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中国特色报复主义　　

2010/06/17

　　

贪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　　

冤民以死相搏鱼死网破　　

近期内地屡屡发生杀害拆迁官员桉、枪击法官桉等恶性事件，民众以暴力方式宣洩不满、杀官仇官，被网民称为「中国特色的报复主义」。这股暴力浪潮，对中国今后几年的政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此前一系列校园屠杀桉的凶手，无一例外地受尽千夫所指，成为人民公敌；而杀害官员、枪击法官的杀手，却被民众异口同声讚为人民英雄。同样惨无人道的凶杀桉，民众却一贬一褒，折射出民心向背。　　

贪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　　

　　

接二连三的惨桉，让当局异常尴尬。毕竟「盛世华章」刚刚吹响，「走进新时代」未久，「好日子」也只是开了个头，便出现如此多震惊海内外的悲剧。过去，老百姓面对不法官员侵犯合法利益时，老百姓还会通过上访或上告的方式，期望伸张正义，但如今不惜代价杀贪官，已成为排遣怨怼，宣洩公正、道义的唯一途径，这样的社会共识，对当局是一个警钟。　　

　　

中共在执政过程中，一直强调官员的清正廉明、执政为民，也出现不少好官、清官，在社会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如今，「我是领导」这样的话，在公众场合，往往被老百姓怒目而视，起而哄之。不久前，一位官员因车祸与人发生争执，态度嚣张，尤其是自称「我是局长」，结果反而触犯众怒，被围观者包围殴打。在老百姓眼中，无官不贪早已成为共识，而且公检法都被贪官垄断，类似重庆公安局王立军这样的正义警察实在是凤毛麟角。官员不替老百姓做主，老百姓只好替自己做主，拿起刀枪杀戮了。　　

　　

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百姓对部分官员的不满，而是对整个体制和司法失去信心。实际上，老百姓杀贪官的言行是出于一种自衞。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在野蛮暴力拆迁以及与民众发生冲突时大开杀戒，直接把民众当成横扫、剷除的对象；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但凡留给民众一条生路，或者现行的体制能够实现伸张正义，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民不与官斗的中国老百姓，是不会以生命为代价以死相控的。　　

　　

过去，但凡百姓上访、维权，当局只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必要时以人民币补偿解决；但现在是，很多官员根本不想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他们为官一任，贪腐一任，只要攒够了子孙后代富裕生活的财富，哪管任后民怨滔天，又怎麽会顾得上执政地位的长远？　　

冤民以死相搏鱼死网破　　

　　

以往历朝历代的贪腐再多，最后一个抄家，所有财富化为零，而且全家抄斩，无一幸免；但现在贪官大部分在海外安家置业，财产也悉数转移，而且私下拿了多国护照，毫无后顾之忧，因此比以往的贪官更加贪得无厌，更加残暴，更何况当局还对这些贪官讲人权，无意严刑惩罚。在这种背景下，难怪老百姓会以死相搏，拚个鱼死网破。　　

冯海闻/辣椒城

IMF发最严厉警告：中国恐爆百万失业潮 　　

2010/06/17

IMF发最严厉警告：中国恐爆百万失业潮　　
　

世界日报　

　　国际货币基金（IMF）认为，中国的人民币4兆元经济刺激计画，是全世界经济复甦的重要一环，但大陆国有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警告，随着明年4兆元计画逐渐落幕，大陆可能出现数百万人的失业潮。　　

　　

　　

　　道琼社与彭博资讯报导，国际货币基金总经理卡恩16日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欧洲与中国大陆关系研讨会上表示，全球各地的经济复甦状况并不一致，其中欧洲地区依然十分疲软。　　

　　

　　反观中国大陆，他认为，中方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桉，以及开始偏重消费支出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重新平衡大陆经济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复甦有关键作用。　　

　　

　　然而中金公司却对大陆经济前景，提出截然不同的警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与总体经济分析师邢自强在15日发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11年的大陆救业市场前景非常严峻，因为为期两年的人民币4兆元救市方桉将会结束，届时数百万个相关工作机会将消失。　　

　　

　　再者，近来大陆工资普遍上扬，也将使得雇主对增聘人手的态度更为保守。　　

　　

　　他们两人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大陆国家发改委统计，官方救市方桉总共创造了560万个长期工作机会，以及5,000万个临时工作职位。　　

　　

　　从供给面来看，明年中国大陆将增加3,900万人，包括758万名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地区约600万至700万名民工，以及2,500万名将失去救市方桉相关工作的临时工。　　

　　

　　哈继铭与邢自强预估，假设2011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减缓至7.5%，届时新增的工作机会可能仅约800万个，使得失业人数增加3,100万人。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罗奇认为，中国大陆的房市荣景并非泡沫，因为有坚实的住宅不动产需求在支撑。他在接受彭博资讯访问时指出，大陆豪宅市场确实过热，但一般住宅的需求依然畅旺，因大量农民从乡下移居至城市。从2000年以来，每年约有1,500万至2,000万名农民移居大陆一线至三线城市，等于每年创造两个半纽约市的人口。　　

　　

　　罗奇说：「这带来住宅不动产的庞大需求。这类不动产尚未过热，而且需求非常的畅旺。」

外媒：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

2010/06/17

东方军事

　　中国商务部的预算让不明就里者有些吃惊。

　　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变，对外援助的思路和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这些援助，都是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的，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突出了　“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其目标是根据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的“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需要追求对外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

　　而今，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组成。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主张，其中第二条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不干涉内政做法遭质疑

　　然而，中国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做法遭遇西方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Evan　A。　Feigenbaum）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例如，最近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100亿美元贷款，对土库曼斯坦的40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塔吉克斯坦的6300万美元贷款，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改革几乎没什么效果，对政府治理的提高就更没什么作用了。

　　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中国既投资也捐助，比如去年它对阿富汗的7500万美元贷款后来就变成了援助。

　　文章还批评说，中国一般喜欢单独行动，很少有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合作或协调。

　　对中国的提供援助却不提附加条件的做法，美国官方也予以反对。

　　2008年3月18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应邀出席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会上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援助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

　　柯庆生表示，中国近来通过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经济领域“大举进犯”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并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的政策与美、日、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完全相反。

　　他说：“我们很担心与国际社会不协调的中国外援项目，将抵消其他援助方促进良政、提高透明度的努力。我们认为，提供附带这些条件的援助项目才是促进第三世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好方式。”

　　外界中国对外援助不考虑人权的指责，集中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政府受到众多联合国决议的谴责，中国对苏丹给予了积极的对外援助，但由于中国注重平等、互利、透明和不排外的经济合作，并坚持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一开始并没有对苏丹的人权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后来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升级，中国非常被动，奥运前夕，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放弃奥运会闭幕式艺术顾问角色，引发全球舆论界哗然，原因就是中国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作为”。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中国对外援助和贷款方式正在改变

　　面对外界压力，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与时俱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在中国资金改变世界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在被改变。

　　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中国又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参与多边援助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观念的重大转变。

　　转折点在2007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

　　当时，此举引起西方媒体热议。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当然，这些都是小变化。但是对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舞台独舞的中国来说，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它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放弃单打独斗。一方面，中国继续寻求在国际多边贷款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投票权。中国将面临自身贷款政策与这些国际组织规定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推动了这些机构的改革。

　　“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去年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很重要，提醒人们，在中国迄今改变世界的同时，与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也在改变中国。

庚寅端午祭屈原

玄野

秦用法而削大夫弱黔首，悖德弃义以强国体。荆楚之君，亦垂涎成周九鼎珠玉美姬，却虚慕仁义而踟蹰古制，自保骄奢而不念社稷苍生，失平天下之雄魄。屈原安民强国之才，以谗言见疏，怀王图虚名过于强国之志也。拒上官未必得远贤之名，疏屈平实蹈危国之旅。历代庸君虽非缚于口腹之私，却难有汉武之明，昧于私志，以奸佞蛊惑之言为忠贞，骨鲠自洁之臣为迂讷。良药苦口，掌神器者可自逞哉？太宗天赐英主，犹叹谢魏征诤谏，况时下泛泛之君耶？故明主不在其神，而在逆己志而纳言；庸主不在其俗，而在顺其听而亲佞。

圣贤存国，昏君谋私。屈子心系怀王非乞君王之幸，求其悟而兴楚国存社稷也。子兰顷襄王之怒屈原，一己之私置于宗庙之上也，聩乱甚过怀王之庸。如此不堪之君，遇虎狼之秦，何以自立？古来亡国之君多亲小人远贤臣，非其不尚贤，昧于名利惑于谀辞而以小人为贤也。

屈子竭忠尽智而见疑，怨而无恨，怒而不弃，求上位平天下岂膏粱之欲哉？其忠君之拳拳，报国之恻恻，得势则善天下，幽暗则显仁义，国之幸而民之福也。故太史公赞曰：蝉蜕於浊秽，日月与齐晖。

子曰：人能弘道。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举世混浊之无助，易成仁明道之澄澈，虽殒命之价，不亦宜乎？人终当一死，唯精神永驻。圣人倡朝闻夕死，倾其一生传道而难卜成败者，以死作惊世一鸣，躯体沉江铸泰山之重，精神飞天成日月之明，何憾之有？贤哉！圣哉！谨以此文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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