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英語水平到底怎么樣? “我們這裏有階级鬥爭，Class struggle！”
很多人認爲毛澤東是在晚年開始學英語，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自己曾經這樣说過。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主席召見紅卫兵“五大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谭厚兰、王大賓、蒯大富）長達五個半小时。
根據韓愛晶的記录，毛澤東在谈话中提到《孫子兵法》，然後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達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还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时學好。”实際上，《孫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譯音應該是“阿特奧夫沃爾”，而不會是“阿特米爾”，不是韓愛晶紀录有誤，就是毛澤東發音不准。
但是，毛澤東说自己學外文 “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觸英文实際上是很早的。美國學者羅斯·特裏爾（Ross Terrill）写的《毛澤東傳》中提到，1910年毛澤東離開韶山老家，進入湘鄉縣城新式學堂——東山小學堂讀書，那裏有一個從日本留學回来的老師，教英語和音樂。所以，毛澤東最早是在17歲那年開始學习英語的。從17歲開始接觸英語一直到晚年，毛澤東的英語水平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語水平是公認的（斯诺1936年采訪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語口語雖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對毛澤東的英語水平有過這么一個评價：“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語單詞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維和客套，我們有例爲證。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大會，由副统帥林彪發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産階级革命路線同资産階级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还在繼續。”当时“资産階级反對革命路線”是一個新提法，陳伯達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産階级反革命路線”。但是当时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来之後）看了讲话稿，覺得“资産階级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执行“资産階级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擴大打擊面，于是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资産階级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認爲“资産階级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聽了张春桥的话，毛澤東就说：“以後就提‘资産階级反動路線’”。這個過程中周恩来不在場，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爲“资産階级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周恩来说：“‘资産階级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党內曆来提路線问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没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這时候，毛澤東用英語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國共産党舉行“九大”时，一批各個語種的翻譯事先翻譯“九大”文件。在翻譯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澤東思想”這個關鍵的詞翻譯准、翻譯好的问題，因爲“思想”這個詞在外文裏有多種理解和表達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譯成Maoism。有關領導不敢作主，于是請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經過認真慎重的研究，最後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譯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譯法。毛澤東與周恩来之間與英語有關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毛澤東在與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場的王洪文说，鄧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鄧小平的地位，史稱“長沙決策”。
毛澤東在文革以後雖然没有再學英語，但是却常常在接見外賓谈话中摻入几個英語單詞。1975年4月18日朝鲜勞動党總書記金日成抵達北京，毛澤東当天便在中南海會見了他。两個老友見面寒暄，毛澤東居然说了一句英語：“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爲L、N不分，毛澤東自我解嘲地说：“我發音不好，讲外國語。” 当雙方谈完了共同關心的國際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辭，毛澤東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後出人意表地问：“你們吃飯还用筷子嗎？Two sticks（两根棍子）？”
毛澤東與美國人會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語。1970年12月18日淩晨，毛澤東身着睡衣，膝蓋上蓋着一條毛毯，在中南海住處與美國記者斯诺海闊天空的谈话持續了整整5個小时，一直到午後1时。
吃早飯的时候，毛澤東宴請斯诺，王海容、唐闻生一個作爲記录、一個作爲翻譯作陪。賓主入座，毛澤東起立與斯诺熱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則用英語回應：“Long live Snow (斯诺萬歲)！”毛澤東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後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這個说了半天woman（婦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們碰杯……”。毛澤東向斯诺介紹文化大革命，“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學了這句话，到處打、分两派。”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奪權，毛澤東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這两個英文詞。 谈到“四個伟大”的时候，毛澤東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導師，伟大領袖，伟大统帥，伟大舵手”的英文表達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後加上一句：“討嫌！總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员。因爲我曆来是当教员的，現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辭去”。说到中國盛行個人崇拜，毛澤東说：“（現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几年搞的，紅卫兵一鬧、一沖，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澤東还说：“你們的尼克松總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欢那個law（法律），是喜欢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话題轉到中美關系的时候，斯诺问：“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 毛澤東回答说：“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没有占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這一段谈话，毛澤東一共使用了20個英文單詞，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內战）這個詞用的很地道，顯示了毛澤東的英文詞彙功底。
果然，僅僅在毛澤東與斯诺的谈话半年之後，美國總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建交和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基辛格先後五次見到毛澤東，其中两次是先後陪同尼克松總统和福特總统觐見，还有三次是基辛格單獨與毛澤東晤面。美國政府最近解密了這几次會見的谈话記录，人們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的往事，也使我們對毛澤東的對于學习英文的心態略見端倪。1973年2月17日晚上11點半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王海容作爲記录在座，翻譯除了唐闻生以外，还有一位沈若云。毛澤東顯然對這位翻譯不大熟悉，谈话間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周恩来：“這個中國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她是誰？”周恩来回答以後，毛澤東感慨地说：“我們的翻譯实在太少了……我們現在的翻譯現在只有二、三十歲，如果他們老了以後，就無法翻譯像現在這么好了。”睿智的周恩来不失时機地進言：“我們應該送一些人出國”，毛澤東当即首肯：“我們應該送一些像這樣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國，年齡不要太大。”（顺便说一句，就在毛澤東這次谈话後不久，1974年暮春，外交部報經毛澤東主席批准，派遣５名中、小學生去美國學习英語。這就是新中國政府公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學的小留學生。在這５名少年留學生中，後来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個叫洪晃，是章含之的女兒，另一個叫章啓月，是中國駐聯合國政務參贊章曙的女兒）。在毛澤東與基辛格的谈话中，毛澤東还對中國人學外語發表了驚人之語：“假如蘇聯丟了炸彈並杀死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那將會幫我們解決问題，因爲像我一樣的老人不會學英文，我們只會讀中文，我大部分的書是中文，只有少數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書是中文。”基辛格不知如何應對，只好问道：“主席現在正在學英文嗎？”不料，毛澤東却予以否認： “我聽说外面傳说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闻，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识几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恭維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辭彙－paper 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纸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賓主大笑。1975年10月21日晚，毛澤東再度與基辛格會晤。在這次會谈中，基辛格说“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敵人”，毛澤東用英語回答“Yes”，並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馬上恭維毛澤東“我看主席學习英文大有進步”，並要求毛澤東把這個字條送給他，毛澤東馬上爽快地答應了。這张小小的纸條應該是毛澤東流傳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且目前存在美國人手中。
毛澤東到底爲什么要學习英語呢？
第一個原因：有兴趣。毛澤東说過： “我學英語是爲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和漢語比較。” 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的組詞規律發表评論：“這個英語还蠻科學的。
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来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第二個原因：換腦筋。1959年1月，毛澤東接見巴西外賓说：“學外文好，当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 ”所以，毛澤東的英文老師林克認爲，學英語對毛澤東而言也是一種特殊的休息，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让林克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都鑽到單詞、句子裏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覺，也把林克找来讀一會兒，讀着讀着打起鼾来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第三個原因：馬克思。毛澤東學英文常常那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産党宣言》。一方面學了英文，另一方面也讀了馬列。據林克回憶，毛澤東對他说過，“我活一天就要學习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时候怎么辦？”這也可说是毛澤東式的幽默，否則毛澤東見了馬克思说什么語言、谈什么话題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战性。記得我在七十年代剛開始學习英語的时候，買了一本英漢小詞典，詞典的扉页上印着這樣一條毛主席語录：“爲什么語言要學呢？因爲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我很不理解，覺得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是，對于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 “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习語言的理由，因爲這是一種自我挑战。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澤東會見了美國前總统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這两位美國年輕人注意到，他們面前的82歲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话題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兴奮起来”，“他的头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毛澤東说：“我們這裏有階级鬥爭，Class struggle！”，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Class struggle這两個英文單詞，既反映了毛澤東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毛澤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