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人起源日本，也就是OTAKU-御宅族的简称。“御宅”这个字在日文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你的家”，是一种对对方比较尊敬的称呼。御宅是指一些人过分沉迷于某种事物，例如动漫画、游戏即ACG迷们等。他们对于自己沉迷的事物无所不知，还每天不断寻找新的资料加以牢记，希望把想知道的事情尽量记入脑中，而不会主动去接触其他的事物，对自己沉迷以外的事物常常知知甚少，因此，他们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每天过着很满足的生活，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宅人的家是什么样。

综合新闻

鲜为人知：越军对解放军使用的最残忍武器 2010/06/18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 保卫边疆战斗, 时至今日有三十年之多了, 在三十年以来的历史长河中, 每当人们谈起这场中越边界战争, 往往只能同步兵的一些阵地攻防战, 步炮, 步坦协同作战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把越南游击战术包罗其中,很难将该次边境冲突同化学武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1975年当美军撤离越南后, 美国军队在越南除遗留下大量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外, 其中不乏有为数不少的化学武器, 在加之中国, 前苏联和一些东殴国家的援越物资中, 化学武器, 地雷之类的杀伤性武器依然版上有名.因此,越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拥有着种类繁多和数量不少的化学武器产品. 　　战前我军根据对越军化学武器的了解和认知程度. 特别是越军自1978年下旬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马德望省, 菩萨省等广大地区, 在交战中大量使用VS, 梭曼, 塔崩, 介子气, 光气等神精性毒气和靡烂性毒气, 因此,越军在同柬国民军交战中的上述行为引起我军高度重视. 将实战中对越军化学武器的防护提到了战前准备中的重要环节并加以落实. 　　 　在自卫还击作战发起前夕, 参战部队团级以上各单位, 分别组织了连, 排, 班三级, 在中越边境一线组织学习”三防”知识,1979年1月7日,笔者有幸在云南马关,马尾冲公社接受过总参防化部技术人员的授课培训, 其主要内容为越军在柬埔寨作战中的化学武器运用情况分析,由于当年战事紧迫大战在即,战事紧急刻不容缓,为保障绝大部份参战人员能够在战前配发防毒面具, 全国有两家兵工厂紧急全力生产防毒装备, 至79年2月10前当各攻击分队进行战术机动, 进入了冲击出发位置时,仍有部份参战人员只发放了半条毛巾和两片肥皂, 当遭遇越军实施化学武器攻击时, 用毛巾包住肥皂片浸水后堵住口鼻进行防护. 可以看出当年战前准备匆忙, 部队防护手段, 器材都非常简陋. 　　云南当面实战阶段, 越军使用毒气企图扰乱我军攻击分队作战队形, 以利其防御火力对我攻击分队进行杀伤, 逼迫我军戴上防毒面具以达到消耗我军体力, 妨碍其战术机动, 从战后资料查明, 越军实施化学武器攻击的时机和袭击目标多为我第一线攻击连队, 特别是当我一线攻击分队在接敌过程中,越军则依照地形和风向, 对我分队使用毒剂攻击, 而且毒剂均为刺激性的化学武器, 越军或者利用其炮兵火力对我进行炮袭和炮火覆盖时, 夹带数发毒剂炮弹对我进行突然袭击. 例如:2月17日下午16时, 四连在向152高地发起冲击时, 越军首先进行了炮火拦阻射击, 其中夹进了多发刺激性毒剂炮弹, 爆炸后产生了大量白色烟雾, 进攻人员顿感不适流泪, 同时,高地越军利用风向和依托堑嚎, 工事投掷了10余枚毒烟手榴弹对我战斗队形进行袭击, 再如: 2月24日上午11时, 三连在攻打653高地时, 进攻分队占据第一道堑壕, 准备向第二道堑壕发起冲击时, 越军在堑壕内向攻击战斗小组投掷了毒烟手榴弹, 爆炸后白烟持续了三分钟, 战士们无法睁开眼睛.造成呼吸困难,事实上迟滞了我军攻击速度. 削弱了我分队的进攻作战能力. 　　再者, 越军对我已占领的高地和守备要点进行反击时, 在炮火准备过程中仍然利用风向和一些有利的自然因素夹带数发毒剂炮弹对我守备人员进行袭击. 　　七九年对越作战期间, 越军在我云南当面对我攻击部队实施了毒剂袭击, 据战后统计资料表明, 越军在战斗中对我军实施了十次毒剂袭击, 并具有明显的战术企图和鲜明的毒剂运用特点, 　　首先越军使用毒剂以小, 少, 散为特点之一, 越军在战斗中多次使用毒剂和毒烟手榴弹, 一次攻击多为一发至数发, 规模小, 数量少, 使用零散, 究其原因, 可能是越军游击战术手段决定的, 惯于用小群, 分散, 独立的战术所至, 坚守要点和小型游击战相结合, 小炮, 迫击炮在使用上多采取分散配置, 多则一个排, 少则二门炮, 客观上毒弹袭击时不具备大规模的急袭.由于越军在我云南当面防御兵力薄弱,炮兵火力明显不足,缺乏大兵团作战能力,虽然越军二军区在二线纵深防御地区配置机动野战师,但该集团主力存在分兵作战的实情,难以集合对我攻击要点实施突击,并进行量化的毒剂攻击战术运用, 但越军在柬埔寨战场上, 由于具备大兵团作战能力和基本条件, 越军柬埔寨的广大地区不但实施了大规模有效的步炮,步坦协同作战,而且所实施的毒剂攻击战术运用极为成功, 例如:1979年11月5日, 越军在柬埔寨出动飞机, 在柬磅清扬省和菩萨省投掷了介子气, 光气,结果导致三十五人死亡, 七十多人中毒.上述地区的动植物被毒剂严重杀伤. 　　其次, 越军在同我军交战中充分利用山岳丛林地的有利自然气象条件. 热带山岳丛林地不但地复杂, 气象条件恶劣, 在同一地区有多种风向, 越军在选择毒气攻击时基本上无规律可掌握, 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风向而定, 据查证, 越军实施攻击时, 风向及毒烟多吹向我方阵地, 由此说明越军对化学武器的使用训练有素, 善于利用山岳丛林地小地幅内的气向条件对我实施毒剂攻击战术运用., 同时, 越军虽然在战斗中使用毒剂炮弹和手榴弹, 但在溃逃时害怕我军拿到毒弹证据, 十分重视化学武器的藏匿, 保管, 转移, 埋藏. 例如: 我14军40师119团在郭米地区战斗中, 战后在打扫战场时, 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当分队收索至越军弹药库附近的田地里, 发现有很多新土痕迹, 结果竟一次性在该地挖掘缴获了越军南逃时埋藏的六箱C,S毒剂手榴弹, 共九十六枚, 由此可见,越军十分重视该类毒弹的管理, 藏匿. 　　最后,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 越军在实战中使用毒剂制式弹药多为单一的西埃斯毒剂, 1978年越军在柬埔寨战场上大量使用神精性毒剂, 使人头痛, 麻木和恶心, 导致人员死亡的毒剂, 呕吐并在几分钟内, 使人头昏眼花, 窒息昏迷, 鼻口出血致人死亡的毒剂. 七九年越军在云南当面同我军交战中, 使用的化学武器方法均为扰乱性化学袭击, 目的是迫使我军放慢和迟滞进攻时间和减缓攻击能力, 纵观七九年云南方向当面越军使用化学武器虽然是局部的, 有限的, 但足以看出当年战斗残酷性和复杂性. 因此, 关于七九年云南当面越军毒剂使用的相关内容很多, 这篇帖子显得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能够诠释当年的全部内容. 为此, 请各位老兵补充完善.

中国人为何不守诚信(组图) 2010/06/28

日前，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研结果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诚信的缺乏。作为对诚实守信在道德上的约束，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缺乏契约精神，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诚信的主因。

人与人之间缺乏契约：社会结构与小农经济所致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流动不像今天一样频繁。

小农经济缺乏交换，有交换才会有契约 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 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约。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的取决于社会如何构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约。 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契约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在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契约和守信自然让位于生存。从另一个方面讲，契约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为其他目的是可以抛弃的。这在“即便饿死船员也不动所运货物”的西方简直无法想象。

人与国家之间缺乏契约：重“礼”而不重“约”

“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

契约本质在于平等，但封建社会中人与国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人与人的交往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契约精神的要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按照西方契约理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开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民众之间缺乏立约的思想和实际行动。民众与皇权的关系被一种“君君臣臣”的礼教所规范，而非契约。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伦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约社会的平等基础不具备。 国家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 古代社会用于规范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古代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恰恰说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而社会认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征，在动物界被称为“头羊效应”，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以及处理民与官之间的关系时带头不遵守规则，有组织的破坏契约。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

古代国家运作缺乏契约：上行下效

田忌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 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

田忌赛马是破坏契约和规则的典型 田忌赛马传颂千古，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但其实，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违背了二人所约定的上等马对上等马的规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代官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正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诸葛亮破坏吴蜀盟约，私取南郡 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到处都是，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但这项策略最终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 封建社会的国家“失信”导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会中上述例子层出不穷，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带头不守信用，违背契约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社会文化心态一切以官场为“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而按照“破窗理论”，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则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封建国家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事实上，中国历史传统中并不乏契约因素，但离契约文明还很远。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缺乏契约的传统被凸显，诚信危机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