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咸平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3版，第77页。
在本书付梓之前，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研究一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提升本书的理论高度。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当年是如何概括帝国主义的特征的：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 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一针见血！列宁的这些论述，足以让我们看清今天的国际经济本质，足以让我们厘清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本轮金融危机开始时，记得媒体报道过《资本论》在欧洲脱销的消息。其实在我看来，欧洲人应该大买特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的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分析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列宁告诉我们，垄断是今天国际经济的常态，金融寡头统治着今天的全球经济，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或者正在瓜分全球的市场。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经济生态。
我想，我们内地的读者，只要高中毕业，为了应付各种考试，都曾熟练背诵过列宁的这些论述。我奉劝各位读者，结合你的经济生活，回过头来，再好好思考一下列宁的这些论述。
现在，帝国主义以新的面目出现，我姑且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思路来分析，这里的“新”主要体现在：
（1）垄断组织今天发展得更为强大，不仅仅通过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而且在政治文化上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君不见，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总统、首相、议会，不就是这些垄断组织的跟班吗？各位读者如果好好看看本书中沃尔玛的案例，就会明白，沃尔玛以“贪吃蛇” 的方式，是如何整合和控制产业链，并形成巨大的垄断组织的。
（2）今天，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已由传统的银行转变为现代的“投资银行”了。他们不仅仅与产业资本融合，而且与传统的银行资本融合；这种融合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控制产业资本和传统的银行资本。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各种金融产品和杠杆工具，撬动全球全社会的资本，呼风唤雨，为一己私利，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资源。他们不仅能使某个产业破产，还能做到使某个国家破产。本书中所谈到的所有案例，都有现代金融寡头的影子。
（3）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的时代了，而是资本自由化的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请各位读者好好思考一下今天的金融危机，回头再看看南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就会明白金融寡头的“资本输出”战略，是如何利用资本自由化规则，来搞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我们的“秀水街模式”，是很难与金融寡头操纵的“华尔街模式”对垒的，用“产品输出”来和“资本输出” 竞争，输赢一开始就已见分晓。
（4）本书中的案例足以证明国际垄断组织已经形成强大的同盟，也就是说，通过产业链高效整合的形式，牢牢控制着某个行业或者产业。这些国际资本垄断同盟，已经超过了枪炮的力量。关于资本国际垄断同盟，请各位读者好好看看本书中“孟山都、四大粮商和华尔街” 的案例，就会知道，他们是如何形成国际垄断同盟，并操控全球农业的。
（5）今天最大的帝国主义大国，已经不满足于瓜分土地了，而是通过资本来瓜分世界市场。过去主要是通过战争来瓜分土地从而占领市场，现在省事多了，通过资本或者垄断联盟来直接瓜分国际市场，以实现资本的目的。也就是说，过去的“瓜分土地”已经演变成现在的“经济殖民地”了。请各位读者看看本书第三部分，就会知道外资是如何瓜分市场，进而控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命脉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和政治概念，它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看我们中国，我要告诉各位读者，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借尸还魂，以我们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现了。本书就是要揭开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根据列宁的定义，帝国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国”，而是在于其背后的“垄断组织”。
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配合得更加娴熟和默契。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
本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本书在叙述以及对每一个案例的解读中，虽然没有明确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的论述去分析，但是各位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分析和体会。
第一部分 现代琦善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叶出口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英国人当然不甘心，于是他们搞出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
首先，从东南亚搞到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通过鸦片贸易把中国人的白银再赚回去，从此就再也不用费劲去墨西哥挖银矿了。最后搞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林则徐上书说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于是道光派他去广东调查。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烟馆烧了，第二把火烧了烟枪，第三把火就把鸦片给烧了。英国人不爽了，于是派舰队来，来了不跟林则徐过招，直接开到南京，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最后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谈判代表琦善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四条：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当时道光皇帝看了这四条，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觉得愧对祖宗，而是大发感慨：琦善呀，你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太有才了，这么几个条款就把那么多总兵都赶不走的英国人送走了。于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则徐退休，琦善封赏。
为什么道光皇帝觉得很划算呢？
第一条，他一看英国人要的不过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岛，叫香港岛，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当时的对外通商城市是广州，香港岛不过是个不毛之地，算得了什么？我泱泱大国，送给他就是了。
第二条，赔款。这也无所谓，才二十多万，摊派给广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个个身家都上千万两白银。
第三条，通商品岸多开放几个就是了，反正广州开放了一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第四条，也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最为痛心疾首的，为什么呢？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非常高，而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货以后只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统一税率，从此以后，中国的企业家就注定要面临先天严酷的经营环境。更要命的是，这个固定税率以后如果要改的话还得跟英国人商量，这不就相当于把关税都交给外国人控制了嘛！可是道光不这么看，当时的情况是清朝的官员腐败不堪，中央规定的税率其实不到5％，可是地方海关盘剥的各种手续费、红包等等，加在一起就有20％，这样统一规定之后，朝廷拿到的钱反而更多了，所以这事儿让道光很高兴，一直搞不定的收税和反腐败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可以看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是人家逼迫你签的，我们中国人这点骨气还是有的。可是帝国主义深知我们的弱点，那就是皇帝未必知道首席谈判代表都干了什么蠢事，而这个首席代表根本不管本国企业的死活。谁叫你笨呢？当年签订条约的时候，满朝文武都觉得割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颜面扫地，却不知道协定关税才是真正要命的。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本书的第一部分要为各位读者讲一下现代琦善的故事，我们会发现，我们首席谈判代表的水平一百多年来似乎没什么长进。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仍然不死，也是因为我们内部一直有形形色色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帮忙，类似协定关税的条款，我们真的没少签。
第一章讲述现代琦善之一——轮胎特保案首席谈判代表徐文英女士发挥了琦善的水平，提出了几条既无理又无据的无知辩驳，花了不少钱去美国游说谈判，最后惩罚性关税一点也没少，还把人都得罪了。更要命的是轮胎特保案谈判彻底失败之后，导致了一连串的贸易大战，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第二章讲述现代琦善之二——兰州市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更是彻底发挥了琦善的水平，跟法国威立雅签订了丧权辱“市”的水价合同。威立雅不投资，不建网管，收购兰州市水务公司的第二年就要求涨价49％。当兰州市民在听证会上要求威立雅提供财务数据时，威立雅露出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悍然拒绝”，同时威肋兰州市政府，如果不涨价就上法庭。在兰州市丧权辱“市”的合同推动之下，中国各地水价全面上涨。
中国招商引资不应该什么都签，什么都卖，更不能热衷于靠卖公用事业赚钱，现在很多公用事业被不断贱卖，这事全世界都罕见。除水之外，最近法国威立雅集团还在各处收购中国公交系统，梦想重演兰州水务模式。控制了水，就控制了中国老百姓的命脉，涨不涨价就由威立雅等说了算；如果公交系统被它控制，威立雅就控制了中国人的双腿，涨价又是必然的。
这种无知、无能、无德的做法，损害的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如果因此而引发民怨，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第三章讲述现代琦善之三——铁矿石首席谈判代表中国钢协在完全不懂由美、日、澳所定的铁矿石定价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仓皇出战澳洲力拓，最后谈判不成，丢盔弃甲，惨败而回，水平还不如琦善。而后钢协再次发挥中国人走后门、挖墙脚的本领，转而勾搭巴西淡水河谷，哪知再次让人打了一耳光，惨败而回。最后我们不得已，只好以现货价格进口铁矿石，到 2009年11月己经造成了接近 30％的损失。钢协这批首席谈判代表前前后后大概给我们国家造成了超过7 000亿的损失，再想补救为时晚矣！
第二部分 现代东印度公司的故事：孟山都+四大粮商+华尔街
经过这么一折腾，英国人发现鸦片贸易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开始琢磨第二步了。1848年，东印度公司派经验丰富的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这家伙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是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我们当时愚昧无知啊，也搞不懂这个苏格兰跟和我们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格兰有什么关系，于是这家伙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内地，深入福建山区，拿到了我们严加看管的茶叶种子，考察记录了茶叶的栽培方法。最后，他带回去了2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走了8个中国的茶叶工人和茶农。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1890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
我们总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过去的故事了，哪里知道现代东印度公司已经重现江湖，那就是孟山都十四大粮商十华尔街。
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派人来中国偷茶叶，今天的美国盂山都公司如出一辙，来中国偷大豆，第四章就讲述这个故事。孟山都拿到这颗大豆之后，回去就通过他们最尖端的调研，从大豆中找到了高产量以及抗病毒的基因。2000年，孟山都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2003年之后，通过美国政府强迫我们进口这颗大豆的子子孙孙，从而淘汰了中国的大豆。而现代东印度公司的其他成员——华尔街开始拉抬大豆价格，直到 4 400元一吨，而后再打压到 2000元一吨，从而导致了中国70％油脂压榨工厂的倒闭。现代东印度公司的另外一个成员——四大粮商趁此良机进入中国，低价收购了这些倒闭的工厂，从而使得现代东印度公司掌控了中国粮油市场85％的份额。
旧帝国主义还得派人乔装打扮，从中国挖走8个高级工程师，在印度、斯里兰卡做了几十年试验之后才能偷走我们的东西。相比之下，新帝国主义更加可怕，只需要拿走一颗种子，一个人都不用挖走，在实验室做一下分析和试验，就可以申请64项专利了！旧帝国主义只能让贸易顺差慢慢消失，新帝国主义却让我们非但不能继续出口，反而要大量进口！过去他们是为了买茶叶，跑到墨西哥去挖银矿，现在却是把大豆种子卖给阿根廷和巴西，然后再把大豆卖给我们。
现代东印度公司在大豆战中尝到了甜头，于是继续开打第二个战争——第五章所讲的玉米大战。他们延续大豆战的思路，继续向中国出口。首先，他们趁着中国玉米及其加工品（如淀粉、饲料等）价格倒挂的良机进入中国。由于我们的贸易加工商、饲料商等在价格倒挂之下遭受亏损，因此他们和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之一四大粮商的愿望是一致的。四大粮商希望中国开放玉米进口，是因为它们控制了全世界90％的玉米交易量，中国的企业也希望开放玉米进口，以弥补价格倒挂所造成的亏损。最后在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很有可能真的开放进口。由于美国政府在过去10年对玉米补贴了290亿美元，因此美国玉米特别便宜。一旦我们开放进口，美国玉米就会横扫中国市场，像大豆一样，立刻淘汰中国玉米，从而掌控饲料价格，进而掌控家禽家畜及其衍生产品包括蛋奶类的市场。
如果中国政府不开放进口呢？其实对现代东印度公司而言这样更好，出口多累啊，现代东印度公司的另外一个成员孟山都干脆把种子送给我们，在广西种植迪卡007号和 008号美国玉米，向太平天国学习，从广西开始北伐，淘汰东北玉米。现代东印度公司的手法可谓更上一层楼了。
还可以再上一层楼，到了第六章的棉花大战，现代东印度公司一想，也别像大豆那样越洋折腾了，也别像玉米那样把种子送给广西农民耕种，干脆把棉花种子直接卖给我们算了，用我们自己的土地来进攻我们自己的市场。现代东印度公司成员之一孟山都非常聪明，它知道它带进来的棉花种子转基因抗虫棉33B一定会被抄袭，那怎么办呢？他们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真是聪明啊，简直令人拍案叫绝。结果就是抗虫棉33B生产出来的棉花在前三年没有问题，三年之后，如果你不继续向它买种子的话，你种出来的棉花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了2009年，我们的棉花缺口高达200万吨。
他们也不用像大豆战和玉米战那样，强迫我们开放进口了，因为我们现在再种棉花也来不及了，这么大的缺口只能依靠进口，所以我们会乖乖地开放进口。而开放进口的必然结果就是重蹈大豆和玉米的覆辙，美国棉花将立刻淘汰中国棉花，因为美国政府对棉花也进行了大量的补贴，美国棉农每种植100美元棉花，美国政府补贴89～129美元。
现代东印度公司从大豆的强迫进口，升级到在中国种植玉米，再升级到中国自愿进口美国棉花，手段真是高明啊，佩服，佩服。
第三部分 揭开新帝国主义的“画皮”
第三部分将为各位读者剥开外资的“画皮”。核心的转变在于过去他们只是进口商，现在他们既是进口商也是出口商，并且更进一步利用自己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控制了整条产业链，从而操控了整个产业。为了详细说明新帝国主义的产业链整合思维，第七章和第八章将分别介绍两个案例。
第七章从汇源收购案谈起，看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真面目。对于可口可乐来说，汇源可以收购，也可以不收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汇源拥有的只是制造环节和销售环节，而对于可口可乐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可口可乐在中国有完整的灌装线，有完整的配送体系，至于销售攻势和品牌塑造方面，它更是中国饮料业的老师。汇源最有价值的资产其实是上游的橘园，可口可乐可以由此嫁接美国的经验，或者转手卖给美国的新奇土。所以，折腾了半天，汇源收购案其实已经是尾声。可口可乐如果能够收购汇源，就省些事儿，不用自己做了，不能收购也无所谓，不过就是稍微晚一点儿才能征服中国市场。
第八章从沃尔玛谈起，看外资整合中国产业链的真面目。首先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外资？如果百度一下“外资并购”，就会发现互联网上对于外资的态度，不是大声疾呼的，就是耸人听闻的。可是这种疾呼和敌视说明了什么？说明的不是外资真的有多可怕，而是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外资究竟在做什么。其实，沃尔玛在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就是它的产业链整合。沃尔玛就像一条贪吃蛇一样，吃完下游吃中游，吃完中游又扶植属于自己的上游，外资这种收购整条产业链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第四部分 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有些人可能会说。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帝国主义不再那么赤裸裸了吧？你想知道答案吗？那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非洲，看看新帝国主义是如何嚣张依旧。欧美过去是如何掠夺非洲的，今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索马里海盗劫持我们的船只之后，才让我们警醒，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第九章将为读者揭示现代欧美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从而造成了索马里海盗的猖獗。从1887年开始，索马里成为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一直到1960年，英国和意大利才从索马里退出，索马里成为索马里共和国。但是这才是索马里灾难的开始，英国和意大利离开之后仍然在当地扶持自己的代理人，目的就是掠夺索马里的财富。结果搞得索马里一穷二白，连年饥荒。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意大利开始染指索马里，这两个国家投入的援助加起来已经是索马里GDP的一半，可是索马中由于连年战乱，军阀割据，因此腐败横行，所以这些援助大部分都进了私人的口袋。很多美国援助的物资都被拿到黑市去卖，索马里老百姓的生活更艰难了。
今天的索马里为什么成了“海盗王国”？美军的干预不仅导致了电影中描绘的“黑鹰坠落”，更导致了一场国际性的灾难。由于索马里处在无政府的状态，所以欧美各国的船队大量进入索马里，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灭绝性捕捞，第二件是倾倒核废料。索马里的独立新闻媒体瓦德赫新闻曾经对海上武装劫持国际船只的行动进行过民意调查，结果发现70％以上的沿海居民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为什么？索马里老百姓说，抓你是活该，你们把我们的鱼虾全都捕捞光了，一点都不留给我们，我们活不下去，你们还把核废料都倒在我们的海滩上，不抓你抓谁？其实，欧美船只被劫是咎由自取，那是他们百年来掠夺非洲的报应，而我们的船只被劫，才真的是替罪羔羊。
除了索马里之外，第十章介绍了另外一个可怜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也叫象牙海岸，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直到今天仍然遭受着新帝国主义的严重剥削。
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挑拨中非关系，如第十一章所讲述的，新帝国主义简直无法容忍中国以任何形式染指他们的非洲大陆。他们对我们的批评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国有背景的矿业公司，以每天不到一英镑的工资雇用当地人采矿，这些资源用中国的汽车、通过中国建的公路运输，最后经由中国建的铁路运到中国援助的海港，然后交给中国的远洋公司运回中国，这背后还有中国的军火贸易撑腰。妖魔化不可怕，拿有组织的产业链来妖魔化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很难用数据或者例子驳倒对方。这就好像有人诽谤你偷了一辆自行车，你出示证据说我当时不在现场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可是现在却有人说你是组织犯罪，说你的几个朋友偷自行车都是你组织和策划的，你再说你不在现场就不够了。现在西方就是这么指责我们，他们说，那几个人是你的朋友吧？你说，是的。他们说，他们把自行车放到你家里了吧？你说，是的。他们说，一个人不太可能买三四辆自行车来自己骑吧？你说，不可能。于是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你知道你的朋友偷了自行车，还帮他们窝藏这些自行车。你怎么反驳？这就是西方人的强盗逻辑。我们必须跳出新帝国主义给我们设下的圈套据理力争，彻底地剥开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第五部分 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谈到如何走出危机时，总是会提到罗斯福新政，而且很多人幻想奥巴马也搞个新政，顺带着把中国也带出危机。可是本书第四部分分析得很清楚，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在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新帝国主义是怎么回事，千万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只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过去，在小布什总统时代，美国只承认非黑即白，也就是——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就是单边主义。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少数承认灰色地带的总统，他因此放弃了单边主义。但是就算放弃了单边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也是不可能改变的。我认为奥巴马会以非常灵活的外交辞令，避重就轻地给足我们中国面子，而他们则取得所有的“里子”。
奥巴马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有另外的评价，他会不会是一个追求和平而放弃对抗的总统呢？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跟北欧人（包括挪威人）差不多，对奥巴马并不太了解。第十三章就来谈一谈诺贝尔和平奖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因为这个家庭型的男人放弃了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感动了北欧人，所以挪威就凭着感觉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奥巴马了。我们绝对不要因此而期望奥巴马会改变对中国一贯的敌意。
美国当年走出大萧条靠的是罗斯福新政，而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白银危机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开始崩塌，其后四年惨不忍睹。1933年4月，罗斯福接替焦头烂额的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他以“看得见的手” 推出了众多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使美元贬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把美国经济拉出了泥潭，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金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白银每盎司价格从 1932年的 0．27美元上涨到 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这和我们现在人民币升值的意义是一样的，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顿失，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则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流、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而且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中国商品的净出口从1931年的14.17亿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棉纱出口从1929年的34万担降到1935年的24万担，生丝从42万担降到18万担，茶叶从94万担降到63万担。出口萎缩首先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竟下降了47％，农村一片萧条景象。
总结起来，罗斯福新政的第一手就是汇率大战，第二手就是贸易大战。80年后的今天，奥巴马所领导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就像我所说的，绝不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根据本书第十四章的分析，表面上奥巴马总是以圆滑的手段、技巧的方式，不痛不痒地对付我们，因为他要在表面上给足中国面子。而实际上，奥巴马不但继承了罗斯福的两手——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而且还加上了第三手——成本大战。美国新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前所未有的三大战争对于中国而言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我相信在读完本书后，各位读者会理解，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们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借尸还魂罢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环球视野》2010年4月6日第286期，摘自《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 5000年中国“最坏的盛世”！
2010/04/08 |
中国“最坏的盛世”
中国的历史按传统的文明史观来看据说有五千多年，我们可能无法对这几千年的过程都连续地给予比较客观全面的描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在其走过的历程中有过无数的繁荣期，即常说的盛世，也有过无数的痛苦衰落期，最终会导致朝代的更替。
今天的中国，是整个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部分，但又是中国人最值得探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无法重铸文明，但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我们需要看清现实，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面对未来，我们要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延续下去。
按照官方的说法，最近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和谐盛世”，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三十年，这种说法到底是否正确、是否能经得住推敲，我想不应当是由官方说了算，也不是由少数专家说了算，当然，如果我说要由人民说了算可能也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一来我不能代表人民，二来在现实的中国人民说了也不能算数，今天，我只想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是盛世，那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历史上“最坏的盛世”。
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及繁荣程度很难只凭借其表面的现象和孤立的国内标本，官方判断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好的和谐盛世”依据的多半是部分中国人的“吃、喝、玩、乐”，而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大家庭中去作比较，这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有一个被西方人士广为笑谈的中国式笑话是：“中国精英说最近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二百多年的经济奇迹，中国人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很快，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西方近二百年的成就，但是，美国人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中国人哑口无言：我们用不到三百年实现了对中国五千年的超越”。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明美国比中国如何的好，也并不表明美国的文明就远超中国，文明是一个历史沉淀的过程，美国现实的发达并不代表其对中国整体文明的超越，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在分析自己的国情时也不要做一个井底之蛙，也不能只看表象，部分人吃喝玩乐的进步并不能代表中国整体文明的进步，更不能以此为标准来框定历史上最好的“和谐盛世”，如果按世界标准，中国还有几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有很多农村甚至连非洲都不如。
所谓“盛世”，也就是“盛于世”，简单讲就是在世界范围来说，我们是繁荣昌盛的，“盛世”不是只与自己比较的“盛史”，在与自己的历史比较的同时，更要与世界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相比较，如果只与自己的历史相比较，那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永远处在盛世，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的，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与其过去的历史相比较也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处在盛世呢？显然不能。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判断她是否处在“和谐盛世”至少有几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否为世界文明史作出自己独立的贡献。不管是传统的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还是新兴的文艺复兴后期的欧美诸强，每一个国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文明贡献，有政治文明、有科技文明、有文化创新、有技术革命，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影响着全世界人类的进步及全人类的效仿，无法向世界传递可接受的文明的国家肯定算不上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也根本无从谈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一个没有自身文明成果的国家能算得上盛世吗？即使不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看，就把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相比，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为人类所作出的文明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近几十年更是毫无文明成果可言，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繁荣盛世都产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跟自己比，今天的中国也谈不上“盛世”，未来，我们准备拿什么样的文明成果奉献给世界？
第二个标准：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原始推动力？一个国家的进步表面上看是靠世界人民的智慧共享得来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看其自身的原始推动力，西方国家近几百年的原始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是基督教使然，我不认为是这样，基督教不是近几百年才有的宗教，况且经历盛世的国家也并非都信仰基督教，在我看来，简单讲是两条：一是科学素质；二是道德素质。西方国家国民的整体科学素质的强大，决定了西方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大，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大决定了西方经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持续性发展动力，纵观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每一个现代生活元素几乎无一不是西方科技进步的产物，无一不是西方智慧的结晶，我讲这一观点有可能让很多人中国人不舒服，认为我是在崇洋媚外，其实没有必要，现实摆在面前，我们无法逃避，在我们能看得到的工业产品中，几乎是很难找到原始产地是中国的，能让中国人唯一还能自慰是，历史上中国也曾经将自己的智慧传播到全世界，中国的手工艺品、“四大发明”曾经也享誉世界，但那只是过去的历史，当然，我们无须为自己现在的处境空自卑，我们更应当清醒、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窘境原因之所在，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能为世界原始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本身就是一个值严肃反思的事情，难道我们要永远坐在那里等待西方进步的残羹冷汁吗？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科学家的中国，只有受驯化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中国科技进步的每一个原始点都来源于国外，这是一个比较难堪的缺少智慧的国家形象。
道德素质是保证西方国家科技文明得以正常推广和应用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保证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得以有效重建的重要保证，这里面可能还包含有很大的宗教信仰成分，有很多人总把现实中国道德堕落的根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腐朽思想的侵入，归咎于西方堕落生活的侵蚀，这客观吗？不客观，我们不能排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道德行为和不道德宣传，这是民族竞争的需要，也是自然界适者生存规律的需要，我们无知的接受堕落的成分就不能简单地责怪别人，我们不能整天拘泥于西方人不道德的点点滴滴，我们必须看到整体上西方国家民族内部的道德观和国家秩序是相当进步的，而反观中国，民族内部整体的道德败坏是有目共睹的，与西方国家内部在道德领域存在的落差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道德缺失的速度之快已经让中国在整体上将自己的国际尊严降格，将自己的“文明古国”的形象玷辱，无论是国家道德还是国民道德都接近于堕落的边缘，国民道德的堕落缘于国家道德的堕落，国家道德的堕落已经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如果堕落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的未来不是复兴，而是灭亡。中国道德堕落的责任不在西方，而在自己。
第三个标准：人民的感受是否整体幸福？我们如果承认中国近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和谐盛世”，那么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享受这一盛世的人民群众，只有人民内部整体和谐才谈得上国家整体和谐，大家看看：一个无官不贪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矿难频发的社会和谐吗？一个黄、赌、毒、抢、拐盛行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群体性暴力事件接二连三的社会和谐吗？一个造假猖獗的社会和谐吗？一个大部分百姓买不起房或者成为“房奴”的社会和谐吗？一个两极分化享誉世界的社会和谐吗？一个百姓无法维护自己尊严、告状无门、只能以自杀了结性命的社会和谐吗？在封建社会，老百姓拦骄喊冤，县太爷还要问个究竟，如今的公民拦车喊冤不但被立马架走，而且还要强遭拘留，这叫什么世代？日本侵略中国活埋过中国人，如今的政府拆迁队居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活埋自己的同胞，90几岁的抗战英雄尚难幸免，这叫什么幸福的社会？一个由腐败官僚和商人组合共同敲诈人民的社会和谐吗？一个千疮百孔的、停滞不前的、拥有8亿受歧视农民的农村和谐吗？一个长期唯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家和谐吗？我不认为中国是处在“和谐盛世”，只有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感觉精神蓬勃向上的时代才是真正的“和谐盛世”。
对照三个标，中国算不算得上五千年的最强盛世是一目了然的，“盛世”不是自封的，是要公认的，不是靠官方宣传的，而是人民感受的。
我为什么说中国是处历史上“最坏的盛世”呢？主要有二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中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三个寄托之上的。首先是寄托挖空中国所拥有的地球资源，中国近三十的所谓高速发展，其中最大的一个依靠因素就是资源的无限消耗，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源几尽挖绝，并且挖出来以后要么是贱卖，要么是低水平消耗掉，这种消耗不仅仅是浪费了资源，而且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中国人民现实的生活环境其恶劣程度绝对是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的。其次是寄托占用和破坏子孙赖以生存的土地，政府天天讲18亿亩耕地红线，还有谁相信这个承诺？一个靠大兴土木支撑繁荣的时代是不计成本的，无论是国民还是国家都在贪大求洋，都在啃食着自己生存的宝贵土地，啃食完耕地又开始啃食山林，“短视的林权改革”是一轮新的对环境破坏的运动，我不否认林权改革在个别地方的短期经济效益，但是，它必将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坏境带来致命性影响，为今天不慎重行为买单的必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第三个寄托是市场的开放，近三十近来，中国的表面繁荣依靠的不是科技，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催生了中国式繁荣，这种提法要理性分析，分析起来也比较复杂，今天我不想展开，我想只提一个假设就知道我们的表面繁荣来自于哪里：如果中国不放开市场，中国能得到西方的一丁点好处吗？。几十年来，门户洞开的结果除了得到了表面繁荣以外，我们还得到了什么？超国民待遇民的西方国家企业已经接近于全面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农业到工业，再到金融业，中国已经全面被西方牵着走，并且越陷越深，国内“私有化的浪潮”慢慢朝着“西方并购的浪潮”迈进，中国政府喊了十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就调不过来？为什么会进步缓慢？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支撑，我们形成的独立的研究体系除极少数能苟延残喘以外，绝大部分接近沦陷，我们的调整权和调整速度由别人说了算，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换来的只能是操控权握在别人手里的技术，当中国的市场控制权被西方操控到一定程度时，市场这个本可以由中国调控的法宝就会大权旁落，那时，我们的中央政府还能依赖什么？一个不能由自己支配的所谓繁荣期毫无疑问是最坏的繁荣期。
第二个理由：中国的现实繁荣是一个精神堕落的过程。近三十年的所谓繁荣，首先让中国人失去了价值判断标准，“金钱”成了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尽管近几年从上到下都有所反思，但是，这条标准已经深深地传染到几代人的血液中，无法在短期内得到任何改观，除非进行整体性换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对金钱的极度亢奋和对传统道德的极端蔑视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对“金钱与道德”作出一个理性选择，90%以上的中国人有处于“金钱剥削道德”的状态和准状态之中，无数人在批判他人的罪恶之时，自己也处于类似的道德困境之中，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在这个人人都认为“繁荣昌盛”的时代自己处于落伍者的范畴，人人都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自己搭上“繁荣列车”的愿望，否则，你很有可能被社会所歧视甚至是唾弃，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当你在物质上实现了超越所在圈子的积累，你就一定能活在虚荣的生活中，如果你曾经犯罪，只要你一天不被绳之以法，你就可以以强者自居，非常悲哀的是，在现实的中国，有很多罪大恶极的人仍然能被供奉在道德的神坛上，黑白不分的社会评判环境加速着中国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违背人类社会的良知与道德，拼命的武装自己的物质基础，教育者的“道德观”正一步步在被教育者心中成为“笑话”，我不知道这个“笑话”还要延续多久？也许只有这个“笑话”成为历史的时候，中国才真正有可能步入“和谐盛世”的新时期。
结束语：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可以不追求长盛不衰的繁荣期，但是，永远不能放弃对自身的思考，千万不要把对于部分人而言物质上的简单丰富作为“盛世”的标准，如果把整体堕落的民族与少部分人物质的丰富看成是“盛世”，那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盛世”。
中南大学孙锡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