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11日电）两位数的预期首季经济增速、出口从「拖累」经济转为「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号，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热烈讨论的话题。

新华社今天报导，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如何？怎样巩固复苏？全球名流纷纷「把脉」「支招」。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认为，现在说全球经济安全着陆为时尚早，但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复苏。

已经公布的第一季中国企业家信心和企业景气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显示出经济继续上行的鲜明信号。特别是第一季出口额基本恢复到2008年同期水平，对经济成长的拉动作用由负转正。

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中国经济反弹强劲，已进入良好发展的复苏轨道。中国正在加强其作为亚洲经济成长「发动机」的作用。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翁富泽说，汇丰不久前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从9.5%调高到10%。

继主要依靠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迅速回升之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亟待民间资本的接续。

「要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认为，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潜质，那就是释放民营经济的潜质，使民营经济在未来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放宽市场准入的好处很多，在印度我们已经感受到放松管制的好处。」印度默迪企业集团董事长默迪说，竞争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础。

「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面临很多崛起的机会。」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指出，民营企业怎样进入垄断行业，以及怎样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一些海外嘉宾指出，在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通胀压力上升、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一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高盛大中华区原主席胡祖六提醒，把控制通胀风险作为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之一。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艺术性，密切研判经济形势，争取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效果的发展。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去年11月份由负转正后总体上行。今年2月份，CPI达到了2.7%，接近全年价格调控目标。此外，房价的节节高攀，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担心。

翁富泽认为，当初向市场大量投放信贷是为了应对危机，现在情况正在好转，但退出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流动性出现显著增长，资产价格会随之增长。可以看到的是，当前中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在采取措施抑制资产价格上涨。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眼下中国一些地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再度反弹，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抬头。

「我们必须总结教训，不能回到老路上去，探索新路径来确保增长是可持续的。」即将卸任的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指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已经率先走出危机，中国经济实现了可观的增长。但要加上『绿色』，才能保证复苏不是昙花一现，不重复走过去的老路。」

从淘汰落后产能到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鼓励消费到改善民生，从发展科技到重视教育，中国正采取全方位措施，在后危机时代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波兰卡廷森林惨案（图） 2010/04/11

去年9月1号是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欧洲与美国等多国的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德国总理与地主国波兰总统，总理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地，波兰的海港城市出席这纪念活动。这次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作为俄国的强人总理普京，第一次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星期，即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作了评价，认为签订这条约是不道德的(immoral)。   纳碎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这条约一个星期后，向波兰发动了进攻。而在波兰的东面，苏联红军即侵入波兰，使得波兰两面受敌。   1940年3月，苏联红军将超过22,000的波兰犯人，主要是波兰的军官，还有地主，工厂主与神职人员送到波兰的卡廷森林里处死。这个处死行动是斯大林亲自下命令的。然后诿过于德国军队。1943年德国军队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次大屠杀，并公布于世。但是当时苏联极力否认这大屠杀。直到1990年俄罗斯的良知，哥巴卓夫才正式承认了卡廷森林大屠杀。 有斯大林签字的卡廷大屠杀文件： 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波兰军人： 签订苏德条约时的斯大林： 卡廷森林大屠杀纪念地：

极贫极富的中国——什么都不信，只信钱 2010/04/11

（广州）巩胜利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1月21日《公告》，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媒体宣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达到5153元（人民币）；1月27日中国民政部网站公布：“2009年中国共有7107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这些人每月每人100.84元人民币”。 　　以上数字有两个显著特色：⑴、中国约有8亿左右全部农民人口年人均收入突破了5000元；⑵、中国有7100万绝对穷人（相当于欧盟第一人口大国德国人口8000万的总量），这些穷人全年人均总收入1010.08元（每月每人100.84元）；若再加上2009年中国相对贫困人口，不足365美元者，按联合国贫困人口标准计算，中国贫困人口约1.5亿人口。这是两组完全矛盾冲突的数字，若要让这两组数字同时存在，必须有不同的两种解读：一是中国8亿多农民平均人口超过了5000元，约有1/8人口依然在极度贫困线之下，农民贫富悬殊在5-10倍间进一步扩大；另一种解读是：2008年中国发生了大地震、大自然灾害波击了近1亿人口，中国国策又无法调和这7000多万绝对穷人使之贫富悬殊、极富极贫叠加而出……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和创富环境的日益严重恶化，也暴露出中国当前财富分配格局严峻的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更富。 极富人群的生态环境 　　在北京后海著名的酒吧街附近，经商的陈先生拥有一套四合小院。这是前些年他花1200万元买下的。当大多数人还在为“蜗居”而打拼的时候，陈先生的“豪宅”无疑令人羡慕。可他并不住这里，而是将此作为私人会所，专门用来招待官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陈先生不过50岁左右，这就是说他的巨富来源只不过是近十年内发生的事，在这套四合小院的会客厅里，摆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物件。其中一把太师椅是陈先生当年花20万元买下的，如今有人开价180万元购买。他拒绝了，说自己不差钱。客厅里还有许多木雕，比如绿檀做的大龙雕、白杨做的狮子雕。他说自己不懂收藏，就是觉得好玩。也有来的朋友看着喜欢的，他随手就送人一件雕刻。——这是中国官方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文题为《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 房地产成造富梦工厂》所描绘的中国极富人群的生态环境。 　　据已在中国生存了10多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发明人胡润向媒体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2009年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个人中国财富则逆势快速增长，这说明2009年的中国4万亿大投资，为新生财富成长提供了当然的温床，与7000多万极贫人口、总人口1.5亿贫困人口同时存在。极富、极贫是近来中国社会“潜伏”的新冲突。 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 　　据美国中文版《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而当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是21.8万元，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比为40.37%.2009年预计高净值人群将达32万人，可投资产超过9万亿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9全球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家庭的数量为41.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越德国和英国，排名全球第三。尽管目前无论是家庭数量，还是这些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总额，中国都还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的富裕家庭数量是中国的9倍多，但中国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在迅速膨胀。预计2009～2013年的5年内，中国财富市场将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预计将从2008年的41.7万户增加到78.8万户，当然这与中国13亿人口、超过5亿多个家庭相比较，依然是极小极小的一个概率。 房地产价格爆升——中国极富的特别景像 　　美国《福布斯》中文版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在2009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地产商在富豪榜的前40位基本上已经消失，而中国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在这个400富豪榜上”。据仔细研究统计，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近一半富豪来自房地产或相关房地产产业，这是中国富豪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在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没有来源于房地产产业的任何富豪。在胡润《百富榜》上榜的行业中，房地产超过制造业、金融与投资业，高居第一。这可能会有两种结果：要么中国房地产产业继续为地方政府提供来源滚滚的财政支持——但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主流城市土地资源已经殆尽；要么，就是中国更多富豪来自炒房卖地，更多卖不起房者也大量涌现、激起矛盾与社会冲突。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对中国富豪财富来源的评论也证实：有四成多的中国富裕家庭，是房地产、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不断上涨的房价、源源不断的外贸订单帮助他们发家致富。据《2009胡润创业板富豪榜》从众多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中筛选出其中的33位，门槛为5亿元，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截至2009年11月1日）达到398.5亿元，平均财富12亿元，其中17位上榜企业家财富超过《2009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10亿元。以2009年为界限，中国“极富”人“路线图”非常鲜明——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内地富豪们的最主要财富成长的来源，其次为资本市场，而“高收入国家”却不同，富豪们几乎无一列外、全部来自于资本股票市场。 　　中国“极富”产生的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成长的环境、国策有重大漏洞问题。资料显示：在国外，产生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则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这比在国外要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近一半。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极富人。” 极富极贫将危害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已经并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极富极贫将危害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财富集中度过高，且这一趋势在加速之中。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亮出预警信号。一个国家的财富堆积和成长非常简单：及取决于国家财富“大木桶”最短的那块短木板。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现在还有1.5亿穷人、7000多万极贫人口，是改革开放30年那一块短板起了历史的作用？极富、极贫不是中国稳定的方式，相反造就有70%的中产阶级才是中国能到达彼岸的成功之路。同时，中国财富的流向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财富掌控在少数人手中，极贫人口数字、贫富差距仍在日益拉大。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改进”迟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软筋。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广泛地藏富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少不等的财富，而不是让巨额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国富民穷——中国特色已经开始显现。2010年前后，资本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占比太大了，劳动在分配中的占比过小，哪个省、哪个项目拿了国家更大的投资，哪里就可能成为一方资本的凹地，30年改革开放，此一时，彼一方，有些地方成为资本难以抵达的凸地。财富过度集中的现状引发了中国社会对“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的质疑，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者一“竖”之顶、又很小，中国社会当然处于“高风险，不稳定，此起彼伏”。 中国贪官极富 　　最近20年的中国“贪官”现像成为一道绮丽不可阻挡的风景线。当初江西省原副省长胡常青贪污500多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贪污600多万元、安徽阜新市长贪污2000余万、前全国人大副委员成克杰法院认定不过才4109万元，就被枪毙，但2009年以来贪官一出就是数千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腐败近2亿也依然势不可挡。另一种极富，就是国家体制、产业布局、重大策略不公所造成，现在有不少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等稀缺资源。这是反腐败面临的新问题。官员与巨商的结合来迅速致富，是令人不安的，这是对国家根基的侵蚀，要高度警觉。 　　近年来中国极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的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这边是贪官层出不穷难以遏制；另一个边是，极富上榜的上榜者黄光裕、周正毅、周小弟等拉下一大批党政干部，一些党政干部甘愿当极富的马前卒、因触犯法律而受惩处。还有一些垄断其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就人就明目仗胆挥金如土，还公开喊“我们不垄断谁垄断？”这种社会毒瘤、怪胎一直30年至今在中国无穷尽的蔓延生长着…… 　　“断裂”一词，本是大自然地质构造的一种常态现像，像举世震惊的“5.12”“海地大地震”等等等，但社会“断裂”则比大自然现像更为可怕，因为这是人为造成的一种天灾人祸。中国社会的断裂，已经举世罕见。就是这种断裂，让大多数中国人有真正信仰的人根源断裂，共产主义又远远在看不见天地之外，中国大多数人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只信钱。◆

文革前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和教授工资

dudaan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00元　　毛泽东（大元帅）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元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元　　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毛泽东在看后说： “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了一个中间方案，大体如下： 　　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 在这次授衔评级中，大将许光达曾两次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总理写信、打电话，申请降衔、降级，在全军传为佳话。他在信中写道： 　　军委毛泽东、各位副主席： 　　衷心感谢毛泽东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授我以大将军衔，高兴之余，惶惶难安……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战功卓著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比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龙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军衔。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仍授予他大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最后他再次要求降行政级为5级(与上将相同)。许光达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难，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饥荒。 　　1960年9 月26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周恩来的工资单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周恩来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颖超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 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他们的一致想法是，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 ５０年代北京大学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名单及工资待遇 教师工资级别： 文革前, 北京教授的月工资: 　　 　　一级教授: 345元 　　二级教授: 280元 　　三级教授: 240元 　　 　　一级教授相当一部分是学部委员, 大部分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1、2、3级教授 工资级差很大 　　 　　一般 一级 抗战前的留洋博士，辈分水平都高（开拓者） 　　 　　一级 300--400元以下（分地区）是二级工人的十倍 　　 　　如果有人大等头衔 每个月还有100多的车马费等等。 　　 　　一般 三级 必须是留洋博士 　　 　　（30年代本科留校的一般也评不上教授） 　　 　　注意：一般。 　　 4、5、6级副教授 　　 　　四级是交叉级别，资历浅得的教授和资历老的副教授 　　 　　四级的工资大约相当于10级干部（正厅长） 　　 　　六级是交叉级别，资历老的教师和资历浅得副教授‘ 　　 　　六级以上叫高级知识分子 　　 　　（不分职称，有待遇，如困难时期有特供） 　　 　　 　　六级的工资高于13级干部 低于12级 　　 　　如果有人大等头衔 每个月还有100多的车马费等等。 　　 7、8、9 、10级讲师 　　 11、12、13级助教（13级刚毕业的）

畫江南[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