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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萨克斯曲【Stay with me】演奏 Michael Li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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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回忆录：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2010/04/17

邓力群回忆录：十二个春秋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 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私有化是中国崛起的希望？

2010/04/17

私有化是中国崛起的希望？

作者：寒江钓雪

私有化是指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权将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以及这些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组织或公共财产的全体公民或某一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个别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
关于私有化概念的提法，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可以这样认为，对私有化概念的提法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转化提法；另一派是实质提法。前者是为否认私有化概念的实质内容而提出的各种异化概念，而后者则是直接揭示私有化的实质内容——所有权由公有变为私有的过程。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直接提私有化概念的学者显然是正视私有化这一关乎全体国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品质，还是学术研究者最起码的学术品质和道德底线。但是在金钱万能的市场社会，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分化。一些经济学投机者趁改革之机皈依西方经济学而获得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是可视为所谓的专家、精英），他们利用其既得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地位为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当权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官员进行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
在中国三十年来的私有化运动中，中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对私有化概念理解和使用存在着严重的混乱。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对社会生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甚至可以认为，肇始于对私有化概念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私有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
我们不难发现，私有化的本质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利益之争，即一少部分人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获得公有企业组织及其财产。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包括前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化运动中，一些打着“市场化”、“改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旗帜进行的私有化几乎都是由其代理人（党、政府和企业中掌权的官员）越权违法实施的抢劫活动，是地地道道的犯罪。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就是地道的私有化历史，无论是什么“盛唐”还是宋元明清，中国的社会都是私有化大行其道，但到了上世纪的前叶，中国依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的强暴和掠夺凌辱。我们禁不住要问，那时的中国也是所谓的市场化，也同样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而只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国家建设才一日千里，中国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才真正有了做人的尊严，那样的社会也才是公正、和谐的社会、无数的劳苦大众才真正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
但随着“改开搞”在中国大地的实施，资改派极右势力通过权力绑架和偷换概念的蛊惑，私有化潮流在中国又起死回生，沉渣泛起。他们治理国家所依靠的“专家、精英”们，错误的把世界范围内的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终的、绝对的、将永恒存在的生产关系。他们极力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丧钟就敲响了。
全社会都应关注这样的问题，究竟私有化道路在中国能不能走通？无论是从国家发展与建设还是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三十年来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已重新把人民群众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从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许多的基层政权已成为维持会和灭火队。维稳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打个比喻，一个拼了老命维稳的政府就如同坐在了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国外那么多走私有化道路的国家，而在中国偏偏走不通？
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权贵与资本为了利益的需要结合了起来。于是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极少数成员的极度富有化，而同时却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日益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据2007年一则资料显示，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就占有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年过去，这一数字应该还有所发展。不能否认，伴随着富人们财富的递增，在所谓的特色中国社会，又制造出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群体。于是矛盾日益显现，如果无视这一矛盾的存在聚集与不断发展，那无疑是愚蠢的自掘坟墓而已。
不容忽视的是，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性、最有前途、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是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根本一致的，因此，无视这个社会最广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而妄求一个所谓的“和谐、公正、幸福、尊严”的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般荒唐。
如同一切事物的本身属性一样，私有制也具备着两重属性。一方面我们批判它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伴随着私有制的进程，却正在制造着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岂不是预示着最有前途、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
历史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倒行逆施集团势力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