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國，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在日中國人已近百萬。他們到日本，去留學，去結婚，去掙錢，去創業……懷著五彩繽紛的理想和夢幻，從湛藍的天上，從碧藍的海上，踏上了這塊扶桑之地。他們在域外生活中發生的故事備受網民們關注，本網聯合日本華文媒體《日本新華僑報》陸續刊發在日華僑華人的生活點滴。
 
　　看見記者走入病房，她顯得有些吃力地坐起來。清秀憔悴的面龐上掩飾不住一場災難後的恐懼感，右眼角周圍的青紫和眼球上淤積的血塊清晰可見，脖頸周圍被扼被掐被擰的痕跡仍然斑斑點點地遺留著。這時，她已經住院治療一個星期了。

　　事情，還是從頭說起吧。

　　古人講︰“三十而立”。而她，在30歲的時候，跨出國門，意欲像那沖向蔚藍色天空的銀翼一般展翅飛翔。

　　她已經走過的人生的經歷並不復雜。也許是這種不復雜的經歷，使得她的頭腦也沒有復雜起來。

　　大學畢業以後，她在一家雜志社內做編輯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給人帶來許多精神快樂，但物質的貧困卻是很難改變的。5年後，她“改行”了，轉到一家著名飯店的旅游公司內工作。沒有想到，同樣一個旅游公司內，她所在的亞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獎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鄰的日本部卻賓客盈門，總是忙得不可開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門“借調”人手。多勞，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員的多得，讓旁人羨慕得眼紅。

　　和許多知識女性一樣，她也是不安于現狀的。會說日語，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專業是學俄語的她，在工作中有了這樣的切身體會。要想學日語，自然是到日本學習最好。在那里，不僅可以學習語言，還可以在經濟上寬松一下。正可謂日語中所說的“一石二鳥”，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雙雕”了。

　　當然，學好日語，還可以和日本人搞貿易。丈夫在政府經濟部門工作，應該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脈”關系，她擁有他人沒有的條件，也就擁有他人沒有的自信。

　　就這樣，她辭別了丈夫，答應學習兩年語言後回國；吻別了兒子，暫時每個月花1800元人民幣，把他“全托”出去。在事業與親情上，她首先選擇了事業！

　　30歲生日剛過，她就來到日本東京，在一家語言學校就讀。古人講︰“三十而立”。而她，在30歲的時候，跨出國門，意欲像那沖向蔚藍色天空的銀翼一般展翅飛翔。

試圖抗拒誘惑的人，往往是對現實不滿的人。結果，她還是點頭了，同意了，向誘惑投降了。

　　大多數踏上東瀛列島的中國留學生，都是以在餐館打工作為讀書的前提。並不是他們喜歡一邊打工一邊學習，而是他們不得不一邊打工一邊學習！

　　她也不例外。來到東京後，在銀座附近一家中華料理店內刷碗，憑著微薄的工薪，維持生計和學習。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覺得自己已經像一台完美無缺的洗碗機了。把油膩膩的碗碟首先大小分類，分別放入不同的水槽內，手中拿著浸滿洗潔淨的海綿，一個一個地洗，一個一個地沖，一個一個地擦干，一個一個地擺好。任何一台洗碗機，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備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機，都不可能如此長久地運轉！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膚色泛著堿白色，指紋猶如刀刻般清晰。拖著疲倦的身軀往“家”走，想著遠方的兒子，不知多少次淚水撲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學，一個個從餐館“轉業”了，臉上的姿容變了，身上的服飾變了，經濟條件變了，說話的內容也變了。她記不清楚多少次叮嚀自己了︰“一定要頂住誘惑。”但是，試圖抗拒誘惑的人，往往是對現實不滿的人。

　　一個同學听說她沒有去過“斯那庫”(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帶她去“玩玩”。據說，去玩的當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對“媽媽”說︰“這個女孩子的氣質和別人不一樣，你把她留下來吧。”結果，她點頭了，同意了，向誘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記著，去年8月1日，她開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這個給她人生帶來災難的日本人出現了。

　　從送過來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認會計士”，在霞關大樓內上班。從他的話語中得知，他已經離婚，有兩個兒子，都“預存”在前妻家中。當然，最讓她感到動心的，還是他說的那句話︰“我喜歡你！”

　　從那以後，他幾乎天天都來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給她一塊西鐵城手表，告訴她︰“這塊手表兩萬多日元，是比較貴的。”回“家”以後，她打電話給朋友，說收到了這樣一份禮物。朋友听後則勸她︰“兩萬日元不算什麼好表。不要和這樣的窮光蛋交往。”可惜，她沒有听進去。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這個日本人來店里的時候，她正陪著一個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從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從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塊西鐵城手表。本來，這應該成為兩個人分手的契機，但她卻錯把這種粗暴當做了男人熾愛的一種表現形式。情感的進展是不受時間限制的，盡管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興致勃勃地帶她到輕井澤旅游。傍晚，她提出開兩個房間，他怎麼肯呢？這一夜，他6次向她發起“進攻”，把她當做一個泄欲的工具…… 

情海與醋波總是攪在一起的。那麼，荒唐與辛酸呢？

　　9月23日，兩個人同居了。男方只負責支付每月8萬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來喝酒。一個星期後，男方說出實話，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宮癌，不肯離婚；另外自己有3個兒子，分別在讀大學、高中、小學。根本就無法離婚！

　　能說什麼呢？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何況，他還答應生活上繼續照顧她，答應把自己的一些“人脈”繼續介紹給她呢！他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多了。在她的筆記本上記著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臉上掛彩。但是，她仍然沒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來喝酒，看見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來，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媽媽”不干了，“媽媽”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脫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腦袋，打得他滿臉流血。他說自己要去報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時候，發現他已經先回來了。

　　店里的“媽媽”告訴她︰以前，他也是這樣，喜歡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許多錢，卻沒有達到目的。他發火打了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過來報警，在警方的干預下他支付了“慰謝料”。所以，“媽媽”的判斷是︰他不敢報警！

　　為此，她不得不辭退這里的工作，轉到另一家酒吧後時常干到早上4點鐘。他呢，發脾氣近乎“日常化”了。每每發脾氣的時候，除了打人，還要砸東西，電視、傳真機等等，砸起來毫不吝嗇。當然，事後還要置買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說出來有點讓人難以相信。比如說，4月13日，兩個人到福島、新舄等地去旅游，回來後這個男人說︰“為你花錢太多了。”說完就打。再比如說，4月28日，兩個人一起到銀座買衣服，男方主動提出要給她花錢，她自己花了 5萬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萬2千日元，回去後又為花錢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頓。當然，也有早上4點鐘，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來後痛打她，說︰“我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日子”的時候。

　　不久前，她回國探親。他心里醋缸翻倒，實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飛機以前還在殷殷囑咐︰“你回去後一定要住在你媽媽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無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從東京給她的上海家里打電話，怒氣沖天地大喊︰“誰讓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電話里听著，我現在要砸家具了！”就這樣，她把電話掛上，他把電話打來，再掛上，再打過來。而話筒里傳來的除了粗暴的叫罵聲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聲音了。

　　無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滿腹怨氣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兒子，24日又從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沒有喝酒的時候，就瘋狂地“愛”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後，就借酒發“瘋”，一邊開車，一邊擰她的大腿。一會兒開快車，一會兒猛煞車，聲稱“我們兩個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點半鐘，他喝得醉醺醺地從外面回來，一邊痛罵︰“你的身體已經弄髒了，髒得沒有辦法要了”，一邊出手痛打。他凶殘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來，把她塞到廁所內，用拳、用腳、用皮鞋、用水壺、用皮帶，整整打到清晨3點鐘。這個期問，她哭饒，他毫不理會；她哭喊，沒有一個人來救援。周圍的人都知道，這對年齡相差18歲的男女，是以“婚約者’的名義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動了，實在打不動了，倒頭就睡。早晨7點鐘，他醒來後，看見臉部青紫腫漲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見手指被骨折後滴滴淌血的她，看見渾身上下沒有一塊好肉的她，他腿軟了，聲顫了，扔過來一把菜刀，說︰“你把我殺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殺了吧！我不算人，我沒有勇氣自殺，你殺我吧！”

　　她艱難地張開淌著血的嘴，說︰“我也沒有勇氣殺你。要死，你還是自殺吧！”接著，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點鐘，兩個人來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國立醫院。醫生和護士都驚呆了…… 

她期望“一箭雙雕”。他說︰“你不要搞錯，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護日本人的。”

　　她住院後，記者聞訊去看她。情形，與本文開篇時描述的一樣。“你想怎麼解決呢？”記者問她。

　　她無力地說︰“我想讓他賠償我一筆費用，至少要200萬日元。”

　　“他呢，他想怎麼解決呢？”我接著問。 
 

　　“他一開始非常害怕，連送我上醫院都想找一個警察不知道的醫院。也答應賠我一筆錢。這幾天，他看見我好一點了，口氣就變了，說不能賠我錢，說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護日本人的。他還說，我如果報警，他就自殺。還說中國人就知道要錢，中國的民族是一個‘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說。

　　記者勸她，問題的解決，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東京入管局方面的說明，我們可以幫助去做；報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這樣問題會解決的。另外，你不要擔心他會自殺，應該相信“會咬的狗是不叫喚的”。

　　後來，記者陪她到警察署報案。當晚，他慌慌張張地趕到醫院，說警察已經打電話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當然，她沒有同意。

　　幾天後，記者把這個日本人“請”到《日本新華僑報》編輯部，他又鞠躬，又謝罪，表示自己是因為愛，因為愛的嫉妒，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同時，表示願意支付200萬日元，賠償她的精神和身體的損失，並且寫下了“示談書”，保證先支付50萬日元。等到以後貸款下來後，再支付150萬日元。第二天，他到醫院，在記者在場的情況下，交給了她50萬日元。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的兩點鐘，她給記者打電話，說那個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門外大喊大叫，還按門鈴要進來呢！記者撥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電話，勸他馬上回家；又打電話告訴她，可以馬上報警！

　　事後，她沒有再來過電話……

　　行筆至此，記者還想告訴讀者，許多女性听說此事後，不同意記者幫助這位中國女性，她們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斷的。

　　記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時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會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況且，她孤立無援，日本人是不會幫助她的，我們作為同胞再不伸手的話，那些人不就真的以為“中國的民族是一個‘最低’的民族”了嗎？

　　當然，如果這個近似“荒唐”的故事，這個引人“辛酸”的經歷，能夠讓人們有一番思考的話，將是記者意外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