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调侃说：“看周立波的演出要带止痛片去，否则笑死人不偿命。”某次在电视上，《007》的主题曲响起，发蜡将“头势”打得精光锃亮，身穿无尾礼服登台，这就是周立波。演出中他不换装，不休息，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放眼全中国，还没有其他演员可以做到。”周立波坐在椅子上跷起腿，对本报记者说：“自豪是有资本的，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
- 故事 最近周立波进军电影行业，扮演喜闹电影《唐伯虎点秋香2》四大才子之一，动不动就被殴打出一轮黑眼圈。与此同时，他除了一年要演120场之外，还打算开发自己的演讲事业，并预备在5年内退休。记者笑称，“你这是不是在号召大众，要看周立波要趁早买票。” 周立波拥有有故事的人生，他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90年，23岁的周立波曾因误伤当时激烈反对他恋爱的女友父亲，导致其眼睛受伤而被判刑，曾在监狱里呆了205天。周立波曾被判限期偿还495万元的债务，曾身陷“虐妻、吸毒、重婚、傍富婆”的绯闻门。他下过海，经过商，出过国，最终又选择回到舞台上，在前辈王汝刚、严顺开以及好友关栋天、孙徐春等鼓励下，他再次鼓起勇气登上舞台。 周立波独创的海派清口中既有评书、小品的影子，更有脱口秀、独角戏即兴活口的特色。像“笑侃30年”昔日草绿军装、喇叭裤、爆炸头、上海电信博物馆中觅到的老式公用电话和砖头大哥大、“有车一族”珍藏的自行车票等珍贵旧物件，都在台上一一重现。看过周立波表演的观众，尤其是上海人，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他把“上海人”这种群体观察得淋漓尽致，一语中的。专家称赞：“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进入了既适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因此周立波演出的票子总是一票难求，曾经出现过280元的票被黄牛党炒到3000块钱的现象。这造就了周立波强烈的自豪感，以及如今对自身话语权的反思。 “历史上经济越萧条，电影越繁盛。上世纪20年代末，人们即使排队领救济，也会挤出几枚硬币，去买票观看疯狂喜剧、热闹歌舞片以及秀兰·邓波儿的甜美脸蛋。笑侃民生的海派清口，同样有当年好莱坞喜剧的疗伤效果，能帮助观众笑向未来，忘却忧愁。”周立波说。 但是在上海之外，周立波的某些言论却饱受争议，例如他与宁财神的“咖啡”与“大蒜”的土洋之辩，例如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的南北差异，例如他与关栋天的“掰面”和自己的单飞，例如他对地域性的观念以及创作上长期用地域性做文章引发的争论，以及关于他的喜剧能否走出大上海面向全中国的担忧。 而对于如今的各种争议，周立波自有一套奇怪的逻辑，他说：“我和很多传统曲艺演员不同，他们还都在传统中打转，我毕竟做了十几年生意，我希望把我生意场上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想宣扬一种普世的快乐哲学，在如今社会压力大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去寻找快乐。”
不上春晚 我的观众不是农民
新京报：你说你不仅满足于给大家快乐，还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给观众？ 周立波：就是说，一旦社会给你话语权，你就要谨慎，所以有很多媒体总问，你的过去怎么样？我说这个还真让人失望，我的过去直到现在一直都很好，没有那些伤病呀，吃苦的东西。演员一出名就说过去怎么怎么苦，我过去真的没有怎么苦过，所以我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快乐和痛苦。因为我不极端，我从来没有过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张票十块钱没有人买啊，从来没有过，包括我从创立海派清口一直到今天，我的票一直是满的，所以我的心态比较阳光。正是因为这样，你不能去说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情，你要观察和发现社会上的许多不悦源自何处。当我要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会用很多例证来表达它。 新京报：感觉怎么像在做演讲？ 周立波：我会去中央财经大学谈中西方民主，我会和他们谈台湾民主失败在哪里，我会跟他们说为什么西方民主在中国不能实施。但是我可以保证整场欢声笑语，这就是我和所有曲艺界演员的不同，我说的没有人敢说，也没有人会说，他们也不懂。这是我的手段，周立波很敢说，敢说需要勇气，更需要庞大的知识结构，因为平时我的学习内容比较跨界。 我们从事笑的艺术，也分技巧，比如做个怪相让别人笑，那我说这个我30年前就会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有责任的艺术家，希望能够把我的技巧和观众结合起来。我觉得我给大家的笑比较真实。 新京报：你刚才说你没有遭遇过挫折，也就是说你一直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非常好？ 周立波：是的。并非是说我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永远和比我差的人去比。我会把我的生活状态，面对我合适的人群。我知道我该干吗，我知道我的观众在哪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上春晚。不上春晚不是为了炒作，而是我很清醒，因为确实我的观众不是农民。 这其中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中国是个农业大国，9亿农民。问题是他们的东西我不理解，我没有任何能力和农民谈耕种收成，也没有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不懂。我没有能力谈黑土地的感受，我一直游弋在城市文化当中。而且我就是城里人，我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农民呢？没有必要。 新京报：但有的艺术家已经脱离了大众，但是还在试图放低身段迎合大众。最后的结果是，往往大众却不买账…… 周立波：我提出过这种观点。有的艺术家说，我们要回到生活。我会反问，难道你不在生活吗？这种说法就不对。为什么没有演员来敢谈股市、楼市、国家未来的走向呢？他没有这方面的学识。他也有生活啊。就是说，你表现的生活不要和自己的实际生活反差太大，否则就很虚伪。
《唐伯虎点秋香2》是周立波初探银幕，其喜剧天分却在戏中抢尽风头。
回馈社会 成功艺术家应反哺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已经是福布斯上榜的有钱人了？ 周立波：我不知道。(据说你年收入四五千万)这他们在乱说。没有成本的？去年票房4500万，今年过亿，我的团队很大很大，我用最先进的方法接龙的，我身边的人只有六个，其他都是和大型平台对口接龙。我觉得社会上的钱是大家赚的。(而且自己弄一个未必有别人弄得好。)对，中国人的思路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弄，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自己弄物业，自己弄销售，自己弄广告，然后就成了家族企业。 新京报：你的收入这么多，你是怎样理财的？ 周立波：我想要回馈社会，我的收入不是很多，拿出来相当多一部分做慈善，从去年到现在拿出150万捐出去，我还找朋友捐助了一些钱。六一什么的，看儿童什么的，就是说我不会去过度地开发我的商业价值，我知道我有，但是不会过度开发，美国、加拿大、澳洲邀请演出，我都要求是慈善演出而不是商业演出，当社会给了你名利，你必须反哺。 新京报：个人物质上的消费呢？ 周立波：不是很需要，25场4000多万，商业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那比如说你买房子了吗？)当然，我这么说的就这么做，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产业，一个真正的成功的有品位的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应该市区买一套，郊区租一套。(市区如果突然不让你住了呢？)不会的。我有好律师，如果谁突然不让我住了，我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人生应该有两个人，一个好律师和一个好医生。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也许社会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社会已经到了但是人还没有这个意识，比如一个上海一个北京，应该是契约化社会。你比如说房租，我跟房东谈好，五年签一次，如果你当中变卦的话，十倍与我。谈十次已经五十年了，你就80岁了。你要是对五十年谈判十次的信心都没有，那你就不要混了，然后你可以五年、十年之后具备投资能力的时候再投资。 我不是说人人都不要买房，我是说，没有能力的人没必要买房子。现在绝大多数没有能力的人也要买房子，倾家荡产也要买，所以他们活得很累。 (那也许更多的人没有投资的能力呢。)投资需要的是一种心态，投资不是一百万才可以，投资是一千块也可以，哪个大老板都是从零开始的，中国没有世袭也没有贵族，现在富二代才刚刚开始。 《唐伯虎点秋香2》是周立波初探银幕，其喜剧天分却在戏中抢尽风头。
文艺现状 文化工作者大多没文化
新京报：你现在去江浙巡演，感觉你是要走出上海了吗？ 周立波：上海早就走出来了，北京广州都来过，射程已经在几千公里了。我的出现填补了一种空白。我建议有文化的演员演给有文化的观众看，没文化的演员演给没文化的观众看。 新京报：是不是娱乐圈这么多口水仗，就是与从业人员的文化有关？ 周立波：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文化界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文化工作者没有文化。这是一个现状。(外国不是这样吗？)外国不是这样，比如帕瓦罗蒂会说，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我的主业是烤面包。比方一个球星会说，我的业余爱好是踢足球，我其实是个牙医———其实他是个博士。 我没有学历，我没有进过大学，所以我只能去大学讲课。 新京报：票价涨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周立波：没有大涨，现在580元，体育馆有内场，所以一千多，小沈阳也可以卖一千多。这是演出那边定价的和我没有关系。(他们认为你应该定这个价格？)他们认为我还应该更高，我没有同意。(卖得更高不是更好吗？)这是抢钱。后来到了长宁体育馆，调价到580元，3700个座位，我说就演五场，因为太累了，啪挂出去，12场，我每天都在破纪录。 我已经把场子和票房的记录都破了，目前全中国可能没有人能做到我这个样子，一个人演两个半小时？没有人可以！如今还没有第二个人一年演120场的情况下，我也还可以显摆显摆。所以说自豪是要有资本的，对吧？有一种牛叉叫没办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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