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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泡沫後的彩虹︰
實拍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前衛藝術
李厚霖
一年一度的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CIGE）如期和大家見面，雖然大家的心依然沉浸在玉樹孩子悲傷的眼楮中，但藝術的魅力依然讓大家邁入展廳。
藝術可能是造物者賜予人類僅次于經濟創造之外的第二大能力了。在這個世界里，藝術家們會更客觀又更感性的看待這個世界，然後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中，有描述，有贊美，有諷刺，有時冰冷至極，有時又看到希望，甚至直指我們的未來。
我喜歡站在它們前面。
它會讓我用一種解開的心態去看待這個世界，看待自己的事業和生活，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讓我們看到城市消費生活的另一面，體驗生活並不光鮮卻很深刻的一面。面對日益復雜和榨干式的生活，要想讓自己抽離出來，藝術有時是一劑良藥。
總體看來，今年的CIGE總體感覺比去年更豐富，除了常見的幾位藝術家作品，似乎又多出了很多新面孔，作品的豐富程度也較以往更盛。
這幅作品很幽默，也給了人很多猜想的空間，肯定不僅是為了惡搞一下外國政要，但這種預示，是指美國政客很善變嗎？象孫大聖？相信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這是兩個藝術家的現場裝置藝術，（上、左下）是位78年的年輕女藝術家黎薇的《陷阱》，（右下）是旅法多媒體藝術家杜震君的作品《人鯊》。
黎薇的作品很有意思，她的工作方法是先做雕塑，然後像一幅油畫似的給它上色。作品的尺度很大，但畫出來的細節事無巨細、非常震撼，很有沖擊力。從她刻畫的任何人或動物的眼神里甚至能看到它們的過去和憂傷，反映出藝術家的高度認真和用心態度。
這個作品《陷阱》很有意思，現場營造得象一個狗的“自由”市場，預示人們自以為給了動物“家”和保護，但以這種姿態看來，無疑是一種更深度的傷害。
藝術家王慶松的作品《安全奶》（局部）
這位藝術家經常用攝影的形式表現中西方文化的沖突，比如中國近30年借鑒了很多國外的經驗，這些東西加速了中國的發展，但也帶來了文化的負面殘余。這幅作品《安全奶》，用了10個來自不同國家的模特，長桌上灑落著牛奶，作者的用意顯然不是意指那些不達標牛奶那麼簡單，也可能是指不同的文化哺乳帶來的中國發展早熟這一寓意吧。
日用品在藝術上的再創作，已經不新鮮，似乎大家一直都在通過它們重新表明態度，如同貼滿美元的馬桶，畫滿美女與豹子的浴缸，是在說物質黑洞對人的欺詐和吸收，還是在抨擊我們每天在“掙”的東西，不得而知。
當代藝術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大集合，在這里，你看到什麼都是正常的。象上面三幅，無論是仿佛“超市”一角，還是這位推著展品的“建築工人”，包括（右下）這位頭上戴著紙花的參觀者，讓人覺得一切都在參與，藝術就跟《超市》一樣（上方裝置藝術名，作者奚建軍），早就被各種形態“貨品”布滿，什麼波普、裝置、行為、多媒體、反繪畫……，販賣的是概念，購買的是過程。
展覽中有幾幅作品非常具有童心，或者說能看到作者象孩子沉浸在非凡的想象當中。
年輕藝術家孫軼的作品（右上、左上）中充滿著可愛的想象，茫然而認真的大眼楮、假想的機械、憑空而飛的各種物件，和下面兩幅作品一樣，讓大家看到了年輕藝術家們心里未泯的童真。
這兩幅作品未記下名字，卻印象很深，“禪”其實是一種從“實”抽離的狀態，是現在很多活得很“實”的人都向往的境界，但幾乎每個人都抽離不出來，但藝術可以，如在夢中飛起（右），如看八大山人朱耷的魚（左）
藝術家的作品其實充滿細節。右邊是韓國藝術家李東孝的作品（局部），他用常見的螺絲釘釘在原木上，然後有彎曲，再統一打磨得異常光滑細致。形成的圖案有聚散、有韻律，節奏感非常強，拋開作品內富寓意不說，光是這些形式上的美感都足以讓人品上十分鐘。
而且從近兩屆CIGE中發現一個特點，來參展的日、韓藝術品都傾向于裝飾化和實用性，他們的作品做工都非常精致，除卻在美術展里看到之外，真想帶回家做裝飾。它們同這幾年中國藝術作品所表現出來強烈的意識形態不一樣，也不知道這是藝術發展的必然，還是中國的藝術井噴之勢太強所致。
藝術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每次走出展廳都如同洗腦一般，但外面的世界仍在轉動，人生要想如同藝術般千變萬化太難了，大多數人還是按照既定或習慣的模式生活著，但我們可以選擇有一雙觀察的眼楮，去發現這個世界，去發現我們每個人、每一天當中的彩虹。
三個經典的“上海牌”男人︰
余秋雨、韓寒、周立波
周澤雄
三個“上海牌”男人︰余秋雨、韓寒、周立波
最近一兩年，有三個上海男人最能引起國人的“上海牌”聯想︰老牌的余秋雨、年輕但並非新銳的韓寒，以及新銳但已人到中年的周立波。有趣的是，這三個男人，給上海制造了風味各異的笑聲，玩味這三種笑聲，我們可以獲得觀察上海的別致角度。
細究起來，余秋雨先生並非上海人，不僅他的生長地不在上海，他的立身行事，舉止進退，無論你欣賞還是討厭，也都談不上海派，地道的上海人很難從他的作派里嗅出同鄉氣息。韓寒是上海的異數，他是一個只能從個體角度加以評價的青年，他對上海的批評雖有某種必然性，但他出生于上海則純屬偶然。把韓寒與上海聯系在一起，無論韓寒還是上海官方，都有點尷尬。再有就是如日中天的周立波先生了，這是一位不僅以上海人自居、以上海話為榮、以上海灘為界，還得到上海人廣泛認同的娛樂界明星。所以，真要從個體角度考察上海人，周立波不失為首選。
我只听過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大上海”那場戲，據說那是他最火爆的演出。我比周立波略多幾枚馬齒，且自幼生活在上海，所以，周立波嘴里的過往一切，我無一陌生。就那場表演來說，我高度理解外地朋友的詫異感。實際上，假如你既听不懂上海話，又對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缺乏體己了解，那麼，你只能欣賞不足十分之一的周氏精彩。當你意識到自己已被周立波排除在目標觀眾之外了，卻還要堅持買票入場，那無非就是圖個熱鬧了。周立波的魅力固然是一個磁場，該磁場卻兼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若試加破譯，周立波的秘訣在于︰用公共演出的方式，談論私人聚會的內容，從而成功地把公共地帶變成私人場所。他用此法漂亮地哄住了本地觀眾，當觀眾發現自己成了某個私人俱樂部的成員，一種類似部落忠誠的情感便最大程度地得到了誘發。若將周立波的演出縮微化，我們會發現“弄堂文化”乃至“亭子間文化”的里子。
周立波的演出，對觀眾是一種邀請︰他的大量包袱笑料，對觀眾有一種依賴性——換言之，那未必是一種絕對的笑料。後者如我們看卓別林的電影，或在書中讀到前賢往聖的俏皮話，哪怕我們膚色、種族、身份各異，也照樣受到感染，因為作者展示了一種純粹的幽默質地。反觀周立波的著名包袱，如“打樁模子”（滬語，意即“站在街頭的人”），觀眾若在經驗上缺乏預熱，會頓覺索然無味；他關于“大蒜”和“咖啡”的著名比較（周立波不樂意別人拿自己與小沈陽作比，戲謔曰︰“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能一樣呢？”），其娛樂因素只有結合了地域間的敵意，才會產生。可見，周立波的演出不僅依賴于地域，還尤其倚重地域情感。他“弄松”（意即“捉弄”）東北人的著名說法“奈伊做脫”（意即“把他干掉”），出彩的前提在于下面坐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多年來在以趙本山小品為代表的北方“二人轉”說唱藝術里受夠了窩囊氣，他們懷有強烈的迎頭痛擊欲望。于是，當周立波替他們出了一口鳥氣，觀眾就回報以如潮掌聲。听上去，這是一筆情感交易，周立波受到上海人的委托，對東北趙本山、京城郭德綱等人予以痛擊，上海人出于感謝，把周立波的演出門票一再炒高。最近，“奈伊做脫”已成為上海球迷的招牌語，一種巫氣十足的咒語，在上海大鯊魚籃球隊主場對壘其他球隊時，球迷們會齊聲高叫這四個字。
就周立波來說，他通過“懷舊”這塊觸媒，點燃了上海人激情的突破口，不失為一種成功，我願意為他喝彩。但就上海人來說，他們的懷舊感表現得如此濃烈，則又不無可議。我不得不說，上海人的情感趨向是回溯型的，畏懼瞻前而迷戀顧後，從城市的精神狀態來說，多少有點萎靡。我們知道，與“閑坐說玄宗”相映襯的，只是一群“白頭宮女”。
在上海因為周立波的出現而貌似不斷得分之時，韓寒則通過自己的博客，迫使上海不斷失分。周立波使上海人進一步獲得恥笑他人的理由，韓寒則反其道而行之，讓上海成為民眾的笑料。被周立波逗樂的，多半是上海本地人；被韓寒笑醒的，則缺乏地域特征，上海人貌似還居于少數。周立波以娛樂市民為首務，韓寒的諷刺對象，則集中在上海的官府身上；周立波的娛樂性，與他一再聲稱的文化素養無甚干系（熱衷于如此聲稱，不過透露出周立波缺乏文化自信而已）；韓寒雖聲稱很少讀書，也懶得以知識分子為標榜，卻實實在在地體現了公民批評的知識分子本質。兩人制造的笑聲，能量上也許非常接近，性質上卻截然相反——其實，我們若真按上海人“世界級大都市”的自我期許來衡量，說韓寒在更大程度地給上海加分，也未嘗不可，前提是上海的行政大員承認並善待韓寒的批評。因為，在諂媚和歌頌里不可能誕生真正的世界級大都市，一座城市的偉大，與它面臨的批評成正比。我們不能想象紐約、巴黎、倫敦不存在自身文化的批判者，尖銳的批評乃是城市內在的清道夫和精神上的啄木鳥；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一座充滿肉麻頌贊、其主要領導人每天在新聞的頭版位置向市民發布重要講話的城市，一定具有深重的壓抑感，並在精神氣息上無限趨近“危邦”氛圍。
相形之下，余秋雨之于上海，越來越具有悲喜劇的特征，尤其在他嘩動天下的“含淚門”和“詐捐門”之後。余氏的招牌笑料，一般都出自一種獨特的莊重嘴臉，無論他意欲表述的內容如何讓人錯愕（比如對“大師”的怪味理解），他的神態語氣永遠是一派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的大宗師模樣。正是表情與內容的嚴重錯位，制造出奇妙的喜劇感。鑒于余秋雨與上海官方的形象有某種捆綁關系，他的“大師工作室”得自官方授意，並非民間自發的認同。這樣，當余秋雨春風得意之時，上海的形象會隨之攀升，仿佛增添了幾分人文氣；一旦他頻頻上演讓人嘩然的情景鬧劇，上海的形象指數只能隨之下跌，世人的負面評價，也難免轉嫁到上海人頭上。這正是捆綁機制的厲害之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具有蠻不講理的掛靠性。
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
當然，借取三個男人的視角，只是一種娛樂式觀察法，上海作為一座特大城市，其城市特征肯定不會被三個男人輕易代表。據最新統計，上海的常住人口已達1900萬，一個如此規模的城市，讓任何人來代表，都會顯得粗枝大葉。
說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認為他們是中國最遠離“爺們氣”的一群男人。說到爺們氣，我又認為那是一種表面上最疑似、骨子里最遠離男子漢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爺們氣最遠，我視為優秀的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男人在脫盡爺們氣之余，又未能成功地把自己轉型為充滿進取精神和責任意識的現代男性，甚至沒有表現出正向這個目標趕路的樣子，這導致上海男人作為一種審美形態，還處于未完成之中。他們尚未找到“爺們氣”的替代物，故而容易在視覺上遭人詬病。
其實，那麼多人前僕後繼地去听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大上海”，本身也說明了今日上海的動蕩性及當年上海的停滯性。他們希望在劇院里勾留住一段過去的時光，或許折射出他們對今日上海的焦慮、惶惑及不適。以不久前讓上海灘聲名掃地的“倒鉤”（即“釣魚”執法）為例，“倒鉤”原是上海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切口，指那些不上台面之人所做的不上台面之事。干這種事的人，用上海話說，若非“弄堂口立立的朋友”（指游手好閑的小混混），就是“山上下來的”（意即蹲過監獄的人）。但堂堂政府執法部門公然如此設局，足以讓老資格的上海人大搖其頭，大嘆其氣。在我眼里，這種行為很不上海；我們很難相信，真正的上海人會如此下作。上海人對于做事，另有一套評價系統，他們通常不會從合法或正義的角度進行考量，但會格外強調做事的規矩及活兒的干淨。上海俗語里對于做事規矩及手法漂亮，有大量詞匯；對于做事的糊涂和下作，也有同樣多的蔑稱。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風，對其反面“拎不清”，則充滿鄙夷。詞語會支撐觀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對“倒鉤”事件的第一感覺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干的——除非，“山上下來的”已紛紛當上了公務員，其中一些人還戴了頂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及過度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對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市民心態，進行了一次滄海桑田般的調整。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及“新上海人”的涌入，也給上海的市民結構進行了一次換血般的大洗牌。回頭想想，曾經受夠了上海人歧視的甦北方言，已在這座城市消失很久，我們耳邊也不聞寧波阿奶的細軟聲音久矣。真正的上海，理應是充滿變動的，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本身就是變動的產物。當年的上海灘，在民國政府的有效管理下，一度欣欣向榮，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亮點。至于周立波嘴里的上海，倒是被一種不正常的政治、經濟環境所強行凝固的格局，若非人們天性喜歡懷舊，那個上海原本不值得多加懷戀。今日上海正處于急劇變動中，以房地產為例，大量本地人及所謂的“新上海人”乃是房地產熱的受益者，他們不僅迅速改善了居住條件，還至少在名義上，使自己的家庭資產急劇增值。未能在房價非理性攀升前及時買房的原住民，以及大量本地和新近來滬工作的年輕人，則成了相對最不幸的群體。城市改造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似乎導致了城市心理板塊的分崩和漂移。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一個表達希望的句子。說到希望，眾所周知，它既可以是信念之本，也可以是忽悠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