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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中国经济眼见着又在回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况，第一季度GDP同比跃升11.9%，增速大大高于上年同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也将中国2011年GDP增幅预期值从3个月前的9.7%上调至9.9%。但在外表光鲜的背后，中国经济却正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想当初，当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泥潭深陷的时候，中国却凭借政府主导的海量投资成功做到 “出污泥而不染”，给自己捞来了一座大大的贞洁牌坊，而现在，国内、国外都逼迫中国经济这位“贞洁烈女”拿出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牌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就呼吁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看来，人民币汇率上调无异于逼中国经济“上吊”，因为该机构进行的压力测试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中国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的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更何况人民币升值3%显然远远不能令国际社会满意。
国内形势也无法令中国经济消停。在政府经济刺激措施的明推暗助下，中国3月份的房价同比涨幅达到11.7%，为五年来最高水平，飙升的房价已经成为国内民怨的最主要聚焦点之一。迫于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务院近日出台了打击房地产投机的“国十条”，力求务必把房价的高涨势头压下去。然而鉴于中国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为房地产所绑架，政府此举的风险性堪比烈女跳河，如果不把戏作足，无法让众看客信服，而如果演得太投入，一不小心真的扑进水里，那后果又会相当严重。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必须在“上吊”和“跳河”间二选一的窘境，其主要症结是，所谓扩大内需、使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最终体现出来的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又是拉动国内投资的主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说，今年第一季度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9%，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功臣；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而当季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同比增长35.1%，比上年同期加快31个百分点。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在抑制房价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控制过严，很有可能让中国经济不慎失足落水。而如果在抑制国内投资增速方面力度不够，中国GDP增幅则有可能在短期内再创新高，这又会使中国继续面临国际社会要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
由此看来，只要中国继续死抱着GDP高增长这块贞洁牌坊不放，中国经济就会继续被房地产所绑架，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会继续成为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两害相权，若是GDP这块牌坊真的丢不得，恐怕只能硬着头皮让人民币升值了。
（刘罡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国运1909》革-命投名状：被革了性命的改革者
2010/04/19 |
不端的年代
1909年6月28日，中国政府任命端方出任直隶总督，接替两天前突然去世的杨世骧。
这样一名省部级官员的任命，却引起了万里之遥的美国的强烈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在次日进行了报道。著名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报道同时透露，总统任命了西弗吉尼亚州前州长Dawson出任驻华商务总监，而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将迅速加强在华外交机构的服务功能。
体制内的改革先锋
48岁的端方，此前担任两江总督。大清国九大总督，上马掌军，下马治民，权力很大。而其中，尤以直隶与两江为重，分别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参与外交与财政。
端方既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又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那桐，著名的腐败分子，与庆亲王合称为“庆那公司”）、端老四（端方）”，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到改革实践之中。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动乱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 。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 “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阴沟里翻船
正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双开”。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五四运动”时著名的所谓“卖国贼”）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 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 (李国杰) 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参阅本专栏2月16日、23日《袁世凯冬眠》及《爱新觉罗软着陆》）。载泽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那“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两个“凡是”：“凡是老太后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老太后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革命的投名状
1911年，静极思动的端方终于再度被启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此时正值中央大力推行铁路国有化，整顿铁路建设的混乱局面。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趁机要求政府承担其公司高管挪用公款在上海炒股造成的数百万巨额亏损，遭到政府严拒，民营公司随即以爱国口号为包装，指责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的“卖国”行为，革命党乘势鼓动，四川局势迅速糜烂。
在这危难之际，端方受命带领湖北新军入川，但造成湖北空虚，武昌暴动随即爆发。消息传到驻扎于四川资州的端方军营，军心动摇。该部本是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的旧部，而且端方待下宽厚，在官兵中很有人缘。但此时，“革命意志”战胜了个人情感，哗变士兵们用砍刀残忍地处决了端方及其五弟、曾在日本学习铁路建设的端锦。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中，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了武昌的“革命者”们作为“投名状”。
根据不被民国官史认可的资料，当时端方已决定带兵返回武汉，但因他从成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军饷未到，士兵们拒绝开拔，并怀疑端方欺骗他们。在端方兄弟被残忍处决后的第二天，成都来的饷银就到了资州。一年后，王国维曾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伟大”的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 （《清代野记》）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深刻地认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 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无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
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秀才娘子的大床与小尼姑的光头，成为阿Q们的革命动力。身处如此“不端”与“不方”的时代，又“端”又“方”的端方，除了悲剧之外，还可能有别的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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