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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华尔街危机背后的秘密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高利贷危机
我们可以将金融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的金融工具，一类是坏的金融工具，好的金融工具可以让穷人与富人一起分享利润，比如股票就是这种，次一点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民众之间的互助，而保险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而最坏的金融工具几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帮助，纯粹是为了骗钱，而高利贷就是这样一种金融工具，他将钱高利息贷给那些还不起债的人，更可恶的是在放放高利贷是一般都会用到暴力和欺骗等手段，而美国的次债的实质就是这种极其可恶的高利贷，只是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变化了些花样而已。
穷人赚富人的钱，可以长久，因为富人有钱，富人赚穷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穷人根本上就没有钱，这个游戏早晚会玩不下去。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富人利用高利贷的变种形式来赚穷人钱的游戏，这个游戏最终玩不下去其实是早就已经注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美国是一个信用社会，有一整套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评级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相应的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等条件，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评分一般以下（620分）的美国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因此一般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则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在所发放贷款中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用于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的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了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大约从10年前开始，那个时候贷款公司漫天的广告就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抑或在你的信箱里塞满诱人的传单：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想想看，两年后你肯定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被提升为经理了，到时候还怕付不起！”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的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必须通过房产经纪商来办理贷款事宜。他们在贷款买房者和贷款机构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借款人甚至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经纪商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操纵力量。
信用不好的借款人通过一家经纪商比通过一家贷款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选择。另外，因为从次级抵押贷款业务中得到的收入可能更多，所以经纪商很愿意把次贷产品推荐给高风险的借款人，即使这些人有资格获得更好的贷款。
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
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
美国的一家咨询机构曾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跟踪调研，发现60%借款人虚报收入超过实际收入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
那些无知的借款人高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但在几年之后，背负着高额的还款利率，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后可能无力还款的隐患，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然穷人的侥幸心理也是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因为穷人相信自己虽然借了高利贷，但如果房价总涨，最终还上也是有可能的。
此高利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区别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利手段来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们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吧！于是创新出现了，现在债主放了高利贷后再将这些债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也还不起这些钱，这些债早晚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将这些债转让出去也就将风险转嫁了出去，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些利润，这样转让出去有两点好处，第一，他可以用收回的钱，重新放高利贷，其次他不用像传统的高利贷那样雇佣黑社会进行暴力讨债。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自有资金有限，对于银行来说，只有发放更多的贷款，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因此，银行本身就有扩展业务的强烈冲动。于是，银行便把有关贷款资产未来的还本付息的所有收益，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
对银行而言，在售出了住房贷款证券以后，可以拿回现金重新补充贷款资金，再向市场发放住房贷款。而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并使住房贷款风险分散由众多投资者承担。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做住房按揭贷款，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和存款够不够。
而对按揭证券持有者来说，由于证券的收益是靠按揭贷款的偿还来支持，而且还有该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和带来稳定收益的长期投资工具。 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
随后，在抵押担保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根据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加以剥离和重组，将债券设计成不同档级，既可满足转移风险的需要，又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偏好。于是，以抵押担保证券为基础资产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其中，又衍生出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 CDO)。这一过程还可继续衍生，并产生“CDO平方”、“CDO立方”等产品。
由于金融创新的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购买它的美国境内与境外的投资者，成为风险的承担者。 无节制地创设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和放大反应，从而给持有相关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机构及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世界购买美国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美国政府高官直接担当推销重任。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逊访问北京，为全美抵押协会的证券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政府支持下的房贷证券事宜。
评级机构是另一个弄虚作假、欺骗购房者的环节。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购买这些抵押证券的风险，华尔街的证券评级机构要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给这些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这些评级机构的酬劳却是由投资机构提供的，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自然导致了评级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良的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时间走到了 2006 年年底，风光了整整 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优惠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AIG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避险基金的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在2008年上半年，343 159个美国人失掉住房，而2007年同期这一数字是145 696。让穷人买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等级不够资格贷款，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政策，它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而这一切都不是市场自发就能做到的，更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操纵着。
次贷危机让那些原本买不起住房的人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被作为道具而推上前台的：一场不见硝烟的金融战正在展开，而次贷危机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等次贷危机过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赢家。
大批普通的美国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屋以及美国投行的倒闭，并不等同于美国的损失。我们所说的美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应该这样表述：美国的低收入者无疑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仅有的财富，当他们因为还不起贷款被赶出家园时，内心的痛楚不难想象。而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隐藏着的制造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是实实在在的大赢家。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弱者也不是这场危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们在被作为 。
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这些人才是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传统的高利贷受损害的是借贷人，当然如果借贷人实在换不起，放高利贷者也会受到损失，而这种创新过的高利贷模式，则放贷人的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的投资者身上，不用看美国的银行哭的那么惨，他们的股票价格虽然有些下降，但最终还可以涨上来，他们根本就不是最终的受害者，而那些投资者的损失则是永远没有人替他们弥补。
翰啸
军统的衍变及其巨头间的关系
2010/04/10 |
军统的衍变及其巨头间的关系
这是一篇军统的简史。作者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笼罩在神秘面纱后面的组织的真面目。
军统的起家
蓝衣社又名力行社，稍后更名为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胡宗南、刘健群、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但他天资颇高，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部门交给他。当时的内勤方面，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初期，军统局正式成立，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是贺耀祖，只挂名不问事。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
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副局长戴笠；军统局帮办唐纵，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主要负责情报综合、摘要向蒋汇报；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副厅长，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毛人凤往往办公到凌晨一二点。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听起来是称赞，实际是贬低。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若毛氏也不能决定，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等等。电讯处曾经自行设计了特工专用小型电机，在当时非常先进，电讯处在这一阶段得到很大发展，在重庆设立无线电总台，所以戴笠称无线电台是军统的灵魂。总务处和人事处也相当庞大，另外还有特种技术研究室，上海一区、上海二区、军统合作社、特务总队、息烽监狱等等众多的机构。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帮办唐纵，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但也有很大的增加，比如建立了华北区、华中区、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
抗战的反攻阶段，即1943至1945年，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副局长郑介民。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郑氏代理局长，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属于半公开性质，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但往往寄生在行营的参谋处、调查处、谍报处等机构里面。
各地区站，比如西北区、重庆特区、东北区、香港区等等，区一级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活动，在区之下又有指挥站和组，如湖南站、湖北站、安徽站、河南站、浙江站、宁夏站、广西站、江苏站、贵州站等等，以及西安站、西昌站、南宁站等等。还有海外站，如新德里站、仰光站、曼谷站、菲律宾站、西贡站、海防站、新加坡站、美国站、巴黎站等等，站下面是组。组的名称非常之多，大组十人，小组四到五人，如果是在沦陷区，则各组之间不许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单线联系。军统局的外勤组织另有抗日铁血锄奸团，戴笠对它非常重视，这个团原是天津学生的抗日组织，成员多为学生，另外还有爆破总队、行动总队等等，负责暗杀、纵火、爆破、绑架等等任务。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触角四处渗透，控制了军委会特检处，实施邮电检查、航空检查，以及交通监察，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以及盐务处、货运管理局、兵工稽查处……全部控制在手中。另外就是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他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从性质上面讲，第二厅则属于军统局掌握的公开机关，直到军统局改组之后才发生变化。委员长侍从室方面，蒋介石希望身边有一个整理情报的组织，就把第六组长唐纵放进去当帮办，负责情资汇总。第六组是军统局通天的单位，使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送给蒋介石。另外，和军统局直接关系的单位还有内政部的警务司警备处、人民动员委员会（主要控制帮会）、各站区混成别动队、各站区调查室、各站区军法执行分监部、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以及各地警察局负责人，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等等，可以说是四处开花。
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在外勤方面掌握了大部分基层的领导权，并为他们创造军事学校出身的学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可是当地的人民就会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之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突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般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申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敌后游击部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6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近三万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
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要求裁撤特务机关，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以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康泽、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巩固自己的权力，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唐纵、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将它挂靠在国防部，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唐、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1946年底根据毛的秘密建议，建立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学生的核心组织，用来团结各期的毕业生。召集了数十名优秀学生代表，仿照成立复兴社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军统后期的秘密组织。这是毛与郑争夺局长宝座时，能够排斥郑的一种力量，军统是从复兴社变过来的，现在又在它发展期反过来在内部建立小型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毛人凤早年因病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退学，学历远不如唐、郑两人。他进入军统工作，是在1934年，严格说还不算最初那一批元老。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开始掌握核心机密。当军统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败退到台湾后毛人凤终于在保密局的位子上扶正。
唐纵在军统内部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也在1930年代初进入情治系统。但在此前，他有办报纸的经历，此后，又曾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晚年还曾任驻外“大使”，这些经历是毛人凤所无法比肩的。戴笠飞机失事后，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唐纵基本上离开保密局核心系列。撤退到台湾之后，他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党务方面。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
郑介民学历、眼光、见识均超毛人凤，他的长处是战略情报的分析运用，往往鞭辟入里，具有真知灼见。一度被视为表现情报权威智慧的军人外交家。但在国内情报的细节处置方面，则以毛人凤更为细密老辣，这是他和毛人凤的着力点不同而造成的。1946年元月，郑介民奉命于危难之间，参加“军调部”谈判，这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自当年元月成立，至次年元月结束了，风雨飘摇，任务受阻，绩效不彰。这是时代的趋势，跟他个人的能力无太大干系。部员黄天迈说:“军调部后期无事可做，郑先生时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长驻南京。蔡文治以副委员衔代行委员职务。部中事务清闲，蔡文治与我举办部员英文演讲比赛，可见同仁之百无聊赖。”
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有戴笠组织力、控制力和搞情报那种天生的才能，加上时代巨浪的荡涤，保密局更是江河日下。
1949年初，毛人凤积极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同时在各大城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并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城市水电、桥梁等设施。因1949年夏季卢汉在云南异动，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由毛人凤派员到香港暗杀龙云，后来改为刺杀杨杰。9月初，毛人凤指示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1月中旬，保密局特务杀害江姐，年仅29岁。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指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故而面目狰狞。
唐纵被视为智多星，而毛人凤则有笑面虎之称。他不是军统元老，也未能在外勤方面有卓越建树，说他是蒋、戴的老乡也仅仅是皮相之谈。他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字诀。他从中得益多多。
罗友伦认为郑介民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罗友伦曾经在一间军中理发店和他相遇。罗友伦就刘斐投向人民阵营一事问他：“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主义者，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他们各有极为不同的长处或不足，即各有特点，所以在情报作业方面，蒋介石对他们的使用也略有不同。郑介民常被指派进行公开活动，或作国际联络工作，在特工系统中，他显得那样的博学多才，善于钻研问题。因此他常能在人前自我辩白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吹捧他的人，就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据说他的面容也是相学中的上佳之相，即南人北相。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伟的北方人一样，坚毅的面孔上带着并不做作的笑容。
1930年代初赴桂离间桂系将领，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中央”，兵不血刃，一时声誉鹊起。他是黄埔二期生，属于老资格，1920年代中期，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长达两年多时间。抗战前又受命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到了1954年秋冬，他出掌“国家安全局”时期，保密局已走向尽头，情治系统开始被蒋经国攫取。郑介民1959年12月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等书。
后期的下坡路
戴笠死后，保密局的内部派性斗争表面化，广东籍特工和留苏学生站在郑介民这边，浙江籍的和训练班骨干则靠近毛人凤，湖南藉特务和对毛氏不满的人则向唐纵靠拢。
郑介民在兼任保密局长后打算和戴笠一样，把军统当作桥梁取得蒋的信任，但他不愿终身当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学历见识上不能与唐、郑二人相比，他只想把戴笠创下的家业夺过来，死死握在手里。唐纵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主张和郑介民有相似的地方。保密局留下的人员都是经过毛氏亲自审核决定的。这个时候，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所以这个厅的权力都在军统里面，而内政的权力原先就在军统手里。
在三年内战时期，保密局各地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出现，可用少将专员、上校专员的名义对外联络。各省站点分为甲种、乙种站，遍布全国。
在全国面临解放的时候，毛人凤部署保密局应变计划，命令各地单位人员寻找可靠的路线切实潜伏，或介绍公职以作掩护，配发电台及轻武器；各组成员一律不许发生横向联系，组长和交通员用暗号为联络手段。解放后，这些保密局的潜伏单位陆续被破获。
在解放军进军华北之际，傅作义最后决定投向光明的阵营，但他从做人的基本底线出发，并不反对拒和将领离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带走一兵一卒、一弹一枪。
据谷正文回忆，这期间，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间接将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内在矛盾摆到桌面上。部分特务在乔家才的串联下，成立了保密局华北同志联谊会，成员有八百余人，稍后马汉三、乔家才被毛人凤逮捕，所以傅作义在签署和谈协议时该会成员多数叛变。
毛人凤的直觉是，乔家才的串联，应受意于郑介民，而这个组织则是郑介民用来对付他的最大筹码。于是毛人凤对这个事件的整肃工作，一股脑的辣手摧之。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枪毙了两名少将，基层工作人员受牵累者更是不计其数。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等职，马汉三与毛人凤发生矛盾，又违背蒋介石的旨意，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现在被毛人凤逮着把柄，遂于1948年9月，将马氏押解至南京秘密处死，对外的罪名是极度贪污腐化。
谷正文回忆说：“而毛人凤之所以能够对参与人员有全盘掌握，最大的功臣便是李葆初。李葆初自己也是这个联谊会的成员，但是他见风转舵得快，没等毛局长下手，便自动将会员名册交给火冒三丈的毛人凤。
这场特务头子间的大对决，罪名当然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有莫大关联，乔家才亦名列死刑人犯之中。公文一到蒋介石手上，老先生犹豫了好久，直嘟哝着说：‘乔家才，不可能吧！’最后连案情都没看，就在乔家才的卷宗上，批了‘改无期徒刑可也’结案。
乔家才侥幸捡回性命的原因，要追溯到老先生第二次下野，当时的蒋介石落魄到连个门房安全人员都没有。乔家才发现后，随即自告奋勇地丢下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当起了老先生的门房兼警卫。
而出卖同志以全一己的李葆初则在事发之后，于1948年溜到台湾，干起了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科长，躲开了其他同僚的指责。种种作为让他不敢留在特务单位，台湾第一个电动屠宰场在桃园设立后，李葆初便自动请调到电宰场去当总经理。最后，就病死在这任上，出殡时，凄惨到莅场公祭的人只有七个，其中还包括了去看热闹的顽童。”
败退宝岛后的作为与衍变
特工巨头之间有难以弥缝的钩心斗角之外，特工单位之间也是相互嫉妒眼红。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初，保密局拿下多个疑难大案，于是引发军方等单位的嫉恨，由黄埔系将领发动，制造了孙立人冤案，假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脱离不了特务单位之间的互相争斗和拆台，尤其是在保密局破获蔡孝乾等省工委案后，这一类事件更多。
为了邀功整出来的冤案，无非是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宠又是奠定个人权势的心理在作怪。保密局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骁勇善战的单位，除了省工委一案外，吴石及稍早前的陈布雷之女陈琏间谍案也都令保安司令部及调查局（属于中统系列）格外眼红。
保密局后期，毛人凤手下大将先是毛森，后是谷正文。
毛森曾自诩，他在军统先是不受重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而他后来派到陈仪及汤恩伯部下，他们都很重视他的能力，且皆推心置腹，赋予全权处事。尤以汤先生对他的信赖，远超戴（笠）、陈（仪）之上，他曾多次向毛森表示相见恨晚。在军统时经费支绌，处处窘困，而在陈仪手下，则是他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
至于谷正文，毛人凤向他的这个得力部下承认，自戴笠身亡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解放军，全都一筹莫展。他认为谷正文是经验丰富的后起之秀，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特工的工作也很重要，骨干们要负的责任很大。
谷正文初到台湾，因侦破蔡孝乾、吴石系列谍案，给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谷正文从大学生散发的共产主义刊物入手，对三线人物加以抓捕，对二线人物实施捉放曹，再行诱捕一线人物，在这一个环节的极其细微之处隐约发现吴石的影迹，最后从吴石的太太直截打开缺口，随即在一个深夜驾车直奔吴石住宅。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责问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谷正文不愿暴露保密局的身份，就随口答道：“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他直截了当地把球抛向吴石，告知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
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骨干人物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
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华东野战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地位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这是文艺三贴近的结果，而不是“四人帮”时期文艺搞什么三突出的荒唐作为。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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