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三次出面表示反对。

　　朝鲜战场险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的日记记载：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据《文史参考》披露，1950年入朝的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是针对前一天杜鲁门的讲话而写。“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29日，他决定出兵3个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蒋介石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

　　反对攻击越南和大陆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根据这一则日记可知�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次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显然，“‘不令’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bR>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北越发动战争。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国步兵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为了反攻大陆，支援法军，蒋介石于当年2月命其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一项“雷州半岛方案”。其内容是，在广东的雷州半岛登陆，以之为“第一滩头阵地”；向北，进攻广东、广西，威胁南宁；向南，进攻海南岛，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蒋介石觉得，这一方案“或易为美国所接受乎？”

　　从蒋介石的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反对。

　　反攻大陆拒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召见叔明(王叔铭， 1952年升任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蒋介石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蒋的梦想，因此，对蒋的军事援助也不很积极。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 ”。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毛泽东的“养生十六诀”：遇事不怒，基本吃素 2010/05/17

长沙晚报 　　毛泽东主席长期保持充沛的活力，活到了83岁高龄。毛主席的养生心得用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这是毛主席1958年总结出来的“养生十六诀”。 　　毛主席十分重视心理健康，认为心理健康的突出标志是乐观。我们回顾毛主席的伟大一生，会发现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长期受到错误思想排挤，可他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朝气，况且，一直保持到他的迟暮之年。毛主席的同事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长期被其幽默和风趣的性格感染着。正是情绪上的乐观，使毛主席长寿。 　　对于饮食毛主席强调“基本吃素”，何谓基本吃素，就是主要吃素食。当然，同时可补充少量荤食，他老人家最爱吃具有家乡风味的红烧肉和火焙鱼。毛主席饭量适中，天天都要吃清淡的蔬菜和豆类，这里要插一句，在延安期间，由于条件限制，曾长期食用黑豆，因此，他老人家对豆类食物颇有感情，而这些豆类食物极具营养价值。 　　在锻炼身体方面，毛主席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每天都要散步。同时，他常常劝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活动，要自己照料自己，不论天气如何都要散步。”另外，毛主席还喜欢一样运动，那就是游泳。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散步和游泳是运动中的最佳搭档，这两样运动，都可有效避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毛主席十分注意生活的节律，为自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生活制度。无论是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毛主席除了专心致志研究工作外，还经常从事适量劳动，他反对追求舒适享受，反对游手好闲，反对体力和智力上的怠情。 　　毛主席的养生心得，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十六个字。而靠着这十六个字，毛主席既活到了83岁的高龄，又在事业上为人类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作者： 黄显耀

乾隆的本来面目：掌控老臣争斗 成得利渔夫 2010/05/12

北京晚报 在荧屏上播出的历史剧中，皇上大多都很“高大”，特别是康雍乾三位。这里，仅以鄂尔泰与张廷玉的人生遭际，说说历史上的乾隆其人。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逝世，乾隆(1711-1799)继位，这年他24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不过，他的老子临终嘱托里特别交待：“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一朝天子一朝臣，刚坐上龙椅的弘历，面对着两位前朝老臣，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鄂尔泰(1677-1745)，为满洲镶蓝旗人，任过广西巡抚，云贵总督，雍正朝授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十年，为首席军机大臣，备受器重。雍正还为皇子时，曾拉拢他作为私党，被断然拒绝，没料想雍正反而对他肃然起敬，并授其重任。张廷玉(1672-1755)，汉人，因授课皇子，得雍正赏识，擢礼部尚书。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雍正对他十分信任，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以表其辅佐之功。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交张廷玉全权规划，厘定制度，订立章程，由于擘画周详，设计完密，深得帝心，倚为股肱。据说，有一次张廷玉告病假，雍正坐卧不安。近侍趋问，他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否？”众人惊讶不止，他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乾隆是个强人，强人的特点是他替别人做主，而绝不接受别人替他做主。鄂尔泰比乾隆长34岁，张廷玉比乾隆长38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乾隆非得接受不可，难怪他会恼火窝心！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轮到他主政，却似乎拿这两位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但乾隆还是横下一条心，要干掉他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鄂尔泰树大根深，其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族要员。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阁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著文自诩：“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与张廷玉壁垒分明，不相水火。一直等着两位老先生，出格、犯规、惹事、闯祸，有个什么闪失，好来收拾他们的乾隆于是通过一系列的案件：一，乾隆元年，鄂党张广泗、张党张照，先后出兵贵州的相互攻讦案；二，乾隆六年，鄂党仲永檀、张党张照，泄密受贿彼此揭老底案；三，乾隆十三年，处死鄂党张广泗兵败金川案；四，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姻亲涉及吕留良文字狱被罚巨款案，以及发动朝臣攻击张廷玉不当配享案；五，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摩生诗抄》文字狱案发，因系鄂尔泰门生，虽死也遭清算案……终于将他俩修理得体无完肤而离开人世。 　　应该说，乾隆前期的治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辅导员，可两位老人家没料到“鹬蚌相争”的得利渔夫。多年以后，乾隆笑谈这两位老臣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耳！”这话显然说得有点阴，有点损——这种挥鞭驱使的主宰语气，这种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跳不出掌心的从容口吻，我们对乾隆的本来面目，由此可窥见一斑。 　　李国文

谁给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幸福晚年？ 2010/05/10  　几天前，从网络上看了一部欧美拍摄的反映追剿二战时期纳粹潜逃战犯的电影，影片中那个藏匿了几十年的纳粹老教授只因有受害者指认告发，便被人用担架抬着回去接受迟到的战犯审判…… 由此也让我想起了在二战时那些残害中国人的日本战犯中，其中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首要战犯，竟在某些中国人的帮助下巧妙地逃避战犯审判，度过了幸福的晚年，高龄老死在家中………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长，是出兵中国山东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主凶之一；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同年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武官；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侵犯华北，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 2部部长、第2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日军侵华期间，他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 中国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罪恶滔天。1945年率领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1945年8月，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然而，冈村宁次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千千万万中国人鲜血的战争罪犯，竟然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他列入首要战犯，�?946年8月和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中国许多民间团体一致呼吁将他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他………　冈村宁次却十分安全地躲在中国南京鼓楼金银街4号一座幽静的高级别墅里悄悄地写书呢！他先后写出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剿共指南》等书，他是在给谁写书呢？当然是在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了，因为只有蒋介石急需要跟中共打内战，才需要冈村宁次来当他的高级军事顾问。 　　对于冈村宁次这个日本首要战犯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海内外各界舆论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日本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予以搪塞。1948年3月，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必须在4月底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结束所有日本战犯的受审审判工作。 　　194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拒绝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押解冈村宁次的请求，决定在国内单独审判冈村宁次。 　　当时，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国民政府军方高层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宁次获得“自由”，而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那些文官们则顾虑国内外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认为不审判冈村宁次起码在社会舆论上说不过去，会由此引来后人唾骂，等等。 　　据冈村宁次的个人回忆录记述：“ 1948年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汤恩伯的回忆录也有如下记述：“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1949年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了宣判，判决书全文如下：“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冈村宁次无罪。” 据南京中央社1月26日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冈村宁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迅速在国内外陡起风波。 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就冈村宁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审判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的声明指出：“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风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中共中央声明播发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此命令扣压不发。 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当天晚上，汤恩伯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赶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美国轮船 “维克斯”号原本预定30日开船，但汤恩伯安排冈村宁次等人提前一天住到船上，因为当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再说汤恩伯也不敢把李宗仁的命令扣压的时间过长。为防意外，只好让他们提前住到美国人的船上。 　　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由于当时日本战后经济十分困难，冈村宁次等人手里没什么积蓄，生活十分窘迫。恰在此时，迁往台湾的蒋介石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专门特聘了一批日本战犯为高级教官，冈村宁次还是该院的特聘顾问，薪水和待遇甚至比国军将领还高出许多。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公开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些日本战犯持以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这批日本战犯在日本受到冷遇，但却在台湾受到了欢迎。 在台湾期间，冈村宁次多次受到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亲切接见，被视为贵宾享受到很高的礼遇，经常出席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官举行的重要活动，还作为高级顾问应邀到台岛各地四处巡游观光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进一步抬头。冈村宁次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宁次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教育“启示”日本自卫队青年官兵。接受这件事情后，冈村宁次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直到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第二次上台后，才于1969年底公开出版它。　 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冈村宁次回忆录的出版，在日本近邻国家中引起了极大义愤。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突然发去世，时年82岁。一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首要战犯就这样度过了晚年，老而死去了，这对于千千万万饱受日军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大的遗憾，但也有更多的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