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幼儿园：野百合有没有春天？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贾春娟 实习记者沈念祖发自北京

　　这是位于北京市北二至三环之间的一个房屋租赁中心。穿过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水果市场，再绕进九曲回肠的狭小胡同儿，记者终于找到“A幼儿园”（应“园方”要求，隐去真实名称）。一个简易二层楼，三百来平米，100多个孩子按不同的年龄段分成6个班，加上8名老师，6位班主任，3名保育员构成了这家“幼儿园”的全部。

　　只想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

　　1983年出生于黑龙江的杨小姐，16岁中专毕业就开始从事早教工作。怀着对首都的向往，19岁那年来到北京。看着无人看管的孩子满胡同乱窜，她便在一个租来的四合院里开办了一家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幼儿园”。而这家“幼儿园”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属于非法的“黑园”，也就是社会上俗称的“山寨幼儿园”。

　　这里的收费标准是报名费100元，每月基本费用（包括餐费）380元。“如果加晚餐或者周末留宿就另外加点钱。”杨“园长”介绍。

　　从最初的十几名孩子，发展到如今的一百多人，从月月亏损到扭亏为盈步入正轨，杨“园长”一直坚持着着自己的教育理念，“我不想以教育为产业，变成女强人。我只想给无处可去的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

　　安全和卫生是杨“园长”最上心的。“公立幼儿园出了事情还有教育局来顶，我们这样的幼儿园就只能自己负责了。我们园一年中没出过安全事故，这在同行业中已算不错了。”

　　目前，园内每天都将孩子们的玩具消毒，还雇了专门的保安人员。但杨“园长”也承认，由于资金有限，还达不到正规幼儿园那样的水准。而这里的“保安”也与正规幼儿园不同。记者在园门口看到，身着便装、无任何保安装备的一男一女把孩子送到家长手上，并对来访者核实身份。

　　其实，“黑园”的安全隐患一直令人担忧。早在年初，北京朝阳区东坝乡一家名为“阳光乐园”的无照幼儿园失火，导致一名两岁半女童葬身火海。

　　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

　　走出“A幼儿园”，记者又来到附近的“B幼儿园”——这也是一家“山寨幼儿园”。巴掌大的胡同口悬挂着“幼儿园”的牌子，“每月300元”的红字十分醒目。记者以孩子家长咨询入“园”事宜为由，终被获准入内。

　　走廊左侧是装有空调的活动室，但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已是晚上七点钟了，几个孩子还在蹦蹦跳跳。右侧是两间教室，其中一间仅十几平米，还兼作起居室。这里没有黑板粉笔。白天把木板收起并在墙上，空出稍有间隔的课桌；晚上把木板放下来，将课桌连成一个大通铺，床铺离地面足有两米多高。

　　两室一厅的房屋构造，除了供十几个孩子学习休息娱乐外，还是“幼儿园”负责人及家人的住处。没有阳台，给孩子们洗的衣服就挂在室内走廊两侧窗户的铁丝网上只晾不晒。

　　为什么这么多小孩要在“园”中寄宿？负责人解释，“就这个小姑娘，他家人有急事回老家了，都没顾得上见面，打个电话就走了。还有的家长是搞工程建设的，跟着项目走，项目去了外地，人就得跟着走。孩子只能交到我这里。”农民工学龄前子女构成了“山寨幼儿园”的主要生源。

　　尽管条件简陋，但负责人对自己的生源信心十足，“我们从不缺学生。”据悉，该“幼儿园”还将择址另开一所规模更大的“分园”。

　　家长：无奈中的唯一选择

　　放学时分，孩子陆续被家长接走，一位父亲带着孩子骑车刚走出几步，意识到孩子的荣誉小红花掉了，赶紧下车给孩子捡起来。记者趁机追了上去。“在这学不到什么，不过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我也想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人家门槛高，要么收赞助费，要么还得找关系，咱一个批发水果的，哪有那本事？”来京务工12载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听到记者提出“是否担心非正规幼儿园令人堪忧的伙食卫生状况影响孩子的健康”这样的问题，刘先生竟有些惊诧，“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孩子能有人管就不错了。”

　　去“山寨幼儿园”，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无奈中的唯一选择。

　　记者了解到，某“山寨幼儿园”的费用在从每月380元涨到550元时，没有给家长任何解释。但许多家长还是忍气吞声接受了。

　　紧邻前两家幼儿园的“C幼儿园”也是山寨版的。该“园”负责人是一对夫妻。有家长向记者反映，这对负责人除了家长来交学费的时候笑眯眯的，平时对人很凶。园里聘请的幼教也基本没什么教学经验。

　　虽然该“园”的整体办学水平并不高，但“园”方对防疫防病的警惕性却很高。一位家长说，前段时期儿童手足口病比较严重。他的孩子手心上长了一个红点，虽然身体并无大碍，但“园”长还是不让入“园”，一定要等孩子恢复之后再说。

　　孩子们的尴尬未来

　　笔试。“1、3、7、8和2、4这两组数字有什么共同点？”

　　面试。“现场即兴作一首题为秋天的诗。”

　　这都是幼儿园升小学的经典试题，其难度足以令无数成年人折腰汗颜。本地生源录满了，剩下小部分名额才让外地孩子通过一道道关卡来竞争。

　　而“山寨幼儿园”出身的孩子，为提高成功率，只得像现在大学生投简历一样，走马灯似地出入于各校，轮流招架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曾有一个孩子，一圈考下来，哪个小学都没考上，家长无奈之下找到教育局。教育局虽承诺一定解决入学问题，但只能安排在五环开外的小学。“教育部门总说不要让幼教小学化，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可面对这些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刁难性的考试，还轻松得了吗？”杨“园长”抱怨道。

　　据杨“园长”回忆，有一次，她和家长带着学前班几十个孩子去参加某小学的考试，凌晨4点赶到时，小学门前已挤满了人，只招90个名额，却有200多人去应试。笔试有十个题目，面试时有四位考官，全考下来得一个半小时，程序相当复杂。

　　“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怎能对孩子像选青菜一样，挑来捡去？虽然有些问题是长期发展不足造成的，无法一蹴而就，但还是希望政府为这些外来务工者多做一些实事，解决好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杨“园长”说。

　　收编还是取缔？

　　采访中，杨“园长”一直强调，“山寨园的确是游离在现行体制之外，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孩子要到哪里去？我们纵然有千般不好，但收容终归胜过抛弃。”

　　记者在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的网页上看到，截止到2003年6月，已注册民办幼儿园包括中外合作开办的仅有66所。这些民办园不仅数量少，而且费用极高。从一份北京某双语幼儿园的收费明细表上看出，孩子的月平均费用竟高达6000元，远远超出了工薪家庭的承受能力。

　　随着新生人口的大幅增长，近三年出生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占51%，现有的幼儿园资源仅能满足一半的入园需求。而北京拥有合法身份的幼儿园却在不断减少，据北京市教育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共1266所合法幼儿园，比起 1996年北京市共3056所幼儿园，下降了58.57％。

　　而据《北京晚报》等媒体报道，全市共有“山寨幼儿园”1298所，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办园经费不足、教师队伍不稳，收费混乱是“山寨幼儿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今年北京两会上，市政协委员杜雨田曾提案建议，应制定北京市学前教育总体规划，尽快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对此，市教委答复表示，曾提出将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设想，并进行过经费预算。但由于财政支出有限，政府目前尚无能力支付。

　　其实就投入一项来说，以2008年为例，十几亿元教育附加费中，仅有0.39亿元投向学前教育，占总数的3.1%。且这为数不多的钱都投入到了城八区的145所公办园。那些幼儿园很多本身就具备良好的环境、基础设施和师资，国家拨款对他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而那些条件简陋、真正亟需雪中送炭的“山寨幼儿园”却只能孤军奋战，享受不到半点政策扶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朵在辛勤的浇灌下欣欣向荣，另一朵却因无人灌溉生存多艰。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曾表示，政府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办园，构建多样化的办园体制，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但如何正确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学前教育，规范和完善社会力量办园？政府没有给出答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如果仅仅是由于安全问题、办学质量等被取缔，还是会死灰复燃，“政府资金入注，帮助其改善。这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经过办学资质审核，成为正式的有办学资质的幼儿园。”

　　暮色渐浓。记者结束采访，沿途返回。胡同两侧的练歌房传出激情澎湃的歌声，成人用品商店也打出电子显示屏。一墙之隔，墙内是破落的批发市场和散落在市场深处的“山寨幼儿园”，墙外是在晚霞的辉映下愈显巍峨的写字楼。一出胡同，便是车水马龙的公路。

　　还有多少无处可去的儿童，正淹没在这夜色之中？

　　点评：中国教育的“拼爹”时代

　　【作者】廖保平（资深评论人士）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者从不公平中获得好处，就等于剥夺贫困者受教育的机会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中国，教育不公已经备受诟病，尤其是受教育的过程，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教育不公现象，有的因为没有户籍而无处可读，有的因为学费高昂而无钱可读，有的因为冒名顶替而无从可读，有的因为加分泛滥而无缘可读……林林总总，已经让公众觉得教育不公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不公平的事情之一，不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改革难以重建信心。

　　中共十七大报告曾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因此，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维护教育公平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教育不公不仅让教育丧失社会阶层流动的调节器功能，还将严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和谐，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教育的不公加剧社会公平，我们很难想像一个阶层疑固、差距悬殊、彼此割裂的社会，将是一个可爱的社会。

　　中央对教育公平重要意义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推进教育公平如此艰难，以致社会积怨如此之深，一方面因实现教育公平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让教育公平推进阻力重重。

　　既得利益者当然很喜欢排他性的不公平，这会让他们有“大显身手”的空间，能从中暗箱操作、批条子、打招呼，甚至从量身定制的游戏规则中得利。拿高考加分泛滥来讲，正是设计有条件可钻的空子，让有背景的家庭可以通过“条件”运作来为子女获得便利，从不公平中得到好处。又比如虽然打破教育上的户籍限制，将会让教育的投入、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再受户籍影响，但也必然“挤占”既得利益者的教育资源，因而遭到地方保护主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有关。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者从不公平中获得好处，就等于剥夺贫困者受教育的机会，有家庭背景的学生靠权力、金钱获得择校机会，就等于让下层家庭学生失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机会，在一加一减之中，埋下了学生将来在就业、生活的种种不公，当这种不公平不断被固化，每一个人不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而是依靠“拼爹”，必将造成强者通吃，强者恒强的格局。

　　改变这一格局，有赖教育体制改革，但长期以来，我们所谓的教育体制改革，不过是一场场“内部人改革”，就是说，由掌控教育资源的行政部门主导改革，作为既得利益者，其改革只会让近水楼台者先得月，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改”掉的，于是，教育市场看似更开放了，其实优质教育仍被既得利益者霸占。

　　造成如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改革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改革变成既得利益者的闭门造车，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最终让教育偏离公平的轨道。要想打破现有格局，必须建立公共政策决策机制，让公众参与到改革的决策中来，通过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来遏止既得利益者通吃的局面，使教育公平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在这方面看到大的改变，现在，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教改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虽然，这次教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仍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既没有搞听证会，也不有进行公开讨论，很难说建立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也很难说有什么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更很难说不会被既得利益者左右，最终偏离公平的轨道。但愿我这只是杞人之忧吧。（国际先驱导报）

比起一不考试，二不交钱的党校，野鸡大学又算什么？ 2010/07/12

网易博客 　　日前，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前总裁唐骏近日被揭发博士学历来自美国的“野鸡大学”，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就在这一风波日渐升级之时，网上开始流传一份“同学录”，指出国内还有不少成功人士和唐骏一样学历有疑点，引发近百名人“自我人肉”，修改自己在网上的简历信息。与此同时，“野鸡大学”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除了担任过微软总裁外，唐骏还是盛大集团前总裁及新华都集团总裁。这是唐骏最引人注目的经历。除此之外，他先后被授予过“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中国十大IT风云人物”、“中国十大英才管理人物”、“中国十大最有价值职业经理人”等头衔和称号。 　　据中广网2010年7月9日报道，唐骏学历风波持续升温。唐骏出示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证书继续被质疑。唐骏的加州“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颁发日期为1995年4月13日，是去微软工作之后买的。根据《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西太平洋大学在1994年被加州政府吊销营业执照，1996年才续了执照。唐骏刚好在该学校没有营业执照期间买了文凭。因此被认定，唐骏的这张文凭不仅野鸡，而且非法。 　　野鸡大学是一个贬意词，指一些大学或学院随便向学生发出证书、文凭等，而该些证书或文凭并不获部份雇主或一般大学所承认。此类院校又被称为“文凭工厂”。 　　野鸡大学，是指虽然是合法机构，但不被所在国社会、专业认证机构认可的学校，主要指标是用人单位不认可、学分不能转移到其他学校。美国地区认证的正规学校全部不接受该学校的学生转学分，同时文凭不可以作为升学的证明。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获得学位的形式越来越多，因此教育部正在筹备“境外教育机构鉴定中心”，专门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外方的资质进行鉴定。 　　教育部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宗瓦说：“现在所谓的国外的‘野鸡大学’，首先要了解一下西方国家办大学的审批和举办是分开的。对于举办的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申请办高等教育。其实我们可以拿国内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在高等教育领域里面，不管是办学历教育还是办培训，反正它是教育提供者。政府部门对设立这样的机构进行一些法律的审批，主要是对举办的这件事，咱们举个特别一点的例子，像西方和美国。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比较传统，基本上还是以政府办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学历这块的审批也比较严。特别是因为美国它各个洲不一样，各个洲有各个洲的法律。拿美国为例，作为一个个人也好，作为机构也好，甚至作为教会，如果想办大学都可以到政府部门审批，获得批准的话都可以办。但是在办学过程中，办学的质量不是由政府把控的。它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认证体系，美国的质量认证体系有很多了。当然政府对于质量认证的机构也进行了管理。所以要看它是不是‘野鸡大学’首先看它的教学质量是谁来帮它把关的。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事件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个名人学历真假的探究。大众的立场和角度却并非一致。有人认为对唐骏的学历真假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因为唐骏的成功和学历真假没有太大关联。但也有人支持对唐骏的学历继续追查，因为归根结底是要给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一个说法。7月8日，百科网站“互动百科”副总裁吴彦鹏表示，唐骏“学历门”事件爆发之后，互动百科上“唐骏”这一词条已被修改过三次，其“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内容已经被删除。最新版本的词条显示：“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留学日本、美国，分获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创建游戏软件公司和娱乐影业公司”，词条中只字未提颁发给他博士学位证明的学校的信息。吴彦鹏同时透露，近一周之内，有近百位名人的百科词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被修改”，不过，尚不能确定修改者是其本人或经其本人授权。至于具体哪些人的信息修改了，吴彦鹏未予透露，只表示：“大部份被修改的内容都集中在近期较为敏感的求学经历以及所获得学位方面。” 　　可见，中国人追求被外国“野鸡”的，实在不是少数。 　　这次唐骏的“学历门”事件，引爆了“学历是否真代表了能力？”的争议，如果说学历真不代表能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尽办法来“美化”自己的简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副院长刘尔铎教授认为，学历就好比古代的功名一样，是进入官场、商场的“入场券”。他说，一旦事业有成，那么学位、学历就不见得一定是那么重要，只是要走出第一步，学位和学历就不可少。 　　刘教授说，中国自古传统就是功名第一，“非进士不得入翰林”，同样的官员，有没有学位，自己就会感到自卑。刘尔铎教授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想要借“学历造假”达到什么目的？如果目的有问题自然就会有人出面来戳穿谎言。简历上有个高学位，就好像有个比较煽动的新闻标题一般，能够发挥吸引注意力的Eye catching 作用。 　　他还表示，如今中国的官场上，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可能就不那么重视学位，但是局处级的官员可能就需要学位来升迁、就算不能升迁，也可以作为“学者”，底气似乎也“比较足”。而当事人本身怕别人看不起的自卑心态、还有社会对高学位的人士的确另眼相看的事实，更是助长了学历造假的风气。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副院长刘尔铎教授给官府留了很大的面子。其实，中国大陆官场不是“助长了学历造假的风气”，从根本上来说，文凭造假之风，是官府带头吹起的。众所周知，近20年来，中国忽然“人才济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硕士、博士授予国。其中，很大部分是授予各级官员的。大凡打开各级公权部门的网站，若有主要官员的简历，就可以看到几乎人人都是硕士、博士。比如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是中专学历，但当上官后，却于1986年9月再湘潭大学中文系取得本科学位；但湘潭大学学习的这个“本科生”却同时在中共湖南省衡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当科长。南下深圳后，许又成了名牌大学的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6年1月许宗衡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班学习，“学习”时他担任深圳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处长并在岗。1999年8月，他在深圳市委担任要职，却在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并取得文凭。在中国大陆官场，许宗衡这样的的“人才”，遍布衙门。可以说，中国所有大学，都为这些官员发放过文凭，授予过学位；包括最有名的清华、北大。 　　当然，我们可以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之类的不著名学府称为“野鸡大学”；但众所周知，美国的著名大学士是绝对不会买卖文凭的；即使美国一些不著名的大学，也绝对不买卖文凭。所以，是否是“野鸡大学”，“不被所在国社会、专业认证机构认可的学校，主要指标是用人单位不认可、学分不能转移到其他学校”的标准固然重要，但恐怕“是否买卖文凭”这个标准比上述标准更重要。因为美国、欧洲以及国际其他教育监管机构，如果发现大学买卖文凭，一律严惩不贷。若按照这个更重要标准判断，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在20多年来，都干过买卖文凭的勾当，其中绝大部分买主，是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所以，中国所有大学都成为了“野鸡大学”，在全世界蔚为奇观，堪称一绝。 　　特别是中央和省市党校，当官的可以一不参加学习和考试，二不自己出钱，钱公家出了（当然在其他大学买文凭也是公家出钱，官员们几乎所有“野鸡”而来的文凭，钱都归纳税人支付），就可以堂堂皇皇地拿个本科，研究生什么的文凭，这在官场上这是公开的秘密。而这种文凭还非常有中国特色：只要在当官，文凭就是有效的，但到其它部门却没有人认可。严格来说，充斥整个中国大陆的党校，就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野鸡大学”。尽管中国大陆官场的硕士、博士如云，但至今没有发现一篇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论文。而且，其中很多博士，据说连遣词造句的功能都消失了，所有文章包括讲话稿在内，都依靠秘书。他们的硕士、博士学位，仅仅成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已。 　　这次唐骏的“学历门”事件，据说在很大的层面上是属于诚信的问题，理由是如果一个企业上市的时候，主要经营人的学历都是假的，又如何能够让人相信这家企业的财务和运营会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问：当一个政府及其公权部门的很大部分的掌权者都靠买卖而得到学历和文凭，又如何能够让世界相信这个国家是诚信、可靠的？！ 　　其实，在唐骏博士文凭上的纠缠，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个细节实在是无关大局。唐骏究竟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还是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不应该成为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大陆早就成为了一个吹牛、撒谎的超级大国。方舟子选用一个无权无势的唐骏开刀，本身就证明了其“打假”的虚伪和怯懦。公平地说，唐骏即使有文凭造假行为，但和中国大陆官场的造假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对于唐骏的能力和才干，人们都无法否认，他的确出任过微软中国区总裁、盛大的总裁，现在也真是货真价实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按照今时今日的标准，算得上是商业社会里的一位成功人士，起码一直步步高升。拿西太平洋大学文凭还是拿加州理工大学的文凭，并不影响大众对唐骏成功的定位。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英雄莫问出处。在一个大部分国民都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国度里，在一个处处都因为文凭而影响就业的国度里，一个文盲英雄会被大部分的国民引为知己同路。而知识精英阶层越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打击，这位文盲英雄的群众基础也就越是稳固，越是受到欢迎；在文凭问题上纠缠得越久，支持和同情唐骏的人也就越多。 　　唐骏以枭雄的身份扮演英雄人物，能对他造成真正伤害的也只有道德力量：是否诚信。但是，在一个被官府早就抛弃了的所谓“诚信”，诚信的道德在民间几乎就毫无约束力。过去数十年间，类似的任何一个公众人物，都没有因为撒谎而遭受了严厉的惩罚，政府如此，民间也是这样。比如许宗衡并不是因为假学历丢官，官场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为假学历而遭到组织的“质疑”，甚至很多假学历都是“组织”一手操办的；教育部正在筹备“境外教育机构鉴定中心”，却不会准备对官员的“在职”学习文凭进行一次鉴定。在民间，既没有李泽楷因假学历而影响到他的上市公司，吴征也没有因假文凭而造成其阳光传媒的破产。 　　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就存在一种不诚实同盟，但却没有人愿意去揭穿。大家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大陆根本没有诚信的存在。从官府开始到整个社会，都为名利的成功而不择手段，整个社会道德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底线。 　　所以，在官府没有下决心检视道德、恢复诚信以前，揪着唐骏不放无疑是一场闹剧，且不会有任何结果，即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助益。也因此，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到底是不是“野鸡大学”，中国人说了不算。只有中国人将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弄清楚20多年来到底向中国官场卖出了多少文凭，并制定有效制度保证它们今后不再“野鸡”，然后才有资格回过头来追问外国的“野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