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纯净如水的极致女声 -- 毛毛雨儿朗诵专辑 2010-06-15 19:12:37 我是梦儿/wenxuecity 带你走遍全世界12座最浪漫的城市 2010-06-15 第十二名:圣彼得堡于涅瓦河畔漫步,享受着北国的浪漫——非圣彼得堡莫属。 这里有浪漫的普希金,有皑皑白雪,有十月革命的光荣与血色。这样的城市绝对堪称北国威尼斯,十二名当之无愧。但对于走遍欧洲的我来说,始终无缘踏上这片神秘的红土地,也许应该将这座城市列为我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重温少女时熟读俄罗斯文学的梦想。第十一名: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的海是早就声名远播的,还有那蓝天,沙滩。。。 在马尔代夫,时间,是光明正大地用来恣意浪费的。阳光太多、海水太蓝、时间太多、美女俊男,这些太多,成了马尔代夫独特的赤道风情。赤足一双脚在细白沙滩上,感受马尔代夫的体温;泅泳于海洋里,聆听马尔代夫的心跳频率。忘记时间、忘记工作,尽情的吃喝玩乐,是上帝允许你的放纵。对于一向惧怕太阳的我来说,一天到晚沐浴在阳光下,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但是这里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它让你放开一切,尽情狂欢,而不计太阳带来的毁容的后果。第十名:旧金山 旧金山,无疑是全美最浪漫的的地方,这里有全美最美丽的街道。 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任何标新立异都不会招来旁人的侧目或议论,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特立独行的楷模。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造型典雅秀丽且带着浓浓古风的叮当车,装饰漂亮、颇有中世纪遗风的马车,穿梭于旧金山市中心现代摩登的建筑物间,构成一幅现代与复古熔于一炉的有趣画面,然而看起来又是那么自然、协调,一点儿都不显得突兀、造作。旧金山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它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有着比迈阿密更加舒适的湿润气候,对于常年生活在内陆城市亚特兰大的我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第九名 哈瓦那古巴首都哈瓦那处于加勒比海旁,最具阳光与海滩条件的渡假区要算是哈瓦那东部的维达度(Vedado)。这儿的沙滩幼细,雪白绵长,水清且暖,适宜日光浴和水上活动。哈瓦那的夜生活多姿多采,驰名的拉丁艳舞和爵士音乐夜幕低垂后震人心弦。 哈瓦那的浪漫就正来自于它灵性与热情的结合。遗憾的是我从没有涉足这座加勒比海岸的野性城市,它那热情奔放的拉丁风情令我向往。 第八名:西西里 一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并不足以反映它的美丽。 处于地中海中部,远离大陆的西西里岛对于我们又是充满神秘的,这里除了充足的阳光、蓝得逼人眼的海水,热情友好的居民外,还有欧洲最大的火山——埃特纳火山 (Etna)——P.S.是活的火山哦!,许多古典的、摩尔式的遗址更沉积了那个海岛不一样的魅力。 此外,西西里也是一个不伦之地、私奔者的天堂,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与男友就是私奔来到了西西里。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学家D.H.Lawrence也是在西西里岛完成了他的旷世奇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多次往返于意大利南部城市的我,始终没有踏入这个独立的小岛,也许是它离文化太远,离原始太近,不足以令我舍弃前者,奔赴后者,于是留下了一份遗憾,一种想象。第七名 佛罗伦萨这个充满了魅力的城市孕育了但丁、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伽利略、马基雅维利这些巨匠。 就像伦敦有泰吾士河,巴黎有塞纳河,罗马有台泊河一样,佛罗伦萨也有一条她的母亲河——阿诺河。她是一条贯穿城市的美丽河流,河上还有四座各具特色的老桥。每一座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它们自上游向下游依次是格里兹桥、维吉奥桥、圣三一桥和卡拉亚桥。 在河岸边悠闲散步,可以欣赏被夕阳映照得绚丽异常的古老建筑;也可以钻进一家路旁的小画廊兼工艺古董店“淘金”。 维吉奥桥在四座桥中有些特别,被当地人称为“廊桥”。廊桥上有众多经营首饰的小商店,步入其中,果然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里店铺林立,人们在廊桥上休闲、购物、聊天、散步……据说当年年轻的但丁和他终生热恋的女子贝特丽齐也经常在这里约会。如果有幸和爱人一起在此游览,相信那份惬意和浪漫一定会成为两个人心间最珍贵的回忆。 这座城市里充满了艺术,使得城市的本身也成了艺术品。I love this city.它让我理解“艺术使生活更加美好”这句话的含义。 第六名:塞维利亚这里是唐璜、卡门的故乡,是弗拉明戈的诞生地。这里是西班牙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浮华,风流,热情,瑭璜成就了塞维利亚的性格。没有固定的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深深窄巷,两旁是摩尔人风格的房屋,昔日阿拉伯古城的幻影依稀可见,任由你徘徊…… 据说这还是水瓶座最适合的城市哦,喜欢标新立异的水瓶徘徊在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奇特城市,不知究竟是你叛逆的性格塑造了她,还是她的不羁塑造了你?喜欢西班牙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热情奔放的人们,随时可以令你感染到他们热爱的情绪,然后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跟他们一样。第五名:罗马你有没有发现:把ROMA(罗马)的字母倒过来写成AMOR,正是拉丁语“爱”的意思。 罗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爱之城。罗马的精神,就是永恒。 看到街上的人骑着摩托车绕街飞驰,你是否能想起《罗马假日》的浪漫,这里有古代的竞技场,国际时尚品牌FENDI的老本营,精神与物质并存,文明与现代的交会使罗马当仁不让成为浪漫城市的第五名。这座建筑在古代废墟上的城市,优雅而庄严,特别是点缀在这里的女人,给我留下美丽,自信,张扬的深刻印象,使得这座城市凸显爱与美的特征。第四名:印度洋的塞舌尔群岛 位于印度洋中的塞舌尔,可谓地球上的天堂。蓝天、碧水、阳光、沙滩、海风……塞舌尔拥有了一个美丽的海岛国家应该具有的一切,以及更多。 岛上最让人啧啧称奇的,当数塞舌尔的国宝海椰子。海椰子树,公树和母树总是并排生长,但是树根却纠缠在一起。公树挺拔,最高可长到30多米,一般比母树高出五六米左右。据说如果其中一株被砍,另一株就会“殉情而死”。这般有情有义的植物,又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顿生怜爱之情?岛上还有许多关于海椰子的浪漫传说,据说在满月的夜晚雄性海椰子树会自行移动去和雌性椰子树共度良宵,因此人在深夜是不能进入椰子林的,以免煞了风景。 但是如此的浪漫之地,呆上五个晚上平均每人要花去9000英镑哦!这样的一个印度洋上的小岛,也许是我梦中天堂的所在,就留到将来有一天去天堂时再享用吧。哈哈! 第三名: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一个千变万化和精彩万分的人间天堂,五彩缤纷的景象和清脆自然的声音揉合着芳香扑鼻的香料、和蔼可亲的笑脸、和平宽容的文化及力求融合的宗教背景。 丘吉尔曾经将她形容成“东方之珠”,而斯里兰卡本身的形状就是一滴水滴的样子,又好比一颗切割完美的钻石。斯里兰卡与著名的旅游胜地马尔代夫交相辉映,怎能不吸引那些天性浪漫,爱好猎奇的人呢?不过对我来说,这么美的地方,也只有留待某一天,与心爱的人一起来到这里,过一种想象中的远离尘嚣,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第二名:巴黎巴黎曾经是全球“最性感的城市”。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多恋人聚集的城市。这些恋人勇敢地用肢体语言,在街头“立法”,他们的武器,从含情脉脉到激情拥吻,动作流畅,毫不迟疑,一点也不扭捏。表演的场景,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地铁,河边,公园。。。等公共空间。巴黎,除了浪漫,还是浪漫,它和那个浪漫的特洛伊王子同名就是一种最大的浪漫。巴黎有闻名天下的塞纳河,是名副其实的浪漫之都,巴黎是全世界求婚率最高的城市,漫步左岸,徜徉于咖啡馆、博物馆之间,享受葡萄酒的醇香,这是何等的浪漫呢?当然,最大的浪漫还是与心上人一起,在这座浪漫的城市里,留下人生最浪漫的回忆。第一名:威尼斯水城威尼斯,可以说是为浪漫而生的。 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梦想着去一趟巴黎,那麽巴黎人一辈子都梦想着去哪里呢?没错,那就是威尼斯。 威尼斯据说有全世界最好、最浪漫的咖啡馆。威尼斯最古老、最有名的咖啡馆是面向圣马可广场的弗罗里昂咖啡馆。这是一家创业于1720年的老店。到弗罗里昂的人,不管是什么阶层,主要目的不外乎听听最新的市井小道消息。而该咖啡馆的主人弗罗里昂.法兰西斯科尼本人就是“广播电台”,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本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250多年的历史、为威尼斯人所喜爱的这家咖啡馆,至今还保留着19世纪初期的模样。夏天,这家咖啡馆也会在广场上摆放桌椅,但是最好还是坐进咖啡馆内,细细品位她的情调。在这家咖啡馆里,还有因描绘威尼斯的景色而负盛名的卡纳雷托画的从咖啡馆里向外看的风景画。这家咖啡馆还受拜伦、歌德等文学家的青睐。 别的不说,就说小贝撂下全队,带着辣妹在风情绰约的水城威尼斯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就足以看见威尼斯的浪漫非比寻常咯。不过我的浪漫,在威尼斯却遭到了滑铁卢。因为从圣马可广场一家著名的珠宝店里买的一对钻石耳环,回来鉴定后发现是赝品,这令我有点沮丧,并且从此对意大利人产生了些许的不信任,但却丝毫无损于我对这座水上城市的热爱。当选为全世界最浪漫的城市,威尼斯是当之无愧的,就算是孤单一人,穿行在古老的街头小巷,或者坐在水边的咖啡馆里,看窄窄的水道上,小船穿行,水边窄窄的人行道上,各色人种川流不息,浪漫之感也会在心中,油然而生。 由白玫瑰花张贴 wenxuecity 开国元帅彭德怀文革时被揪斗秘捕内幕 2010/06/14 沈国凡 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秀才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继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之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陈伯达背着毛泽东修改发表的这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惊魂失魄地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们,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为了不忘记历史,我们再来读一读那些气势汹汹的语言吧: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轻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彭德怀读了这篇社论,认为其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读过这篇社论没有?” 答:“没有读过。” 彭德怀说:“没读过更好,要是读了,得把人的肚子都气炸的。” 他将那张报纸拿出来,把上面画了红杠的地方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并对秘书綦魁英说:“綦秘书,你的文化高,你给看一看,这些说法对不对?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了,到处都是我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人员了。” 綦秘书看了社论后笑着说:“彭总,社论批的都是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与我们军人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说:“我看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是还说了那些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吗?” 綦秘书怕彭德怀为此生气,影响身体,就说:“这也没有你的事,你现在又不是军队里的元帅,又不是国防部长,又不带兵了,只是一个建设三线的第三副主任,就是批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还轮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安心地在三线抓自己的工作,管他们怎么说呢。” 彭德怀点点头说:“綦秘书,你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秀才遇到兵,而是兵遇到了秀才,有理也说不清了。”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敲了敲:“你看这些秀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话。解放了,建国了,得天下了,秀才们都出来了,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到越搞越糊涂,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扣上帽子,今后谁还敢讲话?现在最不讲理的就是那些秀才,到处造反,造谁的反呀?造我们自己的反。毛主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呀,用不了三年,全国都会被他们搞乱的。这样搞,国家给搞穷了,秀才们自己也会饿瘦了。他们饿瘦了可以躺在家里写文章骂人,战士们饿瘦了可就不能守边防打敌人呀……”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穿着军装的秘书和警卫参谋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彭德怀都是有眼光的,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很敏锐。事实说明,这篇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起草这篇社论的的确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就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性的,经过他反复地推敲之后,只见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说起陈伯达,彭德怀曾与这位秀才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位秀才的“水平”。 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书”时,作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当天就获悉了信中的内容,他见毛泽东当时对这封信的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就对这封信进行了赞扬。 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 “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他一下子翻身起床,迅速提起手枪冲了出来,站在小院的门前,将人群拦住,同时大声喝道:“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不准你们胡来,谁要朝前冲我就开枪!” 夜空里,响起了一阵拉动手枪快慢机的声音。 在军人威严的喝令声中,一群北航红旗“揪彭战斗队”的人停了下来。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揪彭战斗队”的人还是想冲进小院。 谁知小院里的彭德怀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拉亮电灯,披上一件毛衣,打开了小院的门,问道:“天还没亮,有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 夜色中,他看见了警卫参谋的背影,手中提着一把手枪,站在小院的门外。再向前面看,站着几十个人,正在吵吵闹闹。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对警卫参谋命令道:“景参谋,把枪收起来!” 景希珍只好服从命令。 “揪彭战斗队”的人一看出来的是个老头,断定就是彭德怀,于是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要干什么?” “揪彭战斗队”中一个小头头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彭德怀问:“上哪去?” 对方说:“这你不要管。” 彭德怀说:“可我的工作总得移交一下吧。” 对方说:“不用了,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就行。” 彭德怀爽快地说:“好,我跟你们走,到哪都行。不过我得先穿一件衣服。” 彭德怀走进屋里,穿上一件衣服,走出来对那伙人说:“走就走吧,你们在前面带路。”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唐太宗跟汉文帝之间的惊人相似 2010/06/14 唐太宗为何推崇汉文帝?丁启阵忙中偷闲,翻看新旧《唐书》太宗本纪,注意到一个事情: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推崇的前朝皇帝,既不是夏商周尧舜禹成汤盘庚文王武王等著名圣君,也不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和以雄才大略彪炳史册的汉武帝刘彻,而是汉文帝刘恒。贞观二年(628)八月,秋天雨季来临,唐太宗居住的西宫地势较低,非常潮湿。有大臣上书,请求下令营造一座阁楼,以供患有风湿的唐太宗居住。结果,被唐太宗断然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靡费良多”(花钱太多)。他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据《旧唐书》)贞观十一年(637)正月,房玄龄等人进献自己所撰写的《五礼》,李世民下令有关机构予以颁行。可能是为了配合《五礼》的颁行,二月一日,巡幸洛阳宫时,他便下令举办祭祀汉文帝的活动。唐太宗驾崩后,继位者李治(高宗)和有关大臣,大概是出于对他生前想法的尊重,给他上的谥号是“文”,称其为“文皇帝”,跟汉文帝刘恒一样。汉文帝刘恒,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声不错的皇帝。班固在《汉书·文帝纪》的赞语中,对他的节俭、仁爱赞不绝口,列举了不少事迹: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想造个露台,找工匠计算后,得知需要一百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立即取消了造露台的计划;自己平时身穿黑色粗布衣服,所宠爱的慎夫人,裙裾不像那个时代一般贵族妇女那样拖到地上,帐子帷幕都是不绣花的;遗诏要求给他修造陵墓时,全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装饰,依山凿洞,不专门掘地堆土起坟包;南越尉佗自立为帝,他封尉佗兄弟为高官,“以德怀之”,终于使其向汉朝称臣;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遇到匈奴人违背盟约入境抢掠时,只下令边关做好防备,并不发兵深入敌国,他担心烦扰百姓;有个叫张武的大臣贪污受贿,他知道后,不但不加责罚,反而赏赐给他许多金钱,使他内心倍感羞愧,从此改邪归正;如此之类,事例很多。一般而言,论功绩,论才能,汉文帝均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中等偏上的皇帝。说句玩笑话,倘若“贞观之治”跟“文景之治”是旗鼓相当的,那么,李世民是以一当二,一个人就顶了刘恒、刘启(汉景帝)两个人。但是,无论是对后世历史的影响,还是在民众中的知名度,汉文帝显然都比唐太宗逊色一些。正如当代伟人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所列举的,唐太宗是跟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成吉思汗等人并列的一流帝王。唐太宗如此推崇汉文帝,在后人、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过,仔细想想,唐太宗推崇汉文帝,也是事出有因的。比如说,唐太宗也立志做一个仁爱的皇帝,他也想在当时朝野树立节俭之风,他还是一个比较谦虚、务实的人——不拿远古那些充满传奇色彩、半神半人的帝王做榜样。此外,他推崇汉朝的第三四个皇帝(不算吕后是第三个,算吕后是第四个),这种低调策略,可能是为了淡化他的开国之功,给世人一个不跟父亲(李渊)争功劳的道德楷模的形象。不得已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对他的名声是相当不利的,他需要作一些挽回和弥补。或许,冥冥之中,唐太宗跟汉文帝有着某种关联,某种缘分。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在位的时间一样长:都是二十三年。汉文帝刘恒用了两个年号,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79年至?64年),后元七年(公元前163年至公元前157年);唐太宗李世民,只用了一个年号,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27年至649年)。如此巧合,耐人寻味。
由白玫瑰花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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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凡 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秀才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继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之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陈伯达背着毛泽东修改发表的这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惊魂失魄地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们,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为了不忘记历史,我们再来读一读那些气势汹汹的语言吧: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轻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彭德怀读了这篇社论,认为其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读过这篇社论没有?” 答:“没有读过。” 彭德怀说:“没读过更好,要是读了,得把人的肚子都气炸的。” 他将那张报纸拿出来,把上面画了红杠的地方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并对秘书綦魁英说:“綦秘书,你的文化高,你给看一看,这些说法对不对?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了,到处都是我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人员了。” 綦秘书看了社论后笑着说:“彭总,社论批的都是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与我们军人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说:“我看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是还说了那些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吗?” 綦秘书怕彭德怀为此生气,影响身体,就说:“这也没有你的事,你现在又不是军队里的元帅,又不是国防部长,又不带兵了,只是一个建设三线的第三副主任,就是批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还轮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安心地在三线抓自己的工作,管他们怎么说呢。” 彭德怀点点头说:“綦秘书,你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秀才遇到兵,而是兵遇到了秀才,有理也说不清了。”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敲了敲:“你看这些秀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话。解放了,建国了,得天下了,秀才们都出来了,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到越搞越糊涂,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扣上帽子,今后谁还敢讲话?现在最不讲理的就是那些秀才,到处造反,造谁的反呀?造我们自己的反。毛主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呀,用不了三年,全国都会被他们搞乱的。这样搞,国家给搞穷了,秀才们自己也会饿瘦了。他们饿瘦了可以躺在家里写文章骂人,战士们饿瘦了可就不能守边防打敌人呀……”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穿着军装的秘书和警卫参谋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彭德怀都是有眼光的,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很敏锐。事实说明,这篇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起草这篇社论的的确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就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性的,经过他反复地推敲之后,只见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说起陈伯达,彭德怀曾与这位秀才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位秀才的“水平”。 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书”时,作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当天就获悉了信中的内容,他见毛泽东当时对这封信的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就对这封信进行了赞扬。 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 “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他一下子翻身起床,迅速提起手枪冲了出来,站在小院的门前,将人群拦住,同时大声喝道:“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不准你们胡来,谁要朝前冲我就开枪!” 夜空里,响起了一阵拉动手枪快慢机的声音。 在军人威严的喝令声中,一群北航红旗“揪彭战斗队”的人停了下来。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揪彭战斗队”的人还是想冲进小院。 谁知小院里的彭德怀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拉亮电灯,披上一件毛衣,打开了小院的门,问道:“天还没亮,有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 夜色中,他看见了警卫参谋的背影,手中提着一把手枪,站在小院的门外。再向前面看,站着几十个人,正在吵吵闹闹。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对警卫参谋命令道:“景参谋,把枪收起来!” 景希珍只好服从命令。 “揪彭战斗队”的人一看出来的是个老头,断定就是彭德怀,于是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要干什么?” “揪彭战斗队”中一个小头头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彭德怀问:“上哪去?” 对方说:“这你不要管。” 彭德怀说:“可我的工作总得移交一下吧。” 对方说:“不用了,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就行。” 彭德怀爽快地说:“好,我跟你们走,到哪都行。不过我得先穿一件衣服。” 彭德怀走进屋里,穿上一件衣服,走出来对那伙人说:“走就走吧,你们在前面带路。”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