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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
“大总统”徐世昌与五四运动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都不得罪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为此徐世昌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
然而徐世昌当这个总统是很难受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之初，徐世昌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5月5日，众矢之的的曹汝霖首先向大总统递上了辞职书。徐世昌对曹在竭力挽留的同时也颇多慰言:“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并请他“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随后，又以类似的语言慰留陆宗舆。另一方面，在教育总长等的强烈要求下，徐世昌也于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仍然表示出一种要平息事态的态度。
5月下旬，五四运动范围不断扩大，从北京波及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迫于形势，徐世昌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明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演说、散发传单；加强舆论控制，实行新闻检查；任命仇视学生的军阀王怀庆代替李长泰为步军统领。在巴黎和会签字与否的问题上，徐世昌也改变了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于5月23日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即使不能保留山东条款，也要全约签字。次日，政府把主张签字的通告致电各省，名为征求意见，实为争取支持。6月3、4两日，北京学界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根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还在北大外面搭起帐篷，包围了北大。
然而“六三”事件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从上海开始，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只好再次改变策略，先是“丢车保帅”，于6月10日下令辞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既而施行“苦肉计”，自己主动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徐世昌的辞职立即在政界引起了震动。辞职书刚送到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就亲自登门把原件退回。而徐的政敌、在运动发生之初曾经大骂徐世昌的段祺瑞，这一次则亲至徐宅，对徐世昌进行挽留。次日，各地挽留徐的电文也像雪片般地飞来，一时颇有“总统一职非徐莫属”的势头。至此徐算是稳住了阵脚。
6月28日，徐世昌亲自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五四运动要争取拒签的目的在表面上已经达到了，徐世昌本人也算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回到位于天津的公寓，过起了诗、书、画陪伴的“隐逸”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诣很深，且颇有成就。他的诗、书、画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退隐后，他在北京的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副，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也未可知。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李贤哲
杜拉拉热折射中国中产阶级愿景
2010/05/28 |
作者：贾选凝
亚洲周刊
作为《杜拉拉三：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书的宣传语，“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杜拉拉”，正在当下中国成为“杜拉拉”热的生动表述。
2007年，首部《杜拉拉升职记》问世，持续八十八周雄踞“当当网”小说类排行榜榜首，一夕之间，被外企员工奉为职场“红宝书”，引发“杜拉拉热”。2008年，该书推出繁体版，和续集《杜拉拉二：年华似水》，影响力扩延两岸三地，“杜拉拉热”持续升温。今春，由原著改编、徐静蕾导演的电影版，和张巍(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编剧的电视剧版“杜拉拉”相继热映——电影版上映十二天内，突破一亿(约一千五百万美元)票房。电视剧版在浙江金华新闻综合频道首播后，旋即引发收视热潮。紧随其后，《杜拉拉三》于四月出版，瞬时全国热销，为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淡季，注入惊人活力。
三年间，杜拉拉风潮一路席卷了中国整个中产阶级，乃至一众外企高管上层。超越以往的商战小说，《杜拉拉》系列首先扣准了外企生态。据新华网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两百强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一百五十三家，占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出口额度超过两千五百亿美元。因而，外企在当下中国社会拥有不容忽视的市场份额。外企的文化价值塑造了员工特别的生活方式，但在杜拉拉系列出现前，却并无作品以现实主义方式表述过这种价值。
这是《杜拉拉》在外企圈子里，迅速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它的受众不仅限于中产阶级，也涵盖了中产之上、作为外企高管群体的上层阶级，所有在外企Office工作的人，都能从书中找到折射自身位置的镜像。
作者李可，身为职业经理人，供职外企长达十余年，对于外企生态环境，有极精准洞悉。不同于许多商战小说，李可不去讲述一般意义上的生意经，而是使用一种全知社会学观点，展现作为现代性组织的外企内部结构，包括人与人的内部互动和文化氛围的独特性。小说中大量展现了外企职场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办公室政治、新兴生活方式、人际与爱情关系等，并将这些具体问题与企业运作目标充分联系起来。
《杜拉拉》所呈现出的外企独特运作方式、人文环境与格调，和传统商战作品所记述的国企、民企生态截然不同。杜拉拉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也不同于经济地位与之相当的国企、民企及上升企业高收入群体。外企中产阶级是中国近年来新生的力量。
杜拉拉系列在描写企业内部运作特点和实际操作时，也代入大量经典管理学思想，例如被无数次强调的HR结构化面试理论STAR (Situation,Task,Action,Result) 原则，和高管及经理人变被动为主动的目标管理SMART (Specific,Measurable,Attainable,Relevant,Time-based)原则等。使得外企高管读者，将其当成企业管理的教战守则。
此外，也有人将《杜拉拉》系列看成是中产阶级女性发声的独立宣言。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今年二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目前约为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约有两亿九千九百多万人，并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这一比率，在京沪等大城市中会更高。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日趋转向相对稳定的「橄榄形」。中产，已悄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
电视剧版《杜拉拉升职记》的编剧张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这样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大代表城市，杜拉拉式的中产阶级，或说白领阶层，平均年入二十万人民币上下(税前)，需要供房供车，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的年龄段内。”杜拉拉，正是符合此定义的中产女性典型。首部小说收尾时，她升至人事行政经理，年薪税前二十三万。而至小说第三部，她的年薪已达三十万，步入由中产向上层的过渡阶段。
张巍认为，杜拉拉的独立性，可以代表中国当下新一代职场女性的集体诉求，且以八十后外企女性为主体。她为剧本收集素材时，曾前往多家外企，眼见许多八十后外企女员工，认真用红笔在小说内标记杜拉拉语录。而杜拉拉语录，正是充分表现杜拉拉独立个性的处事格言。
杜拉拉系列传递的中产女性自主观念，与香港著名女作家亦舒小说的主旨——重视都会女性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不谋而合，恰似中产女性独立宣言在京港两地形成的相互映照。小说中的杜拉拉，不去巴结上司，爱情也只是一条轻描淡写副线，十分类似亦舒对女性的期许——性格独立、不依附他人。也正如亦舒主张女性应寻求经济自立，杜拉拉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诸如：如果DB炒她鱿鱼?如果新人出色过她?如果跳槽后工作不好……危机感促使她不断奋斗、寻求升职加薪、获取经济独立与社会承认。
与舍弃职场主线和企管愿景、将爱情副线格外强化的电影版不同，张巍认为，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承担极大娱乐传播功能。因而电视剧版力求秉承原著精神基础上，再进行二度创作——立足现实，超越原著。张巍坦言，她希望写出女性独立面对困境、走出困境的过程。她的杜拉拉不需要流于华丽表面：喝咖啡、开小车、用笔记本、坐飞机。但一定可以展现出外企白领女性的真实状况。
电视剧版杜拉拉，上有生病老父，中有渐行渐远闺蜜，前有上一任男友劈腿，现有上司对其不满。同事倾轧，男友恐婚，在外企工作五年，连升两级，付出的代价却是五年里日日加班，积攒的年假不曾使用过便已报废。年薪最终尽管达到二十三万，能负担的也不过一处上海远郊住房，和一部不足十万的经济适用型小车。我们看到杜拉拉只身在异乡工作、独自养育父母，而男人的份量，是次之再次之。这其实正是希冀步入中产阶层的八零后职场女性们的共同愿景。她们懂得经济独立才会带来感情独立，因而首先追求独立自主。
以杜拉拉为范例的中产女性，有个人职业规划和明确人生定位。她们因富有专业能力而获认可，而非通过爱情或身体。为着自立，尽管辛劳，但她们锲而不舍。
中国“杜拉拉现象”，是媒体现象，文化现象，更是经济现象。原著所提供的丰富意向，给予读者多重启发。电影版力求突出外企Office时尚感，夸大原著爱情副线。电视剧版试图开创 “中国职场情感剧”先河，承袭原著精神。
追寻新的生活方式
而作为文化现象，“杜拉拉”代表了一种追寻生活的新方式。当外企文化遭遇中产阶级，便孕育了一种强调与国际接轨，强调游戏规则的外企中产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不只限于中产阶级，还可以推演至整个外企生态系统，它同中国固有的、强调政党与单位的文化大相径庭，故而，是一种全新文化价值。此种文化价值，依托外资企业近年在中国快速成长。外企文化不再是势单力孤的“他者”，而成为全球化趋势下，西方现代性生产与中国在地文化相融合的新型价值。这种价值，借由杜拉拉系列，得到清晰梳理，故而备受中产阶级推崇。
当“杜拉拉”成为一种经济现象，它的特点，则不仅是新一代职场女性的独立诉求，更有企业价值与人文价值结合后，对企业内部体制进行改善的动力。外企作为在中国享有四分之三出口市场份额的经济活动平台，需要不断优化内部结构，合理配置与管理资源。而从事外企管理活动的高管阶层们，也能从杜拉拉系列所给出的管理愿景中，感悟到一份属于他们的思考。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杜拉拉”，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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