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很可能是长着长长牙齿、嗜食同类的小型“食人魔”

　　据《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在南非的一处岩洞里发现了最早人类的骨骼。研究表明，这位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很可能是长着长长牙齿、嗜食同类的小型“食人魔”。

　　据报道，科学家在南非豪登省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一些远古人类的头骨碎片、牙齿、下颚骨及其它部分骨骼。研究表明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科学家将其命名为“豪登人”(Homo gautengensis)。

　　“豪登人”生活在约60万到200万年前，身高仅一米，体重约50公斤，能够用音节简单的语言互相交流。与现代人类相比，“豪登人”前臂较长，面孔突出，牙齿很长，脑容量则较小。

　　尽管“豪登人”的牙齿证明他们已经开始食用植物，人类的祖先却绝不是素食主义者。在被发现的骨骼上有焚烧和剥掉皮肉的痕迹。科学家认为这证明这个男性“豪登人”曾是同类的盘中餐。

房价劫持了中国的未来 2010/05/28

薛涌 　　上海的世博正在轰轰烈烈举行，但是“逃离北上广”正暗潮汹涌。高房价使年轻一代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纷纷作逃离的打算。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健康调节。 　　市场调节真这么灵验吗？笔者一贯认为，市场上的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伤害中国的竞争力。“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显示出：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北上广”的性质。 　　“北上广”被称为“一线城市”。所谓“一线城市”，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广”外，深圳、天津、重庆等大都市也可勉强算入“一线”之列。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外资、发达国家的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贸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这种“外来影响”遍布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哪怕中小城镇的经济也瞄准着国际市场。但是，内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经济，离开了“一线城市”的服务则很难运作。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1980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城市高房价剔除社会创造力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20、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20。在硅谷年过40就“老了”。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想想看，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 Money）与“新财富”（New 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貝肯山（Beacon Hill）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这种“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中国刚刚经济起飞，就要用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如此一来，“北上广”就会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蜕化为寄生阶层的堡垒。“逃离北上广”所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作者在美国波士顿的大学任教   兴奋与疑虑：中国吞噬着非洲？ （图） 2010/05/28  兴奋与疑虑：中国吞噬着非洲？ 全球化进程中，先是中国捷足先登，现在，作为发展地区的非洲，成为所有国家争取的对象。只是对此的讨论不在非洲进行。 要论象征，莫过于此。今年，正当半个非洲大陆都在庆祝摆脱欧洲殖民统治50周年的时候，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于4月3日为一座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纪念碑是朝鲜替他修建的。 纪念碑引争议 2007年中国出口方向 53米高的"非洲复兴纪念碑"刻画了一对男女带领他们的儿子前进在充满曙光的大道上。这座纪念碑从思想上分裂了塞内加尔这个曾被欧洲人最早建起的非洲殖民地。直到今天，塞内加尔仍在非洲大陆的思想界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该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嘲讽这座纪念碑是现实社会主义的艺术劣品；伊斯兰教徒则认为它亵渎真主；反对派指责说，这是年事已高的总统表现出来的狂想症。总统为这座巨型纪念碑耗费了2500万欧元的国家税款，他还规定，参观纪念碑收入的35%流入他女儿管辖的一个基金会。 瓦德总统曾提出"非洲复兴"的口号并同南非总统姆贝基一道为塑造非洲人民的觉醒意识做出了贡献。当年看好瓦德总统的人，曾认为他有勇气进行改革。现在正是这些人被瓦德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无比。非洲最著名的音乐家尤索·恩多（Youssou N'Dour）说："我不参与对这座纪念碑的评论。" 不过，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这座纪念碑标志了非洲对欧洲的抛弃。对许多非洲人而言，亚洲是富于前景的新大陆，或者，借用塞内加尔政府描述纪念碑的话，"非洲已从荒芜中起飞，正在冲破黑暗，飞向光明。" 最富于偏见的言辞要首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讲话。2007年7月26日，萨科齐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对一批大学教授说，非洲的问题在于，非洲人"还没有进入历史"。此后，非洲愤怒的知识分子出版了无数本专著，专门批驳萨科齐总统的言论。在非洲人看来，正是欧洲，尤其是法国，以这类傲慢无知的态度，做着同历史告别的事情。 亚洲成为非洲发展楷模 亚洲正在通过它的发展规划走出政治冰期、完成经济改革，并由此指明前行的道路。在亚洲，人们看到的结果是高速成长的经济、威权统治推行的现代化建设、高速开发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机构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切正中非洲威权统治者的下怀。他们现在终于有了专制统治的可能，并同时避免像过去那样将民众领入灾难的深渊。 中国早已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每年，中国从苏丹、安哥拉进口大量原油，从刚果、马达加斯加进口矿物以及木材。中国则向非洲输入劳力和水泥，它们是变相的资本。目前，有大约100万中国人生活在非洲。中国企业在非洲修筑水坝、发电厂、飞机场、公路、政府大厦、体育场馆、酒店以及居民住宅区。2008年底，主建三峡工程的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非洲承建着大约80个大型项目，还有很多处于筹备阶段。2010年第1季度，非洲每天向亚洲提供175万桶原油，同比增加65%，同出口美国的水平旗鼓相当，其中，三分之二运往中国，剩下的运往印度和印尼。 中国正在花大力气争取赢得尼日利亚的青睐。尼日利亚不仅在萨哈拉以南拥有非洲最大的石油矿藏，同时也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地处非洲西部，既是中国工业的大宗供货商，同时也是它的客户。2010年5月14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价值238亿美元的合同：中国为尼日利亚国有原油公司承建三个现代化的炼油厂。这是中国迄今得到的最大单项非洲订单。整个工程的结构组成也颇令人费解：该项目的主人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供货商则多为尼日利亚公司，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项目融资，据说资本将主要来源中国。 这一大宗合同能够帮助中国实现拥有尼日利亚产油量六分之一的梦想。去年，中国公司已为此投入了300亿美元。今年5月初上任的尼日利亚新总统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被普遍认为是力主扩大尼中关系的人士。 不过，最近以来，几乎亚洲以及拉美的所有新兴工业国家都希望得到非洲的喜爱，不论是巴西，还是印尼：日本培育出新型大米品种；韩国构思了"绿色长城"项目，以阻止非洲沙漠化的继续发展；印度希望恢复传统的同东非国家的交往；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刚果加工铁矿砂；以色列向非洲派遣军事高参；俄罗斯则输入飞行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矿山工业也早已在非洲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非洲能源冒险：俄中是最大的玩家" 这一切不过只是开头而已。萨哈拉以南蕴含丰富的矿产、大湖区的石油资源、南部尚未利用的耕地、刚果河的水力资源、北部的太阳能潜力，都在向人们张开渴望投资的双臂。几内亚拥有丰富的铝铁矿产资源，由于对此的争夺不断国际化，巴黎出版的一份非洲专业杂志甚至要求举行一次新的"柏林会议，专门解决开采矿山问题"。历史上，宗主国为瓜分非洲殖民地，曾于1884/1885年间召集过柏林会议。这份杂志称，"如今，这场非洲冒险游戏中，最大的玩家成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非洲政治家对人们涌入这块最后的尚未开发的土地深感兴奋，但老百姓却对此深怀疑虑。同欧洲老板比起来，中国的老板更肆无忌惮，更唯命是从，他们对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不感兴趣。中国进口到非洲的产品，不论是卫生纸，还是肥皂，不论是电插座，还是建筑材料，或者是楼房道路，质量都是非常低劣。中国的廉价小商品充斥了非洲的市场，中国的小商贩开始受到当地人的嫉恨。中医中药虽然在非洲让人平添好奇，但却望而却步。非洲人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中国男人更对非洲的白菜感兴趣，而不是对那里的妇女，这一点常常被非洲人理解为精神发育不健全。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和物也好不了多少：印度人是无可救药的种族分子，伊朗 汽车耗油太多，只有日本越野车受到非洲人民普遍的好评。 非洲没有对亚洲的强势或弱点进行过公开的辩论，要有，也是在很小范围。2006年，赞比亚举行总统选举时，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萨塔（Michael Sata）以反对同北京建立友谊为口号，在许多中国公司所在的大城市居然获得了很多选票。那也是非洲国家首次对中国扮演的角色进行的第一次辩论。这样的辩论在苏丹和安哥拉这两个对中国最为友好的非洲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管理着总价值为200亿美元的中国国际投资基金在非洲的行动不断引发争议。这一基金最早创建于香港，现在很可能以新加坡为中心，连同分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分公司一道，它们很少公开露面。在安哥拉，他们的一些业务因为缺乏透明度而没有成行，而这恰恰发生在石油工业很不透明的安哥拉，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中国驻安哥拉使馆同中国国际投资基金拉开距离，使馆愿意强调，这个基金不是国有企业，但该基金的上层领导却经常陪同中国政治家出访非洲。 在非洲，人们还把中国当作一个整体在对待，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几乎总是同时出现，非洲人几乎没有缘由把不同的个人进行区分对待。这一点增大了对中国在非洲活动进行严肃细致总结的难度。 西方关注中国的非洲战略 相比之下，有关中国的辩论在老牌工业国家进行得更为频繁。对中国怀疑论描述最全面的当数4年前法国记者米歇尔（Serge Michel）和比雷（Michel Beuret）合写的专著《中国非洲：北京正在抢占黑非洲大陆》。去年，该书发行了第二版。这两名作者描述了一幅昏暗、但却经过翔实调查而得出景象：中国向苏丹和津巴布韦的专制统治者提供武器，在刚果非法砍伐树木，在赞比亚压迫人民以及搞种族主义，在尼日利亚做不正当生意，在安哥拉不守诺言。该书称，非洲过去怀有的希望全部破灭："在非洲，中国已落俗为普通国家，它已开始变得同其他外来国家并无二致，它也建有自己的安全警卫队，也被腐败丑闻缠身，也对当地人民采取歧视态度。" 对此的驳斥偏偏来自美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美国，似乎任何一种同布什总统时代的怀疑论调拉开距离的行为，都成为了一种时尚。2010年年初，美国布劳提加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出版了题为《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历史》的专著。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国看成是行善者：中国在安哥拉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在几内亚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利比里亚进行充分的投资筹备。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布劳提加姆说，欧洲人将资金大多数直接交给了非洲政府，而中国则将资金多半交给了自己的公司，让这些公司在非洲开展项目，日本过去也奉行这种方式。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驳斥了有关中国在非洲活动的谣言及其神话，比如在利比亚购置地产，在刚果开设棕榈种植园，在几内亚收购矿山资源。布劳提加姆写道，以上这些"项目"，不是杜撰出来的，就是比在海外传言的规模要小得多。 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恐怕更多地反映出法国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心态，而不是非洲的态度。而这恰恰是亚洲获胜的又一特点。现在到了非洲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 作者：DOMINIC JOHNSON /李鱼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