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質疑中國涌起新移民潮的說法

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時代周報

　　35歲的林亮和29歲的楊柳青，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再過一周，他們就要離開這片熟悉的國土，奔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展開他們的移民新生活。

　　這幾天，楊柳青都在苦惱行李的問題。“要把30年的生活裝進一只行李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說，“但既然決定離開，也就沒什麼放不下的了。”

　　的確，為了移民，林亮已經辭去了讓親戚朋友們艷羨的工作。此前，他是箭牌的ERP咨詢顧問，屬于公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年薪30萬，而太太楊柳青也先後供職于地產中介和某媒體。“這樣的收入，在廣州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有滋味。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年紀來說，是離開的最好時候，或許再過幾年，我們就沒有勇氣做這樣的舉動了。”林亮說。

　　根據現行的澳洲技術移民政策，35歲以下的申請人有著年齡上的加分優勢，而名校畢業的高材生背景和豐富的工作經驗也為他們的移民申請加分不少。因此，從決定移民到拿到簽證，林亮和楊柳青耗時不過半年。

　　一切似乎都在他們的計劃當中。只是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已成新一輪“移民潮”的實踐者。

　　新一輪移民潮涌現？

　　有關“新一輪移民潮”的說法，在2010年的6月被炒得火熱。

　　6月3日，隨著某媒體的專題報道《聚焦精英移民海外潮》的刊發，“移民潮已進入第三波”的觀點隨即引發熱議。

　　相關文章援引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同時，文章引用該協會會長齊立新的說法，稱“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因此，文章認為，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已成為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軍，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

　　近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數量的確在整體上呈上升趨勢。

　　根據今年1月澳洲統計局（ABS）公布的最新數字，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從2009年8月至10月間的連續三個月，一直問鼎澳洲抵境“報到”移民人數的榜首，超過傳統的英國和新西蘭，甚至後來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國大陸移民澳洲的人數約為7800名。

　　同時，根據美國國土安全局（DHS）提供資料顯示，每一年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美國的數量，在1989年至2000年間，已從32272人上升至45652人。而到了2009年這一年，中國大陸出生、成功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人數則已達到64238人，僅次于墨西哥。

　　此外，除去傳統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大主流移民目的國之外，近年來，不少南美、歐洲、東南亞等較小的國家也成為中國大陸移民的“新寵”目的地。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今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然而，移民海外人口數量上的增長是否就意味著新一輪移民潮的出現呢？

　　“僅僅從數量變動上來界定是否出現新一輪移民潮並不是完全科學的。因為移民是一個比較綜合的動態的行為，尤其是跨國移民。”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對時代周報說。

　　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歷史由來已久。根據社科院發布的《2007︰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國向海外移民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史料記載我國商人“住蕃”他國，有的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是，關于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前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潮的界定，學界說法並不一致。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國此前共出現三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是下南洋“賣豬仔”時期，第二次是20世紀30-50年代，而第三次則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

　　“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許確實出現並存在，但絕不是僅僅因為移民數量的有所上升，關鍵還是人們所說的新移民所呈現出的高學歷、高技術、高成本等特點，已與以往的移民情況大不相同。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帶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這次就有綜合的理性了。”胡偉略對時代周報說，“這才是此次關于移民潮話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所在。”

　　中堅階層集體流失？

　　此前，《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稱︰2009年，加拿大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就佔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約235萬）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

　　這一組數據的計算，讓不少國人意識到投資移民引起財富外流的“嚴重後果”。許多網友發表評論認為，這些通過投資移民手段出國的人是“漢奸”、“賣國賊”，也有人認為，富人移民是社會彌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緒所造成的。

　　然而，事實上，移民並非一個單純的個人決定。這不僅與移民目的國接受海外移民的政策息息相關，也和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金融危機後，許多發達國家為了保障本國公民就業率、發展本國經濟，收緊技術移民政策，放寬投資移民政策，對“不差錢”的中國大陸富豪而言，是一個不小的利好措施；與此同時，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移民政策的變動，港澳地區利用其自身優勢又吸引了不少大陸人士投資定居等。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該文章的另外一組數據稱︰“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中國面臨著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面對這一種說法，旅美四年的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田方萌提出了質疑︰中國的人才流失真的有這麼嚴重嗎？胡偉略研究員也說，國內發揮人才作用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好，怎麼可以說現在的人才和中堅在“集體流失”呢？

　　“談及人才流失，人們常常提到另一項指標‘回流率’，即歸國人員佔外遷人口的比例。媒體引用的數據屬實，但是記者的解讀方式卻有些誤導。”田方萌對時代周報解釋說，回流率的計算一般以當期歸國人數作分子，當期出國人數作分母，兩者並不是同一批人。由于出國人員數量上升較快，回流率的分母增幅很可能快于分子增幅。如此一來，即使歸國人員逐年上升，回流率也會呈現下降趨勢。

　　根據美國列文研究所（Levin Institute）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從1996年到2006年，回到大陸的“海龜”增長了五倍之多。另據教育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全年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回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還有很多海外人才處于觀望狀態。”

　　那麼，在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中，知識精英的比例又是否有所提高呢？田方萌向時代周報記者提供了另外一組數據︰在15歲以上生于中國大陸的美國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學歷，2008年則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較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頭八年這兩個時間段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我們就會發現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幾乎相同，都是46%多一點。也就是說，90年代以後，赴美中國移民的學歷選擇性很強，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識精英的比例並沒有提高。

　　“因此，人才外流的情況確實存在，但並不像媒體報道的那麼可怕。更何況根據美國移民法的規定，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數量，在一年內不得超過全部移民的7%。我們也不必擔心發達國家會無節制地吸收我國人才。”

　　人口流動反映社會發展環境？

　　盡管關于“第三波移民潮”是否存在、知識精英是否集體“外流”等話題仍存在著一定的爭議。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中國能否留住人才已成為目前國內自上而下共同關注的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總結出來的一個趨勢是︰人才、技術、資金都是從發達地區逐漸轉移到欠發達地區。有趣的是，我們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對時代周報解釋，“這背後，反映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新移民給出的移民理由包括︰持他國護照的便利性、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相對公平的法律制度、寬松自由的生活工作環境等，也有不少人和林亮、楊柳青夫婦一樣，選擇移民更多的是為了“想要個孩子，而國內的空氣質量和食品安全都讓人擔憂，更別提教育水平”。

　　事實上，除了不少華人在海外定居、移民之外，即便是在國內，人才在一線大城市扎堆的現象也使得“人才移民”的問題成為社會熱點。近年來，受到戶籍制度、高房價、就業競爭激烈等因素的影響，“逃離北、上、廣”已成為不少年輕人的口號，且有不少人已付諸實踐。

　　對此，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認為︰“人口的流動是非常正常的自然選擇現象，但其本身一定反映著社會發展環境。無論是哪一種移民，其實大家無非都是只有一個目的︰為了更好的生活。”

　　賈西津認為，移民海外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制度的開放性、公平性和社會的穩定性。“對于知識精英來說，發達社會所能提供的公平的機會更多；而對于財富精英來說，也更能滿足他們對于穩定的期許。”

　　而胡偉略、夏學鑾、田方萌等人也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從一定程度上，人才外流也並非絕對意義上的壞事。“人才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進行交流，從長遠來看，也在人才儲備、技術轉移、國際合作等多方面有著其積極而重要的意義。”田方萌說。

　　人才對于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了擺脫改革開放前30年來一直以低廉勞動力為優勢的生產模式，6月6日，國務院公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綱要》”）。《綱要》具體提出12項“重大人才工程”，包括︰每年重點扶持1000名科技創新創業人員；每年從應屆高中、大學畢業生中篩選若干優秀人才送到國外一流大學深造。至2020年培養1萬名精通戰略規劃、資本運作等專業知識的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及用5-10年時間，引進2000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到中國創新創業等等。並明確提出，希望至2020年，能讓中國“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為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人才基礎”。

　　“對于中國來說，要從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是一個挑戰，而從人才大國到人才強國又是另一個飛躍。”夏學鑾對時代周報說，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解決人才選拔、評價制度等環境瓶頸。

　　賈西津則認為，“《綱要》的目的是好的，但它更注重對于已經被界定為人才的特殊群體給予利益，從而吸引他們留在中國。但是過多的優惠制度和特權制度未必就是吸引人才的最好策略，更為關鍵的是要建立更廣義的社會公平制度。一旦有了真正適合人發展成才的自由、空間與機會，自然能夠培養人才，並且留住他們。”

　　“說實話，我們也是放手一搏吧。國外的月亮是不是比較圓，這點還很難說，畢竟在文化上有著一定的差異，要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也並不容易。”不同于妻子對于新生活的向往與信心，即將啟程的新移民林亮知道移民之路並非想象之中那麼順利。

　　“大不了就再回來唄！說不定到時候，中國比外國還要好了。”他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