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现深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出席大小场合,身旁总有两个人形影不离,一位是有中南海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另一位则是总书记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胡锦涛与连战、奥巴马会面,出席联合国大会、G20、亚太经合会,以至视察偏远农村,都会看见两人相随。尽管政治地位在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台办主任王毅等大多数部长之上,却刻意保持低调,更增添他们的神秘色彩。
令计划——胡锦涛大内总管
53岁的令计划,山西平陆人,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年轻时曾经下乡种田,当过印刷工人,大学和硕士学历都靠在职进修,早年公职生涯几乎都在共青团度过,因办事勤快稳重,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异动中,成为共青团第一副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此后,除了胡锦涛在贵州、西藏时期,令计划都在身边工作。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制,很难在西方国家找到类似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除了安排会议,保管档案等秘书工作,还负责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保健、保密,承担部份文件起草,为决策搜集重要信息,催办落实中央指示和领导人批示。负责中共领导人安全警卫的8341部队,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
中办主任掌握中央决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党内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动态,以至他们对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见,这些重要讯息,也只有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权透过中办主任全面了解,可见令计划党内的重要地位。
历任中办主任,大多成为党史重要人物。例如,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后,调度8341部队,捉拿四人帮,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长期主导对台政策。赵紫阳、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他们的中办主任便是现任总理温家宝。
令计划对时局有一定看法,能写一手文章,一些相处过的人,也称他待人和善。他的党内威望没有超过前辈,甚至没有传出和他有关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计划的影响力,和他的前几任比较,也更回归于制度。
王沪宁——总书记首席智囊
胡锦涛另一位左右手王沪宁,比令计划长一岁,早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时,就是中国大陆著名青年政治学者,他的一系列著作:《比较政治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至今仍常为学术界引用。如果不是弃学从政,王沪宁可能已当上大学校长。 王沪宁的影响力,也深具“中国特色”。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负责协助中共中央研究国情、制订政策、起草文式、建构理论,辖下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国际、农村等研究局,各有专职研究幕僚。但这些机构职能,并未充分反映王沪宁的地位。
从江泽民执政的后期,到胡锦涛执政至今的全程,所有总书记发表重要言论的场合,王沪宁都伴随身旁,从最高领导人对内政外交所有具体言论和政策思惟中,系统地整理头绪,结合国内外情势,为领导人建构治国理论,并提供建议。这才是王沪宁工作最重要的部份。
江泽民执政后期提出、后来写入党章和宪法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胡锦涛执政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王沪宁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王沪宁早期在学术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属于新权威主义,对照中共领导人近十年的政治主张,有许多方面极为接近。例如,王沪宁认为,各国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些逻辑来谈政治和社会发展,往往不客观。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等等。
加上王沪宁对问题的思辨力(曾带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新加坡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夺冠),流利法语,留美背景等等,使胡锦涛对他更加倚重。
大陆媒体常引述王沪宁的朋友说,当别人介绍王沪宁是一位学者的时候,他甚至会立即更正,“不,只是读书人”。
左右手的选择,有如一面镜子,反映出胡锦涛的用人、政治取向与治国风格,对错得失,历史迟早要给答案。
《天下》杂志 中国目前存在五种危机 2010/04/05 | 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中国目前存在五种危机
刘旭明 在“走读”中观察真实中国,香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根据其第一手所见所闻,得出今日中国存在五种危机的结论,但他也强调,虽然有危机,希望仍存,然而历史留给执政者(改革)的时间并不多。
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杨锦麟在通商中国昨天首次推出的“透视中国”系列论坛上首个开讲,该论坛的协办机构是厦门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出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锦麟,2003年主持凤凰电视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而广受欢迎,去年,他放下报纸,转而主持《走读大中华》节目,通过在两岸三地特别是在大陆进行实地采访,陆续制作了72个节目,向观众推介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中国”,其中,弱视群体是杨锦麟关注的焦点之一。
杨锦麟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他的一些结论,正是源于他在走读中国时获得的观感。
在昨天题为“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论坛中,他列举中国存在的五种危机是:执政党的危机;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或板块化)的危机;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他认为,至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致命和根本的缺陷,包括奥巴马(美国总统)也要推行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执政党正在向一般的政党转变并逐步地世俗化,但是,它面对党内利益集团的萌生和坐大,以及更多人对它的执政能力及执政基础合法性认同的问题。
在社会分配制度危机方面,他认为,社会财富正在迅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
杨锦麟也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渺茫”,“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农民工地位,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这一代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在,即使是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改变就业的命运。”
善治善政更显迫切 对于社会张力和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杨锦麟说,新的动向显示,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民众对公力救助心存疑惑,要依赖自力救助。不过,尽管2009年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社会大局依然稳定。
而人文伦理道德危机方面,杨锦麟认为,违背社会公德和政府诚信的事件屡见不鲜,见死不救折射了社会的冷漠。
杨锦麟说,必须承认,近代100年来,很少有一个国家和政党能够在60年时间里解决多数人的贫穷问题,但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仍然没有摆脱真正意义的贫困,所幸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温顺善良的,只要解决温饱别无所求,这为中国整体的整治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不过,因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出往返城市以及年轻化,民智和资讯已打开。
最后,他说,任何人或任何政治集团主政,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善治与善政,更显得迫切和必要。他强调,中国内忧多于外患,民生问题多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头脑是清醒冷静的,问题是:历史还会给中国的执政者预留多少时间?
| 六个死了不进八宝山的中共领袖 2010/04/05 | 文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晚,政治局紧急开会,确定保护毛主席遗体15天,让各界人士弔唁、瞻仰。
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以保「子孙万代永远瞻仰」。
1977年8月20日上午,经过适应性处理,毛泽东遗体被移入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内。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他认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彻底的改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报告,并得到批准。报纸公佈了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 周恩来的骨灰被撒在了四个地点:长城——他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密云水库——他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员一起劳动的地方;天津海河——他参加革命的发祥地;最后是黄河入海口——他从这裡融入大海,走向台湾岛,走向世界……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惨遭迫害致死。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桉进行複查。1980年2月,根据複查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同年5月13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和她的子女们前往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的骨灰。根据刘少奇生前的遗言,将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裡。 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遗愿。1997年3月2日上午11时25分,银色的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卓琳颤巍巍地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一遍遍呼唤着丈夫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花瓣缓缓撒向大海。
邓小平说,中国人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宴请客吃饭,办酒席。骨灰埋在果树下不行,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扔到野外,大家都不赞成。本博秦全耀记得在1976年批邓时有一句话,邓小平说八宝山太挤了,我不往裡头争。 将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寄予热切希望的共青城,并不是他的遗愿,而是夫人李昭向中央提出的要求。她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江西是胡耀邦的祖籍。其二,胡耀邦从小参加革命,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过多年。江西是他革命的发祥地。其次,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时,对江西共青城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裡留有他风尘僕僕的身影和热情爽朗的笑声。
1990年12月15日,胡耀邦的骨灰运离北京。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的陪护下,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敬捧父亲的骨灰安葬于富华山陵园。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叶群、子林立果乘空军256号专机出逃,机毁人亡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
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最后按蒙古习惯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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