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張志新宣判死刑時的情況 兼評蘇鐵山的蠻橫
作者：姜萬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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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張志新宣判死刑時的情況
兼評蘇鐵山的蠻橫
5月22日，蘇鐵山率40多人大鬧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聯系到他在2009年3月發表的《曆史大背景下的張志新案》，我認爲他不是誠實的人。
一、關于張志新被割喉管
蘇鐵山在《在曆史大背景下的張志新案》一文中說：“張志新案在那個年代（1969——1975）是一個正常處理的案件”。他用了許多文字論證，得出結論說：沒有“割斷張志新喉管”這件事。只是“對張志新做了割破聲帶的手術”。
我認爲，蘇鐵山和他所引用的陳禹山、張志勤、許俊基、郭羅基等人的文章中關于張志新在宣判會前、宣判會上、宣判完了這一過程的描述，有多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爲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場宣判會的見證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于沈陽，1948年參軍，曾在第四野戰軍《後勤》報社任見習編輯，1957年在轉業後的地方單位被錯劃極右分子。1968年又升級爲“反革命集團骨幹”而被判刑20年，關押在沈陽第二監獄（大北監獄）服刑。
第二監獄（大北監獄）坐落在沈陽沈陽市大東區聯合路與北海街的交叉路口處。
我關押在第二大隊，張志新關押在第三大隊（女監）。
1975年4月4日早飯後，整個第二監獄的犯人都集合列隊到三大隊的操場開宣判會。
三大隊對外名稱叫“新生油脂化學廠”，全關押女犯人。三大隊的位置，在整個第二監獄（大北監獄）的最南端，院內西側有一個可容納一千多人的大操場，操場的東北角有一座二層小洋樓，是三大隊管教幹部的辦公樓。辦公樓和操場的東邊就是女監的監舍和生産車間。
我所在的二大隊包括一中隊（再生膠廠）和二中隊（印刷廠）。二大隊在三大隊的北側，兩個大隊之間由一堵高牆隔開。我當時是在二中隊（印刷廠）。
我們進入三大隊操場時，靠南邊已有多個中隊的犯人列隊，靠南邊席地坐好，我們中隊就靠北邊席地坐下。我們隊伍的右後側就是那座三大隊幹部辦公的二層小洋樓。
犯人隊伍面對的西側擺放一張普通的木桌，就當做主席台。
犯人隊伍到齊後，過了很長時間也不宣布開會，也不知道等什麽。4月初的沈陽天氣還是比較冷的。俗話說“冷尿熱屁”，我們犯人雖然穿著棉衣，席地坐久了也來尿。憋不住尿的犯人們就不斷地走到所謂“主席台”左後側的一塊小空場撒尿。這個撒尿場就在大隊犯人們的衆目睽睽之下。因爲管教員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視下監看，也不管人們的羞恥感，就是女犯人們也不過只能低頭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們怎麽樣解決她們的憋尿問題。犯人們上前撒尿的越來越多，絡繹不絕，以致惹得管教員們不斷地喊“別去了，別去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描述犯人們撒尿的場面，是爲了說明我們等待時間之長。
大約等了一個小時，正在我們納悶爲什麽還不開會，突然聽到右後側小洋樓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腳鐐撞擊聲：稀裏嘩啦，稀裏嘩啦，稀裏嘩啦……，把我驚得回頭一望，只見幾撥人急速地從小樓前門出來跑向主席台，他們一共是五撥，每一撥都是由二名“軍管”（解放軍戰士）左右夾著一名雙臂反綁、下戴腳鐐的犯人飛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會走，是被拖拽著、像拖死狗一樣，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腳鐐的撞擊聲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從小樓門口到主席台前，約100米的距離只約一分鍾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徑賽場上的速度。這樣的陣勢給我們犯人造成極大的驚駭和壓力。
就在我們驚魂未定，心跳不已，前邊宣布公判大會開始。這時我們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兩名軍人架著，他們胸前的衣襟都濕了一片，嘴裏還流著涎水，還有鼻涕。當時我以爲是天氣冷凍的。他們五人都是有氣無力的樣子。他們一直默默無聲地聽著宣判。宣判後，就把他們架上汽車拉走了。
宣判時那幾人的名字我不記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傳張志新事迹時，我就知道那天被處決的女犯人是張志新了。
如今回想，我認爲：
1、在大隊犯人等待的一個小時內，是在小樓裏對即將被處決的五人施行“手術”，即蘇鐵山所謂的“割破聲帶”。
2、那一次被割破聲帶的不只是張志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可以證明，當時這種非人道酷刑已不是個案，而是形成制度的。這就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性格。
如今蘇鐵山聲稱“沒有割喉管的事”,只是 “對張志新做了割破聲帶的手術”。這是玩弄文字的詭辯。
首先，“割破聲帶”是刑罰、還是普通醫療手術？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類疾病需要通過割破聲帶來治療其疾病？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類疾病需要通過割破聲帶來治療。所以，“割破聲帶”只能是對人的生命的摧殘，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毛澤東時代的創造。
其次，蘇鐵山把割破犯人的聲帶這一酷刑說成“手術”，並且說“（經了解，此種手術，對其他死刑犯也曾做過）。就我在那一次宣判會上所看到的五人，可以推定都是被 “割破聲帶”了的。而蘇鐵山竟輕飄飄地用“手術”一詞帶過，可見其內心如何陰暗、無人性。
再次，在推翻國民黨統治過程中，共産黨總是指責國民黨殘暴，如何如何殘殺革命者（政治犯）。可是我們都知道陳鐵軍和周文雍在刑場上高呼“讓劊子手們的槍聲作爲我們婚禮的禮炮吧”時，國民黨不但沒有給他們“割破聲帶”，甚至連口也不堵。方志敏犧牲時，挺胸昂首，敵人讓他轉過身去。他笑著說：“我都不怕，你們怕什麽？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彈是怎樣射穿我的胸膛！”還揮起右臂，用盡全身的力氣高喊：“打倒帝國主義！”、 “共産黨萬歲！” 瞿秋白犧牲時，高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兩相比較，是國民黨殘暴呢，還是蘇鐵山先生們極力歌頌、留戀的毛澤東時代殘暴呢？
二、關于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的問題。
蘇鐵山在《曆史大背景下的張志新案》一文中說：“連毛澤東餓死了三千萬人這樣的天大謠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毛澤東時期所犯錯誤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陰謀曆史學”。
關于這段曆史公案，還是先引用一些共産黨內高級領導人的話來讓人民公論吧。
1、1960年“信陽事件”爆發，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真正感到形勢十分嚴峻。“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①1 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②（引自《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這一事件中，信陽地區死了100萬人。
2、江蘇省寶應縣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絕大部分爲缺糧餓死。（見《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頁）
3、江蘇省高淳縣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見：錢剛、耿慶國合著：《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頁、第582頁）
4、1980年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爲四川餓死人在1200萬。（見楊繼繩著：《墓碑》第二十三章）
5、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結果，認爲安徽餓死500萬人。（同上，第二十三章）
4、以上僅舉幾例，更全面的調查，由著名作家、《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楊繼繩編著的《墓碑》一書，引證了大量檔案資料，確認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爲3600萬。此書在內地不准出版發行，後在香港出版，內地卻封鎖不准流入。蘇鐵山先生們，你們若認爲餓死3000萬人是造假、是給毛澤東造謠、是陰謀曆史學之作，你們可以向法院起訴，並把《墓碑》一書向全國人民公布，讓全國人民來批判，來鑒別，究竟是“陰謀曆史學家”造謠呢、還是你們在極力掩蓋曆史真相？
你們敢嗎？
三、關于宋彬彬改名
蘇鐵山先生在攪鬧涵芬樓時當衆聲言：“說宋彬彬改名爲“宋要武”根本沒那回事。宋彬彬過去叫“宋彬彬”，一直叫宋彬彬，現在還叫宋彬彬。從來沒有改名爲“宋要武”。”“我跟宋彬彬多次通電話，她都說從沒改過名。”
那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刊載的署名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 宋要武（宋彬彬）”，標題爲《我爲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爲？
四、 幾句簡短評語：
1、蘇鐵山利用“割聲帶”與“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認對張志新實行了慘無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詭辯說成是“手術”，這不是正派人所應有的誠實態度，而是潑皮無賴的作風。
2、蘇鐵山把割犯人的聲帶這種酷刑，輕描淡寫說成是“手術”，可見其精神世界的陰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殘殺猶太人的冷酷相並論。
3、蘇鐵山面對大量檔案文書、史料，面對千百萬死難者後人的控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硬要說餓死3000萬人是天大的謠言。從治史的態度上說，客氣說也是不嚴肅，認真說，就是有意掩蓋毛澤東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別人在搞“陰謀曆史學”，還是你們一夥在掩蓋曆史真相，搞陰謀？這樣的品質怎麽可以擔當“國史學會的副秘書長”？
4、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宋要武”，是當時登上各大黨報，並且，各地廣播電台反複傳播送，紅衛兵小報傳得滿天飛，盡人皆知的事實。如今卻矢口否認，這是無賴作風。中國老百姓有句話，叫做“好漢做事好漢當”。如今賴賬，是因爲自己也認爲是醜行，反悔。如果真誠認錯，公開向人民大衆道一聲歉，人民也不會揪住你不放，因爲當年你也不過是個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悔過可以，賴賬不行。想當年率領女紅衛兵鬥爭走資派時，是何等豪氣沖天，如今卻賴賬。還要搭上個蘇鐵山替你做伥鬼，雙雙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姜萬裏
2010年6月4日 記于沈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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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研究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及其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NHK纪录片精选: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后的证言
| 中国古代最壮观的一次大逃亡
2010/06/10 |
中国古代最壮观的一次大逃亡 史话
一列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前后绵延80余里。夹在队伍的中间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有的也穿了士兵的服装，步履蹒跚，显得有点不伦不类。队伍的外围是全副武装的士兵，盔甲铠亮的精骑，时不时的来回穿梭着，催促队伍快点前行。队伍很噪杂，孩子的啼哭、女人的吆喝、士兵的怒骂、战马的嘶鸣……各种声音混在了一起，与这支拖家带口、辎重疲沓的队伍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副毫无生气的黄昏景象。这副场景，不是胜利后的凯旋，也不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是北燕灭亡后的举国大逃亡。
队伍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北燕的第二任皇帝冯弘。此时的冯弘，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完全没了昔日的王者威风。他即将去投奔另一个国家，北燕的近邻高丽国，此去前途未卜，再回故土不知何年何月。他现在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的王宫早已被他亲自毁灭，熊熊的烈火此时仍在燃烧着，带着往日皇宫内的欢声笑语，慢慢的化为灰烬，一起弥漫在空中。他疲惫的看着这支逶迤前行的队伍，发出几声无奈的叹息，无数的辛酸往事涌上心头。
说冯弘辛酸，并不是为了辉映这个逃亡的凄凉场景，而刻意的杜撰，这该是冯弘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落到这般田地，完全是受北魏挤兑的，冯弘一步步妥协，北魏一步步紧逼。就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被一帮手持棍棒的凶神恶煞们追打，越是苦苦求饶，对方打的越是起劲。冯弘被挤兑的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信心，最后才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去，这并不是冯弘心甘情愿的。他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心里很憋屈，却又诉说无门。
冯弘，字文通，是北燕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帝王。他的哥哥，北燕开国皇帝冯跋，在路卫兵看来，不失为一位有魄力的君王。在治世上，他很开明；在军事上，他懂谋略；在政治上，他善用权术。在他的治理下，北燕富国强兵，百姓安居乐业。他毅然将女儿乐浪远嫁番邦的义举，让北燕与强大的北魏和柔然，形成相互掣肘的铁三角，北燕也因此在夹缝中存世二十多年。然而冯跋的晚年，却出现了王位之争，冯跋也因惊吓而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冯弘也是在这次皇室之乱中登上皇位的。公元430年，冯跋病倒在床，生命垂危，谁来当接班人就成了问题。他本来立了太子冯冀，结果他的另一个老婆宋氏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于是假传圣旨，不让别人进宫探视冯跋，全面封锁消息，就等着冯跋蹬腿上西天。尽管宋氏做的很隐蔽，但最后消息还是走漏了。武将出身的冯弘，当时是北燕的骠骑大将军，不由分说，带着一伙人就冲进皇宫兴师问罪，结果误闯冯跋卧室。冯跋本就病的一息奄奄，这下连惊带吓，就此一命呜呼了。冯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废掉太子冯冀，自己做了皇上。在路卫兵看来，冯弘恐怕早有称帝的野心。兴师问罪本也冠冕堂皇，可是事情解决了，本该拥立太子继位才是，自己当皇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同为北燕的皇帝，相较冯跋，冯弘在各方面都很欠缺，他缺少冯跋的气度和能力。更不幸的是，他也没有哥哥那样幸运。冯弘在位时，北魏正是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拓跋焘亲自领兵征讨柔然，“前后归降三十余万”（《魏书》），虏获牲畜百余万匹（头）。拓跋焘马踏柔然，不但让北魏有了稳定的大后方，而且获得了充裕的物资，为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解决了柔然，北魏继而便把目标锁定了北燕，于是北燕不可避免的成了北魏要吞下的下一块肥肉。涫担非械乃担庵智榭鲈诜氚现凑砥诰鸵殉趼抖四撸还侨玫姑沟姆牒敫狭烁稣虐樟恕?bR>
北魏击破柔然，打破了当年乐浪公主远嫁后形成的三角平衡，北魏和北燕的军事冲突便提上日程。延和元年，亦即公元432年，拓跋焘“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魏书》），开始为攻打北燕做战事上的准备，拓跋焘更是亲临辽西，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冯弘看情况不妙，“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想讨好拓跋焘，拓跋焘根本不吃这一套，大兵继续推进，包围龙城（北燕都城，今辽宁朝阳）。冯弘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出城作战，结果大败而归。
面对北魏大军的咄咄逼人，北燕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余郡来降”，就连冯弘的儿子冯崇也投降了北魏。被拓跋焘封为辽西王的冯崇，主动上表拓跋焘，“求说降其父”（《魏书》），要求去劝降父亲。但此时的北燕，无异于北魏的囊中之物，拓跋焘灭燕之心已决，所以没答应。
焦头烂额的冯弘，迫于战事压力，不得不在第二年“遣其给事黄门侍郎伊臣乞和”，亲自表达了想投降的意愿，然而拓跋焘仍没理会。无奈之下，冯弘又向南朝的刘宋“称藩奉贡”，乞求荫护，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冯弘依旧不能摆脱眼前的窘境。被挤兑的实在没法子了，冯弘最后一狠心，于太延二年，亦即公元436年，“遣使朝贡，求送侍子”（《魏书》），给北魏进贡物品，还要将儿子送去做人质，以博取北魏的信任，完全没了皇帝的架子。既便这样，冯弘仍旧遭到了拓跋焘的断然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北燕败亡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就像北燕的太常杨昬说的，“魏举天下以击一隅，理无不克”，人家魏国组建了多国联合部队来打咱们一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事实上，面对北魏的进逼，“燕日危蹙，上下忧惧”，王朝内外早已人心惶惶，根本无心恋战。其实，冯弘对这个结果也不是没有预期，他之所以一直这样死撑，也因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自己想好了后路，就是投奔一直和北燕交好的近邻--高丽。“若事急，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通鉴》），大不了投奔高丽国，将来找机会再报仇。
当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冯弘就只剩下高丽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冯弘最终却死在了高丽，不能不说是历史给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冯弘先向高丽借兵，以做困兽之斗。高丽还不错，“使其大将葛蔓卢以步骑二万人迎文通”（《魏书》），然而杯水车薪，北燕与高丽的联合大军，仍旧不能抵挡北魏的铁骑。彻底绝望的冯弘终于下定决心，焚烧宫殿，举国东迁，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其实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冯弘是个缺少谋略而又鲁莽的人，他在高丽的行径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冯弘逃到高丽后，一开始高丽王对他还不错，北魏“诏散骑常侍封拨使高丽，征送文通”，要求引渡冯弘。高丽王给北魏回话，“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我们都服了，认你做老大还不行吗！没有把冯弘交出去。但后来冯弘的做派很让高丽王不满。冯弘“素侮高丽”，骨子里从来没把高丽放在眼里，对高丽派来侍候他的下属，仍像在北燕当皇帝时一样去赏罚他们，“政刑赏罚，犹如其国”。这就让高丽王很不舒服，你一个败军之将还耍什么威风啊，你还以为你是皇上啊，那我算什么！一气之下，高丽王把伺候冯弘的人都撤了，还拘捕了冯弘的太子当人质。冯弘一看这阵势，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就派人上表刘宋，要求去南方，刘宋下令高丽送遣冯弘，这下惹恼了高丽王，我成什么了，合着谁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啊，你等着我给你送的吧！于是“杀弘于北丰，并其子孙十余人”（《通鉴》），来了个满门抄斩。（文/路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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