会断定在美国政府就重估人民币币值加大向北京方面施压之时，中国刚好出现贸易逆差，这显得很可疑。 与上述破坏政治对话的激烈争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法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牵头，在布鲁塞尔就支持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展开谈判，这场谈判可谓名符其实的利他主义典范。法国坚持以德国为先，德国则大公无私地表示反对，提出IMF理应享此殊荣，希腊则客气地表示，不介意由哪方提供其所需的200亿欧元（合260-270亿美元），只要贷款利率是市场利率的一半就行。 最终各方同意分享这项乐事，不过只能是作为最后的救助手段，堪称文明礼仪的崇高体现。出于对模棱两可的精心考虑，“最后的救助手段”未予详细界定。要知道，模棱两可是外交准则的要义之一。往好里说，最后的救助手段可能意味着“也许有朝一日”，这已经足够安抚美国和欧洲两地市场了。不过，除了核战争爆发，任何事情似乎都足以安抚市场，而且即便核战爆发也有可能促使铀股暴涨。 美国的经济复苏虽然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甚至有一些零星的切实迹象，然而房市依然沉沦不起，从住房建筑商类股上涨25%的现象来看，投资者显然尚未领悟到这一可悲的事实。2月份新房销售量折合年率下滑至308,000套，创下历史低点。拖欠90天以上的贷款飙升至27万桩，占所有贷款的20%以上。按照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山姆大叔再度发起了防止止赎的计划。 在为不幸失去房产的人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彭博资讯(Bloomberg)的一则报导或许会让你至少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因为眼红的官僚对高管奖金实施了种种限制，令许多人备受煎熬。由于银行家以及与他们差不多地位的人士所享受的奖金有很大一部分要递延数年支付，这些人的离婚协议就更麻烦了。同时，一些被剥夺了奖金的可怜虫──千万别吃惊──已无力再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是保有度假房产。唉，这得有多痛苦啊。 如我们上周指出的，早有预兆显示该跟（可能错误的）零利率时代说再见了，而贝南克进一步咕哝说要摆脱美联储(Fed)资产负债表上的混乱，我们将这话视为一种确认。不管怎样，华尔街的目光集中在4月2日即将出台的就业情况报告上，一帮傻乎乎的乐观主义者异口同声地猜测，3月份新增了约15万个工作岗位。 他们是对是错我们无从知晓。不过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是对的，因为市场已经受到这类预期的强烈提振，市场定价也因循于此──也就是说，怎么样都行，就是不能让市场失望。 国会在这轮经济危机中的立法可谓无与伦比。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深受敬重的议员们打破了一项几乎与美国同龄的传统，并直接针对中国。尤其是，他们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一点还算是符合事实），极力保持人民币币值人为低估，以保证出口的繁荣。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长久以来一直沾沾自喜于指责美国财政疏失的中国政府预计将拿贸易逆差来证明操纵汇率的指控显然不是实情。 不过，我们现在也已经感受到，中国需要担心的远不止于美国议员高声表达的不悦。因为中国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然而也有不少迹象警示中国经济正面临麻烦──而且是真正的麻烦。 我们碰巧读到美国资产管理公司GMO的钱塞勒 (Edward Chancellor)最近撰写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危险信号》(China's Red Flags)的文章。文中对这种不太乐观的观点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论证，认为中国现在出现了过去三个世纪中多次大投机热的诸多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了概述。 钱塞勒发现，此类崩溃通常以引人注目的增长为起点。盲目信任当局的能力是其另一个特征。其它特征包括：过度资本投资、腐败现象骤增、宽松货币环境、固定汇率体制、无节制的信贷增长、道德风险、不稳定的金融架构以及被不良贷款迅速推高的资产价格。 上述特征中，信贷快速增长是预示金融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首要指示器，其次是资产价格泡沫。低利率和货币大量增加也是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重要因素。中国不幸地拥有上述可疑特征，并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投机热的困扰。 钱塞勒指出，有关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测促使了华尔街的增长。但他警告说在网络热潮期间，人们曾对互联网的增长有过高期望值，与之类似，投资者现在看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深信不疑。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人们估计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25年将增长约3.5亿。 钱塞勒认为这些数字或许未精确地映射出当前中国城镇地区的人口密度。原因如下：一，许多农民工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往往未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二，官员的政绩与其辖区内的人均GDP增长挂钩，因此显然乐于少报辖区人口。 他还指出，华尔街倾向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灰暗面置之不理。2015年，中国人口将开始减少，就业率将达到高峰。这将导致移居到城镇中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出口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农民工则是中国似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已经建立起约2.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这已不是秘密。但钱塞勒认为有一个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其经济战无不胜的法宝。他承认这些储备可用于购买外国资产和进口商品，或用于保护受到攻击的本国货币。但外汇储备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的银行系统崩溃或不良投资的后果等问题时却并不特别有效。 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他不无赞许地引用了近期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的一个观察结果：在此之前只有两个国家曾积累了相对于全球GDP而言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即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尽管信贷量飙升重新激活了中国投资者的活力，并使他们对各种类型的股票胃口大开，包括首次公开募股、快速交易及其它投资热的经典信号等，但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钱塞勒所描述的大量危险信号都关乎过度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无节制的投机和疯狂的新开工项目。他说，房市已令这个国家着了魔。 钱塞勒承认，想预测房地产泡沫何时会破裂有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并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可应国家要求托市。损失可以隐藏起来或来回调整，就像是一场骗局。无论如何，这类手段无法根治中国的问题，只能推迟不良后果的发生时间。 他警告说，任何未来危机发生的时间都是不可预估的，但这不意味着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可被忽视。由于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地位如此突出，其风险更不容忽视。房地产投资约占中国GDP的 12%。中国大部分重工业的主要需求来源于建筑领域。房地产攫取了20%的中国新增贷款。 钱塞勒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筑梦之地，这是一个相信财富会随着建设滚滚而来的经济之梦。他预计，如果经济增长低于北京8%的目标，就可能出现不良后果。大部分新基础设施将最终变得多余，众多行业将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将被冲洗干净，银行系统会深陷在不良资产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钱塞勒的悲观主义结论是：沉浸在中国之梦中的投资者不会理睬这种假定。当对中国的盲目崇拜最终破灭时，他们会突然醒悟，又追悔莫及。 ALAN ABELSON 本文译自巴伦周刊(Barr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