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成交瞬间。作者：杨可佳

中新网5月18日报道 5月17日晚11点半，在火热拍卖中的中国嘉德2010春拍近现代书画 “借古开今—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及同时代画家”专场上，众所期待的张大千晚年巨幅绢画《爱痕湖》终于登场。经过近60轮激烈叫价，以人民币一亿零八十万元的天价成交，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同时，这一价格也创出张大千个人作品成交新纪录，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价格新的里程碑。

据中国嘉德近现代及当代书画总经理郭彤女士介绍：“此幅张大千名作是首次出现在市场，作为最能体现现代意义中国文化新形象的作品，一经露面便引起了海内外众多藏家的关注，先后有10余位场内和电话委托的买家参与竞价，大家不仅为这幅作品本身的魅力所吸引，同时，这幅作品也让市场领略到现代中国水墨极具冲击力的全新感受，市场用顶级的价格证实了其无与伦比的魅力。去年秋季可谓是中国古代书画的一次高潮，而今天中国近现代书画首次突破亿元价格大关，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新的里程碑，一定会引领今春近现代书画市场迈上新台阶。这一新纪录诞生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也再次征实了中国嘉德的品牌魅力与实力。”

此件绢本《爱痕湖》为张大千1968年所作巨幅绢本泼彩，宽76.2厘米，长264.2厘米，画面描绘的是远眺瑞士亚琛湖所见，与张大千平生巨构《长江万里图》创作于同年，为张大千《爱痕湖》系列中最精彩、尺寸最大的一幅。该作品于20世纪60年代曾获展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的著名画廊，2003年又获展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两种文化之间》(Between Two Cultures)大型中国现代艺术展，是艺术史界共认的张大千泼彩山水最精彩的作品。

画面前景为青翠的山峦，后景则一泓湖水，掩映其间；湖的后岸，又有淡墨、淡彩勾勒的屋舍。作品采用的手法，为张大千开一代画风的“泼彩”：抽象的墨与彩“泼”出的山，如海浪般汹涌于画面；清晰、谨饬的房舍，则静处于“波涛”间。构思的宏阔，与细节的清晰，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张大千化用西方抽象派艺术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水乳交融之作，也是以现代的语言，对北宋雄伟山水的现代性翻译，不仅是张大千的艺术臻于化境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最成功的“现代性突围”。1968年巡展后，张大千本人亲自将本作赠予现藏家。

作为当晚第1125号拍品，此件作品于晚11点半左右上拍，当拍卖师报出900万起价后，即有数位场内和电话委托买家迅速加价，互不相让，众多场内藏家甚至都起立关注叫价情况，场内数次响起掌声，加价至4000万时，另一位买家直接出价5000万，随后加价至7100万时，还有新买家进入，最终，经过20余分钟紧张争夺，由一位电话委托买家以一亿零八十万元人民币将此名件收入囊中。

据悉，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当代书画将继续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上拍至5月18日。

揭秘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相逼”下慈禧决策过程 2010/05/17

新华网 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 　　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涉法弹压解散”，(《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不准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按照习惯，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最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月底，义和团蜂拥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们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们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们，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淹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做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便是李鸿章亦有“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毕命。” 开会 　　像在庚子事变之中、之后，接二连三掉了脑袋的朝廷大员们，赵舒翘也许只是一个牺牲品。 　　谁也无法忖度老太后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义和团到底是何等模样？在她心里，局势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到这一年，她执政已届四十年。她早已成为一个娴熟的政治家。她历经政治上的惊涛，也亲自体验过战争骇浪，性格坚毅，决断不二。多年的政治生活也让她心思深沉，轻易不外露，连身边服侍多年的宫女都觉得她心比海还深。 　　多年以后，她在历史书上的形象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然而能够成为几十年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才力决非一般。对于义和团，她的心情极为矛盾。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什么“扶清灭洋”，她当知晓这一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们，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也就在这天，拳民们在天津落垡车站破坏了京津铁路，和聂士成军开战达两小时。 　　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们吵成一团。会上明显分作两派。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于6月14日所上的一份奏摺里，对此讲得极为明白：“今廷臣持论，约有两端，均非弥患之道。一则谓该匪声势已大，宜一律痛剿，以除内乱。此未免不分良莠，殊失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一则认该匪为义民，欲倚以剿灭洋人。此论虽出血诚，召乱尤速……”(《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徐桐(汉族，大学士，大阿哥师傅)、崇绮(满族，同治岳父)、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们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仇洋派们完全主导了这次会议。 　　饶是如此，慈禧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断。6月6日到8日，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同时，6日的宫廷会议决定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武卫中军停止剿拳行动。6月7日，大批拳民公开进入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北方初夏绿意盎然，点缀着古老帝都的沉重色调，空气中尚遗留着槐花的香味。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初夏，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上下都认为太后无疑是支持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端郡王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北京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普通人”在王府里进出。府邸大门口香烟缭绕，念咒声，附体声，声声入耳。义和团成了城中热门话题。 　　任命 　　京城铁铺日夜打造刀剑，生意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疯长。京郊各县乡的武器也纷纷运输进入京城，而官府居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许，这可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之事。 　　巡视铁路沿线回京后的荣禄觉得事态严重，请求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主持朝政。 　　6月9日，慈禧重返紫禁城。 　　6月10日，她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名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皆为仇洋派。庆亲王庆亲王奕劻没有了实权。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外国人尤其视为太后和外国决裂的决心。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这位在史书里被描述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因为娶了慈禧的内侄女，而从毫无希望的“公”爵摇身成了郡王。他被过继给瑞怀亲王，被封为贝勒，以后承袭的也应该是“瑞郡王”，由于办理手续的大臣写了错字，结果成了“端郡王”。在1899年以前，这位满清王爷的身影并未闪现在中国的权力中枢。 　　直到1900年1月1日。 　　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仪为同治皇帝子嗣。年轻的中国皇帝为自己没有生出儿子惭愧，为自己气体违和惭愧。各国公使们则频频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表示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首脑。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为一位中国皇帝体检──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紫禁城瀛台，用当时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听诊器压舌板为光绪看病。关于皇帝企图逃跑的消息在民间四处流传。各国公使们则实打实地发了份外交照会，说明如果光绪不明不白死去，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中逃到国外的康有为此际也向全世界发电，号称华侨们起来反对慈禧支持光绪。 　　满心期望着儿子承继大宝的端郡王由此成为铁杆的仇洋派。无疑，慈禧对于关于最高权力任何风吹草动的高度敏感，载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废黜光绪遭到了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借用一下底层的政治力量未尝不是一着妙棋。普遍的说法是载漪不断挑起慈禧对洋人的痛恨。同时，又在老太后心里为义和团加码。慈禧西逃之后，曾回忆当时：“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 　　太后可能是将了端王一军，这位从1854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毒害的老迈之人的澹妄之语。赫德无疑也抓住了慈禧太后的部分心理。毕竟，6月10日的任命并未显示出太后抗洋决心已定。 　　这一天，西摩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犹豫 　　慈禧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义和团在北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帝国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又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抵抗。6月10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万人，董福祥后军11000人，共25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代驻防，袁世凯右军7营7000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京师庆亲王奕劻统领的“神机营” 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1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决定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同时，她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这证明赫德所言未尝不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6月11日和13日前往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11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总署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 13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因为西摩联军的撑腰，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联军暂缓进京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 　　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之下，慈禧已有决心抗洋。 　　宣战 　　6月15 日，北京的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就在这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联军，近百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不可恃，不能倚靠他们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说道。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偃旗息鼓。 　　会议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令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于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次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折返城中。朝廷在17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天，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了。 　　就在这天，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学者相蓝欣多年来潜心研究义和团，他在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们认为，照会里的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该是由端郡王所伪造，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为人持重主张剿拳的荣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首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漪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恸哭不已。在一片激愤中，慈禧宣布：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兼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炮台是否失陷成了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18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目以“汉奸”，差点被斩首。 　　慈禧还在等待裕禄进一步的报告。 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在24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回圜余地。孱弱的皇帝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相对。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联元，这位勇敢的满族大臣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命令草拟《宣战诏书》。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的满汉大臣们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炮台，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他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封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毋需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曰甚一曰，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朝廷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看历史》供新华网专稿 主笔 庄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