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坛上自己贴歌。小路从潜水----冒泡、经常冒泡----录歌-----有幸参加PK赛----到现在第一次自己贴歌---------??????。期间得到飞雪，红尘司令和各位童鞋的很多帮助和鼓励。这首歌是我的PK备份歌曲，希望大家喜欢。非常喜欢红尘做的美贴，那一颗颗不断冒出的汗珠加上几近写实的油画，很好地反映出这位吃苦耐劳一背子的农民父亲形象。 故乡小路/wenxuecity       (图文)《唐山大地震》首映催泪 万人同哭 明报    2010-07-13     重现地动山摇后的满目疮痍，直击人心中的脆弱，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IMAX巨幕电影《唐山大地震》前日在34年前大地震灾区的河北唐山市首映，影片中大放「催泪弹」，有观众看后表示相当感人，是一场「心灵洗礼」。本片将在7月22在香港上映，与全国同步。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电影以「23秒，32年」作宣传，特别在唐山举办了一场1.5万人的首映礼，冯小刚表示，很希望电影能够得到唐山人民的认可。在开映之前，他先带主要演员到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向遇难者默哀并敬献鲜花。     电影描述母亲李元妮（徐帆饰）的龙凤胎儿女在地震中被压石板下，只能救一个，她选择救出儿子，32年后竟发现女儿（张静初饰）并没有死，但她一直对母亲和弟弟十分憎恨。全片有28处催人泪下的「哭点」，开场仅5分钟就有观众开始哭泣，到最后连不少男士都忍不住拭泪。     《唐山大地震》是首部国产IMAX影片，并请《魔戒》在新西兰的特技班底製作电脑效果。唐山市政府出资6000万（人民币．下同），初步预计票房在前3天可过亿，整体票房预计可达5至6亿元。     此外，片中的植入式广告收入已达1亿，包括片中人物所喝的「剑南春」酒，用的「工商银行」存摺等。

欧洲曾经中国热:中国人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2010/07/07

北京青年报　 　　-演讲者：张国刚 　　-演讲话题：西方的中国观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等 　　-演讲者小传 　　张国刚，汉族，1956年生。198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国刚教授曾在海外留学和执教多年。主攻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和西方汉学史。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官制》、《德国的汉学研究》等多部著作。 　　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有一幅油画，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 　　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有关中国的记忆，比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就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揣测，还有“赛里斯”、“契丹”等等这些对中国的称呼。 　　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就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人通过其独特的东印度公司贸易体系和无数快捷的帆船，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东方的海洋霸权。荷兰人之后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他们到东方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做生意的。在广州，珠江口的海关附近，就有他们的货栈。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银则源源输入中国，最后，英国人用罪恶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形象，最早就是通过这些柔软的丝绸、洁净的瓷器、精美的家具，这些可触摸、可感觉的物品，被传到西方。 　　此外，还有官方使节。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西方派出了数十个代表团，试图与中国官府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几乎都遭到拒绝。使团来华的见闻及其成书后传递到欧洲，都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他们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争执，凸显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权势上的较量。 　　在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中，天主教传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东方主持中国教务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认为跟印度人比，中国人要聪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东方的传教放在中国。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后不绝如缕。 　　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从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门，再到广州，然后从运河往北到北京。他们向欧洲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情况。最早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门多萨是西班牙传教士，奉教皇之命，把当时在欧洲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流传非常广。还有稍晚一点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所写多为作者亲眼所见，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 　　基旭尔是在罗马的一个德国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670年出版的《中国图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刊登在书里。成为西方人了解、学习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 　　可以说，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 　　我们看看当时欧洲中国热的情况。有一幅油画，是描绘当时海外中国探险者从欧洲归来的场景。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植物标本、瓷质的弥勒佛。无论妇女，还是男人、小孩，都在欣赏从海外获得的各种各样奇异的物品。这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西方解读中国之一：附会与融通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讲一个初民语言的例子。中国的文字语言与欧洲很不一样，但西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语言。这里有一个特殊背景。当时欧洲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上帝的语言，或谓普遍的语言，或谓理性的语言。他们相信上帝造人类之初，也创造了语言，人类可以用语言互相沟通。后来，因为巴别塔事件才使人类语言不同了。所谓巴别塔事件，是说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人，建造了一座通天塔，高耸入云，几乎就要上天了，上帝看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太大，就使了一个法术，让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讲不同的语言，互相难以沟通，从而分散力量。 　　因此，欧洲人就认为巴别塔(或叫通天塔)建造之前的语言应该是诺亚方舟的语言，应该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后裔是什么呢？人们猜测，可能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的语言，也可能是埃及语言，但是他们觉得又都不像。现在他们发现了中文，中文的历史如此悠久，也许中文就是上帝的语言，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中寻找上帝的有关信息。 　　比如，中文中的亚当和夏娃。门泽尔在《字汇》中找到一些条目，如女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是伏羲之妹，发明了很多东西，伏羲和女娲的关系跟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西方公认，被中国人推崇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亚当；既然伏羲是亚当，女娲就是夏娃。但是，这样的推论，门泽尔觉得还不够，他还从汉字里面找出了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说“娲”字左边一个“女”，意指“女人”，右边关键是“呙”字，“呙”解释“苦怪且，口内不正也”，他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但他知道不正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了罪。“呙”是咬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嘴，这正是一个人吃树上果子的动作，左边有一个“女”，可见这个女人是通过秘密途径来到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是谁呢？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娲又吃树上的果子，这不就是创世纪里亚当堕落过程的歪曲和碎化吗？这是他们的推论。 　　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 　　-西方解读中国之二：冲突与批判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历史开端在基督诞生前2952年左右。欧洲《圣经》体系之下，世界的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诺亚洪水即人类历史的开端时间为基督诞生前2400多年，比中国历史纪年晚500年之多，于是，中国历史的长度成为对《圣经》编年史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历史起源时间问题原本只局限于中国传教区，1658年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劝说欧洲人接受始于公元前2952年的中国历史，在欧洲教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圣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七十子译本，一个是通俗拉丁文译本。最早《圣经》是希伯来文，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化时代，基本上把地中海、北非，甚至西亚都统一过来，于是，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当时有七十个学者被召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现在埃及靠近地中海的城市)，各自单独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当把各人的译本汇聚在一起，居然大体相同，这个译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七十子译本跟中国的编年史比较接近，所以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用这个版本调和与中国编年史的冲突。公元世纪，罗马帝国建立拉丁世界时，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本是官方正统文本，据此认为大洪水发生在基督诞生前2300年，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要比中国晚好几百年。可是，欧洲都使用这个教会官方钦定的文本。随着中国历史知识逐渐深入人心，它逐渐成为欧洲人冲击《圣经》体系、批判《圣经》哲学的一个武器。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西方走出中世纪、启蒙思潮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 -西方解读中国之三：借重与放弃 　　中国知识主要在政治领域改变着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令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着迷，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英国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这是中外公认的。当时欧洲走出中世纪，建设新社会，反思本国在神学体制统治下黑暗的中世纪，探索改革的方向，中国的开明政治，皇帝采纳听取大臣意见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观念，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庸的观念等等都成为他们反思本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 　　比如，伏尔泰曾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儒家道德五幕剧”，把场景从春秋时期移改到成吉思汗时代，剧本的结局是成吉思汗在红颜知己伊达美的祈求和劝告下，归附了儒家道德，兵临北京城下而放弃攻破城池，接受了儒家倡导的道德文化。 　　当然，欧洲毕竟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无论如何开明、如何盛世，它终究处在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框架下不能自拔。当欧洲社会改革模式在借鉴吸收中国因素的情况下，日益成形、日益成熟，中西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就不得不放弃中国模式。因为时代在变化，欧洲整个社会观念也在变化。 　　那么，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如何采取应对之策的呢？晚明盛清，朝廷对待西方的政策经历了从明末开海、清初禁海到白银流入的阶段。 　　在清朝初年，由于当时郑成功反清，包括南明朝廷在东南沿海还有些势力，因此采取禁海、迁海(把沿海居民迁走)政策，限制海外贸易，直到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才开海。禁海导致的结果很严重，使东南沿海的外向型经济萎缩。当然，走私依然存在，全世界依然在跟中国做生意，官方白白损失了许多关税，老百姓平空添了很多麻烦和危险。最近一二十年，西方学术界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整个世界贸易中心在中国，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居当时世界的首位。 　　但贸易禁令使得赴东南亚的出海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外贸易只能主要在中国本土进行。本土贸易的不利之处是，中国商品通常以远远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来华外商，结果是17—18世纪中国贸易虽处于顺差，但实际获利却大大低于处于逆差地位的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这无疑使中国商人损失充足的商业资本。可以说，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就是在这200年里，中国开始落后，中西位置完全颠倒。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 　　-西方解读中国之四：赞美与批评 　　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切体认，则可以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欧洲的产物。 　　截至17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义理想驱使下，极力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以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但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就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这个观念一直统率着欧洲人的中国观。 　　这种认识一经形成，又成为19和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在西欧产生的一个特例，欧洲人自身对这种特殊性的感受，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断展开而日益强烈，将中国定位为欧洲的“他者”，也正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跟莱布尼茨很类似，是亲中派，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但是后来的进步却微乎其微。欧洲人获得知识很晚，但是很快臻于完善。伏尔泰认为，中国是早慧而停滞的，欧洲则是后学而富有创造性的。原因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东西有不可思议的崇敬心理，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无需改进，中国崇古就故步自封，在孤立主义中限于静止。这些其实是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看法，而它们也成为后来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重要印象。 　　孟德斯鸠跟伏尔泰相反，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一种人。他说中国文明古老而悠久，是因为贫困、地理隔绝，因为地理对外隔绝，所以中国历史实际是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特别是在谈到政体的时候，孟德斯鸠讲欧洲历史上有三种政体：共和、君主、专制，他最赞赏的是英国的政体，因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这是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以前一直是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令法律失效的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 　　-西方解读中国之五：静止与孤立 　　启蒙时代欧洲关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人，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各类游客，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和立场来发挥引申，其基本模型都是18世纪所塑造好的。 　　比如，关于中国人的性格，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所总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包括：爱面子、节俭、勤劳、知足常乐、对生活状态和对具体事情都有强烈忍耐性、重视礼节、孝行仁慈、漠视时间和精确性、天性误解、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因循守旧、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心智混乱、互相猜疑、缺乏同情、共担责任(或者说株连)、敬畏法律等等。这是他对中国的观点，有好有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跟启蒙时代那些人的看法相似。 　　罗素就讲，西方人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法国诗人、思想家瓦莱里讲，我们不能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外一个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所以中国人对他们来讲是很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除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外，18世纪形成的关于中国文明静止孤立的看法，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看法，无不被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学者所继承。黑格尔有著名的历史开始于东方、但东方在历史之外的论断。 　　当然，每个人的角度还是不一样。伏尔泰指出中国文明的孤立主义性质，但他对这种性质大体持赞扬态度。他把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定义为一个以静止和孤立为准则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以积极活动和文化互动为准则的西方世界相对立，同时也是促使西方自我反省的必要参照。 　　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接二连三地把中国和欧洲来对比，目的就是衬托欧洲的正确和伟大，中国人那种深为耶稣会和伏尔泰赞赏的和平主义精神，相形之下就成了导致中国国力衰弛、国民懦弱的一种根源特征。 　　随着时代变化，评价也在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很有意思的是，巴黎和会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团的代表到巴黎去参加和会，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欧游心影录》，他感觉到欧洲一战以后反思自己文明的问题，提出要向中国儒家文明学习。 　　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中国观演变带来的思考 　　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们讲启蒙时代是近代以来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定调的时代，不仅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从那时获得并巩固，而且从那时起中国就被欧洲塑造成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是最不一样的一个文明，是最异类的文明。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这个对立文化的价值实际也在摇摆。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人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观点呢？哈贝马斯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普遍主义，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道德普遍主义意味着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西方的中国观赞美中国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批评而感到沮丧。因为西方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判断。我们应该真正站在一个普遍主义立场上看待不同的文明。 　　西方认为，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是一个“静”的民族，讲和平的民族，是和平主义发展的民族，这一观点一直被公认。但是对这种和平主义有两种看法：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导致中国的懦弱不振不发展；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值得借鉴，以救助欧洲的过分强势发展。我想将来如果中国以和为贵，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真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中国鹰派曝光俄国扩张内幕：揭秘可怕俄罗斯帝国 2010/07/14  东方军事 　　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是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所谓“大体不变”是指几个主体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版图不发生被大规模改观的情况。在比如美国未崛起前，俄罗斯的战略极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当美国崛起后，它被迫只能收缩到白令海峡以西；当日本崛起后，俄罗斯又进一步向西面和北面收缩。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那么，俄罗斯国家兴衰都有哪些规律可循呢？本文从地缘政治与历史分析的视角试图能找出其中的些许规律。 　　一。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 　　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 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出售阿拉斯加既赚了些钱，又赢得了与美国基于共同反英立场的友谊。在此之后，俄国便出现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缩。先是1905年败于日本并被迫在与日本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让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权，并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日本。1917年沙俄帝国解体，从1918年初至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出现了分裂以及有外国武装势力支持的割据叛乱：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东线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从1919年始，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了三次以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为代理人，从东、南、西三面对苏俄中心莫斯科进攻的大规模武装干涉。结果这些叛乱和干涉均被苏维埃政权领导的苏联红军所击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这次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叛乱和干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并证明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以北的范围。笔者把这个基线称做一级底线。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 　　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做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 　　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这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抵消了敌国（比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 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二。俄罗斯的扩张极限伸展规律 　　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人在16～19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张，这几乎是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张的反弹和复制，但蒙古人扩张的方向和区域是农业文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俄罗斯人的向东扩张则地区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俄国人在这个东进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并由此迅速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兼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俄国人完成了位于东经90度的叶尼塞河至位于西经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岛的兼并。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所扩张的版图与支撑这个版图的人口数量却极不匹配：尽管在19世纪初，俄国沙皇将乌拉尔以东的共计划1 20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提升到了100万，但与同期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人口达660多万相比，其数量明显不足。 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致使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在当时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其扩张极限在版图内收缩的国家，有时这种收缩还如此急迫以致需要用行贿的方式来出让俄国的领土，例如，1867年俄国人主动贿赂美国人让其以720万美元购买了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 　　此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就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也没有在向西方向走出过波罗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东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与自己的对手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绞肉战式的反复拉锯和争斗。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 中向他提出在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则满口答应，因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黑海海峡，而就在此前两年即1942年5至6月，苏军还在黑海北岸遭到德军的攻，损失惨重，迫使苏军实行战略撤退。 因而，斯大林明白，黑海以南——遑论希腊——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希特勒和罗斯福曾将印度丢给斯大林， 他则笑而不接。因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阿富汗，因而印度对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天边彩虹”。一些史书将斯大林描写为世界扩张主义者，而对这一观点做出具有源头意义“贡献”的则是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导致半个世纪冷战的着名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 笔者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少有的谨慎之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使用武力的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二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笔者认为1945年的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二战结束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出海口。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分析俄罗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是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着却是摸不着的。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相反，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拉美，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这与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鲁吉亚并遭俄罗斯反击的表现相似——即遭挫折后迅速收回。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但它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古巴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了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苏联在阿富汗并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场似乎演成另外一场“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俄罗斯人的扩张之手在历史上伸得最远的时期。但它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为突入印度洋做了极为充分的长期准备：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印度洋两侧，目的是为其最后一击（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铺垫。他用间接即培养“代理人”的方式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但其重点却是印度洋。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动。当这些工作铺展开来以后，勃列日列夫便在阿富汗开始了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战争。这是除出兵即可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在自家门口发动的一场针对美国——当然还有中国——的战争，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即使战争地点也不远，但由于其背后的对手是美国和中国，因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便成了苏联的“滑铁卢”。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 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的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使其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三。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及其悖论 　　俄罗斯人似乎是当年蒙古人的再造。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民族国家诞生的地方正是蒙古帝国结束即蒙古人扩张极限的地方。由于西面对手的强大，俄国诞生的起点即底线（基线）也不幸地成为了俄罗斯向西继续扩张的极限，这似乎是对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的有意补偿，蒙古人衰落后在东方留下的巨大的几乎没有对手的政治真空地带，又为俄罗斯折头向东的国家扩张运动提供了现成且无需太多苦战就可得到的巨大空间。 　　然而，俄罗斯民族毕竟不是中世纪的蒙古部族，它是与欧洲工业文明同步成长起来的近代民族。彼得大帝在俄国最接近进入波罗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决意不走蒙古人的陆上帝国的道路，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国道路。 　　与明治大帝给后来的日本戴上一顶看似“正确”却让日本人顶不起的以“大东亚”为目标的帽子的后果一样，彼得大帝这一目标选择也在俄罗斯人面前降下一块无力推开且必须终生顶着的巨石，并使他身后的俄罗斯人陷入终不能解脱的“西绪福斯”悖论之中。 　　行百里而半九十，功亏一篑，是西绪福斯的天定命运，这似乎也是俄罗斯人的天定命运。俄罗斯的版图如此深远地嵌入内陆以至每当俄罗斯人接近其海洋目标时，他们也就耗尽了力量。 　　俄罗斯在诞生之初就面对着一个空旷的东方，而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又定下了一个必须进入大海的目标。这与美国诞生之初的形势既相似又不相似：美国独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空旷的西部地区，但美国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完成西部扩张之后，尤其是完成了南北统一之后，美国也就获得了在北美洲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位势。也就是说，此后的北美洲大陆没有一个能与美国构成同级别对称较量的国家。面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漫长海岸线又使美国天然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俄罗斯国家在打通西进大西洋和南进地中海、印度洋的道路上受到了英法等强国强有力的拦截，这迫使俄罗斯国家向着太平洋奋力扩张并由此形成过于巨大的陆上版图。由于俄国陆地版图过于巨大，以至它必须应付的对手过多，战线过长且地域分布广泛，这就反倒对俄罗斯容易形成巨大的且广泛的力量牵制，并使俄罗斯与西绪福斯一样，有了越扩张就越脆弱的特征。特别是扩张至其极限的俄罗斯最易受到来自边缘地带的强国攻击。 　　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悖论：为了弥补其本身的脆弱并避免外来攻击，俄罗斯国家只能尽力扩张其版图，而越扩张其对手就越多，因此产生的力量消耗也就越大。 俄罗斯面临的欧亚大陆与美国面临的北美大陆不同，欧亚大陆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是无限大因而也是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大陆。马汉说：“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 过大的版图——与过胖的道理一样——恰恰成了俄国自由调动自身力量的包袱。为了弥补其地缘政治上以“有限对无限”的天然缺陷，俄罗斯国家只有用帝国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培养代理人的方式，辅之以均势的方法实现其战略意图。但帝国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西绪福斯”缺陷，即不能让属国坐大，因为属国坐大意味着霸主国家将对其失去控制；但属国不强大，霸主国家又不能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这与美国要称霸世界面临的既要控制世界又无力控制世界的尴尬处境一样，这样便出现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现象，即欧亚大陆国家的大小与距离俄罗斯中心远近成反比：离俄罗斯国家中心的距离越远的国家版图就越大并对俄罗斯越具离心倾向，比如西面的法国、西南面的土耳其、南斯拉夫（甚至阿尔巴尼亚）以及东南面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正是上述近乎天体物理力学的规律，致使俄罗斯从彼得大帝以来迄今面对近在眼前的出海口，只能徒唤无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俄罗斯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太多的土地，那它便不可能从上帝那要到太多的海洋。 　　俄罗斯人注定与大海无缘。在此，需要提前预警的是，鉴于“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以每年15%～20%的速度缩减”以及“北极冰盖迅速变薄缩小，日益减少的海冰增加了北极航运和资源开采的可行性”等现实变化， 作为“北极航道”主体并横亘于漫长的俄罗斯北方边境的“北方海航道” 将在世界物流运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第四届北极理事会推出《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报告指出，北极冰盖在最近30年来以每年15%～20%的速度缩减，在中心区甚至达到40%。报告估计到21世纪末，北极夏季将出现无冰现象。如果这一预计成为事实，那么，这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北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发现曾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将再次动摇现有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力学结构并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特点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压力。与澳大利亚南方没有工业大国存在的地缘政治条件不同，沿北极航线的均是欧美工业大国，因而北极气候变暖在使俄罗斯直通大洋的暖港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引起英美国家与俄罗斯在北极航线控制权及沿线资源开采权上的冲突增多。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必然引起英法国家与俄罗斯在地中海的争夺与冲突一样，北极航线的解冻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相比——将是难以承受的。鉴于这些变化目前尚属未来学意义上的推算，因此，笔者在此只是提出上述问题，并没有将这些问题纳入本文的研究主题。 　　四。俄罗斯兴衰的地缘政治路线图 　　俄罗斯国家历史迄今经历了沙皇俄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两次从崛起、到帝国形成，再到帝国解体的过程。这两次从崛起到解体大体遵循着同一路径。 　　具体说来就是俄罗斯的命运为海而兴也为海而衰。为了进入大海，彼得大帝在距波罗的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建立了彼得堡，为此，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就成了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为了进入波罗的海，俄罗斯人就必须征服和控制芬兰湾南北两岸的芬兰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721年，俄国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1815年，俄国借拿破仑战败之机兼并立陶宛；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这种征服的完成也使俄罗斯人具有了初步崛起的条件。 　　但是，仅波罗的海还不足以使俄国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为大西洋是世界海上强国——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面过于寒冻因而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北冰洋使俄罗斯向南扩张中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俄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但这一优点又带来因版图过大而使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能力过小的缺点。与征服波罗的海三国的结局一样，从彼得大帝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发动的十多次为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俄土战争” 的失败证明，征服黑海北岸后的俄罗斯国家扩张力已释放殆尽，并无力进一步打破英法的围堵而自由地进入地中海。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人为打通地中海通道所做的几乎是国家总体战规模的尝试。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使俄国真正明白了黑海海峡是位于俄国国力极限之外即力所不及的地方。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人的入海目标进一步由地中海向印度洋转移。 　　从1846年到1907年间，俄国和英国的折冲战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印度洋北岸——这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亚政策相似。从克里米亚战败后，沙俄在其他方向采取战略收缩——为此曾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的同时，俄国在中亚地区与英国的争夺由守势转入攻势。 　　1838年，英国入侵阿富汗。同年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在俄国的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1842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3年，沙皇大举进攻并占领希瓦汗国。英国则立即跟近，于1878年11月，第二次出兵阿富汗。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塔利班反对苏联入侵的情形相似，在俄国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俄国针锋相对，于1884年占领阿富汗边境很近的莫夫，1885年占领旁吉德村，与阿富汗发生军事冲突，俄英战争一触即发。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 100万英镑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国政府闻讯迅速做出反应并获得了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5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的冲突，英国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所代替。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妥协，双方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的基础上达成了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1887年俄国与阿富汗签订条约，确定俄国和阿富汗的边界，暂时缓和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矛盾——大概也是由于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教训的熟知，当希特勒和罗斯福将印度放在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才没有动容。 　　中亚冲刺受挫后，俄国加速向远东进军，试图从太平洋打开入海出口。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全长9 000多公里，东达俄罗斯远东日本海之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1891年起，俄国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于1905年建成通车，但是，当年俄国却在俄日战争中败北。 远东的碰壁又使俄国回头向西借第一次大战再次向巴尔干进军。但此时的俄国国力已严重透支。1905年，俄国国内发生了带有暴力对抗性质的工人游行，1917年国内发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解体。以往被兼并的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似乎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沙俄帝国从哪里来的又回到了那里去：沙俄帝国崛起的起点是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又成了沙俄帝国命运结束的终点。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由此便拉开了沙俄帝国大解体的序幕。同年，苏维埃俄国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这标志着此时的俄国已失去了冲击海洋的能力和愿望。而失去了海洋意愿的俄国，也就失去了建立帝国的动力。历史表明：波罗的海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其向外进行海洋扩张时所能够获得的所有的海。 　　如果俄国以彼得大帝1721年兼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为崛起起点，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日战争失败——这标志着沙俄帝国的松动，其间有184年；然而，从1905年到1918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的帝国解体，其间只有13年的时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第一次兴衰轮回的路线图：彼得大帝俄国从波罗的海崛起，沿东欧向南欧、中亚划半弧直到远东；此后，沙俄帝国便在日俄战争后发生了松动，再从远东返回至南欧，俄国随即回到它崛起的起点波罗的海三国并在此解体。 在波罗的海西岸，俄罗斯人完成了经典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二而一。 　　此后，俄罗斯国家以“苏联”的名义开始了第二次命运的轮回，再次沿着同一路径经历了重生与毁灭的过程。 　　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即而来的是从1917年开始的三年国内外武装破坏和干涉。1922年苏联成立。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是自愿与苏俄联盟的，也有些国家是由于战时需要被苏联强力兼并入盟的。苏联从联盟国家形态向帝国形态的国家转变，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与彼得大帝不同的只是这次兼并还包括了波兹南以东的波兰领土。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了东欧诸国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对东欧及东南欧国家的控制。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的“百分比协议”使苏联在英俄历史上首次在谈判桌上实现了比“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但仍没能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与沙皇俄国追逐大海的路径相同，“百分比协议”和苏南冲突后，苏联认识到进入地中海无望，便将其进攻的目标转向中亚。1945年12月15～16日，苏联支持在伊朗的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人民政府”，在伊朗苏占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并阻止前去镇压的伊朗政府军。美英两国以苏联违背1942年美、英、苏为保护其战略交通线派军进驻伊朗时所达成的战后6个月撤出伊朗的承诺，对苏联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并迫使苏联于1946年4月4日与伊朗达成协定并被迫撤军，伊朗政府军队于1946年年底迅速镇压了这两场在苏联支持下的独立运动。 斯大林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国家为进入印度洋而分别与英国和美国在阿富汗较量的试探，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在中亚的这次试探步子更小、更为谨慎罢了。 　　与沙俄时期一样，中亚的失败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将出海目标锁定在远东。此时与苏联出海口有关系的中国和朝鲜正处于内战之中。苏联经过美国、英国及蒋介石政府认可后获得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旅顺港驻军的权利， 蒋介石政府的随后倒台以及新中国对苏联在中长铁路 管理和旅顺港驻军等权利的收回，迫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重复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但比尼古拉二世更为谨慎——的进军朝鲜半岛的路径，即支持朝鲜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不料战争双方在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停战的结果，又使斯大林从朝鲜半岛借中朝之手获得出海口的目标化为泡影。好在不是苏联直接参战，但这次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近三年的战争尽管没有伤着苏联的元气，却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底气，苏联从此失去了对中国东三省的实际控制力，这使苏联通过蒙古独立而获得的对华地缘战略优势大为贬值。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远东失败后又调头南欧巴尔干的路径一样，苏联在朝鲜半岛“失手”后又调头转向南欧，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在与南斯拉夫和解后又于1956年出兵平息了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运动。勃列日涅夫政府上台后，于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那里的“自由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在美国深陷越南期间，勃列日列夫政府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叫板”，为冲刺印度洋而全面布阵。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并随之深陷其泥潭，并由此一蹶不振。1985年，戈尔巴乔夫政府上台，但这时的苏联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收缩已被勃列日涅夫绷得很紧且远超出极限的国力“皮筋”，但因操作过急，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经济上的“休克”计划、“百天”改革计划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导致了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解体的起始起点恰好又回归到波罗的海三国。有意思的是，与沙皇帝国从1905年远东战败到1918年解体的时间一样，从阿富汗战争到苏联解体，相距时间也是13年。这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那就是规律的显现。 　　望洋兴叹，似乎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苏联为了打通海上目标而开展的上述“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北亚→巴尔干→中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折冲路径，与沙皇时代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始终都没有实现打通出海口的目的；不同的是：沙皇用了近200年的时间以流血战争的方式走完了兴衰周期，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多地是在谈判桌上完成的。 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两次帝国兴衰的路径却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正好说明这条不变的弧线（从波罗的海东岸经中东欧南到巴尔干、中亚，再东驰东北亚），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极限所在，而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俄罗斯国家的“命门”所在。 五。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国家与中国的真正关系缘起于俄国自17世纪以来的三百多年间的向远东扩张。其特点是由西向南继而向东扩张，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递减。向远东扩张面临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这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不宜于农耕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空旷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于人生存的高寒条件，又使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国家——比如、法国、中国、美国等都不得不面对的南北夹击的安全压力；如果考虑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这一因素，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人的扩张在远东获得了远比欧洲英法扩张更为广阔的陆地空间：俄罗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上陆地版图最大的国家，这与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人向东方扩张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领土最多国家的道理一样。 　　受这种世纪性的东方征服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东方大国。大概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方尽头的缘故，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哲学天赋，中华帝国有幸成为这种农业文明衰落进程中继埃及、印度之后最后倒下因而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埃及、印度不同的是，这次倒下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为大国的基本版图。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对四大文明古国比较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安全环境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记录。当人类处于没有蒸汽动力因而还不能征服大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无南顾之忧。但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后，曾经让中国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领导者最忧心的地方，沙俄东进来到远东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安全形势，这种形势迫使中国不能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北陆俄国和来自南方海上（西方国家主要在海上进军远东）对中国的威胁。这从南北两个方向都给中国带来安全的压力，甚至在19世纪末 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曾险些造成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这些分裂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中国毕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国家从南北两向施加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与俄罗斯人的命运相似，中国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国土，但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含括东亚大陆的中华大帝国。 　　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南北冲击下的解体使中国南北两面被剥离出大片破碎小国。在南方就是从缅甸到越南的那些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脱离中华帝国转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国领土为俄国直接占领外，还出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独立。蒙古的独立是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着：它从中国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国人直进可直逼中国首都北京，通过中长铁路可直插辽东半岛，控制旅顺基地。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条件下，从蒙古侧击两翼则随时可促成中国东北和新疆从“民族区域自治”滑向变相“独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国的旅顺基地，就必须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中国塞北或长江以北，而蒙古独立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逻辑与力量间建立合适的比例关系，即使是对斯大林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使中国参战，而参战的结果却使曾搬起“雅尔塔”石头砸向中国的苏联与美国一道遭到了中国胜利的反弹：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苏联也由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东北地区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线建成后中国对新疆控制力的加深这一因素，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独立对中国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已大为弱化。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实际控制力全面北进直达黑龙江，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环境。这一成就使得中国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大幅扩展。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赖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高超的战略谋划，还有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后中国东北地区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过于遥远，又离美国海上战略利益线遥远，因而美国不愿投入过多力量等多种原因。如果联系起20世纪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将苏联逼退东北亚、1939年日本在蒙古边界诺门坎对苏联作战的惨败以及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胜利和1969年8月中国军队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失利，我们又可以发现，苏联在远东地区，具体说就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苏联这种由西向东逐次递减并表现出（在远东）的脆弱性，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特性得到了补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选择蒙古而不是东北达到了从中国北方蒙古独立的目的。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其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比如支持中国清朝时期的左宗棠消灭为患十年阿古柏伪政权——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藏独”、“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俄罗斯国家与中国这种东西两极力量对应性递减的势能在中间地带会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强势时，这一地区的中间力量（比如蒙古等）就会对其南方的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力量衰落后，这些中间力量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没有也会自己主动退出中间地带，使之成为与远东大国的缓冲地带。比如，1920年4月6日，苏俄在中西伯利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是主动与远东暂时隔离的防御性措施。在中苏友好期间以及苏联解体后，不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亚五国都是俄罗斯在衰落的时期主动在俄中两国间推出的缓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