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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亮
南方灾变：共和国之殇
随着2010年南方旱灾、转基因事件逐渐浮现于公众的视野，南方，这一传统的文化意义和地缘双重重要的地区，正在成为走资派空前的试验场，如同原子弹在西北的实验奠定了共和国的核武安全相反，1992年南方实验以后的中国南方正在走向阶级矛盾、种族安全、自然气候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重灾变的前线。贵州等地的灾害强化了灾变来临之前的紧迫感。中国南方不仅酝酿着共和国之殇，还意味着将中国引导向最终分裂、崩溃的导火索将在南方出现。
一、 自然灾害将激化阶级与民族矛盾
我国南方地区气候异常现象，四川先是大旱、然后是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而前年长江中下游城市曾发生连续高温酷暑天气，去年洞庭湖鼠灾，重庆大旱，今年年初又发生了贵州等地的大旱。去年入秋以后，我国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截至目前，中国耕地受旱面积已达5300多万亩，干旱已波及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等15省区，部分省份局部还出现了特大干旱。然而让情况更加严峻的是，专家预计至少在短期内，受灾最为严重的云贵川藏青等地并无明显降水，旱情将持续或发展。其中，云南省遭受了60年一遇的旱灾，程度之重、范围之大均为历史罕见。截至目前，旱灾已造成云南省近600万人、360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3000多万亩秋冬播农作物受灾，全省夏粮将因灾减产一半以上，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评选出的2008年十大自然灾害，南方十有其七。其中南方几乎每个省份都无一幸免。
2008年的自然灾害中，5.12汶川特大地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灾害性最为严重的地震，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湖南、山西等省（市、区）共有417个县、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受灾，受灾人口4625.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10.6万人，因灾死亡69227人，失踪17923人，受伤37.4万人；倒塌房屋796.7万间，损坏房屋2454.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523.09亿元。
1月10日 至 2月2日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降温幅度之大多年少有、降水之多历史同期罕见、持续时间之长多年未遇、灾害损失之重远超常年。经核定，此次灾害造成21个省（区、市、兵团）受灾，因灾死亡132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874.2千公顷，绝收面积1690.6千公顷；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其中，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受灾较重。由于灾害发生时恰逢春运高峰时段，灾害的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社会影响之大，均为历史罕见。1月21至28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分别针对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6省（区）的灾情，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月29日 ，根据上述6省的灾情发展，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 1月31日 ，针对四川省灾情，又再次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2008年第14号强台风“黑格比”（HAGUPIT）于 9月19日 20时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9月21日 11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9月21日 下午加强为台风， 9月22日 14时加强为强台风。“黑格比”于 9月24日 早上6时45分在广东省电白县陈村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5级（ 48m /s）。台风“黑格比”具有强度强、移动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共造成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省150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7人（含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157.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79.1千公顷；倒塌房屋4.1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33.3亿元。
6月上中旬，华南、中南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降雨导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严重洪涝受灾，其中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受灾较重，针对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四省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此次大范围洪涝过程共造成2997.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87人，失踪10人，紧急安置转移254.0万人；农作物受灾1429.9千公顷，绝收207.2千公顷；倒塌房屋12.4万间，损坏房屋36.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36亿元。
10月下旬至11月初，长江沿江及其以南地区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4倍，其中贵州东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广西西部、湖南中部和西藏东南部地区雨量为100－200毫米，广西郁江及云南元江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洪水量级达到历史同期最大，南方多条河流11月份集中发生历史同期最大洪水。此次秋涝过程造成云南、重庆、湖南、广西、贵州5省发生严重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421.3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1人，失踪46人，紧急安置转移18.3万人；农作物受灾201.7千公顷，绝收37.6千公顷；倒塌房屋1.4万间，损坏房屋5.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2亿元。其中云南省因洪涝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楚雄、昆明、临沧、红河、大理、普洱、文山、昭通、曲靖、保山、玉溪、德宏、版纳等13个州市245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3人、失踪46人、受伤29人，紧急转移安置灾民6.18万人；农作物受灾118.2千公顷、绝收26.8千公顷；民房倒塌3149户10484间，损坏30507间；死亡大牲畜1430头（只）；灾区电力、交通、水利、通信、卫生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针对云南灾情， 11月2日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后根据灾情发展，于 11月3日 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同日，针对广西灾情，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8月30日 16时30 分，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北纬26.2度，东经101.9度）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又发生余震千余次，最大震级5.6级，给四川省和云南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共造成川滇两省126.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1人，紧急转移安置22.7万人；倒塌房屋2.2万间，损坏房屋64.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36.2亿元。 8月30日 ，针对川滇两省的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9月24日 至25日，四川震区东部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导致四川地震灾区发生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共造成220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0.5万余人，因灾死亡19人，失踪40人；倒塌民房3600余户、1.3万余间，损坏民房2.4万余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其中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等市部分地区活动板房集中安置点一度进水。针对四川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 9月24日 上午10时紧急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下午，根据灾情发展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
10月26至28日，西藏自治区那曲、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等地区出现强降雪过程，造成19县受灾，受灾人口10.27万人，因灾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踪，81人冻伤，其中2人重伤；因灾死亡牲畜8705头（只）；直接经济损失1.54亿元。 10月31日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并及时调拨了帐篷、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安排灾民的生产生活。 10月31日 ，针对西藏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的最大威胁在于激化本来已经存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几个重大核心利益都高密度集中于南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沙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另外，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南方集中了多数的少数民族。
南方从2008年出现的旱灾问题的21世纪含义在于它具有李自成模式的意义。明朝崇祯年间，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崇祯二年，陕西的灾情严重，其中描述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贪官在救灾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乘机盘剥百姓，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从而将政府推向毁灭。
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正是这场灾害，将清朝彻底推向灭亡。而无法解决频繁的自然灾害，甚至政府官员人为地推动灾害向无法解决的方向发展，将使政府信誉扫地，走向彻底崩溃。
二、 转基因主粮推广首先威胁南方人种、南方人的生命安全与族群安全，将群众置身于死地
2009年我们最为惊讶的消息，莫过于南方的几个省份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
今日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了很多庞大的利益团体，最为重要的是利益部门化早已到达部委一层，形成了一个个尾大不掉的利益小团体，这些利益小团体不仅妨碍着向公平方向的“继续深化改革”，而且这种私利目前已经发展到直接威胁国家生存的地步。
目前个别部门对转基因的解释大家都看到了，不仅是自箍耳光，而且很有躲猫猫的感觉，越描越黑。历代的宦官群体有一个集体共识：越是打着文治武功、利国利民旗号的私利最容易实现。
时代虽然变化了，但是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现在的人们能够经常见得到的最不要脸的事情。打着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旗号而实质上在为少数人谋福利。
为了完成美国主子和平演变中国、瓦解中国的计划，汉奸买办精英集团制订了一个危险的计划:推广转基因主粮.这个计划本身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甩包袱”，但是客观上将使中国彻底崩溃瓦解动乱，成为中国彻底崩溃瓦解的导火索。2010年成为了美国对于中国，将形成不战而胜的局面。
转基因主粮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同时精英为了尽快达到这一世纪战略目标，已经加快了步伐，比如在广西、湖北等省份推广，甚至以官员的名义推广。在山东一些地方，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准备试种。无疑，转基因主粮，将成为21世纪美国征服中国、腐败精英集团控制中国社会的“基因核武器”。
转基因卖国集团已经丧失作为人的基本特性，连最基础的生物本性：爱护本族的动物本能都已经忘记了。一位网友这样评价道：无条件引入转基因是加入WTO的条件之一，猪拍的板，然后他儿子在中金与高盛沟搭，是金融买办。猪猢蚊都是灯的心腹，同道中人，所以这些年转基因在国内大行其道国内主粮早就转基因化了，先上车后买票，补个通知而已。百年以后，再无中华！
人民权力已经退回到了“防御”底线。人民权力如同大树的根部，如果根部已上已经全部发展为资本化、官僚化，为资本而生产，为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服务，那么人民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意味着空洞化？假定人民权力是一个橘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腐烂了，那么它华丽的外壳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转基因问题的运作完全是非法的，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反共产党存在合法性基础，反中国的立国之本的反社会制度罪，他们不仅已经危害到制度的生存基础，而且还直接危害国家整体安全。转基因主粮推广程序上的运作，使人民大众怀疑政权的基本属性，这是实实在在的危害，必然发酵成一场更大的社会动乱。
三、南方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
中国内地多个地区近年来接连多宗爆发流血冲突及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贵州瓮安、广东惠州、广西钦州发生骚乱。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海南的三亚游、广西的胶农事件、贵州的瓮安、习水、襄市的高莺莺、杭州的飞车、陕西的周虎、阜阳的白宫、山西大同矿难、血窑、新县的三等功、三鹿，以及全国数不清的钉子户，直到北国的林松龄事件等等。各种矛盾汇聚在一起，大有吞噬中国的意味。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内地民怨已到达“满地都是干柴”的地步，一有火种随时会爆发。即使在稍微好一点的重庆，也发生了罢运事件，而南方之所以成为阶级矛盾尖锐的重灾区，正是因为其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各种矛盾高度汇聚、酝酿。
官员的教育读本上絮絮叨叨地说，政府绝不能随便把枪口对准人民。不能用专政手段对付群众，这曾是瓮安事件带给社会的血的教训之一。民与企纠纷，民与官对立，甚至民与警冲突，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枪杆子说话，后患无穷。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慎用乃至不用警力、慎用乃至不用警械、慎用乃至不用强制措施，应该成为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原则。
但是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生了质变，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绝对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赤裸裸的阶级矛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行政权一家独大，而地方政府演变成了资本权贵利益打手，人民的压迫空前深重。在行政权力尚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政府都有着足够的动力利用手中制定游戏规则，籍以裁判的权力，让天平上的砝码偏向于自己。在社会矛盾中政府采取“以暴制暴”和邓玉娇事件中群众不惜“与汝偕亡”以及大众对杨佳的同情，实际上也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这种报复手段的原始性、野蛮性和非法性。而当人们在心理上逐渐认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暴力方式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社会很容易因此滑入弱肉强食的混乱的丛林状态，所谓文明、法制、理性都将沦落为只会服从于权力的婢女（《从血泪拆迁看政府是如何沦为资本利益的打手》）。
如果做不到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反对资本，那么至少要节制资本，如果连节制资本都做不到，而是放纵资本，“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等各类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放纵资本的压迫，那么我们早就只能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如果做不到毛泽东，那么请至少做到孙中山。如果连孙中山都做不到，那么只能走蒋介石与袁世凯的自我灭亡之路了。
辣椒城
乱弹李银河的性乱论
2010/04/10 |
乱弹李银河的性乱论
宋阳标/文
其实我一般情况下对这种确实涉及到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很少去谈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想法只要没付诸实施，你也不能给他安个死刑犯的罪名抓起来。我对李银河教授的观点一直是持如此看法。
李银河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取消聚众淫乱罪；公民对身体拥有所有权。
李银河表示，目前我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建议取消。“这一罪名原来被列在‘流氓罪’中，流氓罪被取消后，这一罪名却保留下来，被列在刑法其他栏目中。这一罪名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已很少适用，因此建议取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李银河举了5个案例，案例中的案犯都是因乱搞两性关系获罪，最严重者被判处死刑。“这些个案是我国所有与性有关的犯罪判决中问题最大的一类。所谓‘群奸群宿、聚众淫乱’不过是西方社会正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性聚会’。”目前我国也存在一些此类自愿“性聚会”活动。
李银河博文中认为，此类活动的参与者在全部是自愿参与的前提之下，法律绝不应当认定其有罪。因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
李银河的这些论述中，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几个基本概念：
（一）聚众淫乱罪、
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集男女多人集体进行淫乱的行为。见《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1条。
本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聚众行为，一是淫乱行为。
聚众，是指纠集众人，是指由首要分子故意发动、纠集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于一定时间聚集于同一地点。聚众的“众”应至少是三人以上(包含三人)，但并非特指三人以上的犯罪人员。如果仅有两人，不能构成本罪。
淫乱，主要是指违反道德规范的性交行为，但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其他刺激、兴奋、满足性欲的行为，如聚众从事手淫、口淫、鸡奸等行为。而对于这种行为并不限于男女异性之间。行为人聚众从事这种淫乱行为的，也构成本罪，可见从理论上本罪的众人并不必然以同时含有男女二性为必要。淫乱行为一般具备如下特征：(1)须是足以引起一般人的羞耻感情的行为。(2)须是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的行为。(3)须为违反善良性道德观念的行为。
（二）公民。
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除外）。
我们从李银河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支撑李银河所有论点的基本支点是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因为不管是性交还是淫乱都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实施行为。
李银河用一个空泛的概念公民来讨论这个问题，显然是有她自己的目的的。
比如说，李银河从来不谈哪个国家的公民具有这样一个权利，只是说公民，那么美国的公民到中国来，也可以按照李银河的逻辑来行事吗？中国的公民到伊朗也可以按她的逻辑来行事吗？显然不是。秉持西方性开放的美国公民到中国来找李银河探讨性乱的问题，对于奉西方性自由理论为圭臬的李银河来说，她肯定是欢迎的，而且他们也可能付诸实施。但是李银河如果到了伊朗宣扬这个观点会怎么样呢？十之八九，在被遣返之前会被石头砸死。
很显然的逻辑就是，李银河用一个模糊而空泛的公民一词来蒙蔽参与讨论的人，她所说的公民一词不具有明确的指代性，而可以泛指任何人。
公民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呢？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多被判处死刑的人就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体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在他危害到社会或者公共利益、他人利益时，他的身体就可能被强力机关或者他人消灭。况且，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只是一个天真的笑话而已，你想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就怎么用吗？你想在大街上做爱，可以吗？若如此，与禽兽何异？
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你的身体并非就是你自己的，而是有来源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按照李银河的逻辑，中国的那些黑户，还没有上户口的，没有具备中国国籍的人，不能算中国的公民，也不是其他国家的公民，那他们的身体自主权由谁来实施？监护人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法律不管？
未成年少男少女，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想使用自己的身体，他们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找其他人性交？监狱里的囚犯们，因为需要，是不是就可以拿自己的身体去自由的跟预警们性交？他们有所有权嘛，法律剥夺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身体使用权啊。显然不行。
李银河教授所说的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她表达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所有权，其次是所有权派生出的使用权。第二点非常重要，实际上，李银河教授所有文章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这个使用权。
李银河教授先是呼吁取消聚众淫乱罪，为身体所有权和使用权打开法律许可的大门。法律若不取消这个罪名，则李银河教授的下面的论点就不能成立，这也就是李银河为何一直呼吁取消聚众淫乱罪的原因。
再说过来，李银河教授拥有对自己的身体使用权，她的儿子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那么在两人都有性的需要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凑在一起实施性行为呢？乱伦是李银河教授观点顺理而成的逻辑结果。
按照李银河教授的观点，很容易就可以推出血亲也可以实施性行为的结果的。
显然不能，全世界的法律都讲究公序良俗，不管从哪一点来说，不管是共和文明社会还是政教合一的现代社会里，法律都是禁止血亲性性行为的。
中国人讲究身体力行，你所提倡的，你自己得带头公开去做，否则人家何以能相信你？你天天偷偷摸摸地做，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有羞耻感，所以才如此行事？
李银河教授最大的逻辑错误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相脱节。最自然的逻辑就是实践出现，理论总结，然后试点，失败后停止，成功后大规模实施。如果缺断，说明这个理论是不能被广泛人群接受的。
李银河教授天天呼吁可以性聚会，我怎么就没见她组织过一次性聚会呢？你自己都不去做，让那些跟着你学习的人怎么能安心去做？
李银河这里有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以少数人的需求三个代表了所有人的要求，以部分知识分子的需求代表了全社会的需求（据说参加性聚会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居多，没经过调查，据说而已）。也就是说，李银河以少数人的要求为论据劫持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石问题。
我想说的是，有些事情只能想，不能做，想想而已，一旦你去做，就必然会被法律所制裁。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个男人，想做皇帝，想弄三宫六院，三千佳丽供自己淫乐，想可以吗？可以，你一天28小时想都可以，但是你能做吗？不能做！你就是美国总统那么大的权利也不能做！这违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观念和利益。你李银河哪天被人说了，比如我说你想乱伦，你很生气，你想杀了我，你想想可以，但是首先你杀不杀得了我，来杀我以后是什么后果，你要想清楚的。你李银河可以想男人，可以在任何场合想男人，但是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呢，你在商场里看到个帅哥，想摸他一把，你去试试看，看看会不会被人骂神经病。你自己在屋里和男人随意使用自己的身体可以，你到大街上就不能。这是人和畜生的区别。畜生在大街上随意就能搞起来，搞不好还有一群人围着笑。
所以，我刚刚说，现代社会的基石问题，实际上是说，现在文明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不以思想论罪，但是以你的行为论罪，也就是说法律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只看你的结果。你想去救人，却把人弄死了，这个就得接受法律的规范。
不想说太多，最后想劝李银河教授一句，想男人不是坏事，性欲旺盛也不是坏事，但是想得太多，大脑升温，烧坏了脑壳，那就得去脑科医院看看了。活着是不是比性交更有意义啊，李教授？
文章结束时，我想起了明末时期，金瓶梅里描述的那个社会，天下亡于淫欲。天日昭昭，大道行空，镜鉴自知。人若仅存兽欲，不如去做了禽兽罢了。
罢了罢了。
| 江亚轮惨案:中国第一大海难 比泰坦尼克还惨(组图) 飞扬军事
作者：che
可能许多人会以为，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难。其实不然，1948年发生在长江口的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件，罹难人数达3000余人，是泰坦尼克号事件遇难人数的两倍，而其事故原因也至今众说纷纭。60年后，再回首这段惨案，真是人让人感慨良多。 
兴亚丸
江亚轮原为1939年日本为其“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建造的客货轮“兴亚丸”，与“宁波丸”（后来的江静轮）等为姐妹船，长102.4米，宽15.3米，型深4.7米，排水量3365.7吨（3730总吨），马力2500匹，航速12~14节，原设计可载客1186人。抗战胜利后，江亚轮被海军总司令部接收。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旋将敌产江亚轮等五艘轮船转拨交通部交由招商局营运。经招商局改造后，该船可载旅客2250人，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至失事时船龄未及10年，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江亚轮1946年起行驶于航程仅需12小时的上海至宁波间短程航线，每次除载客外，还可载货1500吨。至失事，江亚轮已在该航线往返近800次。
据失事当日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一说2285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一说460吨，都是普通非危险品的杂货）。但船上的实际乘客却远不止这个数，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如不买票的军人、单帮客等）及儿童甚众（儿童不买票），实际载客达4000人、甚至4600人以上。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上海十六铺3号码头满载客货启碇，驶往宁波。
18时45分，经过＃2浮筒，又约行7分钟，至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第三舱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一说先后两次），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电灯顷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两位无线电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呼救电报也未及拍出。船头驾驶舱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来。船舱内漆黑如墨，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呼天抢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在拥挤中，被挤倒踏死、落水淹死冻死者不计其数。
当时系落潮，微东北风，天气晴朗。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因为爆炸前准备查票，铁门被锁上而无法逃生。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多数人无法在短短几分钟内爬上最高的甲板待救而溺死舱中。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沉没的江亚轮
19时半，正在附近的渔轮华孚1号、2号闻声来救，代江亚轮拍出S.O.S.求救信号，并救起浮在水上的旅客26人，随船至鱼市场上岸。
21时半，有“金利源”机帆船出口经过，闻声来救。船主张翰庭率领船员，行放一条长缆索丢到江面上，让遇难者一个个扶索爬上；继而“金利源”号把船头靠上沉船，叫顶甲板上待救的人，按顺序登上机帆船，等到快装满时，张船主因救人要紧，命将所载桔子等物抛海，并调头再度施救。该船共搭救453人，船主张翰庭为此获得上海市第一名“荣誉市民”的称号。
继有茂利轮和几只帆船来救，茂利轮救得223人。连前总共获救人数为811人。
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趁火打劫海面上漂浮的行李货物等。
据估计，江亚轮罹难者多达3000人以上（船员殉难者58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宁波人。其中有全家遭难者，有祖孙三代同归于尽或全家只一人生还的，尸盈铁驳，巾帽等遗物漂满寒江，惨不忍睹，这是中国现代航运史上罕见的大惨案，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群情鼎沸。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残体不计）…… 
江亚轮惨案死难者
经专家多次分析事故原因，不是航线走错，也绝非锅炉爆炸。日籍潜水技师松本满次率员两组，两次作全船探摸，发现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第三后甲板间舱货舱一带向外鼓出。当时航海界专家陈干青、秦铮如及造船工程学会叶在馥、杨俊生等均认为是“水雷（鱼雷？）攻入船体，然后在船内爆炸”。但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船内引发爆炸，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误触水雷。中国渔轮公司顾久宽表示：“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
1981年，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在《航海》杂志上撰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称：上海解放前夕，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曾在国际饭店和国民党海军部长桂永清吃西餐，由胡时渊作陪。席间桂永清诱劝他们去台湾，谈到：“江亚轮在吴淞口外沉没，是被我海军飞机坠弹击沉的”。此说仅是一人之言，尚待旁证证实。
打捞“江亚”轮的计划始于1949年初。招商局先通过驻日代表团在东京邀聘打捞专家等8人于1月17日抵沪。20日，由招商局海事课课长范仑陪同，乘“济安”轮前往出事地点察勘。因风浪大于25日返回。3月中旬，日打捞商再度来沪，预算全部打捞费需19万美元。后来，招商局又请了一个美国打捞商到沉船地点观察，认为没有办法打捞，只能炸掉它。以后由于潮流冲击等作用，“江亚”轮逐渐断裂成两段。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同时也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当年第二季度，打捞工程局开始施工。至8月20日捞起后段，并随后抬捞进港。10月30日，沉船的前半部分也被抬浮至宝山附近浅滩搁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江亚轮打捞现场
在打捞过程中，秉着对人民负责、告慰死难者及其家属的人道主义精神，发扬拾金不昧的风格，成立了专门的骨骸、物资收集小组，不论是一节残损的骨骸还是一件很小的首饰，他们都想办法将其捞出。有的死者头骨里满是烂泥，打捞工人们就用水把它冲洗干净，然后装箱。对所有捞获的物资，均由拾到人、收集人会同行政领导人三方面当场点清、盖章、密封，然后送打捞工程局保管，统一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处理。据统计，这次打捞共捞获不完整的骨骸2大箱4小箱，各类首饰上千件，大小金条21根，小金块5块，金镯51只，金戒子228.5只，折黄金287两多。此外还有钻戒、宝石戒、银元、银器、外币等。这些物品除其中少数的有私人印记还可以辨认外，绝大部分无特殊标记。
“江亚”轮的打捞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关注，更牵动着死难者家属的心。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以及上海打捞工程局，打听打捞工程的进展，打听“江亚”轮沉没的原因，希望见到亲人的骨骸，将他们妥善安葬。也有的希望能亲眼看到打捞起来的“江亚”轮，希望到该轮沉没的地方去吊唁死难者的冤魂。在国民党中央银行任过职员的黄体安，他的母亲和他的结婚才11个月已怀孕的妻子均惨死在“江亚”轮中，尸首一直没有找到，当年他还特地跑到轮船沉没地江边，哀求那里的潜水员帮他寻找亲人的骨骸，可是一直没有得到。事后他曾多次在黄浦江边徘徊、眺望，默默地渡过了那个漫长阴冷的冬天。现在他得知人民政府打捞“江亚” 轮的消息后，立即写信道：“请允许我再看一次“江亚”轮吧，我的母亲和妻子是坐在该轮头等舱三号房间里的……”悲痛、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人民政府非常体谅“江亚”轮死难者家属们的心情，迅速成立了以盛丕华为首的、由各有关方面联合组成的处理捞获骨骸和物资委员会，在海关大楼设立办公室，接待家属们的来信来电来访。1957年2月16日和2月20日，委员会分两次组织了部分遇难者家属和脱险生还者，前往参观打捞起来的“江亚”轮残骸。见到残骸上的钢板由外往里卷的炸孔，他们义愤填膺，纷纷控诉国民党政府当年散布流言、掩盖“江亚”轮触碰水雷爆炸的真相、企图嫁祸于共产党的丑恶行径。委员会在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死难者家属的意见和要求后，决定清明节前在古北路永安公墓为“江亚”轮死难者骨骸举行安葬仪式。1957年3月19日，350多位死难者家属带着鲜花和香烛，前往参加安葬仪式，凭吊他们的亲人。当他们看到花岗石的墓穴和装着亲人骨骸的朱漆骨藏时，纷纷洒下既辛酸又感动的热泪，心灵上受到极大的慰藉，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接着，委员会又把捞获的有具体标记的饰物发给死难者的家属沈德甫、陈济南、袭盈娟等。当他们接到这些沉没已达9年之久的遗物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
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公布了“江亚”轮捞获物资善后处理的帐目。总计捞获物资（除发还给家属的物品外）折价为29400余元，结余的12000余元由委员会移交上海市救济会统一处理。至此，“江亚”轮的善后处理方告结束。
捞起后的“江亚”轮残骸虽已断裂成两段，但钢板、机器、锅炉都还很好，具有修理恢复使用的价值。遵照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指令，江南造船厂于1956年8月23日同上海海运管理局签订“江亚”号恢复性大修理工程的条款。双方原则同意将整个修复工程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抢修拆卸工程；第二阶段为修理改装工程。改装设计图纸以“民主3号”船的改建图作为设计修复参考。
为了满足长江客运的需要，1957年1月，上海海运管理局将此项工程移交长江航运管理局承办。嗣后，长航局与江南造船厂又签订修理合同。同年1月10日，该船的第一阶段工作遂即开始，艏段进入一号船坞。2月26日，艉段亦进入船坞。整个工程为前后二段合拢。机器锅炉拆下，根据具体项目进行勘验，并进行船上设备的维修保养。以船上现有的情况，测绘管系、机、炉、舱布置图。第一期工程于1957年6月10日结束。
第二阶段工程于1957年8月开始。工厂根据长航局提供的布置总图，改装机电设备要求进行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然后，以船方批准的设计图纸进行勘验，确定修理工程项目。因材料供应跟不上等原因，此项工程于1958年11月完工。
1958年11月30日，“江亚”号客船完成恢复性修理，各项指标达到技术要求。向长江航运管理局交船。
1959年2月4日上午，修复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启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此后，新生的“江亚”轮改为长江内河客货轮，往返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航线上，重新为祖国的航运事业服务。 
东方红8号
1966年11月，“江亚”轮改名为“东方红8号”。1983年，“东方红8号”退役，停泊在武汉港月亮湾码头，作为长轮武汉公司船队的水上基地。2000年6月，“东方红8号”辗转卖给温州拆船个体户。不料，当年7月8日，船上工作人员在拆卸时，不慎引燃了机舱内油污发生火灾，结果轮船被烧得体无完肤。2001年春节前，“东方红8号”的残骸被拆毁作废钢铁卖了。但茫茫波涛沉冤魂，悠悠风雨余孤舵，原“江亚”轮上仅存的一只木舵被保存下来，成为印证此次特大海难历史的唯一实物标记，现已被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珍藏。 
大火
仅存的一只木舵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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