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摘要：中國人所面對的危機，以西方文明做參照，的確是源自于秦始皇乃至於商鞅所做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我還認為，在中華民族自秦朝以降的傳統智慧中，這歷史性的危機是不可緩解和消除的，充其量只能推遲這個危機的週期性爆發的時間跨度而已。當代中國人除非從西方外來文明中汲取政治智慧，未來的中國人在既往的制度路徑上不斷地重蹈覆轍，將是其註定的歷史宿命。 余去國十年，經常往返於澳洲和中國大陸。雖然商旅生涯耗盡了寶貴的人生大好時光而所獲不值一提，但卻在國內結識了幾位憂國憂民的飽學之士。其中，被我戲稱為“當代隱士”的一位國內友人，每每以其別具一格的高論令我驚歎不已。 以下，就是我和這位友人最近談論中國的歷史性危機和憧憬未來中國社會可能出現的局面和景象的對話記錄。 其中，標記●符號的文字，為喻一梓所言；標記為◎符號的文字，為友人所言。所有對話中的小標題，均為對話整理者喻一梓所加。 一、中國歷史有其內在的演進邏輯 ●老友，別來無恙？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意識的民族。或許還可以這樣說，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歷史傳統的國家，中國可以用文字考證的歷史，最低限度不會低於3000年。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呢？ ◎托你的福，最近身體不錯。 關於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問題，你雖然說的非常有道理，但竊以為並不很準確。 在我看來，華夏民族確實自古以來，對歷史有著一種接近於宗教般的情懷。眾多的歷史陳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在同時代人的眼裏和在歷史的話語情景中，往往大相徑庭，甚至於南轅北轍。中國歷史中的任何一個顯赫人物，只有放到歷史的長河裏去觀照，才能看清此人的真正面目，並比較客觀地評價其行為舉止的意義。 中國的古代和現代，各有一個最典型的文化人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漢代鼎盛時期的司馬遷，因據實為李陵投降匈奴辯護觸怒武帝而被閹，淪為人中次品，卻忍辱發奮，在其不朽的《史記》中為自己討回了歷史的公正，而成就了自己的巨大歷史名聲。現代的郭沫若，雖然在世時聲名顯赫，隨侍在喜怒無常的當代帝王毛澤東周圍，盡享人間殊榮，但在歷史的記敍中，將作為一個專制者的文學侍從和跟班，而聲名狼藉。 中國人的歷史情結就是富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劉徹雖然可以摘掉司馬遷的睾丸，把這個才華橫溢的人置於極端的失敗境地，但司馬遷卻得以用春秋筆法，在《史記》中體現自己的意志，從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把自己的愛恨分明之情，傳之於後世，並使自己附麗於《史記》而流芳千古；郭沫若儘管可以像條變色龍一樣，得以比其主子活得更長而壽終正寢，但其污濁的人格和文學弄臣的低賤做派，將永世被人格清正的中國人所不恥。 無論是漢武帝劉徹貴為天子還是郭沫若作為現代中國萬馬齊喑時代獨一無二的文學家和劇作家，前者在司馬遷的《史記》精神重壓下，後者在其劣跡斑斑毫無人格美感的文字垃圾中，將分別以專制者的暴虐和野蠻，以奴顏婢膝者的苟且和屈從，永遠成為中華民族最令人憎惡的劣質標本。 ●你這樣說，可能並不能得到當代中國大多數人認同。暫且撇開郭沫若不論。據我所知，雖然司馬遷兩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敬仰和推崇，但漢武帝至少在當代中國人所拍攝的影視劇中，其實從來都是作為謳歌的對象而出現的。 ◎這要感謝秦始皇給主宰中國社會的專制者劉徹及其後來追隨者所作出的社會制度安排。 ●怎麼和秦始皇扯上了關係？ ◎當然有關係。中國歷史，自秦以降，就其演進的邏輯而論，始終是在商鞅和嬴政確立的幾個關鍵支點上一而再地重蹈覆轍。 若是由我用“奧卡姆剃刀”來解析傳統的中國社會，其最關鍵的支點有四： 1. 國家最高統治權的傳承，無論是世襲或禪讓，都是專制者一人說了算數； 2.整個社會形態，以郡縣制的治理結構而歸於高度統一，民間自治傳統從來就沒有逾越過鄉一級，現代更是倒退至村一級； 3.國家機器主要是靠暴力手段而不是靠一種真正能夠統攝人心的意識形態來震懾群氓和統治愚民； 4.當國者的治國方略和行政措施，從本質上來看，是與人追求自由的天性為敵，其最主要功能，是用以維繫一種官本位的社會秩序。 你若是用這四個支點去考察中國社會2000多年來的演進軌跡，自可厘清一部中國歷史演進的大致脈絡。 ●難道現代中國依然可以用這四個支點來衡量嗎？ ◎當然。雖然當代中國經歷了30年的所謂“改革”和“開放”，但中國社會的治理結構，卻大致能到大秦朝找到其制度路徑的源頭。 ●你這個觀點確實有點驚世駭俗。 ◎我不過實事求是說出一種大家都能領悟的歷史現象而已。 其實，撇開當年毛澤東“千年乃行秦政制”一語道破天機不論，近代中國和古代中國唯一不同之處，僅僅在於皇帝輪流做。除此之外，近代中國就其常態而言，不過是大秦帝國的翻版而已。不論是誰，只要願意深入到中國歷史中去尋找中華民族屢屢重蹈覆轍的緣由，自可得出同樣的結論。 所以我認為，當代中國人的歷史宿命，迄今依然是在秦始皇所畫的圓圈裏沒有走出來。這就是我對中國歷史演進邏輯的認識。 二、中國目前深陷歷史性的危機之中而不可自拔 ●按照你的歷史邏輯，中國人目前豈不依然深陷於歷史的危機之中？ ◎是的。中國人所面對的危機，以西方文明做參照，的確是源自于秦始皇乃至於商鞅所做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我還認為，在中華民族自秦朝以降的傳統智慧中，這歷史性的危機是不可緩解和消除的，充其量只能推遲這個危機的週期性爆發的時間跨度而已。當代中國人除非從西方外來文明中汲取政治智慧，未來的中國人在既往的制度路徑上不斷地重蹈覆轍，將是其註定的歷史宿命。 ●這是否有點危言聳聽？別說人家西方世界大都在恐懼東方巨龍的再次崛起和騰飛，就連中國自己的主流文化精英，都在展望中國作為世界性的大國再次重現歷史性的輝煌而快速崛起呢！ ◎這是那些對中國社會懵然無知的西方人士無稽之談，也是那些對中國歷史選擇性遺忘的傢伙在癡人說夢。 事實上，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危機，正在迫近總爆發的臨界點了。 ●一梓願聞其詳。 ◎我們要看到，所謂“30年改革開放的奇跡”，不過是漢初文帝景帝時代“無為而治”的現代翻版，外加當代中國人在鄧小平乖巧地搞定山姆大叔，全面友好地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秩序，而搭上“全球經濟一體化”便車的必然結果。 不必諱言，鄧小平所主導的當代中國“改革”，作為一種傳統社會制度的改良，其實連近代光緒皇帝流產了的準備實行君主立憲的改革都不如。因為鄧氏的“改革”，絲毫沒有觸動中國最要命的“官本社會”的基礎。 首先，我們看看中國有一半的所謂博士蜂擁擠入官場，和公務員成為大學生求職的首選，鄧氏所宣導的30年“改革”，不僅沒有把中國源遠流長的官貴民賤傳統加以削弱，反而空前地強化了中國社會“官本位”的色彩。流亡海外的中國學者李劼，把鄧氏改革稱之為“物欲釋放”的改革，確實一語中的。 其次，中國的社會形態，以郡縣制的治理結構所形成的中央集權，歷經30年“改革”絲毫未獲任何有現代化意義的改觀，中國大陸村以上的民間社會自治，幾乎從未提上過議事日程。整個社會的公共權力，依然200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被一小部分人高度壟斷。 第三，在儒教沒落、馬教失敗和毛思想破產的時代，中國迄今尚沒有一種能夠引領13億人民走上精神自我完善之途的意識形態，其自相矛盾的治國思想居然統統被塞進憲法序言之中，國家機器甚至比秦始皇時代更缺乏自洽和自信的運行機制，倒像一具沒有靈魂支撐的怪獸張牙舞爪，橫阻在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之上。 第四，當國者所信奉的治國方略和行政措施，承襲了秦始皇開創的傳統，依然是建立在暴力壓制的基礎之上，與人追求自由天性為敵的性質，一如既往，絲毫沒有值得一提的改觀。各級政府的施政基礎，不是來自於民眾自覺服從產生的權威，而是憑藉暴力壓迫為後盾的強權迫人就範。 僅就鄧小平當國之後的情形而論，自毛澤東思想破產之後，鄧小平能拿上臺面的理論，簡直倒退至人類最蒙昧的蠻荒時代，是那種將永遠會被後人恥笑的“貓論”、“摸石論”和“不爭論”。鄧小平指定的國家最高權力繼承人江澤民，則罔顧執政黨已經徹底走向其理想的反面，成了官僚、買辦和資產階級的“三個代表”的無情事實，居然聽任其思維混亂的幕僚們搞出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三個代表理論”。雖然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構想”和“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社會走出“官本社會”的泥沼，確實是一種很適用的東西，但是，就連胡錦濤本人在詮釋自己的那點東西的新意時，也必須把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爛貨作為前缀，才能取悅於那一幫在旁掣肘的老人們。 尤其必須指出的是，與秦始皇活埋460個儒生、毛澤東屠殺70多萬反革命立威而奠定社會秩序異曲同工的是，鄧小平走上中國政治舞臺核心後，先是用法外的“嚴打”胡亂殺人震懾異議分子，繼之以把坦克開上長安街，下令軍隊進城一路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和學生，以維持一種現代的“官本社會”秩序不可動搖。像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林肯領導的北軍寬容南軍降將，甚至連挑起戰爭的奴隸主罪責都予以豁免的民族和解，對信奉你死我活政治競爭遊戲規則的中國人而言，至少在可見的將來是很難想像的。其最突出的例證是，一個是非如此分明的“6.4事件”，居然被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這三任當國者逆民心而死不糾錯，曆20年都難以塵埃落定，這無疑是當代中國深陷歷史性危機之中的明證。 據傳，胡錦濤在第二個任期坐穩龍椅後，想重演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故技，也對當代中國的異議人群使用鐵拳加以收拾。我估計他若真想“混完任期，全身而退”，其乖謬之舉將十有八九斷送其美夢。因為，中國人歷經30年向西方社會開放，畢竟民智不是和毛鄧時代可以相提並論和同日而語了，其遭遇世界輿論的齊聲譴責和黨內外強力反彈，或“政令難出中南海”被各路諸侯消解其功效將不可避免。 ●鄧小平“改革”的歷史性局限，經你這樣一說，似可成為一家之言。 ◎鄧小平“改革”的歷史性局限，以所謂盛行於漢語歷史圈的“大歷史”觀點來看待，其實再明白不過。當年，唐德剛和黃仁宇在美國曾說，中國自晚清開始的傳統歷史轉型，是中華民族在一個大時段行進在“歷史的三峽”之中。然而，以大陸目前的情形來觀照，他們的這一說法，其實並不成立。至少在我看來，中國的歷史轉型，自袁世凱愚蠢地稱帝而中斷之後，除了臺灣的蔣經國在上世紀80年代為了島內政權的生存，應對來自大陸和外部世界的壓力，而自覺地完成了整個社會形態由“官本社會”向“民本社會”徹底轉化，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轉型，至少截止到今日，尚未真正開始。如果說當年鄧小平做過中國的船長，他毫無疑問在1989年把中國這艘巨輪擱淺和觸礁在“歷史的三峽”中一個名叫“6.4事件”的淺灘之上了。 而反觀同時代的臺灣，自蔣經國“解嚴”和開放“黨禁”、“報禁”所逐漸發育成熟的民本社會，已經完全迥異于傳統的中國社會了。尤其是當臺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在票決中失去政權八年後，又憑藉票決再次重返執政地位，其政權的合法性不僅得到臺灣人民發自內心的確立和高度認同，而且也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重。我以為，在中國大陸繼續抗拒社會轉型若干年後，臺灣會在社會制度優越性競爭中勝過大陸，最遲不會超過十年，必見分曉。 ●你認為臺灣社會轉型成功的關鍵在哪里？ ◎須知，臺灣社會轉型地成功，其真正的秘密在於，是國共相爭敗退臺灣的國民黨自50年代起，就在臺灣全島的縣域治理中，實行了民選行政長官的全體選民票決制。而反觀大陸的行政長官選舉，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近60年間，居然跨越新舊兩個世紀，依然止步于村一級熟人社會。考慮到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基本是上級指定領導人，當代中國的農村基層治理結構，甚至可以說連最黑暗、最糟糕的專制王朝衰敗之時都不如。至少就民間社會的發育程度而言，當今中國大陸連晚清都不如。 而沒有民間社會的發育成熟，所謂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幾近於癡人說夢話。你只要看看當今中國主政者對民間社會的擠壓到了何種程度，就可以知道，那些中國高官們在滿世界不同場合，口裏跑火車一樣宣示民主和自由，純屬他們矇騙西方世界像布希那樣弱智的領導者們的伎倆而已。 ●所以你才說，中國的當下危機，是歷史性的危機？ ◎是的。在大陸13億人真正開始由“官本社會”向“民本社會”轉型之前，中國的危機將持續發酵，直至中國大陸的社會頂層真正意識到，不主動變革則慘死，自覺變革則安樂死，否則，大陸中國的政治改革，將不會在當國者那裏獲得真正的動力。 一個最壞的結局，極有可能是，大陸現政權的治理架構，因為不可預見的國內外變數猝然降臨而崩潰，或是在一幫具有現代情懷的軍人調控中，在一位或一群蔣經國式的人物監國之下，漸次展開中國式的光榮革命；或是重演晚清帝國的悲劇，就像在武昌響起軍人嘩變的槍聲一樣，在中國一個得西方風氣之先的地方出現兵諫式的民主改革壓力，而被動地展開社會轉型。 最糟糕的局面是，執政黨在最高權力傳承中，黨內幫派因為勢不兩立而走向分裂，從而導致中國社會秩序紊亂失序，重演比文革時代更為嚴重的社會失控，在人為的災變中，毀滅相當的人口和社會財富之後，再行踏上恢復國家秩序的道路。 ●你所描繪的中國前景未免令人感到恐怖。 ◎不，我只不過是說出一種大家熟視無睹的社會現實和極有可能出現的社會前景而已。 事實上，中國的民間社會在官權的壓迫之下，就像中國的网民們所說，任何一個黑社會猖獗和公權力為非作歹的地方，都有可能變成下一個甕安；任何一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中國草民，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上場的楊佳。所有這種可能性，都是19年前鄧小平用坦克和機槍阻斷中國由“官本社會”向“民本社會”轉型而種下的惡果。 我雖然對中國未來社會轉型一直保持審慎地樂觀，但是，鑒於目前中國的頂層社會一直在抗拒中國“必然要發生的歷史安排”（此為葉利欽形容蘇共滅亡之語），我估計鄧小平給中國人在19年前種下的那段因果，或許將由他隔代所指定的中國政壇弱主胡錦濤來吞咽。 三、大陸中國人像坐在一艘沒有方向感的船上 ●照你這樣說來，中國人30年“改革”奇跡已成昨日黃花，我們的好日子快過到頭了？ ◎話不可這樣說。也許換過一種說法，可以說中國人的好日子尚未真正開始。 ●有人說中國大陸13億人，是一個深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折磨的苦難民族所組成。其中，最令人記憶猶新和過目難忘的例證，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那位把苦難當幸福咀嚼，並到中國各地去現身說法的曲嘯最為傳神。 你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好日子尚未開始，這確實有點不可思議。這也和你前面所說的內容似乎自相矛盾吧？ ◎你恐怕去國日久，對國內的情形有些隔膜了。就你所僑居的澳洲而論，其社會的真正主人是誰？我以為是由一個個選民組成的人民大眾！而大陸中國卻是2000多年來，一貫制地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僚為民做主。最近，湖南的省委書記張春賢在中國的封疆大吏中率先喊出了“還權於民”的聲音。這無疑是死水一潭的中國政壇一個積極的變化苗頭。不過，據我看，張書記的理念能否被中南海裏那些冥頑不化的執政黨常委們所認同，尚有待觀察，且不容樂觀。 眾所周知，執政黨常委之一的吳邦國於前不久，曾在《求是》雜誌上理直氣壯地撰文，對西方世界確保“民本社會”得以完善和延續的“三權分立”治國理念和架構，公開予以抗拒和排斥。 ●吳邦國一人恐怕左右不了中國的社會轉型的進程吧？ ◎問題是，還有比他更不開竅的人身居要津。君不知中國民間廣為傳播的“向朝鮮和古巴學習”的上諭，曾鬧得滿世界皆當笑談這回事嗎？ 我一直認為，這個上諭一定是被有心人故意洩露出來的，其十有八九是出於讓當今聖上在世人面前出個大洋相的動機。至少，我從當代中國社會近年日趨朝毛澤東所鍾情的舊制度回歸跡象來看，估計它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 ●你要看到中國30年向西方開放所成就的民智啟蒙，將最終遏止當國者開歷史的倒車。 ◎但願你所說的會成為現實。不過，從當國者的思維紊亂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難堪的現實，即：時下的中國大陸，就像一艘沒有方向感的大船被擱淺在一片四野茫茫的水域中一樣，船長和大副們對來自四面的風，全把它當作逆風對待。這個比喻，恐怕最能傳神地詮釋中南海裏的掌舵者們對中國社會穩定的病態追求。 ●中國應該儘快確立社會變革的方向感的緊迫性，不知那些中國的主政者是否真正意識到了？ ◎中國問題的核心正在於此。我不會相信目前高踞廟堂的當國者們看不到歷史前進的必然性。這就正如你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他們或許是因為才具欠佳，或許是勇氣缺乏，或許是擔心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權力和利益毀之於一旦，而成為執政黨的末代掌權人走進歷史，所以，其“混完任期，全身而退”的念頭，無疑是最佳的抉擇。如果換了你我，恐怕把政治改革這個燙手的山芋，讓繼任者去接手處理，也未嘗不是上佳的首選思路。 如今，你只要環顧中國各地，在一個信奉“不出事就是真本事”為金科玉律的體制中，不僅各路諸侯無意于趟政治改革的渾水，而且，身處權力巔峰的人其害怕出事的心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之，我們對張春賢所說的“還權於民”的思想解放究竟能夠走多遠，要不了多長時間就可見分曉了。 ●這就是你所說的中國人好日子尚未開始的理由嗎？ ◎當然。我相信，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不把頭像鴕鳥一樣埋在沙丘中，他都能看到中國社會的亂象，已經不是光憑藉著暴力手段可以消弭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春賢率先喊出“還權於民”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才顯得彌足珍貴。如果張春賢真的有一套“還權於民”的可操作計畫，而不是葉公好龍式地說說而已，那麼，這無疑告訴中國人，就像黎明前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的一抹朝霞一樣，預示著中國“民本社會”的到來，將不以中南海裏的吳邦國那種的人意志為轉移了。 我在此預言，如果張春賢的“還權於民”的主張在中南海裏遭到像吳邦國那種顢頇的主政者扼殺，則中國進入民本社會的和平改良通路將在可見的將來被徹底堵死。那種民間社會期望的通過執政黨的改良而和平實現社會轉型的夢想，將被暴虐者的激烈主張所取代。下一次暴風驟雨式的革命何日到來，那要看中國人的運氣如何了。近則5年左右，遠則不可能超過10年，中國必將再次進入多事之秋而發生政局大變。就我個人的願望而言，我希望執政黨在清理60年來乃至80餘年來負資產的基礎上，實現全民族真正的和解，而真正踏上告別“官本社會”的道路，為中國進人“民本社會”並進而徹底融入民主社會的普世文明做出最後的貢獻。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將完成其歷史使命後，更名成為人民黨或社會黨，繼續引領13億中國人走通中國式的光榮革命道路。 若天從我願，則我所說的中國人的好日子，才剛剛開始。 四、共產黨的前途取決於它領導社會轉型的能力 ●據我所知，你依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且並無退黨的打算。你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在的政黨的呢？ ◎中國共產黨早已經不是奪去政權之前的那個黨了，也不是鄧氏“改革”之前那個黨了，甚至與江澤民當國時的那個黨都不一樣了。 對那些熟悉中共黨史的人而言，其實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政黨，而是混合了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外加毛澤東個人獨裁色彩的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制型政黨。這個政黨憑藉暴力競爭奪取大陸的政權之後，其施政方略和治國理念，一直偏離人類社會進化的主流，是“秦始皇加史達林”而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秦始皇加馬克思”。 雖然中國大陸在共產黨主政下將近60年時間，其成就和罪惡一樣令人矚目，但是，它畢竟結束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亂象，而給了當代中國人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即使是在毛澤東瞎搞的“大躍進”三年和“文革”十年中，中國社會依然處於中央政權可以將觸角延伸到每個角落的有效治理狀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治”、“亂”收放自如，確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然而，當鄧小平啟動其搭“全球化”便車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高度地國際化了，中國的身軀毫無疑義已經走進了現代社會，可是，其治國者的大腦卻依然停留在秦始皇、史達林和毛澤東畫地為牢的圈圈之中。 按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觀點，從文明競爭的角度看待當代中國在世界上可能扮演的角色，中國作為內斂性遠勝於擴張性的國家，在歷史上與周邊世界的互動中，多取守勢，很少以攻勢而咄咄逼人，中國其實成為西方文明的合作者而不是競爭的幾率是很大的。我相信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是完全看到了這一點的。這從美國政府從尼克森時代起，就一直對中國充滿善意，並聽任中國人搭“全球經濟一體化”便車，而不是向對待沙文主義的蘇俄一樣取遏制態度。 ●你的意思是說，中國要出問題，就一定是出在內部？ ◎是的。中國人糟糕的歷史記錄表明，這個國家和民族過不了幾年安生的好日子，就會像翻燒餅一樣自我折騰。你別看如今中國似乎有著某種現代國家的治理架構，其實，它的國家制度遠未定型。 這個國家，迄今依然是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法律而無法治，其國名雖然叫做人民共和國，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九個人共和而已。中國人雖然在近代的國際交往中比較信守承諾，但他們在國內的作為卻毫無誠信可言。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所謂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不過是幾張寫滿字的廢紙而已，想丟進廢紙簍中就敢丟進廢紙簍中。最可笑的歷史記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居然拿著《憲法》想去和党領袖毛澤東講理而被荒唐地瘐斃在監牢之中，其名字還被改為“劉衛黄”。 ●我不太認同你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其實現在西方世界的領袖們對中國主政者的接納程度，已經遠遠超30年之前。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中國社會的進步為前提的。 ◎我從來就不否認中國這30年間的進步。我只是從歷史演進的邏輯看待其社會本質而已。 事實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可以從江澤民寬容身居國內的異議者對現政權的批評中得到印證。中國政治遊戲迥異于西方民主政體的現象是，當那些憂國憂民的異議者和黨內的不同政見者的批評，哪怕再切中現政權的體制性膿瘡，而主政者卻遲遲不加以醫治和改良。這就涉及到一個統治者是否具有良知和道義這樣的核心問題了。 我相信，以你在西方世界遊歷的體會，像河北三鹿混雜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出現的幾率究竟會有多大？特別是四年之前安徽鬧出不含蛋白質的“大頭娃娃奶粉事件”之後，居然整個中國的奶業幾乎會再次陷入幾近全軍覆滅的深淵之中。由此，你就可見中國現體制對社會的有效治理究竟到了多麼糟糕的地步。 ●確實如此。中國現體制不能適應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的思想界幾成毫無爭議的共識。 ◎那麼，我想問你的是，為何中國的執政黨還要抗拒必然要展開的政治體制改革呢？ ●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憂懼政治體制改革會導致蘇聯共產黨一樣的命運，以亡黨而接受整個中華民族的清算。 ◎如果你的觀點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真實想法，那麼，我想告訴你的是：一個現代化政黨，如果對自己的黨所背負的歷史負資產不進行自覺的清算，必然會有它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者來進行清算。當年，鄧小平開始“改革”和“開放”進程之時，曾對毛澤東當國期間的負資產進行過某種程度的清算，以《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自己的治國理念和毛澤東的路線劃清了界限。雖然這個決議是個有著嚴重缺陷的東西，不僅回避了鄧小平自己在反右派運動中應該承擔的責任，而且，對毛澤東罪孽的清算也很不徹底，但它畢竟對走出文革深淵的共產黨，面對即將展開的新時期追趕西方的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起到了凝聚全黨共識的作用。 以此反觀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作為，他們不僅徹底回避6.4事件的問責這個關係民心向背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阻擾人們對文革、反右乃至更早的國家災難的檢討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像這種對自己所製造的罪孽拒絕檢討的現代政黨，世界上還有第二個比中國共產黨做得更糟糕的嗎？ ●對此，我和你的觀點完全相同。中國共產黨拒絕清理自己的歷史負資產，只會給它潛在的掘墓者留下埋葬它的豐厚道義資源。 ◎是的，當中國的社會危機嚴重程度已經超越了中國共產黨能夠化解的能力時，只要加上最後一根稻草就能壓死這個龐然大物了。而如果在中國共產黨能夠有效維持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逐漸清理自己在歷史上留下的負資產，以此向整個民族歸還它積欠的歷史債務，其別開生面將完全不是沒有可能。 ●在這個問題上，對岸的國民黨處理“2.28事件”的做法完全值得共產黨借鑒。當反對派已成尾大不掉形成氣候之時，它是不會任由你來獨自為自己的罪責開釋的。陳水扁之所以能在2000年擊敗國民黨候選人，其“2.28事件”的悲情被無限放大不無關係。 ◎所以，我的觀點是，共產黨不來主動清理自己的孽債，必然會有它的掘墓人來做這個事情。畢竟，民心才是人間最偉大的力量源泉。武器倉庫中的核武器永遠征服不了民心。 當今中國，共產黨人不得民心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它對歷史上的罪孽不認賬所造成的。為此，我實在不明白，兩手乾乾淨淨的胡錦濤為什麼要把自己背不動的歷史包袱扛在自己柔弱的肩膀之上？ 五、對中國未來前景的展望 ●以你之見，中國的未來前景如何？ ◎中國的未來，就其總體上而言，不外乎兩種前景：一是在共產黨主導下，完成中國式的光榮革命，中國人普遍接受先進的民主制度，中國由官本社會成長為民本社會；二是在共產黨內的抱殘守缺者阻擾下，繼續抗拒政治體制變革，共產黨在背離最初理想的道路上走向窮途末路，當中國社會在深重的危機綜合性壓迫之下，其日益走向腐敗深淵的體制無力應對之時，整個社會秩序將必然走向暴虐地失序，13人民將深陷社會動亂的境地，在推倒現存體制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 ●你的這種預測有什麼根據嗎？ ◎我的根據是歷史演進的邏輯和現實社會中危機被熟視無睹的情狀。 古人說，觀一葉落而知秋將至。當代中國所呈現的全局性危機，我相信身居中南海的袞袞諸公其實比我這個山野之人看得更清晰。雖然溫家寶曾引用前人的話說過“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但是，我永遠不會相信那些有著通暢資訊傳遞管道的高層決策者們，會看不到深刻的社會危機正在迫在眉睫。 你肯定也像我一樣認為，任何現代技術手段被引進中國，都是被當局所率先採用。那些跋涉在荒野中求助的訪民們，那些淪為赤貧狀態的弱勢人群，其淒苦無助的慘狀你會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不知道？他們難道不會知道大量陷入絕境的窮人和受欺負、受壓迫的人感到絕望，其實也意味者眾多富人和欺淩民眾的暴虐官員們將面對真正的革命前景？ 我以為，他們之所以遲遲不願意啟動必須完成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性進程，主要還是恐懼從潘朵拉的魔盒中把那個叫做“動亂”的魔鬼放出來。其實，他們恰恰想錯了。抗拒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局，是整個中國社會將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悲慘境地。當被動的社會變革被廣大絕望的民眾自發地展開時，我估計，共產黨被埋葬的結局將不可避免，其呆在臺上的領袖人物，雖然不會都像齊奧賽斯庫夫婦一樣被臨時軍事法庭審判後，身體由亂槍打得像篩子，但若要享受滿清末代皇帝那種遜位後，把紫禁城當樂園的待遇將是萬萬不可能的。 ●再過三年，將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人在歷史中跋涉了一個世紀之後，似乎又回到了他們出發的原點。只不過其革命的物件由滿清帝王變成了一個叫中國共產黨的怪物。 ◎你把中國共產黨叫做怪物，確實很有意思。這個黨雖然號稱有8000萬眾，但我估計它裏面依然信奉共產主義烏托邦仍然是其遠大理想的精神黨員，絕對不會超過10000人。海外的法輪功網站雖然煞有介事地說，中國共產黨的退黨人數已經逾越了4000萬眾，這是不是事實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是，它的工人黨員早已淪為無權無勢的失業者組成的在野黨黨員，它的農民黨員實際上也成了把黨組織當菜園門的自由党黨員，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只有處於執政地位的那部分黨員，估計也就是那2000多萬混跡於各個大小衙門中的那部分黨員，會對党的未來操心吧。 ●一個當年如此富有革命激情和遠大理想的共產黨，居然會蛻變成如此不堪描述的烏合而成的利益集團，真令人不勝感慨唏噓。 ◎這沒有什麼好感慨的。當年，毛澤東於內戰即將取勝而準備進城接管政權之前，曾在延安的窯洞裏和黃炎培對話時，預見了共產黨變質的可能及其防止變質的民主辦法。但是，這個劉邦式的農民領袖，的確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個人誠信的流氓和惡棍。所謂“知難行易”或“行易知難”，只是對那些有著崇高道德追求的謙謙君子才適用的說法。毛澤東並不是認識不到建設一個清廉和公正社會的要義是什麼，可是，人性中所具有的卑劣素質在他身上作用的結果，卻導致他用一個接一個的非民主運動，頻繁地陷其子民於動盪和淒苦的境地。 ●古人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段時間和你閒聊，真是令人頓生振聾發聵之感。 ◎慚愧，真是慚愧。我這些野狐禪式的話語，其實在中國那些開眼看世界的人口中都能聽到。按我的話來講，就是“莫道人間無正義，正義就在民心中”。 謝謝這段時間你帶給我一逞口舌之快的心情愉悅。下次你返國時，我一定要用家中僅存的一瓶20年茅臺陳釀為你接風洗塵。 最后编辑时间: 2010-03-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