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前线

　　导语：新华网北京4月27日电 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研究机构称，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六成，2030年将达到七成。届时，中国将诞生人口超过2500万的“超级城市”，以及拥有6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城市群。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即将开幕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直面的热点话题。面对“超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出现，中国准备好了吗？

　　在临近上海的浙江省嘉善县，搞了十几年服装生意的周晓春去年开始改种番茄，这是因为世博会每天要求大量的番茄供应。在周晓春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嘉善县位于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每年一半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上海，七成游客和九成外资由上海进入嘉善。这种资本和货物的双向流动给大上海和小嘉善都带来了现实的益处，而这只是中国“超级城市”和它带动的城市群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以龙头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的战略非常成功。1996年就提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三角及长江流域发展”；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再次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包含22个城市，创造了中国21％的经济总量、25％的地方财政收入、24％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3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经济总量已超过不少西方国家。

　　世博会效应在这个城市群中也最为显著。据有关机构统计，上海世博会8年建设筹备期间，每年拉动了长三角地区30％的投资；在举办世博会期间，这一数有望达到50％。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株潭、成渝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群，构成了今天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基本面貌。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上千万的“超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带动这个城市群的发展，而在“超级城市”周边也聚集着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城市。

　　较早起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占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的三成三。

　2009年，中国总体城市化率达到46％，逼近50％的“转折点”。中国在历史上即将首次出现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局面，可谓“自古未有的大变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群在“超级城市”的引领下率先成形。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在逼近顶点，而“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城市化则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上海希望借助世博会的东风，奠定世界级大都市的地位；广州、深圳分别借助珠三角和临近港澳的区位优势，力图在未来的世界都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围绕这些“超级都市”进行的城市群建设，越来越成为当前“中国式”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中国是近年来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安徽大学泛长三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必定说。

　　中国政府在区域规划方面也越来越注意城市群所起的重要地位，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陈宣庆年初即表示，今年中国还将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其中跨省域的都市圈规划引人注目。最近正在研究制定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

　　日前，中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规划。这个位于东北辽宁省、包含8个省辖市的城市群由此拥有了“先行先试”的权利。 顾名思义，这个城市群的核心就是拥有“超级城市”潜质的沈阳。这个拥有700多万人口东北第一大城市对区域内其他七城市辐射和吸引作用非常明显，相邻的抚顺、本溪、铁岭等城市都在与沈阳相连的地方修建新城、新市镇，城市重心明显向沈阳倾斜。

　　对此，辽宁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冯贵盛说，城市群经济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政府的引导和规划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因为这将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改变城市单打独斗甚至‘以邻为壑’现象，形成城市群的合力。

　　尽管城市群发展正“方兴未艾”，但也有专家提醒，即便经济体量、人口密度等已经极具规模，但中国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与发达国家同类城市相比，各方面成熟度仍有很大差距，自身建设尤其是社会服务功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不足更加明显，对周边卫星城市的资源吸附仍然多于反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说，尽管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迅猛，但和美国五大湖区、日本阪神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相比，目前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由市场规律使然形成合理、互补的经济格局也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人造圍城管流民 高牆怎能堵民怨 2010/04/28

東方日報 北京市加強管理流動人口，推出被譏諷為「現代圍城」的有爭議措施。對於流動人口多於常住人口的「倒掛村」，當局認定環境差、治安劣，決定實施封閉式管理，修建圍牆、安裝大閘、規定人車持證出入，並考慮統一安裝攝像鏡頭，實施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控。 這種人造圍城，被網民譏諷為「當代集中營」，而住在裏面的老百姓，則猶如生活在攝像鏡頭下的難民，不僅人格受到歧視，而且人身自由亦變相受到限制。當局人為地將公民分成三六九等，這如何建設和諧社會？ 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每個大城市的周邊，譬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都有不計其數以流動人口為主的聚集地，如果這些地方都採取類似人造圍城的方式進行管理，神州大地豈不是處處集中營？數千萬的流動人員又有何希望可言？ 社會不公 何以維穩 對流動人口的管理的確是中國城市管理的一大難題，這些位於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聚集地也多是罪案的孳生地、社會矛盾的衝突地，但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並不是流動人員本身，而是社會的不公平與不公正。假如政府能夠及時提供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讓這些人口分散居住，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及醫療、教育待遇，又何至於對他們視若虎狼呢？ 綜觀歷史，流民起義是歷代王朝的噩夢，除了外族侵略，幾乎中國所有朝代都是被流民所推翻。一部中國古代史，其實是一部流民反抗史，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流民的防範從來都是毫不手軟。依靠工農起家的執政當局，自然對歷史不會陌生，所以，對流民管理相當緊張。 較早之前，有媒體披露，在北京西北郊的唐家嶺一帶，居住着上萬名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外地大學生，這些人居住在極其簡陋的房屋中艱難度日，有全國政協委員前往探訪時，不禁為這些落魄大學生的困境而流淚。但這樣一個流浪大學生聚居地，在當局眼中也是一顆定時炸彈，不久即以舊城改造為名將其拆遷。 然而，光通過建圍牆進行集中營式管理，或者通過強制拆遷驅散流民，都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根本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對政府而言，關鍵是要給所有公民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建立一個惠及全民的社保體系，以有形的保障消除每個人心中的不安與恐懼，以平等的機會打消每個人犯罪的衝動。這比建多少圍牆、安裝多少攝像鏡頭都強。 這幾年，當局將維穩當作壓倒一切的任務，不斷加強高壓控制，卻根本不願探究產生不穩定因素的根源，因此也就無法對症下藥，真正解決問題。全國公安系統每年的費用高達六千多億元，如果將這些錢用在解決弱勢群體的不公正待遇上，真正鑄劍為犂，又何至於像現在這樣遍地烽煙，各級政府又何必成驚弓之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