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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一场战争——基因战争
作者：明焱
张召忠将军写的《下一场战争》是写美国打伊朗，眼看就要成为事实了。根据媒体报道，“美军已将387枚“掩体粉碎机”智能炸弹秘密运往其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这些炸弹的目标很可能是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中东上空又一次乌云密布，美国对伊朗张开獠牙，即将生吞活剥。可以想见，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如果中俄不支持伊朗的话，伊朗很快就会被美国拿下。
然而现在俄国内总统与总理的矛盾传言不断，倒普运动轰轰烈烈，普京被搞得自顾不暇；总统没德杰夫则表态说“不得不考虑制裁伊朗”，看起来已有被美国和谐的趋势。至于中国，一方面内部矛盾重重，一方面不断遇到几十年、上百年未见的雪灾、洪灾、旱灾、沙尘暴等等，另外还有帮子洛克菲勒的主将们忙于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武器，内忧外患严重之际主流精蝇们仍是如埋首沙里的驼鸟般说着掏光养晦一百年不变的陈词滥调；民众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对瓜分蛋糕一事密切关注，对蛋糕即将成为纸上画饼却毫无思虑。美国从来是多线并进，多套方案，在攻打伊朗的同时，也搞定俄罗斯并在中国已埋好伏笔，就等解决伊朗后正式动手。下下一场战争将对准中国，这是大多数人心里明白的，但是想着中国有十三亿人没那么好打吧，于是烦恼那么0.01秒后又抛开忧虑欢歌笑语去了。
一、下下一场战争将是基因战争，目标——中国。
下下一场战争究竟会怎么打？美国当然不可能直接打。现代战争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已经是超出常规战争之外了，气象战、信息战、经济战、网络战、生化战、基因战。。。。。。并且常常是多种战争方式并进，以达到彻底摧毁攻击目标的目的。
气象战、信息战、经济战、网络战并不直接致命，而生化战、基因战则是直接致命，并且致死率高。这其中生化战难免造成误伤及环境的污染难以恢复。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喷洒了大量的橘剂（孟山都发明制造的一种基于二恶英的巨毒化学物质），超过100万越南人及10万以上的美国和盟国士兵暴露在喷洒之下，战后美国的越战老兵因他们所患癌症及他们的孩子生育缺陷不断提出诉讼。那么基因战呢？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基因武器：运用基因工程技术，按设计者的需要，通过基因重组，把一些特殊的致病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体内，而制造出新一代生物战剂。能针对某种人（或动物）的基因密码特征去杀伤这类人而不伤及其他人。南非生化武器工厂主管安·古森曾透露，他的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80年代接到研制“染色体武器”的命令，主要用来对付黑人。《简氏防务周刊》上一份比较可信的报告指出，以色列科学家为了研制对付阿拉伯人的“人种炸弹”，正在利用南非的某些研究成果。这份报告还透露以色列已经发现了阿拉伯人的基因，特别是伊拉克人的基因构成。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而试验资料被美国做为不指控731部队的战争罪为条件进行了移交。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多家科研机构以科研为名大量收集中国人的基因资料。已有相关证据表明非典是基因战争的试验。
最理想的生物战剂将是：人群普遍易感＋最佳传播途径（空气、水）＋急性发病＋符合要求的致死率＋最普遍的抗药性＋最佳可控触发（针对特定基因密码发作）。
可以看出基因武器是精确致导，并且环保高效隐蔽安全，人们往往以为是得了什么流感、非典之类的传染病，只要同时运用信息战网络战屏蔽基因武器的真相，告诉人们现在是流感暴发期，是正常现象，不要恐慌，那么人们将毫无反抗地死去，也许还感谢美国、世卫为此提供的援助，比如疫苗，而这个疫苗很可能就是下一波用来袭击上一批还没生病的人的基因武器。因此最有效的武器便是基因武器了！
二、共济会的世界新帝国计划——消灭大多数人口（有色人种）
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掌权精蝇对有色人种控制、消灭的历史由来已久，消灭有色人种一直是它们的目标，并未因所谓的时代进步及中国人地球村多元化亲亲的一家人的梦想而有所改变。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蝇又跟共济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基本上是共济会成员。当然为了笼络各国精蝇为之效力，减少阻力，共济会也吸收其他有色人种的掌权人物或是让听话的有色人种做为代理人帮其夺权，等到最终借这些有色人种的精蝇消灭了有色人种后，再狡兔死，走狗烹。它们对自己种族中的弱者、穷人和良知未泯的、不听话的人也不会放过，比如肯尼迪总统的被刺杀，堂堂一国总统刺杀后竟然调查结论说只是被精神病人所杀，而所有的证人在几年后都意外死亡或“自杀”。
1、共济会
美国的成立便是共济会的精心策划，建立了超级王国后开始向世界新帝国计划迈进，西方其他各国中的共济会员们也纷纷开始夺权，掌控国家机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在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上是那么惊人的步调一致。
——在美元设计时代，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美国开国元勋中有53个共济会会员。历任美国总统中从华盛顿开始，只有被暗杀了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济会会员。英国王室里的共济会会员比例也很惊人，乔治三、四、六世，爱德华七、八世等等统统都是，查尔斯和戴安娜是新世纪（NewAge）会员，而新世纪正是共济会的一个小派别。
支撑现代共济会运营的是路西弗基金会（LucisTrust），该基金会成立于1922年，坐落在纽约市联合国广场第666号，早先的名称是Lu鄄 ciferTrust（路西弗，Lucifer，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为“明亮之星”）。而在幕后支配路西弗基金会的主人正是金融界的主宰 ———罗斯切尔德(Rothschild)家庭。
2、美联储
——控制美联储的是个叫做共济会（Freemasonry）的神秘组织。所以美钞不是由国库印制，而是由共济会组织的私人银行所印。它的最大股东是隐秘不得公开的。
——《美联储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 Mullins）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 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万股。
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 Bank）拥有1.02万股。
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拥有6 000股。
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拥有6 000股。
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另有近300股东，且多有亲属关系。其中家族势力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关于美联储的成立：以J.P.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会所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对所有到达会所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而绝对不能使用姓氏。会所周围50英里的范围内被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记者。
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
派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
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
亨利·戴维森（Henry P. Davison），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
查尔斯·诺顿（Charles D. Norton），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P.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
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负责使文件内容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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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济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蝇的“希特勒计划”。
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蝇对黑人、印弟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许多人已经耳熟能详并认为是历史的陈年旧事了，那先不说。近代臭名昭著的种族屠杀份子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共济会的英美精蝇精心密谋的，这便是“希特勒计划”。这样可以使共济会掌控德国政权，以德国为机器开始进攻苏联，开展屠杀其他人种的计划。摩根财团也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美国也给日本以大量的军用物质和资金技术上的援助让其对付中国，并在中国国内也扶植各个代理人。后来是因为苏德战争中苏联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打败美蒋集团成立了新中国，才使它们的计划暂时受挫。
——1929年前后，华尔街通过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计划（Young Plan）来帮助德国偿还战争赔偿。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融资助以重新整军备战。
——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和日本军事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美联储还将美国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
“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
——美国公司对德国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巨大扶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些扶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为“意外事件或短视行为”。正是这些“意外的短视”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
1934年，德国石油生产能力为30万吨天然石油和80万吨合成汽油（煤转油），剩余部分完全仰赖进口。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氢化石油专利转让给德国之后，到1944年，德国竟能生产550万吨合成汽油和100万吨天然石油。
“尽管德国军事计划部门要求工业企业安装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德国的军事经济专家和工业企业并没有完全理解大规模生产的涵义，直到美国两家主要的汽车生产厂为打入欧洲市场在德国建立新式工厂之后，才让他们大开眼界。德国专家被派到底特律去学习模块生产的专业技术和流水线作业。德国工程师不仅参观了飞机制造厂，还被允许观看了其它重要军事设施，他们从中学到了大量的技术，并最终用这些技术来对付美国。”[5.26]
与德国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还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杜邦公司等，它们都是属于摩根银行、洛克菲勒大通银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顿银行的麾下。
以上为《货币战争》中的相关资料。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1931年深秋开始，伦敦《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
——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诺曼就急不可耐地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
以上为《石油战争》中的相关资料。
——美国对日本侵华的支持：美国一部描写美国最大化工公司和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的书，就揭露了美国总统胡佛、美国军火商对日本侵华的支持。该书写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从杜邦公司纯粹正规的商业道德观中得益。胡佛总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在1931年入侵满州……他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由于自己的政府表现出这种态度，所以杜邦家族在那一年和日本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协定并不令人惊奇。在国务卿史汀生谴责日本进攻满州后不久，从三井化学联合企业来的日本经理人员同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明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较廉价的军火的制作法。国务院不顾史汀生公开说的漂亮话，私下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美〕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00、201）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613）。
甚至当日本陆军在1936年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美国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继续以给予日本贷款、供应战略物资形式，来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实际支持。
当然这些作为共济会会员的白人精蝇控制下的英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的行为都被解释成只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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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明确提出的消灭大多数人口计划。科技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已经进入机器化大生产时代，无人机无人工厂的应用比比皆是，只需要少数人管理便可，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这使白人精蝇消灭大多数人口的法西斯计划提上了日程。
“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已经过时。
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似乎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这些垃圾人口多数分布在目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的"邪恶轴心"。
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enterainment&tirs）的路线。 布热津斯基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
这里要消灭的“垃圾人口”便是有色人种和白人中的穷人、弱者及有良知的反对者。
5、西方世界的种族歧和社会歧视是种族灭绝的基础，是为了消灭大多数人口而一直保持的社会思潮控制，法西斯文化是西方精蝇们的主流文化。
顺着历史一一看下来，白人精蝇们从屠杀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还有对中国人、俄罗斯人的侵略屠杀未能完全得逞，再到现代的消灭大多数人口计划也是指消灭有色人种，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种族中的弱者穷人，他们的计划并未停止过。种族歧视是种族灭绝的基础，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种族歧视、社会歧视一直是根深蒂固：
——中国近些年每年的《美国人权报告》都提到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严重。
——最近的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在官方的普查问卷中公然就把黑人一项写的是“黑鬼”；
——争取黑人平等权而战的先驱约翰•布朗（白人）被美国官方教科书中歪曲成头脑有问题的杀人狂。 （这充份说明共济会白人精蝇们的无耻和标榜民主自由的虚伪，对真正争取民主自由的也是白人的同胞是如此的极力诬蔑和仇恨。）
——英国士兵军装公然印上种族歧视口号“巴基佬”；
——据德国《世界报》2009年4月23日报道，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2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欧洲多国存在严重种族歧视，其中，意大利、匈牙利、法国最为严重，德国、希腊等也榜上有名。就整个欧洲来说，超过1/3的外来移民表示受到歧视。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8141
——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遇“寒流”：去年11月瑞士右翼政党人民党推动举行全民公投，近60%的投票者反对该国清真寺修建宣礼塔。。《明镜周刊》对29000人进行调查，有76%的受访者支持德国禁止修建宣礼塔，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加以禁止；《世界报》对17000名读者调查也显示，82%的人声称“觉得感受到了宣礼塔的压迫感”。
今年1月意大利宣布立法禁止该国穆斯林女性戴面纱和包裹头巾。按照议会订立的法律：当穿戴这种宗教服饰导致难以或不能辨认身份时，当事人可以被处以最高两年的拘禁，以及2000欧元的罚款。
不久前标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类似的法案都获得了70%左右民众的支持。
——１９４８年，由南非人组成的“国民党”在南非上台执政。此后，该党就建立了以隔离和歧视为特征的种族歧视制度。种族歧视制度的政治哲学支持大量立法，以政府在种族划分上的依据（例如１９５０年的《人口登记法》），使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例如１９５０年的《背德法》），将国家划分成黑人区域和白人区域（例如１９５０年的《集团地区法》），阻止黑人和白人使用相同的海滩、厕所和其他场所（例如１９５３年的《隔离设施法》）。在立法的过程中，南非不仅建立了官方的国家种族主义制度，还大量生产了一种新的食品，并推广。
在种族隔离的监狱里，种族隔离制度对各种族的食品和空间作出了复杂而精确的规定。比如说，“黄种人”与“班图人（南非的一个黑人民族）”的食物配给量是不同的。例如，白人政府不向“班图人”供应任何面包或果酱，这些加工食品是白人的特别待遇。在监狱之外，种族隔离制度也试图影响数百万人的饮食，但这个企图被颠覆了，从中我们将吸取关于食品和消费的教训。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黑人和白人被禁止一起用餐。比如，在德班（南非东部沿海城市）的灰谷高尔夫球场，黑人高尔夫球童不能和白人的高尔夫球员使用一样的刀具和冲洗装置。他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餐完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这就催生了一种与种族隔离制度相容的食品——“布尼三明治”。
将一勺咖喱加入一块挖空的白面包中，布尼三明治就做好了。它的主要特色就是随时可以食用、有馅、味道好、便于携带（尽管不能太远，因为咖喱会浸入面包，两种东西会糊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球童们可以在奔波的途中，吃到他们喜欢的食物，这些食物“滋养”着他们，也体现了他们的身份。
穷人吃快餐者多：开发一种新的快餐食品，以适应那些刚好能维持生活的穷人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制度预示了今天大都市的情况及其居民的饮食方式。
美国和南非的肥胖水平几乎惊人的一致。在美国，有色人种和穷人在如此生存环境下更容易肥胖，而他们的富人和白人邻居更容易得到新鲜、营养、低盐、低脂肪的食品。快餐店集中在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
在巴西，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发现，穷人家庭的儿童被剥夺了得到充足平衡的营养的机会，长大以后肥胖的危险更高，这一点已日渐明确。 。。。。。。。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城市中的穷人接触绿地和娱乐设施的途径更少，而这些对健康有直接影响。在欧洲城市中，如果保持收入变量为恒定，绿地拥有率更高的市民，肥胖的概率比一般人低４０％；而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绿地、到处都是涂鸦社区的居民，肥胖的概率比一般人高５０％，锻炼身体的概率低５０％。 （载自《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
——美国许多城市的居住区除了以经济地位划分外，还以种族、民族、祖籍来划分。
也正是基于白人在智力上和生理上都高于黑人的种族偏见，美国传统白人中产阶级，包括农民在内，普遍对少数民族有歧视倾向。他们自认为是最优越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在他们之下。黑人是最低等的，伊斯班尼克人其次。虽然在法律上，美国把墨西哥人和其他伊斯班尼克人归为高加索人，即白人范畴，但是他们是最劣等的经过杂交混血的白人，也就是不纯的白人。只有北欧的盎格鲁人，而且，必须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盎格鲁才是至高无上的人种。这种种族偏见终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殖民主义奴隶制的激素刺激下，在美国这片土壤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造成了美国社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有色人种和其他非白人的全面歧视。（载自美国的种族歧视及其表现形式——《多元化的现代美国》选摘之一）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002
在美国，由于转基因食品廉价，天然食品比较贵，穷人通常不得不选择转基因食品，穷人也是被消灭的对象。穷人大多是有色人种，也有白人。
以上只是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的一些例子，仅揭其一角而已。
三、大力制造与宣传地球资源危机的背后是为了消灭大多数人口，而消灭大多数人口的最有效又环保的方法——基因战争。
在以前，白人精蝇们用的是枪炮来屠杀，随着科技的发展，又有了更好的更精确的武器——基因武器。并且它们推销的资本主义模式也造成了物质的极大浪费和地球资源的匮乏，这样使得消灭多数人口的计划又得以顺利地绑架各国掌权者们为了保证自己少数人的优越生活而参与进行。
资本追求利润，要利润必须刺激消费，尤其是大量不必要的浪费的消费，这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在工业革命前的几百万年全世界人类活动消耗的自然资源都没有工业革命后短短两百多年消耗的多，是资本主义带来了地球资源枯竭的危机。而这些都被回避并说成是人口过多的问题。因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失业、贫穷、疾病的人们被当成需要消灭的“垃圾人口”，这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像人们想像中的那样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
——2010年2月18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加州长滩市（Long Beach）举行的TED2010会议上做关于碳排放的演讲，题目是《创新到零》（Innovating to Zero），在讲话开始后4分30秒的时候，盖茨公开提到了,新型疫苗作为一种降低世界人口的方法。
——美国和英国政府对在全球推广转基因种子的大力支持，事实上就是在执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几十年一贯的政策，后者当时资助了纳粹的优生学研究，即大规模减少人口，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对有色人种的控制。在这个圈子的一些人看 来，战争作为减少人口的手段代价高昂而且效率低下。
1925年，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写道：政府的可取之处在于有能力“系统地准备瘟疫并深思熟虑地 施放到人和牲畜中……用枯叶病摧毁农作物，用炭疽杀死马和牛……”，对生物战的潜力大加赞扬。而那时是1925年。
这个观点在美国军方高层的讨论中也有所反映。美国航空理论、研究和教育学院的空军中校罗伯特·P卡德莱克，在其20世纪90 年代出版的一本名为《未来战场》的书中讨论了转基因作物的生物战潜力。他指出，基于转基因生物的生物武器是“有成本效益” 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他写道，“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是廉价的。美国国会科技评价局的最新报告测算，生物武器武器库的成本仅为1000万美元……这与开发一种核武器至少需要2亿美元形成鲜明对照。”
卡德莱克接着说道，“以地方病或自然疾病事件作为掩护使用生物武器，使得攻击者更可能找到否认（使用生物武器）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要大。”
据生物武器和转基因作物研究项目（即“阳光工程”）报告，“美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研究人员通过经基因改造的生物武器 制剂，开发了新的致命（毒剂）品系……基因工程可被用于扩充传统的生物武器库……细菌不仅可以对抗生素或疫苗产生抵抗力，还能更具毒性，更难以防范……”
回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五角大楼悄然开始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那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推行其大型基因工程水稻项目，启动基因革命。考虑到苏联的威胁，美军研究人员开始在高度机密的研究中使用新的基因工程技术。这些项目之一是研究一种经过基因修 饰的精制鸦片类制剂，只需要很少的剂量就会使人嗜睡、焦虑、顺从或暂时失明。
以上为《粮食危机》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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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中国积极推广转基因主粮和泛滥的不需要标识的转基因食品，而欧盟日本等国严格禁止和限制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美国是转基因食品较多的西方国家，不过廉价的转基因食品通常只有穷人才不得不吃。
在中国正大力推广转基因主粮，并且已经有不知道有多少的未标识或被农业部认定为不用标识的进口转基因原料做成的食物、外资或中外合资公司的转基因种子伪装成杂交种子种植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这一切难道是偶然吗？中国人口十三亿多，又是黄种人，又一向是美国眼里的战略对手。转基因粮食和食品仅仅只是危害健康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吗？想不出白人精蝇们会放弃以转基因食物做为基因武器环保高效地完成它们消灭人口的计划的理由。也许农业部和转基因科学家们可以说说理由。
五、中国要有应对基因战争的准备。
科技在不断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往往用于军事上，再不能像清朝末年那样闭塞无知，被人打了后才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而这一次已经没有退路，基因武器灭亡的将是全部中国人，不可能有以前冷兵器或其他常规武器下的无法全部灭亡仍留有一部份人存活的可能性了。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所以首先，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建议军方大力研究基因战争。战略上我们坚信，泯灭人性的消灭大多数人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得逞的，敌人是很强大，已经步步进逼，但是世界没有定数，危机蕴含着转机，要消灭大多数人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反抗。不少军方有识之士已经有提到新形式的战争，网络战信息战等等，相信他们也不会忘记还有更为致命的基因战！当年美国研制了核武器后到处进行核讹诈，中国也屡受威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不怕核讹诈，发出美国反对派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二积极备战，三刻苦研究，发明了原子弹，以核制核。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范基因战争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
其次，除了军方外，其他医药医学、食品质量等各个部门及各相关的科学家重点研究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的应对和解救方法，可由国家专门组织人员立项研究。这方面要做到：
1、大力支持、研究、发展中医，在治疗非典的“战役”中，中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用西医方式治疗的非典患者即使当时没死，事后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股骨头坏死、肺部病变。
2、加强转基因食品在技术方面的研究，加强转基因食品的检测。研究和提高转基因食品检测的自主技术、转基因检测设备应当国产化。现在“检测转基因成分的仪器，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自己不会生产。而美国生产的仪器，肯定是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检测，某些转基因成分，不想让你中国人知道的，你就不可能知道。比如，某产品有3种转基因成分，仪器只能检测出一种，而另外两种危害很大的转基因成分，你就不知道。”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3/139895.html
除了检测转基因成份外，更要检测是否带有对中国人基因不利的因素？是否可能造成基因标识，成为其他生化武器攻击的对像等等。。
如果这些没有研究清楚，技术跟不上，谈何进口转基因食品和商业化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
第三、必须禁止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主粮，禁止转基因大豆、玉米等各种农作物的进口。禁止的同时也必须有强力的执法和大力的惩罚措施。
第四、加强日常食品检验监督中的转基因检测，消除已有的转基因食品的流毒。现在因为已经有很多没有标识的转基因食品混入市场，并且有农业部睁只眼闭只眼而非法种植未见大力处罚的转基因大米、玉米等作物流入市场，为了彻底消除影响，必须加强日常的检测并加重处罚，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或投毒罪处理。
第五、以上几点恐怕在被精蝇把持的情况下暂时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要大力宣传转基因的危害和基因武器的科普知识。现在已经看到有多家媒体在报道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声音，应当再接再励，扩大宣传。
第六、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对于白人中有良知的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要极力争取和团结。大力宣传西方一些学者们关于揭露粮食战争、基因战争的书，大力宣传第三世界国家如阿根廷等拉美各国被转基因化的危害，并支持拉美国家、非洲国家的斗争。
《中国青年报》怎么变成了中外资本家的喉舌？
2010/03/30 |
邋遢道人 乌有之乡
《中国青年报》怎么变成了中外资本家的喉舌？
看到中青报发表的一篇煽情的文章，题目是《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 试图绕开利益集团》。文章开篇几段没什么内容，只是泛泛指责发改委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等到论述到发改委方案为什么有问题的部门，马脚就漏出来了。
中青报评论说，只有农民进城才能彻底消除收入差距，怎么实现呢？中青报说：“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也就是说，中青报认为，农民进不了城，进了城就不了业，原因是国企垄断。
关于发改委文件的第二部分，中青报只是笼统地评论说是“治标不治本”。而关于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第三部分，马脚就漏出来了。中青报认为这只对“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有效，“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中青报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的元凶，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垄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挤占了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让老百姓无法就业。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企管理过严，税收过重，私有权得不到保障。因此，国企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多私企减税放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增加了，贫富分化就减轻了。
中青报这篇文章写得太专横，既不顾事实，有没有逻辑，但还颐指气使，好像得了什么尚方宝剑似地。
公有制企业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吗？
公有制企业（全民、集体）占经济的比重从80年代后期的9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60%，到2007年，公有制企业在GDP中，工业仅占20%，建筑业占27%，批零行业占25%（主要是石油），房地产业大约占10%（企业数占7%，实收资本占10%）农业和餐饮宾馆业基本为零。虽然公有制经济在金融、大部分交通（铁路、航空）和通讯占据垄断地位，但这些行业实现增加值占GDP不到10%。如果按各产业在GDP权重计算，公有制经济占全部经营性行业的20.1%。（以上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数字表明两点：
首先，按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提供的数字，中国8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数是0.25，九十年代中期达到0.43，2004年达到0.47。一些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已经达到0.49左右。也就是说，数据显示：公有制经济占GDP份额与基尼系数高度相关，公有制经济比重越低，基尼系数就越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基尼系数越高。
其次，公有制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份额已经很低，而且猬缩在几个孤立的行业中。垄断意味着“隔行”，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形成竞争关系（除了前一段房地产）。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很小。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公有制企业利用垄断和权力（没行政权力）对非公有制经济从资源到市场进行侵害。即使中青报列举的出租车行业，绝大部分也是私营出租公司。如果说政府对出租车公司进入进行管制，那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做的，很多国家还更严厉。
因此，中青报只用数大楼的方法（而且数得不准，大部分摩天大楼是私营房地产开发的）来论证公有制经济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元凶是强词夺理。
最近主流学者、媒体一窝蜂地攻击国企在一些行业中形成垄断。几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对此发表完全相同的看法，甚至两会代表对此也一窝蜂地嚷嚷，大有不把国企从中国最后铲除不罢休的气势。而且还确实有效，不仅国企一个个小媳妇似的不敢吭气，政府也往后退，按照主流和媒体的意见同意开放一些行业。
贫道觉得，其实主流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什么垄断。因为他们都清楚，能源、铁路、通讯从技术经济角度来说垄断社会效益才最高，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在这些部门都形成垄断。美国只有一家飞机制造厂，三家机车厂，一家国有铁路客运公司，而且金融危机后多数西方国家的金融政府是最大的控股人。一个小区8家电讯、5家天然气、9家自来水同时布线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业要么国家垄断，要么私人垄断。
是不是私人在这些行业中垄断了，企业规模扩大了，职工工资就发的多了呢？起码没有事实能证明会这样。全国工商总局对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进行了调查，数字如下：
100万元以下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8118元
100-1000万元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6847元
在人均劳保福利支出方面：
100万元以下企业：人均448元；
100-1000万元企业：人均509元
1000-1亿元以上企业：人均375元
也就是说，并无证据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会随着规模扩大给职工的工资福利会增加。
最严重的问题是，似乎现在全国人都在装糊涂，无论国务院还是发改委，无论媒体还是两会代表，包括老百姓，都不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这股歪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导力量，宪法文字对此一点没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从第六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这句话丝毫没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的意思，因为第六条指出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人们可以因为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对某一问题进行争论，可以依据不同理论进行说明。但宪法文字一切解释的终极裁判，依据宪法文字说明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最终的依据。在两会提出“制止国进民退”的建议，虽然气很壮，但理不直。因为两会代表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政府是否按照宪法办事”。同时，政府官员依照宪法原则来办事本是理直气壮的事情，竟然像小媳妇似地吞吞吐吐，好像不在理一样。李荣融既然是公有制资产的管家，还感到“委屈”！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念这一段宪法，然后说：“我是在护宪，你们违宪了，闭嘴吧！”发言就可以结束了。
文革以后评论文革期间的一句常用的话是：“那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就是大家都回避党章和宪法的内容，违宪的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体和各种场合中大放厥词，反对者也不敢拿党章和宪法条例做武器。今天就让年轻人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了！
那么，中国私营企业是否存在被垄断企业挤占发展空间呢？当然存在，但不是国企，而是外企！
按高粱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的研究，工业中，三资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的22%；从业人员的30%，产值的32%，出口总额的57%。工业中外资成分的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
这些外企往往与私企处在同一行业中。由于外企资金充足，技术先进，因此很快在很多行业形成垄断，使私企难以存活。
一家大型超市出现，半径 一公里 的小商店只能关门。中国大型超市80%是外企，西方四大邮政快递占据了中国90%的市场。
在工业产值中，外企在纺织服装、鞋、帽占45.1%；皮革、羽、绒制品占50.2%；家具46.9%；文体用品61.2%；塑料制品39.5%；交通设备45.5%；通讯计算机84.0%；仪表办公用品62.8%。而洗衣粉的80%，化妆品的40%以上是外商独资。
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并拥有50%以上啤酒市场；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是外商控制；两大肉类企业双汇和雨润是高盛控股；电池和感光材料基本由外商控制；外资控制2/3的自行车和橡胶、80%的电梯、前5家最大的玻璃企业是外商控制，前五家最大的水泥企业4家是外资控制。
装备行业外商也占据了优势位置。这些年来通过收购活动，大量大型骨干装备行业被外企收购。随着包括轴承、电机、工程机械、变电器、工业锅炉、农机等很多大型国企被收购，行业中外资所占份额越来越多。
油料行业主要企业是外资，而且外资正向粮食加工储存领域延伸。肥料、种子就不说了。
所有以上行业全部是放开的，国企在这些行业是一点没往前进，都是毫不设防地大踏步后退。
实际上，现在的局面是“公退私进”，“国退外进”，侵占中国私企市场和资源的完全是同行业竞争的外资企业，碍垄断行业里活着的国企什么事嘛！其实，所有私企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贫道一个朋友是云南某牙膏和化妆品私企的华北代表，发牢骚都是对着外企（目前已经被法国一家企业吞并）。这一点稍微与私企老板们交流一下就很明白。贫道不相信这些主流学者们，媒体记者们竟然一点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装糊涂！贫道还不相信，国务院的头头们也竟然一点不清楚，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把戏一点看不透！不是看不透，是装糊涂！
外资进入中国确实使中国产品等级提高了，初期也提高了中国工业化进度。但是，所谓FDI（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分两种，一种是建厂投资，一种是收购。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外商建厂投资占FDI总值始终在98-95%之间徘徊。但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基本饱和，外商产业布局也基本结束，到2003年外商用以收购的FDI达到7.1%，2004年暴增到57.4%，2005年又高攀到64.4%。到现在，70%以上的FDI是用来收购中国企业的。今天所谓引进外资，已经不具备扩大投资，提高产出，增加就业的意义。因为产权变换与此无关。今天的外商投资完全是在“收购中国”，没别的意思。
所谓贫富差距问题，本来一般人心里都清楚，是因为劳动者报酬给低了，资本拿走的多了，政府拿走的多了。贫富差距一定不会是部分劳动者收入高了形成的。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是他们该拿的。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拿得少，是老板给的少，不是国企职工从私企职工手里拿走了。恐怕没有一个私企职工认为是国企职工剥削了他们，因为他们很少在一个行业。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媒体和精英们的忽悠下，竟然变成是国企的存在造成私企打工者收入低的原因，引导人把火撒在国企身上——关键领导们还都信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严重的贫富差距呢？看看数字就知道了。
所谓贫穷，一个是收入低，一个是消费低。其中消费低才真正显示出普通人生活情况。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很低。2007年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35.4%。而一般新兴市场国家为50-55%左右，西方国家达到55-60%，美国为70%，中国的两倍。为什么消费低了呢？直接原因是支出法GDP中“资本形成”太高了，同时“净出口”太高了。当然，政府消费也一直不低，但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净出口和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来自投资，只有有钱人才有剩余的钱来投资。因此资本形成越高，说明有钱人的多余的钱越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2001年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占人口20%最富裕人口消费了50%。而以贫民窟著名的印度，最贫困20%群体消费还有8.1%！
有人会认为投资就是储蓄，不见得都是老板的，很多来自贷款，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真的有钱储蓄吗？
中国最大一部分群体是农民。2007年，7.275亿农民平均现金收入4958.4元，现金支出4533.1元，总计储蓄3094亿元。其中收入最高的20%，1.445亿农民人均储蓄2750.2元，累计储蓄3974亿元。也就是说其余80%，总计5.82亿农民人均储蓄是负数。收入最低的20%农民现金收入1891元，支出2573元，储蓄率为-36%。5.82亿农民是负储蓄，加上5%的城镇居民也是负储蓄。中国接近一半人负储蓄，是借钱生活的。因此，贫道判断储蓄是富人事情，投资来自老板 和 夫人的钱，一点不是瞎说的。
消费份额低通常是收入低。那么中国劳动者报酬是不是低呢？所谓低，就是在财富蛋糕中切的少，并不是与美国人比绝对值。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份额为39.7%，由于2009年资本投入比重更大，现在这个数应该只有38%左右。目前欧盟是48%，日本是52%，加拿大51%，美国57%。贫道挑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基尼系数低——我们在谈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法属于一次分配，财富分配有三家，一家是劳动者，一家是财政，一家是资本。中国税收（减退税等）主要来自营业税，因此比例偏高，大约一直在14%左右（财政总收入占20%左右）。西方税收主要来自所得税，营业税（减退税补贴等）一般不到10%（但中央财政收入达到平均28%）。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扣除政府所得，比重大约是这样的：
中国：45比55
欧盟：54比46
日本：57比43
美国：61比39
也就是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比中国更接近“按劳分配”，中国更接近“按资分配”。资本拿走的多，储蓄就多，投资就多，资本形成就多。劳动拿走的少，就没钱储蓄，就算都花了，消费总量就小。
这才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
当然，事情并不能全怪资本。如果注意贫道前面的数据，会发现有个奇怪现象：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40%，消费占35%，欧盟劳动者报酬占48%，消费却占55-60%。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多，消费少，欧盟收入多，但消费更多。他们多出的消费哪里来的？
很简单，一是双方征税方式不同。中国是从经营环节征税，对象是企业（虽然企业是老板的，但还是不同）；西方征税主要是一次分配后的收入，而且是累进税，基本是从“资本收益”中硬挖出一大块。西方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平均28%，一次分配只有不到10%，也就是18%的税是一次分配后搞来的。由于累进制征税，大部分税是富人缴纳的，因此这18%中政府从“资本收益”中再挖走部分高于一半。也意味着资本收益从原来的40%左右，下降到30%以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中国为10%，北美为40%，欧洲50-60%，德国达到70%。也就是说，中国只能拿出1%的GDP进行再分配，西方达到17-21%。这就是低基尼系数国家为什么实际消费比收入还高。
概括来说，由于中国在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明显低于资本所得，没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次分配中又缺少从资本所得中进行调整的手段和力度。这才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青报竟然在发改委第四部分中攻击用所得税调整，简直是昏了头！
说实话，贫道并不认为现在的央企就是货真价实的“全民企业”。一是因为中国的央企不分给老百姓分利润。瑞典政府收入中近70%用于福利，瑞典央企每年50%利润交国家，因此瑞典央企利润35%实际是成为居民福利的。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只有10%用于福利，就算交了也没作用；二是央企头头工资过高，还往往是高干亲戚，即使说不上什么“四大家族”经营，但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有点像的。但是贫道照样维护国企和央企，因为只要是国有的，改起来就容易。你变动一下私企的分配试试！
一个共产党办的报纸，张嘴就违反党章和宪法。放着明明白白的道理不说，偏偏编造事实指鹿为马。明明是共产党的喉舌，却为外国资本家掩盖劣迹，为中国资本家张目。
这世道没法看！！
| 中国社会面临着第二道坎—— 住房问题是中国的第二道坎
2010/03/30 |
人的一生中最基本的两个事情是吃饭和住宿。我们汉语把它简称为食宿，老百姓通常管它叫吃住。老百姓对解决吃住问题充满了期待，管统治者为衣食父母。对老百姓来说，解决吃住问题叫求生存，对统治者来说，叫过二道坎（这样说应该不为过）。如果说吃饭问题是第一道坎，那么住房问题就是第二道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在围绕这吃住这两个方面特别是温饱问题上展开争斗。统治者解决得好的时期，就是开明盛世，比如唐贞观之治、清康乾年间等，其实这种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统治者昏庸无能时期，多半老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状态。古代诗词对此有大量的传世之作，如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温饱都不能解决时期，必定是社会动荡，起义频繁。从陈胜吴广起义（秦）、黄巾农民起义（东汉）、瓦岗农民起义（隋）、黄巢农民起义（唐）、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清）看，起义的原因是综合的，但主要原因是封建国家的暴政、苛捐和重疫，导致民不聊生，基本的吃住都没有。
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之后，由于人多地少，加之自然灾害，想尽了千方百计，毛泽东时期仍未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是大家心头的痛！第一道坎过不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事就免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凭着超人的智慧，找到了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金钥匙，冲破重重阻力，果断地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革当年的1979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彻底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个“包”字，轻易就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吃饭难题。一个“包”字，从此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中国迈过了第一道坎。没有吃饭问题的解决，中国这30年来经济社会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国际地位不可能有这样高。
当今的中国，面临着第二道坎，如何解决住的问题。这个坎过不过得去，住的问题解不解决得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问题，决定着中国社会是否稳定的问题。
2400年前孟子就梦想着“居者有其屋”，当今老百姓仍在盼望“居者有其屋”。如果说在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之前，对拥有自己的住房是妄想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迫切需要。城市里面没有住房的人盼望拥有，还有那么多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的农民工也想也应在城市拥有住房。农村农业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这是个大趋势。现在我国农村人口8、7亿，按最终目标农村人口减少到１、３亿（注：作者的设想），有7、4亿农民要进城。若是农民进城的问题不能解决，进入城市住不下来，那么农民工就不能变成稳定的产业工人。这支队伍素质上不来，供应量不能增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变慢，产业升级困难。现在开始出现的“用工荒”就是给我们敲的警钟。大量的人员在城市安顿不下来，也是社会的极大隐患。
现在的问题是，房价不断攀高，农民进城的脚步放慢，“居者有其屋”的盼望也将变得遥遥无期。问题的关键是，一些地方没有真正把抑制过高的房价、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当一回事，没有下真功夫去解决，更有甚者把本行政区域内的高房价当作一种炫耀或者故意推高。抑制过高的房价，圆老百姓一个住房梦，需要拿出大智慧，就象过第一道坎那样找到金钥匙。
要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齐心协力！第二道坎未过去，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 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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