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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你什么叫明眸皓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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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Varie (大提琴）by William Lloyd Webber 父子

Julian Lloyd Webber plays Air Varie by his father on Swedish TV 法国薰衣 Julian Lloyd Webber (born April 14, 1951)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solo cellists. He is the second son of the composer William Lloyd Webber (some of whose pieces for cello he has recorded) and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composer Andrew Lloyd Webber. Julian Lloyd Webber was a scholar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Music [1] (London) and completed his studies with Pierre Fournier in Geneva in 1973. Lloyd Webber has collaborated with a wide variety of musicians from Yehudi Menuhin, Lorin Maazel, Neville Marriner , Georg Solti and Esa-Pekka Salonen to Stephane Grappelli, Elton John and Cleo Laine. Lloyd Webber has made many recordings, including his BRIT Award winning Elgar Cello Concerto conducted by Yehudi Menuhin (chosen as the finest ever version by BBC Music Magazine),[2] the Dvořák Cello Concerto with Vaclav Neumann and the Czech Philharmonic, Tchaikovsky's Rococo Variations with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Maxim Shostakovich and a coupling of Britten's Cello Symphony and Walton's Concerto with Sir Neville Marriner and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which was described by Gramophone magazine as "beyond any rival". He has also recorded several CDs of short pieces for Universal Classics including Made in England, Cello Moods, Cradle Song and English Idyll (album):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find better performances of this kind of repertoire anywhere on records of today or yesterday" - Gramophone.[3]

“黑翰林”徐世昌为官不易 2010/04/15

“黑翰林”徐世昌为官不易 金满楼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为了优待他的那些老朋友而特别封了“嵩山四友”，让他们拥有免朝拜等特权，但老朋友徐世昌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 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说起来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同袁世凯一样，徐世昌也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在未发达之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时，得以结识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随后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年轻的时候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于是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尽管他在科举上一帆风顺，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在此期间，徐世昌的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也许有人会说，徐世昌中了进士还进了翰林院，那应该是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会如此寒酸潦倒呢？其实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朝的翰林，当时有“黑红”两分的说法，所谓“红翰林”、“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者，指的翰林可陪侍在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沾着皇帝的恩典，自然是前途无量；“入地”者，则是有机会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当然，弟子门生附带的孝敬，也是少不了的），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相互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也下不着地，上下都不沾，只能在京师苦熬了。不幸的是，徐世昌当时便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官阶七品，年俸45两银子，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就没有额外收入，生活是很困难的。 　徐世昌之所以混成这样，主要是他在翰林院不招领导待见。当时在翰林院掌院的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他暗地里给了徐世昌这样一个评价，说他“虚矫过人”，而这话又传到某名高权重并掌管官员升迁的亲王耳中，结果徐世昌就只有做冷板凳的份了。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老兄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 在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徐世昌作为他多年的至交好友，按理应该飞黄腾达，而当时袁世凯也是有意要让他出任国务总理一职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却和王士珍一样，退隐到青岛做寓公去了。 　　原来，徐世昌自认为曾受清廷厚恩，清帝退位时尚兼任太保，如果接受袁世凯的委任，难免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一时之谤”。另外，徐世昌也考虑到民国初年局势不稳，与其去冒风险，倒不如闲居两年，看看风头再说……同时还可以赚个“不负皇恩”的好名声。 　　1914年，袁世凯在镇压“二月革命”后，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这时徐世昌动心了，正当他要登上火车的时候，其弟徐世光抱住他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徐世昌听后，也忍不住与弟弟抱头痛哭。但是，他最后还是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就此沉沦，终老林下，后来还是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并一度参与了洪宪帝制的活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在负责处理完老朋友的丧事后，再度退隐。 倒是张勋复辟的时候，徐世昌一度有点想法。当张勋前来拉拢他的时候，徐世昌则提出一个条件……让自己的女儿婚配溥仪。“女儿做皇后，自己做国丈”……张勋和一帮子遗老遗少听说后，立刻跳脚大骂徐世昌是个“活曹操”（曹操曾经逼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皇后），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价比他们那些干实事的人还要高！于是，双方的合作没有成功，而张勋的复辟也很快就失败了。 徐世昌为官多年，加上仕途之处颇为坎坷，因此他对做官深有体会。后来，徐世昌将他的为官之道总结为四点：一是说话要圆滑，模棱两可才主动；二是遇事要沉稳，不要急于表态；三是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看出对方破绽再出手；四是反应要机警，时候未到要心平气和，时候一到要迅速抓住机会。 在冯国璋下台后，徐世昌凭着他纯熟的为官之道游走于各派军阀势力间，竟也能维持总统之位不倒达三年之久，这在民国史上，仅次于袁世凯的在任时间。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他的诗，人称“超越前人”，书、画也堪称精品，但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是北洋系中是相当高寿的。 　 选自新作《北洋野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2010/04/16  南风窗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上海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体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 “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 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参加写作组 《南风窗》：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 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风窗》：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南风窗》：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写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 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南风窗》：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高处不胜寒 《南风窗》：您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风窗》：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 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南风窗》：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 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一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南风窗》：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 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评说“上海帮” 《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回看向来萧瑟处 《南风窗》：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自由。退出来了，倒了霉了，我也并不感觉自己见不得人。就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摸摸良心，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我当常委、委员，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没有跑过官，上面定的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为毛泽东做事，觉得很光荣。因为当时很多相当重要的事情，都是从毛泽东那里下来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没关系。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在我老师一辈里，也是这样的，尽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愿意不舒服不开心，但到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比如周予同临终以前的陈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得失在一整个大的运动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则的话，你反而给人家小看了。 《南风窗》：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无可奈何？写作组是实践你们的抱负的平台吗？ 朱永嘉：写作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做一点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现实终归是现实，你要在学问上能够有所创见、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人家高兴听你，不高兴由人，是别人说了算。你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成，环境起很大的作用，怎么做，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行人事听天命，你不过就是行人事罢了。 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一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知识分子的光彩不在权力上面，要是硬往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结果的人不会很多。这片土壤上，他们没有办法生长。权力结构上卑鄙龌龊的事情太多了，你没办法在这块土壤上很好地生长，要么你就随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你要想拼命往里面挤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里面挤，还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余地，有的问题可以退出一点。 《南风窗》：经过那段历史之后，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 朱永嘉：过去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依附于皮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除了为权力机构服务以外，独立谋生的道路并不多。在过去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做官，参与政治。孔子那时候讲儒家思想，是从官僚场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点。总体上来讲，他是离不开这张皮的。 (本文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