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先知——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
丁弘
古代的所謂“先知”，有點神秘的色彩，如搞什麽占蔔。二十多年前，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對他的“未來學”覺得有科學的曆史觀的意思，有點“先知”味兒。世事的發展，按照規律推論，的確是可以預知的。不一定能看得很遠，但近期可以明確指出，如同雪萊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在20世紀進行的一次偉大的“科學實驗”。自己投身其中。及至晚年，難免要反思，這一場實驗怎麽說呢？付出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艱苦備嘗，這還是小事，因爲畢竟幸存至今。多少人在對敵鬥爭中，倒下去了，又有多少人在內部鬥爭中（恩格斯說其中有路線鬥爭、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倒下去了。生命付出了太多。
對這一場運動，我看到了“兩個先知”，那就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啓蒙大師普列漢諾夫，和中國“五四運動”的主帥，黨的創始人，中國的智慧之星陳獨秀。
他們兩位見過面嗎？共同探討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嗎，如同馬恩那樣？好像沒有。但他們對這場運動，在啓動時似已清楚地看到前景，曆史事實證明了他們的預見。
普列漢諾夫，不僅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革命運動的組織者，一個傑出的“播火者”。有人說他是“布爾塞維克之父”。魯迅翻譯他的一本書《論文藝（沒有地址的信）》，在序言中，說他是無産階級之父。普說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犯在列甯身上”、“幫助他站了起來”，但“沒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能量”。顯然，他認爲第三國際這條路錯了。他反對武裝起義。他說：“我認爲，無産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這是石破天驚之言，因爲“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是國際共産主義理論的基石。這話分量太重，他不惜篇幅作詳細的論述。
【鑒于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這兒盡量引用他原來的詞彙和語句，加上引號】
他說，“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社會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産階級不利”，“知識分子在生産過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合乎知識分子心意的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包括兩個方面：既有普世的一面，又有階級的一面”。知識分子體現普世的一面，這一面是全人類的。“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是階級範疇一面的作用的下降，全人類一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力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擴大爲愛護一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會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産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嗎？絕對不是，馬克思本人也會放棄無産階級專政的口號。”
普列漢諾夫真是位預言家，還有驚人之語，他說：“資本主義不需要掘墓人！”因爲“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向著接受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有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其最後階段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並存，互爲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普氏說列甯不是他的好學生。列甯的《帝國主義論》是我們最熟悉的，他論證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這樣，把我們的時代定性爲“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認爲“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普氏亡故于1918年。當時中國共産黨還沒有誕生。在80多年前作出了這樣的論斷，今日視之，仍感驚世駭俗，這也是因爲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聽不到他的聲音。
于是學生說老師是修正主義者，“滾進灰心喪氣者之列。”“他出賣了無産階級！轉到資産階級陣營中去了！”在暴力革命中，是談不到“尊師”的，大是大非不含糊，堅持革命的“原則”。
普的《政治遺囑》長達三萬字，亦稱《最後的想法》。老師也是不客氣的，暢抒胸臆，把話說透，讓曆史來檢驗。
他說：“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伴生物那樣，布爾塞維主義的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産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困、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爾塞維主義是以流氓無産階級爲取向的意識形態和特殊策略，卻侈談馬克思主義。”“流氓”一詞，是不是譯錯了。普氏未及看到十月革命後蘇聯國內政治生活的情況呀。其實他對以暴易暴，預見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規律性。到1957年，赫魯曉夫開始揭開鐵幕內的冰山一角，已使世界爲之震驚。他說：“經查明，在17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被逮捕、處決的是98人，即占70%。”“黨代表的大多數也被控爲反革命，多麽荒謬！1966名代表，被害達1108人。”“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蘇聯的大清洗，又連年不斷，涉及許多領域。情況不幸被普列漢諾夫言中。
中山先生，備受“十月革命”的鼓舞，揮毫大書“以俄爲師”，但不久即說：“社會主義不應是恐怖的。”普列漢諾夫不同于中山先生，他是事先否定了“十月”的路。
普列漢諾夫說：“在列甯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從資本家的雇工，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雇工，將得到土地的農民，必將承擔振興工業的全部重擔，農民將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農奴。”
他預言，黨員會激增，“絕大多數入黨的，不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成爲領袖意志的盲目的執行者，另一些入黨者，是爲了在‘革命的餡餅’上得到一塊大一點的。他們只會投‘贊成票’。此後，變成官僚，他們比沙皇的官僚還可怕，因爲他們幹預一切。”
普氏盡量把話說清楚，覺得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列甯所設計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因爲“按恩格斯的說法，必然會是專政，而任何專政，都與政治的自由權力不相容。”他指出，“布爾塞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甯的無産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爲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爲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塞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因爲他們一實行民主自由，馬上就會損失權力。列甯很清楚這一點。”“如果列甯及其追隨者，能長期維持其政權，那麽俄國的未來將是悲慘的。”
“列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一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裏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甯需要這個結論，以鼓舞布爾塞維克。”這一點是列甯主義的重要內容，是20世紀，國際共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曆史作出了怎樣的結論呢？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把列甯的這話視爲經典，實踐證明，勞動人民奪取政權，並不等于社會的進步，有時反而更糟，關鍵要看生産力的提高，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曆史觀。
普列漢諾夫不愧是列甯的老師。但，學生不理老師這一套。他評論列甯：“他不可思議地朝著一個方向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使他不滿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本性是冒險主義者”“勇敢、堅決、剛強、不講道理、殘酷無情”。“爲了把一半人趕入社會主義，可以殺掉另一半俄國人，什麽都幹得出來。”他爲沒有能“軟化”自己的學生而深感痛惜。
普列漢諾夫1882年翻譯《共産黨宣言》，在《政治遺囑》中，他對之這樣評說：“主要思想至今是正確的，這個思想是這樣的：物質生産的水平，決定社會階級結構，人的思維方式，他們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他們的智力活動等等。”這是他對該書的總評。但是，他也如實地指出，（成書）“50年之後，許多論點變得易受指責。《共産黨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絕對正確的，但在使用電力後，開始失去意義。19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共産黨宣言》的結論，有某些偏離。這一點在宣言的作者在世時已顯露出來，他們也是承認了的。”馬克思晚年，是看到了自己的著作因工人階級當年的悲慘處境，而激情有余。他談到現在遠未到消滅私有制的時候。恩格斯不欣賞暴力革命，從事議會鬥爭，爭取“和平過渡”。這樣說來，我們當年發表《陶裏亞蒂和我們的分歧》，批評意大利共産黨的和平過渡，不是在批恩格斯了嗎？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與時俱進的、實事求是的，不斷糾正自己的缺點，光明正大，而不是文過飾非，一貫正確，掩耳盜鈴。馬克思修正自己的觀點，甚至強調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
普列漢諾夫預見到第三國際這條路必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是由于他對曆史發展規律有深刻認識。他不是“馬後炮”，而是事先說清楚了。
人稱陳獨秀是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他的曆史地位和洞察力真是太像了。同樣，他是中國啓蒙運動的大師，毛澤東稱之爲“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重建了中國第一個共産主義組織。毛澤東說：“是他集中了一些人。才成立了中國共産黨。”至于個人關系，毛說：“對我思想影響大的，莫過于陳獨秀。”不知列甯對自己真正的老師，是否說過這樣的良心話。
列甯所引導的這條路，以暴易暴，培養出特殊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現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革命的名義誣陷、迫害，甚至殺戮，習以爲常。
必然形成的這種品格，普列漢諾夫清楚地預見到了。陳獨秀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去世前兩個月，毛澤東還說：“將來修史要講他的功勞。”而後由于“革命的需要”，曆次運動，念念不忘，稱之爲“敵我矛盾”“反面教員”了。帶上許多誣陷的帽子，構成20世紀第一大冤案。這都是對國際的傳承。陳獨秀執行國際的紀律，但不斷對斯大林的右傾提出意見，最後以《告全黨同志書》鬧翻了。（注：《告全黨同志書》，一開始即說：“我自1920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國際領導人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補過……任何人，任何同志指責我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我都誠懇地接受……”國際據此定性爲反黨，以革命的需要爲理由，決定責任由陳一人負擔。）
國際的代表布置瞿秋白：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這是革命的需要！直到今天還有人盡量把“右傾”之類加到陳的身上，這不是史學研究的不足，而是革命形成的一種道德現象了。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看，陳獨秀被誣的帽子，一個個都已摘去。但是，有些人不歡喜他，這是自然的，因爲專制主義和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他既反對“馬上得天下”，更是反對“馬上治天下”。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他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爲曆史的“階段性”是不能超越的，他說：“歡喜社會主義是一種進步，但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無論是功是罪，它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必經的過程。沒有它，小生産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産力和生産集中的可能。”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他對民主有科學的分析。他說：“人們對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誤解。最淺薄的，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産階級的專利品。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産階級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民主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整個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經過深思，他認識到暴力革命不是辦法，這只對一黨有利，而對人民只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他說：“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朽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20世紀人類社會的偉大實踐一再證明這一點。卡爾•波普爾被世人譽爲思想大師。他說：“暴力革命造成的一個並非本意的後果，常常就是獨裁。總是這樣，法國革命帶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倫。17世紀時的英國革命帶來克倫威爾的獨裁。俄國革命帶來了斯大林……因此看來，革命理想的擁護者，幾乎總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有暴力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評的自由，和建立反對派的自由，我堅決認爲，只有以民主的手段建立開放的社會，才能治好（社會的）傷痛。”——波普爾是對生活的總結，而普列漢諾夫則是事先作出的預言。
曆史已經走出了列甯所設置的瓶頸。蘇聯降下了紅旗。爲紀念列甯而命名的“列甯格勒”，經全民公決恢複了“彼得格勒”（亦稱聖彼得堡）。曆經74年，留給這個城市人民的印象，列甯爲什麽不如彼得大帝？
聰明的中國人，也走出了列甯指引的路，把人類自殘自虐的“以階級鬥爭爲綱”，改爲“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說“不管姓資姓社，”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産了。以驚人的氣魄，給“萬惡的”、用以剝削工人的“資本”平反了，定性爲“生産要素”。讓它和“勞動”平起平坐，參加分配。這樣一來，“資本家”變成了“企業家”。不再有階級的分野。國家當然成了“全民的國家”，列甯的國家學說過時了。黨成了兩個先鋒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在中華民族之中（不是兩個並列的概念呀），所以黨成了全民的黨。我們把“三個代表”作爲建黨之基，建國之本，所代表的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和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其中還有階級概念和專政的概念嗎？
兩件小事，耐人尋味。
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言》中談到：恩格斯爲1888年英文版《共産黨宣言》所寫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讀，他在序言中強調了“進化”過程在社會發展中的特殊作用。他在這一版的結尾的口號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與“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含意大不一樣了。
陳獨秀在建黨之初，並不同意用“共産黨”這個名字，主張用“社會黨”。李大钊說：“還是尊重國際的意見吧。”現在又有人提出改名之議，認爲應名實相符才好。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關鍵是看黨做些什麽。
我們在致力建設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一個和諧的社會。改革即是“進化”的過程。這局面，當是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