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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有你/李可染《雨霁图》/分析新华社五篇昏聩文章/水资源危机的...
發佈時間: 4/6/2010 2:00:54 AM 被閲覽數: 10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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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有你/zxcvbnmasdfg

     
   
 
 
介绍李可染《雨霁图》


              

在现代山水画领域,从个性上而论,能与黄宾虹比肩的,只有李可染一人。其卓荦之处是以传统笔墨形式表现出新气象,尤其以悲沉的黑色色调所画的山水,在黑云翻墨之际偶尔透出一缕灵光,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觉,恍惚间进入一个新生境地。其山水画在光与墨、透与暗的变幻中,一扫以往逸笔优雅的文人积习,开创出水墨画新的格局。

作为身处中西绘画相抵触和相融合的20世纪,李可染的画也有那个时代的体现。他早年学西画,深受伦勃朗影响,其所制山水中的光影,得益于此。他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后,画风突变,其山水画基本不用线,更少用皴法,而是将功夫完全用在积墨、破磨、亮墨的运用上。构图上,他多借用范宽山水的饱满浓密形式:突兀山势迎面而来,瀑布被浓缩为一条白色的裂隙,笔调沉涩,似乎是一寸一寸刻划出来,在一种异样压抑之中,让人感觉到山水艺术的美感。此幅《雨霁图》是其山水画代表作:近山远水,层层叠叠,水墨氤氲。墨色浓重而能通透,云气缥缈生动,千变万化。他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凝重的用笔、团块式结构,逆光下的黑白关系,浑厚的积墨,勾勒出一个时代画家对山水画的审美理解。他的画缺少潇洒,但他结合传统、西法、造化三者创造出的“李家山水”,其面貌之独特,格调之崇高,气势之阔大,是现代画家所不及的,也正是其倡导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具体写照。

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我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曾先后入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学习绘画,并师从法国名画家克罗多学油画,后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擅山水、重写生,长于墨法,并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其画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个性鲜明,为一代高峰。

(摘自网络)由白玫瑰花张贴

 

 

分析新华社最近五篇关于房地产的昏聩文章


2010/04/04 


分析新华社最近五篇关于房地产的昏聩文章

作者:monologchen  

今日看到搜狐一则新闻:《新华社连发五文批房地产市场 痛斥腐败酿高房价》,http://news.sohu.com/20100404/n271304558.shtml,原以为新华社发的文章会有什么新的见解,但看后感觉很失望:尽管新华社罕见地连发了五文,而且还直言房地产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但没有论及到导致高房价最根本的原因。

下面逐篇分析这五篇文章的主旨及缺陷:

      3月28日 《红火景象下的楼市之忧》:透支未来的卖地财政,决定了房地产市场难以持续,更意味着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济发展难以持久。

    该文如果在2006年年初时发表,还算是及时。然而,当中国楼市已经经历过2008年的收缩,世界正处在金融危机情况下,2009年莫名其妙的突然反弹,在房价不但经历了年初止跌回稳,而且一路迅猛狂飙的情况下,才提出楼市之忧,是不是有点晚了?此时是不是该检讨一下2009年房价为什么会飙升才更合时宜?

     3月29日 《不能让楼市成为投机者的乐园》:地方政府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不能再沉溺于地产投机所带来的“人气”和“财气”当中。

     这篇文章指出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切中了问题要害。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地方政府要怎样转变发展思路?中央政府如何让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转变发展思路?

 在“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是好猫”优胜论前提下,发展房地产业对地方官员无疑是最佳选择。首先,发展房地产可以带动十来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本地GDP增长。其次,发展房地产可以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解决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之急。再次,发展房地业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形象,是一个地方官员实实在在的“政绩”体现。最后,发展房地产可以为少数贪腐官员带来巨额利益,解决部分官员“先富”问题。在多方利益的驱动下,哪个地方政府愿意转变发展思路?要让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思路,除非中央政府自身首先改变唯GDP增长至上观念;改变考核干部的政绩评价标准;改革竭泽而渔不给地方财政留余地的财税分配制度;中央政府自身树立起长远发展观念,要有为子孙后代打基础,不图一时经济数据漂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时代各级官员领导人民修了无数的水利设施、军事设施、工厂车间等等,许多建设效益的在当时无法显现,无法马上改善人们生活,最后竟然在三十多年时间里遭到无数的贬损、抹黑甚至污辱,在这样一种政治舆论氛围中,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哦,我听你的,转变发展思路,埋头带着当地老百姓挖沟修渠、架桥修路、植树造林、修建新工厂,你们中央到我这里转一遭发现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观我周围省市都在卖地造楼,用卖地的钱来修路修广场,那“政绩”明摆着呢。最后他上去了,我原地不动。图啥?是让继任者一边坐享我的成果,一边埋汰我领导无方,GDP上去的太慢?

  要想让地方政府官员转变发展思路,首先中央要转变对前三十年“贫穷僵化”不实评论。否则,没有官员愿意抱着“种树”的理念从长远的角度和整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谋划发展思路。

   

   

 3月30日 《坚决清除房价中的“腐败成本”》:房地产业需要公开的不仅是开发成本,而且开发过程涉及的所有审批环节都应该彻底公开。全面挤压腐败的空间。

    此文指出“腐败成本”是推高房价的因素之一的确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写手们有没有调查到底有多少地区、多少楼盘存在腐败成本?腐败成本与地价本身以及开发商利润相比占多大比例?产生“腐败成本”的关键在哪里?能不能抑制住?怎么抑制?

退一步讲,新华社写手们慷慨激昂地批评地方政府腐败,难道中央政府脸上就有光了?如果一个单位大部分下属都有了问题,这个单位领导能脱得了干系吗?且不说他自身有问题,至少其领导能力令人怀疑!

   

   

   3月31日 《疯狂的房价叫板土地招拍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现有的土地招拍挂属于供给垄断和需求竞争型。这种供给垄断与需求竞争并存的模式,必然造成需求方恶性竞争,导致地价不断暴涨。

新华社写手们本末倒置了。不存在暴利,哪来的恶性竞争?为什么不从更深层次去挖掘地价暴涨的原因呢?当初政府不按产业化的思路搞住房改革,而把住房当成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食盐、粮食一样严加控制,哪来的投机者的市场?没有市场投机,房价能暴涨吗?

   

   

   4月1日《“土地财政”还能维持多久》:仅凭所谓“经营城市”的口号,通过“收储土地”和高价拍卖,转手就能获得巨额收益。更何况,房地产开发当年就能见效,对GDP的“贡献”显著。如此情况下,又如何寄希望于地方政府主动控制房价?

2008年年初,房市本来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房价开始出现往下调整的迹象了,如果中央政府顺势而为,转变发展思路,把住房当成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货币政策、行政手段等引导地方政府建设大量的经济适用住房,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改善民生,还能避免今天天量贷款风险造成的骑虎难下局面,本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了保八放出了天量的货币,2009年货币供应量同比增27.68%。货币池里水多了,房价自然水涨船高,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我们都还没有忘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物价暴涨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事件吧?

其实,中央政府应该感谢房价高涨吸收了2009年巨量增发的货币,否则现在必定是米价油价等普通物品飙升,老百姓怨声载道了,各级官员们得忙着四处灭火,新华社的写手们也不可能还能如此气定神闲地写些空洞无物的文章。

   

   

     新华社写手们虽然连篇累牍发文来批房地产市场,甚至情急之下,顾头不顾腚,慷慨陈词直斥地方政府的腐败,其道义的制高点形象的确令人望而生畏,可惜却没有触及根本,甚至本末倒置,

  

    上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当时为了经济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推出了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在内的三大改革,可是这些改革不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造成了社会的压力,形成了后来俗称的新“三座大山”。房价高涨也是从这时开始起步的。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之后,由于省以下体制的过渡不顺利,过渡状态中原有矛盾与新的矛盾交织、积累,引致财权的重心上移而事权的重心下移,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自从推出住房改革后,地方政府发现:通过培育房地产市场,促进当地地产业发展,然后政府高价卖地便可增加财政收入这一秘诀之后,于是乐此不疲。正常情况下,需求大于供给会导致物价上涨。但现在,中国楼市已经明显出现了供过于求(此处是就购买力而言),而且房价在2008年已经发生向下调整趋势却突然转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用什么需求、投机、地方政府腐败来解释得通了。否则,为什么在2009年3月份以前,无论需求也好,地方政府腐败也罢,不但不能推高房价,甚至想保住房价都保不住反而掉头向下走,并且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呢?肯定是2009年3月份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同于投机、地方政府腐败的事情,是它们导致了房价迅速上涨。

   

总之,新华社的写手们应该去研究2009年发生了哪些事情,而不要顾头不顾腚地批评地方政府腐败。因为,即使地方政府再腐败,他们也没有能力挡住2008年房价往下走的趋势。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地方政府腐败造成了今天房价高企的首因,可是腐败造成的后果都已经如此明显了,中央还治不住,其原因而在?不去思考如何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的思路去发展经济,却首先想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负责任领导的正常表现吗?便何况想推就能推得一干二净吗?地方政府有问题,主导房地产政策的GW院难道没责任吗?



如果实在推不掉了,估计下一步会便搬出老调调: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今天的腐败是旧体制造成的。



高房价要不要治?当然要治,都已经民怨沸腾了不治行吗?好了,按照新华社的论调,接下来的问题分别成了环环相扣的过程:要改变高房价就要必须治理腐败,要治理腐败必须政治改革,要政治改革则必须改变体制,改变体制最好是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路径已经若隐若现了,先这么预计着,中国是否能变色,关键看老百姓有没有醒过来,平时沉默的大多数,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有没有听其言观其行的智慧了。



让各位看客和历史来共同验证吧。







附文:





向高房价宣战

(宣言)

曹建海

原文:http://caojianhai.blog.sohu.com/140501656.html

  本文写于今年年初,针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务院出台一揽子拯救房地产的政策,为亚洲博鳌论坛专题撰写的腾讯特约专文,我把它发表在我的博客上。重读此文,再回顾一年来公众面对的经济社会现实,悲愤、郁闷和豪情一起喷涌而出。以科学理论、学子激情、人文关怀为基本元素,这篇文章也成了《向高房价宣战》一书的编写纲要,并由我收录为本书前言(出版时已有修改)。重读此文,有利于我们变压力为力量,培育起向达官显贵和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决心。我们的宗旨,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己任,通过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呼吁和有效的抵制高房价行动,彻底轰开维系高房价泡沫和暴利的坚固堡垒,让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大门为公众敞开,实现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愿望。



  房地产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复苏、返航面临的巨大礁石。中国政府寄望继续依赖房地产这一传统引擎拉动日益重要的内需,而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希望房价大幅度回落,或者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解决居住问题。目前,高房价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根本上检验政府“执政为民”的成色,更体现政府领导人大国治理的能力和智慧。



  一、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伪命题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申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出台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不过,由房地产业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的,还是由作为其上游的规划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材、家居设备等部门创造的,稍微有些常识的都可以给出惟一正确的答案。但是,在一个只允许开发商从事住宅开发的国家,即使是最高政府领导人,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判断上,也会出现违背常识的情况。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住房商品化可以覆盖全部城乡土地,如果在坚持严格的城乡统一规划条件下,允许任何经济主体从事住房开发,则在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的中国,绝无房地产开发不振从而拖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发生;而为广大人民诟病的高房价问题,必将在居民自建成本的压迫下,低下它那持久高昂的头颅。

  把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需要,当成垄断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借机要挟和财富掠夺的工具,是199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改革之举。其中,医疗、教育改革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心灵和肌体皆被金钱腐蚀的“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群落,以及极其低效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目前,中国政府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之下,正在设法修复传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关系国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领域,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始终与公众愿望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在房地产领域,温家宝担纲总理的第一任,就于2003年出台了国务院18号文,将原有房改方案中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列入只有少数中低收入阶层才有可能享有的“保障性住房”,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驱赶到开发商任意定价的商品房市场,由此中国经历了2003年以来全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国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虚假经济繁荣时期。痴迷于高房价导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从而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梦想,现任和上届政府始终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不顾公众降房价的强烈愿望,导致民怨原来越多;而当政者也认为民众不能理解其良苦用心。

  在我看来,高房价下的房地产业不仅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首先,高房价损害了居民消费福利,在高房价下,出现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响了一些城市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高房价下,工人的工资即使上涨,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

  其次,高房价必将危及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房价推动的高工资势必推动商品价格的虚高,将使中国制造业步香港地区的后尘,失去国际竞争力。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将失去扩张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直接影响社会总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效率。房价高了,租金自然大涨,店铺的生存就成了时下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商铺普遍无法生存时,货物必然不能畅其流,失去了“外部需求”的、全球1/4-1/3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深层危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安全,引起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



  二、高房价造就严重的社会分化,影响消费扩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为借口,房地产业迅速大规模地转移了社会财富,为地方政府和官员、开发商营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滚滚财源。在房地产开发业为核心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楼机构和个人,甚至商业银行,形成了极度强势的垄断房屋流通环节的产业链,他们相互勾结,藉此获得巨额暴富。显然,不打破房地产暴利,就根本谈不上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起房的民生问题,幻想维护中间环节高利润条件下的改善民生肯定是不现实的。高房价、高地价形成两极分化,打破了社会正常的价值体系。由此,土地、房屋成为聚集社会财富的“聚宝盆”,而流动性资产,包括货币(表现为通货膨胀)、科技成果、人类精神财富等,相对处于贬值的状态。

  在高房价下,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已购住房自助者沦为房奴,而绝大多数新进入城市者则陷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窘境,整个社会财富呈现向土地房产集中的局面,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高房价的暴利机制,严重打压了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空间。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绝大多数居民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根本没有可支付的消费能力,中央寄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变成了海市蜃楼。

  仔细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崛起,以及给公众和我国的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原则。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房屋开发只能经由房地产开发商,城镇居民不能自己建房,不能组建住房合作社,很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社会公平交易这一基本原则。在房地产领域,不公平交易大行其事,如政府为高价拍卖土地,以公共利益为幌子,低价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政府处于土地出让的卖方垄断地位,土地作价则根据官商关系不同而因人而异,形成形形色色的土地定价;在炒楼者和消费者之间,投机者轻易可以通过囤积房屋加价出售,这也明显属于不公交易。三是违背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致性原则。个人或企业通过自己的私人劳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中国的开发商虽然也付出了“辛勤运作”的劳动,但是他们的私人劳动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老百姓希望自己有权利建房子,不希望被你替代,更不希望以远高过自建成本的价格购买房屋。所以强制性的房地产制度让开发商做了房屋建设的甲方,并借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很难被群众接受。

  很显然,我们把房地产业当成支柱产业的政策,开始面临着耕地与人民财力的枯竭,中等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已经购房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枯竭问题。依靠这样的嗜血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房地产业本身必将面临需求大幅度萎缩、房价调整等生死问题,从而拖累国民经济增长;而且高房价对其他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挤压,也透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空间。



  三、高房价和建筑垃圾化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标志,形成党群、官民对峙局面,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声望

  高房价既有建设开发体制问题,更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高房价实际上是与腐败程度直接相关的。由于房地产开发中的官商一体化和狼狈为奸,社会矛盾被激化,共产党员和官员的社会声望普遍跌入历史低谷,这恐怕是那些改革设计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与高房价相对应的,是中国建筑物质量的低劣,早已成为普遍的问题。这既有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监理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原因,更有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民用建筑特别是住宅的寿命非常之短。例如在北京市,政府拆迁的最新重点已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建筑物。根据建设部统计,中国各类建筑物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实际寿命仅仅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年限。由于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的综合因素作用,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实际隐含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劣质工程成规模制造的实质。

   建筑质量的日益低劣化,是有其深刻的中国特色背景的。从建筑业看,无论是工民建、市政,还是高速路桥、铁路、水利的设计、施工、监理,都通过层层承包,向私人承包制发展且越演越烈。这种趋势促进了建筑企业的日益空心化,即皮包公司化,而且越大的公司,皮包公司的特征就越明显;从房地产开发看,几乎完全垄断了商业和住房开发活动的、90%为私人企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其开发企业建造项目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热衷于使建筑成本“能小则小、不能小也要小”的运作方式,造成了建筑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在建设规划管理领域,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在城市建设上不讲究质量、效果,只追求速度、表面形象,追求任期内的政绩,城市建设中流行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草率上马,不少工程成为垃圾建筑。

  依据我国宪法,城市土地和集体土地都属于公有制土地,政府本应通过划拨手段安排土地给土地所有者——城乡居民满足居住需求而使用。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误区,由政府出面、开发商主要经营的所谓“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是变相把公民拥有的土地,高价再卖给公民,而政府机构、行政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则往往籍此谋取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限制各种自然的、可能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竞争对手的房屋建设形态,包括居民自建房、合作建房、集资建房、单位建房、建筑企业开发房屋等途径,全力扶植房地产开发这一所谓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促成房地产开发业这一超级创富模式,而且往往开发商背后,都有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官员或官员集团,在其背后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城市规划的习惯破坏者。在最初的设想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目标是统一规划、统一开发。但中国的现实是,透过关系获得土地、修改规划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增值,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一种常态。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规划就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任意涂改的试验场——一旦是房地产开发商看上的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就设法修改规划,然后不顾由此可能给居民带来的损失,并动用各种力量强制拆除居民房屋,最后建成让房地产企业实现最大化获利能力的物业形态。2005年,洛桑国家管理学院在其编制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将中国城市规划水平排在61个样本国家的最后一名!



  四、高房价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高房价

  从更深层面上分析,鼓舞中国房地产业持续增长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包含大量失地农民和人口失业的虚假繁荣和贫困的城市化。尽管统计上的城市人口和实际的土地、房屋建设面积都在持续增加,但房地产行业已逐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城市原有居民和新进入的居民中转移财富的游戏。

  人是城市的最基本要素。所谓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统计局的城镇人口在43%左右,但如果剔除根本没有能力在城市置业甚至租房的农民工因素,实际城市化率只有28%。在城里绝大多数人都望而生畏的高房价面前,农民对于住房,甚至连想象都不不可能。

  1998年中国房改以来到2007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138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547万平方公里,增加65.9%;城市房屋建筑面积由1998年的70.9亿平方米扩张到2006年的174.5亿平方米,增加146.1%。但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下降的。2006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数量限于城市户籍人口,2006年修改为按城区人口与城区暂住人口之和。2006年我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2238人,2007年降为2104人。

  即使包含了暂住人口,在高速的城市面积扩展面前,城市人口增加注定是滞后的。这决定了城市这样一个高效利用土地的经济聚集体,反而成为一个浪费土地的工具。显然,高房价成为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最大障碍。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据调查,有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20.14%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有7.88%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地点,有6.45%的农民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村居住。

  可见,平抑房价不但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影响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固定住所,无力购买商品房,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廉租房供应,大都只能住在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只有广大的没有户口的外地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了,才能使城市真正和谐起来,促进城市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而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城市仅仅是农民工停留的“驿站”,他们每年只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漂移,形成一年一度的独特春运景观——这个应当令我们的执政者感到耻辱,激起他们与高房价斗争不是包庇、沆瀣一气的决心!



  五、香港模式终会将中国引向不归之路,应立即远离香港模式

  我国香港特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非饱和供应土地”来维持高房价,虽然为政府带来了财政收益,但房地产业的“挤出”效应,使财富过多地集中在非生产性资产上,收入集中在非生产部门的居民手中。手中握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不愿意资产贬值,而政府顾及中产阶级利益,一直在维持高房价,导致香港长期竞争力的大幅度降低。目前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金融、港口、机场、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由于地价过高,香港第二产业发展近乎空白,香港经济对外依赖非常严重,经济安全性较差;而且,由房地产催生的泡沫经济,时常引发香港房价的大起大落,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

  中国效法香港住房制度,造就了目前全球最严重的房地产泡沫,迄今处于积重难返的地步。由于担心房价回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房地产救市、防止房价大落的一系列政策。除了各项购房税收之外,政策还降低了信贷限制和住房消费信贷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将房地产行业风险转移到银行业身上,希望借助商业银行体系获得的国家信用,在保证货币流动性和降低存贷利差等手段基础上,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可见,高房价是发生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上世纪90年代,全民炒房、土地价格高出美国3倍有余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市出现全国性大暴跌,整个经济也受到了重创。此后10年,日本长期处于萧条期,经济增长始终徘徊于衰退与复苏之间,被经济学界称为“失去的10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布什政府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手段,房价暴涨催生了次级按揭业务、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各种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成为本次金融海啸的元凶巨恶。

  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解决高房价、高地价问题,甚至依靠高房价拉动经济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最后必然被高房价所害,最终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经济崩溃。



  六、向高房价挑战、解决城乡居民住房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职责

  目前房地产市场萧条主要表现为开发商主导的商品房市场萧条,而政府主导的位置和价格合理的保障房则销售旺盛。政府救房市的着眼点在于为开发商解困,我认为不如趁机厘清建设体制,撇开开发商留待以后处理。根据我的了解,即使开发商把房屋卖给政府用做保障房,或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链之后,在房价继续大幅走低的条件下,开发商并没有动力进行房屋新建,从而国家希望救助开发商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势必落空。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各种自建房、集资建房、单位建房的欲望很高,也完全有能力建房;中低收入群体对于获得政府保障房的期望很大;农村集体宅基地建设小产权房销售的愿望也很大;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家园的愿望很大。但是由于体制的限制,除灾后重建外,上述有效住房需求则牢牢地被我国的土地管理和建设开发管理体制禁锢了;保障房建设政策的执行则被限定于“不会冲击商品房市场”的原则下,将保障房建于偏远地带,并且定价水平越来越接近于商品房。可见,与其不惜未来银行体系毁坏拯救房地产商,不如通过体制调整疏导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同时为银行体系建立房地产信贷危机的“防火墙”,于国于民更为有利。

  只要保障房在正常地段正常建设,那么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将是非常明显的。从房屋形态的最终层面看,剔除土地位置引起的价格差异,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在使用价值上并无任何不同,差的是后者不能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不劳而获的“暴利”。由此看来,以商品房投资为绝对主体的房地产开发业所创造的GDP,本质上是通过排斥居民自建、单位自建、政府保障性住房等形态而获得的不当得利,不仅对城乡居民消费,而且对农工商等经济实体发展,都形成了严重的透支。

  经验证明,以盈利性房地产开发为支柱产业的做法,虽然在拉动建材、钢铁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以下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可能抵消上述积极作用:一是住房价格远远超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导致房屋大量积压过剩;二是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及其过度拉动的钢铁、建材等产业,对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环境形成了严重的危害。

  相对而言,非盈利性或微利性住房开发按照相当于或略高于房屋建设开发成本核定房地产销售价格,可以大大降低局面购房的支出成本,为居民在获得住房的同时,同时合理安排吃、穿、用、行、教育、医疗等消费支出,实现生活水平的均衡提高;同时,非盈利性或微利性住房开发由于具有明确的使用指向性,不仅节约了营销费用、利润等不必要的支出,更避免了商品房销售的过剩问题。由于非盈利性住房开发同样带动钢铁、水泥、工程机械、建筑业等产业,因此大力发展非盈利性房地产产业对于当前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目前应着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住房形态,同时为开放居民自建房、集体土地房屋平等流转等创造条件。



  作为任何一位有理性、有血性的中国人,在高房价面前,要勇敢说不,坚决不为高房价买单,即使政府百般倡议也不要为其所动;在任志强、潘石屹等房地产奸商面前,要大胆驳斥其荒谬观点,同时坚决不买房地产奸商的住房,断绝其经济来源,割断其豢养御用走狗的经费,使其付出与人民为敌的代价;对于人民赤子的倡议,要积极支持,不仅在口头上,更要在行动上,一起为建设人文、和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奋斗。


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

2010/04/05 

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
杨学祥 杨冬红  光明网-光明观察

  我在2004年3月2日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大量物种的灭绝,而且危及农村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大城市的扩大应该受到地方资源的严格限制。失去农村支撑的城市将是一座死城,中国西部沙漠化过程就是证据:中国的沙漠随都城的东迁而东移,埃塞俄比亚首都随土地沙漠化和 
干旱而八次南迁,都表明人类活动加剧了土地沙漠化[1]。

  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亮起了红灯

  北京引拒工程的最初方案是把原有的引水渠道胜天渠的坝首加高,拦蓄更多的地表水;同时打一组40多眼机井的机井群,把拒马河的浅层地下水拦截后通过管道输往北京。“拒马河的地质条件不能储存深层地下水,一旦工程实施,从地上到地下,拒马河水将全部被截在北京一段,下游的河北境内将滴水没有。”一位河北水利部门的官员指出了引拒工程的利害。

  据河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资源处研究员郎洪钢统计,北京的引拒工程将对下游河北省境内的9个县市300多万人口造成巨大影响。郎洪钢认为,若北京引拒工程实施,下游地区75%以上年份将断流。下游已建好的众多水利工程将报废,100多万亩水浇地将变为旱地。同时,华北明珠白洋淀的生态环境也将恶化,并加剧下游地区的耕地沙化。

  石亭镇人大主席夏雪松出示了一份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吴邦国委员长的请示报告,报告署名“涞水县部分人大代表”,落款日期是2003年11月28日。在这荼ǜ嬷校本┮芄こ瘫怀莆胺欠ń亓鞴こ獭薄1ǜ娉疲骸叭绻庀罟こ淌凳卸暇苈砗拥谋砹骷扒绷鳎斐傻叵滤饕垢狭鳎蚁?0个乡镇26.9万人面临水荒。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这片土地将无法生存。因此,强烈要求中央领导制止这项工程的施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者。”

  维持大城市的物质消耗随着现代化的需求而成几何级数增长,城市用水短缺仅仅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交通拥挤、用地紧张、服务设施配套等等,迫使城市不断扩大。如不及时限制,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大城市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随着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改善,私人轿车的增加,淡水的需求量也会成倍增加。

  水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拒马河流域目前是河北省严重缺水的地区之一,而河北省也已成为全中国最缺水的地区之一。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20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11立方米,是全国平均值的1/7,不及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缺水标准的1/3,甚至比不上以干旱缺水著称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同属海河流域的北京和天津情况更糟,目前北京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

  据2004年前的统计,20年来,北京人口由800万增至近1400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多亿元增长到近3000亿元,地表水资源严重匮乏导致地下水严重超采。截至目前,全市地下水累计超采6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的地下水已经十分有限。自1997年以来,河北省连续7年大旱,水资源持续减少。目前河北全省年用水量平均达230亿立方米,供水量只有170亿立方米,之间的缺口只能靠超采地下水来补充。有专家估计,如果没有外调水的情况下,河北2005年和2010年仍将缺水57.3亿立方米和61.8亿立方米。海委会一位官员坦承,由于水资源的紧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

  6年前的预言在西南旱灾中得到证实: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亮起了红灯!盲目满足大城市的过度需求可能导致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危机。与其耗资巨大实施调水工程,不如地区、城乡均衡发展。以破坏农村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建设必须停止。农村生存环境破坏之日,就是城市自身生存条件消亡之时!淡水资源的短缺决定了中国城市水准的最高极限[1]。

  强国要发展,资源现危机。淡水资源的短缺决定了中国城市水准的最高极限,这一观点在西南干旱面前显得尤为重要。水资源危机为大城市发展再度亮起了红灯!

  2004年的警告:亚洲未来十年缺水危机将逐年恶化

  2004年8月27日,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科学家警告亚洲农民尽量节约使用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如今的亚洲已面临着严峻的缺水危机[2]。2010年南亚的干旱正在证实这一预测。

  2004年8月25日,伦敦主办的《新科学家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全球地下水资源储量正逐年减少,尤其是亚洲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亚洲地下水资源已十分贫乏,以后人们可能再也看不到绿油油的田野,人们在未来将面对的是贫瘠的荒漠。该篇文章反复强调,在未来十年里,部分亚洲地区的缺水危机将十分严重。据悉,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和依据来自近期在瑞典召开的全球水资源讨论会。

  亚洲国家缺水危机最为严重的就是印度,目前,一些印度农民早已放弃传统的浅水位水井,开始利用采油业使用的挖掘技术和设备用来汲取地面数百米以下的水资源,地表水资源已接近干枯。此外,农业作为印度的支柱性产业,生产稻米和甘蔗需要开采数百万口水井进行灌溉。尽管,一种花费600美元购买的高级抽水设备可以为印度农业带来较好的收成,农民也可以将丰收的粮食出口国外,但是,他们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却忽视了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新科学家》杂志称,印度下一代居民将面临着可怕的缺水危机。

  印度一些严重缺水地区至今仍未具有缺水危机感,该地区的居民抽取地下水资源用于灌溉庄稼,尽管他们获得了农田丰收,但他们将会给下一代人只留下荒漠。印度Gujarat省国际地下水资源协会监控站主管图沙尔-沙罕称,该地区地下水开采十分混乱,许多农民没有计划性地使用抽水泵抽取地下水。《新科学家》杂志指出,类似的情况遍及印度其他地区,此外,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水资源贫乏,竟然也无限制地开采地下水,如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家。目前,印度过半传统人工水井和浅水池塘已经干枯,部分干旱地区的抽水设备已开采至一千米以下的水资源[2]。

  2004年的警告在2010年得到证实:在中国西南地区遭受特大旱情之际,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旱灾导致这些国家粮食、水果以及天然橡胶、棕榈油、甘蔗等经济作物减产,并影响到相关产业链。

  菲律宾从去年11月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雨,泰国76省里有52省成为旱灾区,东南亚六国6500万人口视为生命线的湄公河的水位,更降至20年来最低点。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及越南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由于2009年雨季提前结束,加上雨季降雨量锐减,泰国境内某些河段的水位已降至仅30厘米[3]。

  重庆晚报:旱灾比重过半 大旱折磨全球1/3陆地

  据重庆晚报报道,“60年不遇”甚至部分地区“百年不遇”的干旱正严重折磨着中国西南五省区市。一场干旱的受灾人口超过5000万,全世界已经有30年没有出现过了。

  据气象学家统计,旱灾在全球所有气象灾害中的比重已经占了一半。据统计,自然灾害中约70%为气象灾害,而旱灾占到气象灾害的50%左右,成了全球分布范围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且成因复杂、预测难度大的一种自然灾害。翻开世界地图册,可以看到全球干旱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部、澳大利亚大部、非洲大部、北美西部和南美西部,约占陆地总面积的35%,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灾害的威胁。

  上一次大范围旱灾发生在1972年。当前与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深陷旱灾之苦的还有一些周边国家,远处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很不顺,雨水少,旱情重。《日本每日新闻》评论说,干旱正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刚从经济危机挣扎出来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大旱,2/3的国土受到影响,沙尘暴席卷美国大平原。

  上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出现在非洲撒哈拉地带,始于1968年,持续了近30年。1972年,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干旱袭击了大量产粮国,致使当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减少2%。

  人类真正与干旱进行“全球性”抗争,正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1972年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与环境大会,不久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并首次把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肯尼亚),其主要职能就包括抗旱问题。过了10年,大旱情再次肆虐全球,此后,局部地区的旱情此起彼伏。

  去年8月,南亚印度遭遇大旱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印度政府无奈之下,决定加大粮食进口,但又担心国际投机客炒作,哄抬粮食价格,在对外公布进口采购时间表时十分慎重。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大国,一旦出现旱灾就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就在5年前,印度已从“小麦出口国”变成了“小麦进口国”。

  2006年夏天,英国遭遇了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情,英国环境署被迫颁布了为期6个月的法令,在旱情严重的英格兰东南地区禁止一切非必要用水。英国东南部的萨顿与东萨里水务公司,有权禁止洗车、为游泳池蓄水、用水浇灌花园及体育场地等耗水量非常大的活动。

  中亚是传统上的缺水地区,也是旱情多发地。哈萨克斯坦每3年中就有2年面临干旱的危险。据联合国资料显示,在2008年的旱灾中,中亚和南亚有600多万人口受到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战略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曾撰文说,世界上1/3的土地处于旱灾的边缘,其中中国的缺水情况最为严重。

  我国干旱面积约占47%,主要发生在西北地区的干旱灾害是我国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中国历史上,干旱平均两年一次。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较大的有1928~1929年、2000年、2009年等数次大旱,且旱情有向南方湿润地区发展的趋势[4]。

  我国严重干旱发生的记录和规律

  据资料显示,已列入“世界100灾难排行榜”的1199年初的埃及大饥荒、1898年的印度大饥荒和1873年的中国大饥荒都是因为干旱缺水造成的,千百万人死于非命。

  全世界本世纪内发生的“十大灾害”中,洪灾榜上无名,地震有3次,台风和风暴潮各一次,而旱灾却高居首位,有5次,它们是:

  1920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

  1928—1929年,中国陕西大旱。陕西全境共940万人受灾,死者达250万人,逃者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

  1943年,中国广东大旱。许多地方年初至谷雨没有下雨,造成严重粮荒,仅台山县饥民就死亡15万人。有些灾情严重的村子,人口损失过半。

  1943年,印度、孟加拉等地大旱。无水浇灌庄稼,粮食歉收,造成严重饥荒,死亡350万人。

  1968—1973年,非洲大旱。涉及36个国家,受灾人口2500万人,逃荒者逾1000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达200万以上。仅撒哈拉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150万。

  在以上5次世界性特大旱灾中,我国占有3次,均发生在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旱灾,并被纳入近50年来我国“十大灾害”之列。

  第一次是1959—1961年,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连续3年的大范围旱情,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就减少1000万人。

 第二次是1978—1983年,全国连续6年大旱。累计受旱面积近20亿亩,成灾面积9.32亿亩。持续时间长,损失惨重,北方是主要受灾区。

  回顾生物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干旱不仅导致恐龙灭绝,使生物界几度濒临毁灭,而且也曾使人类文明的发展遭受过许多挫折:

  古希腊伟大文化的中心——位于雅典西南100公里,历经几世纪繁荣文明的迈锡尼(Mycenae)古,于耶稣诞生前1200年前后,因为旱灾及由旱灾引起的饥民暴动而变为废墟,迈锡尼文化也随之彻底毁灭。

  唐天宝末年到乾元初,公元8世纪中期,连年大旱,以致瘟疫横行,出现过“人食人”,“死人七八成”的悲惨景象,全国人口由原来的5000多万降为1700万左右。

  明崇祯年间,华北、西北从1627年到1640年发生了连续14年的大范围干旱,以致呈现出“赤地千里无禾稼,饿殍遍野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这次特大旱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与此类似的另两次大旱灾发生于1720—1723年和1875-1878年间,灾民因饥饿而出现“人相食”的县数分别为48和38个,其中有4个县井泉枯竭或河沟断流。

  光绪初年发生华北大旱灾。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5]。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旱灾1959-1961年和1978-1983年都处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月亮赤纬角最小值时期(滞后8年左右),我们预计2000-2035年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2014-2016年的月亮最小值时期发生严重干旱的可能性较大[6]。2000年以来南方的干旱逐步加重,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西南干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被忽视的低温和干旱警报

  据施普林格科学商业媒体网站2007年7月9日报告,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气候气候变化可能是战争冲突的根源。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主要着眼于气候变化在过去1000年里对中国东部地区战争频率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养活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作者调查了公元1000年到1911年间发生的899次战争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均记录在《古代中国战争记事表》中。他们把对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北半球气候的一系列温度数据进行了相互对照。他们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频率,尤其是部分南方地区的战争频率与温度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几乎所有战争的最高潮和王朝变更都发生在严寒时期。温度的波动对农业和园艺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技术水平有限的社会里,比如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温度的降低会极大地影响农作物和畜牧业的产量。据章大卫和他的研究小组称,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战争将成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最终手段。作者们总结称:“正是长期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产量变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循环转换”。他们建议研究人员在思考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成因时应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7]。

  国外华人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环,与人类历史兴衰一一对应。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于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8]。

  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及其同事称,未来的战争冲突可能将归咎于气候变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现代的战争原因是石油,未来战争的原因是淡水。许靖华的历史研究、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罗勇的“气候安全论”,表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理解[8-12]。

  许靖华特别强调: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8]。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的气候报告预测2010年中国由“南涝北旱”转变为“南旱北涝”的理论根据。

  最近,环球时报的一篇时评指出,GBN的报告是一些科学家通过对格陵兰岛冰芯样本的分析,对历史上气候变化的情景进行了细致回顾而写成的,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一家美国商业机构7年前就注意到了中国的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及环境后果,这的确是个“惊人”消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可能是,7年前,中国一些气象专家就看了这份报告,国内媒体也做了报道,甚至部分气象官员也收到了报告。对比之下,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的研究分析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而这就不仅仅是气象部门一家的责任了。中国需要准确的气象预报,更需要中长期的气候战略。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未来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他们不惜花费重金,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有可能引发的问题,甚至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气候变化做出预测,这样的战略远虑值得我们深思[13]。

  水资源富裕西南地区出现大旱,原因究竟是什么?国家防总秘书长刘宁说:它和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以及北方低温是有关系的。按照气象专家的解释,西南五省的旱情是大气环流异常所导致的。因为今年冬天印度洋的海上温度升高,而陆地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气温下降,陆地上比较冷,海洋上比较暖,不利于海风的形成,也就不利于海上的暖湿空气被输送到大陆上来,从而导致了西南地区干旱少雨的局面[14]。

  我国北方地区气温下降导致南方干旱,这一观点认证了国外华人学者许靖华12年前的预测。许靖华的文章1998年发表在中国一级科学期刊《中国科学》(D辑),这样重要的战略报告为什么被忽视?

  当新闻媒体和政治家们向即将来临的全球变暖灾难开战的同时,科学界本身对此问题还没有达到一致。许靖华根据历史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周期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全球小气候最适期(公元前2900—2200年,1800—1250年,700—60年,公元600—1280年,1820年—)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而全球小冰期(公元前3400—2900年,2200—1800年 ,1275—700年,60—公元600年,1280—1820年)导致农业减产,饥荒和民族大迁移。许靖华尖锐地指出,也许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用计算机拉模拟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而是进行水利和农业研究以确保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供应[8]。这是科学家向人类发出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警告,2007年世界粮食危机验证了这一警告,西南干旱又验证了这一警告。

  2010年初,罕见的低温暴雪袭击了北半球,全球直线变暖的理论遭到质疑。中国的全球变暖支持者在气温变化问题上强调人为的温室效应,在干旱问题上强调自然的致灾效应,陷入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在重大灾害预测方面无所作为,屡屡出错。他们认为,人为变暖打乱了自然规律,长期气候预测没有科学根据。因此,他们忽视1998年许靖华的预测也就顺理成章了。

  究竟谁发现了规律,自然规律能不能人为改变,不在主观的夸张,而在客观的实践。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气象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给与客观的评价,1998年许靖华的预测必须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气象战略关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10],水资源危机的战略地位值得关注!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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