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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此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披露茅台酒与中国大饥荒关系的文章。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1.粮食、生存与统计
2.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1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
1.2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3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2.故人、故事与档案
2.1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2.2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2.3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1959至1961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2.4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一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七十八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一九五八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3.饿殍、粮库与牲畜
3.1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3.2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3.3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4.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作者：孙照民，博客中国
张献忠屠川：杀人杀出了花样 连自己周岁儿子也杀
2010/07/01 |
网易历史
宁要满清，不要黄虎张献忠
节选自本人新书《他们曾经这样狠》
前边说过，黄巢仅仅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落榜，就怀恨在心，后来起义，疯狂地屠城，用无数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发泄自己的私仇与旧恨。
但是如果黄巢的狠毒和今天的主人公比起来，真的只能算是个小角色了，因为黄巢怎么说也是个秀才，而今天的主人公是个当兵的，所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而且确切点说这个人是个兵痞。
他就是明末大名鼎鼎的人物张献忠，是和李自成齐名的反贼。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七《张献忠记》记载：“卑微时献忠依丐徐大为活。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
从这个记载就可以看出，在张献忠的脑海里从小就没有人这个概念，在他的眼中和他自己一样直立行走的动物，都和畜生差不多。
兵痞子传说
张献忠是在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出生的，小时候，张献忠的生活比较不容易，一直跟着父亲去贩枣，生活过的很简单。
但是，古时候商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直就是社会的最底层，那些驰名天下的大商贾都受不到足够的尊重，别说像张献忠这样的小商贩了。
所以，张献忠改行了，做起了准公务员，也就是捕快。
这个职业在很多现代的电视剧里被说的像今天警察一样的神圣。
特别是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神捕、名捕之流充斥其中。实际上捕快如果非要和今天的某个职业做个等比的话，那应该叫他们明朝的城管大队才是。
因为捕快并不是公务员，而属于吏，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国家发放工资，更多的是靠地方衙门的财政中支付他们的工资。
明朝的捕快实际和今天的城管大队差不了多少，只会欺负些贫苦的百姓。张献忠当然也是其中一员，可是这并不是决定他人生走向的最重要的经历。
因为捕快挣得少，而且他发现老百姓是很穷的，自己再怎么捞，还不是给上面的大人们做了嫁衣，这个职业其实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张献忠决定离开。
他的下一个职业是士兵，当时明朝边镇告急，女真人已经在辽东形成了气候，除了辽西走廊外，辽东大部已经陷入敌手，那时国家需要兵，所以在当时，当兵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张献忠到了延绥镇当一名边兵，在当兵的这段期间，他才知道军队要比地方政府更黑。
啥叫吃空额，啥叫克扣军饷，啥叫杀民冒功，啥叫鱼肉百姓，他在其中呆了不久，就全都弄明白了。而且张献忠的适应能力很强，这些兵痞的恶习，他一样不少都学会了。
但很快张献忠就犯了事，《明史》记载其“犯法当斩”。
不过其具体犯了什么罪，史书并没有明言，估计是惹上了人命官司或强奸妇女之类的大罪。
可是明军那时从根上烂了，所有的军官对这些杀人越货之类的事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明军主将陈洪范看张献忠长相奇特（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所以张献忠绰号黄虎），所以就请当时的总兵王威放了他，可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得后世的千万生灵，遁入死门。四川本该是天府之国的富庶之地，就在张献忠这个超级大恶魔的屠刀下，变成了人间地狱。
天府劫难
张献忠的前半生，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叙述他，一来是要牵扯的人物太多，二来是他在进入四川前，杀人确实不多，这一点没必要栽赃陷害。
而当李自成攻击北京时，张献忠便向四川袭来，他首先攻占武昌，据《鹿樵纪闻》记载，张献忠打开了城门，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三炷香的功夫还不逃出城的话，就一律杀死，百姓们争相逃走，可是三炷香，偌大的武昌怎么逃啊？
很快张献忠的军队便赶了上来，把百姓们撵进了长江，三十多万人被连淹带杀，弄得当时江水都变成了红色，江面上尸首在江面上漂浮着，好生残忍。
而谁都没想到，这只是张献忠大屠杀的开始。
当他攻下重庆后，一个魔王降临到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的上面。
张献忠对于四川还是很有缘分的，因为他在当流寇的时候，来过两次四川，
公元1634年，崇祯七年，张献忠入川，攻占夔州（今重庆奉节），被著名的四川女将秦良玉所败，张献忠彻底体会了一把四川辣妹的厉害，灰溜溜的跑出了四川。
第二次是1649年，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率部逃入四川，但是在四川各部的联合打击下，他仍旧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退了出来。
从此，他便恨上了四川，“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他想起了小时候偷鸡时说的这句豪言。
当他第三次进入四川时，果然他是按着这个思路去做的。
公元1644年，随着京师被李自成攻破，明朝再无军力顾及四川。张献忠迅速攻陷了夔州，秦良玉这位女中豪杰，也是单臂难敌四手，很快被张献忠军队击败。不久，梁山、忠州、重庆相继失守。
由于重庆抵抗非常激烈，张献忠攻下重庆后，把被俘的三万零七十余守军的胳臂都砍了下来，重庆巡抚陈士奇被杀，而重庆一向不做恶事的瑞王朱常洛也被残忍杀害，此等恶行只不过是张献忠所犯罪行的一点点斑迹而已。
所以，此处不做那种血淋淋的描写了，而重庆失陷后，成都这座古城也摆在了张献忠的眼前。
成都只守了三天，便被张献忠攻破。
成都各朱氏王爷皆自杀殉国，数位大臣投井自尽。而被俘的只有成都巡抚刘之勃，而刘之勃知道张献忠的种种暴行，便道：“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刘之勃被活活剐了，他的那句话却应验了，少杀的百姓只有剐他那几刀的数量而已。
儒、佛皆灭
张献忠坐稳成都后，立即称帝，做起了他的皇帝梦。
张献忠很快就萌生了屠成都城的决定，但是他遭到了他的义子孙可望的反对，张献忠虽然答应不屠城了，但是他心中依然觉得这些人还是该杀，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只可能是由于他小时候那种拿人不当人看的想法，还有他当兵的那段可以拿人不当人看的经历（杀人却未受惩罚）。
张献忠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罪恶的想法，既然都不愿意我一下子都杀了，那我分开杀行了吧？
分阶段，分职业，分类别，分批屠杀。
先倒霉的是和尚。
张献忠不信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成都的大慈寺去烧香拜佛。可是一进门，就被门槛绊了一脚。这帮该死的秃驴，敢设陷阱绊老子。
这时张献忠把火都撒到了满寺的和尚身上，他立即下令把寺中没有头发的全部杀掉。顿时，一座古刹，遭到了灭顶之灾。有的和尚到死都不知道张献忠为何要杀他们。
而张献忠紧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周围的和尚全杀了，张献忠的爪牙们提着刀剑迅速冲进了周边的寺院。
一时间和尚们不再诵念阿弥陀佛，因为他们知道佛祖是救不了他们了。数座古刹在这一刻被焚成灰烬，超过两千多名僧人无辜被杀。
当然这两千多和尚只是个开始而已，我们再来看看张献忠对儒生的屠杀。
对于这场屠杀一共有两个版本，先说传教士版本，张献忠在成都俘虏了两名外国的传教士，一位是意大利人利类斯，另一个是葡萄牙人安文思。
张献忠虽然痛恨佛教，却没有杀这两位耶稣的门徒，可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是这二位写了本有点回忆录性质的书叫《圣教入川记》，却成了张献忠四川暴行的血证。
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献忠“坐稳”皇帝后，便开始开科取士。四川的读书人大多以为明朝旧官员已经废除，自己的机会来了，所以到成都赶考的举子来了不到两万人。
在考试那天，由于一个应试学子得罪了张献忠，张献忠立即咆哮考场，下令把前来参加应试的一万七千多名才子全部杀掉。
成都青羊宫内的空坝子上，在焚书坑儒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屠杀知识分子事件发生了。
屠刀落下，顿时血肉横飞。有的举子想跑，但还没跑出十米，随即被砍断双腿，接着又开堂剖肚，五脏六腑混合血浆流了一地，活活被痛死。有的举子开口大骂，即刻被割去舌头，剥去头皮，然后再杀掉。有的举子被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但求饶的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活活戳死。
青羊宫内到处都是血液，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被屠杀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后来清理屠杀现场，光是毛笔和石砚就堆得像一座浩大的帐篷。西方传教士对这次事件的评价是八个字：“血肉横飞，痛极而死。”
而这些考生们所带来的女性家眷，有姿色的被带到了青楼妓院，而大部分也被张献忠屠杀。
以上是对儒生大屠杀的第一个版本。
而《蜀碧》、《鹿樵纪闻》、《甲申朝事小纪》这些野史资料记载，事情更为残酷变态。说张献忠考试前，在贡院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凡考生身高超过绳子的，一律杀掉。这样被杀的人超过一万，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只有两个童生，因年幼未超过绳子，才得以活命。
不管哪种版本，被屠杀的人的数量是相同的，各种史料都记载超过一万的考生在这次事件中被屠杀。
由于张献忠对学子的大屠杀，致使四川的知识界在几十年后都萎靡不振。清朝中前期四川少有大儒和这次屠杀不无关系。
读书人被杀绝了，练武的也没能幸免，张献忠同时举行了武举考试，结果武举们刚刚进场，便听得数声炮响，武举们还没明白什么事就已经成了炮灰，侥幸未死之人，上马欲逃，结果周围箭如雨下，参加武举的武人们也一样没有逃脱文人们的命运。
杀完人后，张献忠得意洋洋对传道士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圣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灭此种僧党及世间恶人。”
在张献忠看来这些和尚和文武举子都是他眼中的恶人。
剥人皮、砍脚丫
朱元璋曾经有过一项壮举，这就是怒剥贪官皮，然后再将这些人皮填上草料，放置在衙门口，以警示官员要奉公职守。
而当年朱元璋朝的著名将领，常遇春的内弟蓝玉被处决后的人皮就在蜀王府中，因为第一任蜀王是蓝玉的女婿，所以虽然蓝玉被处死，他却一直用特殊方法保存着这张人皮一直传到后世。
很不幸，张献忠看到了这张人皮，而且他很佩服朱元璋的想法，所以他决定效仿，可是那些贪赃枉法的明朝官员大多已经被自己处死了，只好拿别人试试了。
结果，所谓的乱党，无辜的百姓，宫中的侍婢，甚至是张献忠的士兵和朝中的大臣都成了这种酷刑的牺牲品，还有下不去手的行刑者，也会被处以剥皮之刑。
《蜀碧》：“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
清人李馥荣《滟滪囊》记载：“立剥皮惨刑，剥人未竟而气先绝，执刀者死。”
清人欧阳直的《蜀警录》里也记得分明：“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许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
《蜀警录》里的记载最为让人反胃，刽子手会活生生的把人上身的皮剥去，然后再把这张皮给这个人披上，不许亲戚给他饭吃，而且严禁军民可怜他，这些人无处栖身都待在墓地里，大多月余后，不治身亡。
只是剥皮，张献忠后来也腻了，他认为，那是朱元璋的发明，专利权并不属于自己。所以必须发明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好显示他和别人的与众不同。
张献忠对于女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他曾经强娶了大学士陈演的女儿，可是没玩两天，就把这位娘娘杀了，可见其对女人也少有怜爱之情。
张献忠把许多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一座小山，与爱妾在旁边一边喝酒一边取乐。喝着喝着，张献忠忽然仰起头说：“要是再有个脚作山尖就更好了。”爱妾一听，把脚伸出来开玩笑说：“这只脚怎么样？”张献忠说：“可以。”那位爱妃闻言立即昏死过去。
美人的香足被砍下来后，这座小山上终于有了山尖。张献忠看到此，哈哈大笑。
可叹这个女人只是一句玩笑话，竟然被张献忠这个大魔头当了真。
张献忠对于人的脚有特殊的爱好，他命令他的士兵如果交上二百双男子手脚，封把总，如果是女子手脚，则加倍。
当时，成都周围的百姓大都白天不敢出门，怕被士兵把脚砍去。
杀人杀出了花样
在南京大屠杀的浩劫中，日本两个士兵曾经发起了杀人竞赛，后来远东法庭把这两个反人类的杀人犯送上了绞刑台。
而如果这两个该死的鬼子听闻过张献忠组织的杀人竞赛的话，恐怕他们会吓的扔掉手中的日本刀，连滚带爬的跑回日本去。
张献忠首先给了自己的士兵们特权，也就是谁杀得人多，谁就能升官，升官完全看你看下来的脑袋有多少。有一士兵，日杀数百人，立即被封为都督。
明军曾缴获过一位张献忠的副总兵的报功信，信中称这位副总兵一人就杀了一千七百多人，可见当时的杀人竞赛的激烈程度。
张献忠军队的公、伯、侯，大都是因为杀四川人积功得到的。
而张献忠及其军队的杀人方式的多样性，也创造了历史之最。
据清朝人李馥荣的《滟滪囊》记载：“倘违期及姓名异者，连坐十家俱死。别罪轻重，轻者割耳、劓鼻、断手足；次重斩首；再重凌迟，或当磔，别定刀数，割肉如鹅眼大，三五百刀之刑，数满者辄舍之；极重者剥皮实草。”
张献忠用凌迟之刑必须要求刽子手割五百刀，犯人才能死，如果没满五百刀就死了，那只能杀了这个刽子手。
《蜀碧》还记载了以下事实，“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抽善走之筋，断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
匏奴、边地、雪鳅、贯戏，皆张献忠们给自己的杀人花样所取的名称，完全是杀人取乐，以残酷为戏。抽筋、断足、挖肝、剥皮，更是拿人当牲口一样屠宰。
而对老弱病残，张献忠的军队也绝无怜惜之意。
《蜀碧》：“贼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误伸者，两手俱斫。至小儿幼女，弃道旁，衬马蹄；或掷之空中，以刃迎之。”
本是病弱之躯，再割鼻砍手。因为小童的首级并不能领赏，所以这些官兵就把这些小孩丢弃在路边，任由马踩。还有更甚者竟然把这些小孩抛向空中，然后用刀剑接着，孩子一阵惨叫便被戳死在刀刃之上。何其残忍。
据彭孙贻的《平寇志》记载：“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
抛开孕妇的肚子，把婴儿投入到油锅，看可怜的婴儿如何惨啼以为乐，这种暴行比纣王还要可恶百倍。
凶残狠毒到这个地步，够可以了巴？
有这种想法的各位读者，继续往下看吧，因为以上文字只是个起步价。
自相残杀
世界上一般只有像鳄鱼之类的冷血动物，才会自相残杀。而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虎毒不食子。
可是这样的常规原理根本不属于张献忠。
先来说说，张献忠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文臣的。
忽然有一天，张献忠没有任何理由，便杀了三百多文臣。这时没被杀得人再也不能不说话了，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批被杀的，他们质问张献忠为什么要杀他们。
张献忠的回答是，杀了就杀了呗，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后来张献忠觉得把文臣一下子都杀了，那以后就不好玩了。干脆找来了几条狗。
《蜀碧》记载：“呼獒数十下殿，獒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 数十条恶狗在殿前人群中嗅来嗅去，被嗅到的人立马被拉出去杀了。
华阳县人张大受，弓马娴熟，且身材高大，长相俊美，张献忠十分喜欢，钦点为“状元”，张献忠每次设宴他都作陪，且让他作诗献声，哄得张献忠好不痛快。所以张献忠对于他的赏赐也非常丰厚，金钱，房产，良田，美女，应有尽有，二人可谓是亲密无间。
但是这种蜜月期只过了五天，张献忠突然变脸，理由是如果这家伙要是反了，我岂不是养虎为患。所以张献忠立刻把张大受斩首，不光是他，连赏赐给他的所有美女家丁，也一起杀了。
因为张献忠是陕西人，所以他的很多老乡都来投奔他，张献忠把他们灌得大醉后，派人把这些人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然后放置在原来喝酒的桌案之上。张献忠此时一边喝一边和这些人头对话，犹如这些老乡还活着一样，大家完全可以想象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算是最胆大的人恐怕也要打个哆嗦吧。
更为令人绝望的是，张献忠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放过。
一天夜里，张献忠觉得没什么事干，说：“这时候没有可杀的人。”于是就把他的妻子和爱妾几十人杀了，就连自己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也杀了。第二天一早，他呼叫这些妻妾，左右的人告诉他已经被他杀死了，他又因为这些人当时没有劝阻而大发雷霆，又把身边的几百名仆人杀掉。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下的去手，这可真是畜生不如了。
当1645年秋，张献忠带领部队去打汉中的时候，行至顺庆，他突然下令把所有军中的四川籍的士兵全部杀死。结果十万四川兵被屠杀殆尽，只有少数逃走，归降了清廷。
但是这样的自相残杀还不算完，《蜀警录》记载了如下事件。
张献忠嫌兵将所带的家属比较累赘，总共四万多的家属被圈在了一座木城中，结果，张献忠下令开炮，顿时四万多人哭爹喊娘，这几炮下去，木城中的家眷就已经死了大半。剩下的人，被撵入了江中，全部淹死。
人人心中都惧怕死亡，而在张献忠身边的人对于死亡都已经冷漠了，对于自己亲人的被杀，这些士兵竟然没有一个去反抗。
张献忠仍然觉得不够，此时张献忠手下的士兵，只有七万人了。张献忠却认为，士兵在精而不在多，干脆留下三千人即可，剩下的都杀了算了。
然后，张献忠给自己的将领们下了指标，凡是带长的，别管官大小，一天最少杀十个人，完不成任务，就自己就去死吧。
那时的张献忠军队中，人心已经散了，大多数人早就崩溃了，所以张献忠的将领们有很多把剑自刎，再也不跟着这个变态狂玩了。
这组自相残杀的镜头结束之后，我们把镜头再一次拉回成都城，看看张献忠最终完成的成都屠城计划。
屠城血案
由于清军在从张献忠部逃出的将领的带领下迅速插入到了四川地界，这时张献忠必须离开成都了，他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那种冲动，刚来时他就想屠城，而孙可望劝住了自己，而要走了，这次去胜败不知，如果败了，干嘛要把这座城市留给别人呢？
干脆都杀了巴。
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听了毫无怜悯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成都百姓全部遭到惨杀。成都城里城外，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
而少数人想从成都东门外洪顺桥逃走，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张献忠军队拦了个正着。被害人的尸首充塞了河道，桥梁也因此折断了。
沈荀蔚（当时四川的幸存者之一）写的《蜀难叙略》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不光是人没了，成都所有的一切都被毁了，城中能烧的都被张献忠烧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好一座天府之国，被张献忠弄得比阎王殿还可怕。
以上所列只是这些惨案中的一小部分，本来想再多写些，可是理智告诉我，这些已经够了，因为它不是什么卓别林的喜剧。
《明史》评价张献忠“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杀人已经形成了他的日常习惯，就好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
这样的魔王，到头来，原来只是杀害弱者有本事，当他真正遇到了豪格率领的亲军，一切就都结束了。
张献忠军硬是在他面前一个回合也没走下来，不但军队大败，就连他本人也被冷箭射死。
只可惜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只落了个如此简单的死法，和死在他淫威下的那些无辜的人相比，简直太便宜他了。
和这样的魔头相比，杀戮亦不少的满清铁骑倒显得更仁慈一些了。恐怕这就是历史之光的映射作用吧。
尹剑翔独家心理分析：《阿Q正传》中写阿Q的革命，革命的意义在阿Q那里就是杀赵太爷，杀秀才，杀假洋鬼子，杀小D。
还记得阿Q那句经典的话吗？ “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这些阿Q要杀的人中，既有阶级敌人，也有阶级兄弟，但都要统统杀掉。张献忠杀人，就是阿Q这种的心理。
当然阿Q是比不了张献忠的，因为张献忠比他还多一样东西，那就是残酷的经历，张献忠经历过杀人，放火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得益于他当兵的经历。所以，阿Q最多只是说说，而张献忠是真敢干啊。
但是，无论再怎么说，这种无情的杀戮，都会对使行刑者的心理造成最大的打击。张献忠在离开成都后，曾经对下属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天教我杀，我敢不杀？”这明显是在为自己的罪行找托辞，就像站在远东法庭的那些日本战犯一样，他们把他们杀人的罪行推给了日本政府，好像他们杀人放火，并不是自己干的，这明显是心虚。
这就是杀人狂们的心理，其实他们的心一点都不硬，相反他们很脆弱。小小的挫折就会把他们摧垮，而一次次的冲击，让他们无法躲避，他们只好杀更多的人来慰藉自己，仅此而已。
愿中国再也不要出现张献忠这种类型的人了，因为他实在是太恐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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