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00多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将在首博集中露面。其中将近七成文物，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昨天，首博展厅已经布展完毕。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件扁壶残片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专家介绍说，扁壶上的毛笔朱书，将是此次展出的焦点。据当年毛笔朱书的发掘见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件文物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标本，它的发现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将近800年。
忆发掘
神秘文字从灰坑中出土
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昨天，年逾古稀的高炜先生，谈起当年的发掘过程，仍掩饰不住兴奋。
高老回忆说，他当时在原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一天中午，他的两位同事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在编号H3403的灰坑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在鼓起的一面，高天麟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高天麟立即叫来高炜作为见证，几位专家现场确认，这是一种早期文字。
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几个人都非常兴奋。中午饭也没吃好，又跑回灰坑继续寻找。然而几人把灰坑里的土过了一遍筛子，也没有再发现新的字迹。
但是，这几个字符，已足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
叹奇迹
甲骨文前已有较成熟文字
高炜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山西一位考古工作者便提出，襄汾陶寺地区可能埋藏有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
1978年至1985年，原中科院考古所对陶寺遗址进行第一期发掘。最初发掘陶寺遗址是为了研究夏朝文化。但随着发掘的推进，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早中期的文化特征与夏文化明显不同，晚期才与夏文化相近。陶寺扁壶毛笔朱书，正是属于陶寺晚期物品。因此可以推断，毛笔朱书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
高炜表示，虽然只有几个字符，但它与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陶寺毛笔朱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高炜说，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
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遗址，分别发现与毛笔朱书同一时期的文字，这也证明，早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曝争议
一字之谜至今未解
据高老介绍，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已经确认是“文”字。而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
记者在高老提供的复制图上看到，这个奇怪的字符上面是一个不圆不方的符号，下面一横底下仿佛一个中断的问号。这个字符，确实给考古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高老介绍说，对这个文字有三种推测。一是认为这个字读 ，同“阳”。二是认为这个字就是“尧”。一些人曾推测陶寺地区为尧的都城。三是认为这个字为“邑”。扁壶前后“文”“邑”两字，正好组成一个古代地名。
对这三种推测质疑的也不少。高老表示，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则表示，把这个在学界争论已久的字符向公众展示，就是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让更多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
北京晨报
宋家非传闻中那么富 宋美龄卖首饰为蒋介石筹钱
2010/07/29 |
《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
她是胡佛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然而，在通往历史真相的路上，她却常常陷入感情与公正、私心与坦然的矛盾挣扎之中。
1949年，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一位姓曹的国民党军官带着他年轻的妻子，离开了故乡湖南，来到台湾。两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婴。然而孩子降生的喜悦，却无法抵消客乡飘零的痛楚。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思念故乡的亲人，常常是一天到晚地哭泣。
因为生了个女孩，父亲略有些遗憾，但依然不断地讲一些为国牺牲的道理，要她像男孩一样。父母说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家在湖南，我们要回家乡，只是暂时在这里。儿时调皮的玩伴，会冲她讲些“外省猪”之类的话语。
就这样，这个女孩长大了，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到了美国，结婚生子。她就是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
直到1995年，已是40多岁的时候，宋曹琍璇才第一次来到大陆。她的脚踏到北京机场的那一刻，高兴极了。她激动地说：“主啊，我回来了！我回到我的故乡了。”多年以后，讲起往事，她依然记得当时的兴奋，“我真的是闻道了这个祖国的味道，每看一个东西，都惊奇得不得了。”
到了湖南，宋曹琍璇受到了贵宾的礼遇。然而，当内心火热得不得了，跟故乡人说起自己是湖南人时，她看到的却是毫不认同的表示，“你哪里是湖南人啊，你不像。”她走到哪里，人家都问：“你哪儿来的，你是外国人啊？”
宋曹琍璇女士谈起这些往事，感担骸拔颐峭馐〉诙暮⒆邮呛鼙У模颐鞘且蝗好挥懈娜恕！?bR>
正是感受到历史带给他们的悲哀，这几年，她才会对历史更正运动那么积极。她说，很长时间内，她对历史都不了解，只是偶然的机遇，她才踏进了史界，如今她是胡佛研究院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然而，在通往历史真相的路上，她却常常陷入感情与公正、私心与坦然的矛盾挣扎之中。（《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进入胡佛
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不久，家人便将其档案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内的胡佛研究院，并部分向公众开放。其中有19盒，因为涉及到宋美龄，规定须在宋美龄去世后方可公布。
2003年10月，极为紧张地办完了宋美龄的葬礼，宋家人就商量，推举宋曹琍璇作为家族的代表，到胡佛去审阅宋子文的档案，对档案开放进行“把关”。因为她生长在台湾，中文的基础最好，而宋家其他后人多在海外长大，都不太懂汉语。
就这样，理工科出身、自称对民国史知道很少的宋曹琍璇，很偶然地走进了胡佛，接触起历史这一陌生的领域。当时，家人让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心态，就是要保护我们宋家的名声。”宋曹琍璇说。
她说，因为一直以来耳朵听到的、外面讲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人”。的确，宋家的财富一直是历史、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在宋曹琍璇嫁到宋家后不久，一本叫《宋家王朝》的书便在美国持续畅销。作者西格雷夫在书中引述了大量的，关于宋家人骗取美援、中饱私囊的报道。“甚至说我们家里，有三十亿以上的美金。”宋曹琍璇说。据此，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选中，宋子文被称为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像这样的材料，在此后各类新出版的书籍中一再地被引用、复述。
宋曹琍璇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从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丈夫有自己的实业，“外面说我们那么有钱”，但依然辛苦工作。有时，她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婆婆控制着，都没有告诉我”，“我们媳妇哪里敢问什么”。
受各种传说的影响，宋曹琍璇一开始抱着“捍卫家族形象”的心思，但真的来到胡佛，翻开档案的时候，她却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发现宋子文是那么卖力，而且全心全力那么辛苦。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她发现，根据文件的日期，宋子文每一天的电报都有几十封，公文百封以上。而且早上七八点到半夜两三点，都有电报不断地进来。“那时我就在想，像他这么勤勉、辛苦的人，哪里有时间去想贪污的事情呢？”宋曹琍璇说。
随着看到的档案慢慢增多，她发现，“那个时侯宋家并没外界传说的那么有钱”。有一次，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在档案中发现了一封电报，是抗战结束后宋子安写给宋子文的，说抗战时借给国民政府的450万美元，是不是可以归还了。得知这个信息后，她便拼命地要去找有没有借据，“大家全部在笑，为了450万美元，Shirley（宋曹琍璇英文名）发疯了！”宋曹琍璇笑着说。
她在史料里看到，宋家不但没有贪污，反而把自己家里的钱，拿去借给国家用。那时候，宋美龄在给宋子文的一封信里面，就写道：“如果我们没有钱支持委座，没有钱支持他打仗，你把我的首饰，跟我的房地产卖掉，我来支持他。”宋曹琍璇说：“当后来她看到蒋介石日记时，这件事得到了印证。蒋公写：夫人要卖她的首饰跟她的财产来支持我打仗，我感激至深。”
“我就是从史料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就开始有信心了。”她说：“看到档案以后，我知道宋子文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2004年4月，她最后决定，19盒档案全数开放，任公众查阅。
宋曹琍璇原本以为，在胡佛就是短期的帮忙，两三个月就结束了。但这个时侯，台湾蒋家的儿媳蒋方智怡来找到她。（《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蒋家日记“出走”海外
就在宋子文档案安静地躺在世界一流的档案馆，等待向公众开放的时候，一批更为重磅的民国史料文献——“两蒋日记”，却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在中外政治家里，蒋介石的日记绝对是一道盛景。他自1915年28岁记日记开始，便是一天不辍地写了57年，甚至每周、每月还要写“反省录”，直到去世前3年，因手肌萎缩，不能执笔，他才停止了这一几乎终其一生的习惯。由于战事等原因，早年间的日记有部分遗失，今存日记53年，63册，如此规模，在大人物中大概冠绝古今。而且考虑到蒋介石的身份、经历，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全部日记留给了蒋经国。蒋经国似乎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有记日记的习惯。1988年，蒋经国在病逝前，又把蒋介石日记连同自己的日记都交给了三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去世，其遗孀蒋方智怡便成了两蒋日记的保管人。
2003年，蒋方智怡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日记。“我先生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蒋方智怡坦率地说。尤其是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到很多历史的背景，好多人的昵称、名号，整理起来更有难度。
而让蒋方智怡感到更为不安的则是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当李登辉、陈水扁陆续在台湾主政以后，都在极力地淡化两蒋，搞族群政治，“去蒋化”，“去中国化”。陈水扁甚至说蒋介石是外国人，是台湾的侵略者，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蒋家人的反感。除此之外，当局对两蒋日记也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台湾既缺乏完善的文物管理办法，也未设置两蒋图书馆，因此这些日记就成了蒋家私产、任由其后人处置。
而正在这时，对收藏中国近代史档案情有独钟的胡佛研究院，对蒋方智怡展开了积极游说，力劝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交由胡佛保管。蒋家人最终达成共识，把两蒋日记暂存于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胡佛并没有日记手稿的所有权，时机成熟时，它将“永远保存在中国的土地上”。
于是，2004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郭岱君两位教授亲往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接到胡佛。而消息一出，台湾舆论哗然，研究者扼腕浩叹不已。
而三年后的一些事情，证明了蒋家人的决定不无道理。当第二批蒋介石日记将对外公开的消息发出后，台湾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的草山行馆被人为烧毁，一些蒋介石雕像也被泼油漆。“当我们公布蒋介石的第二批日记的时候，台湾地区正发生摧毁蒋介石文物这样令人悲伤的事件。”马若孟说，这正是胡佛力争保存国民党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一个原因，几年前他们便预感到台湾当局“去蒋化”、“去国民党化”的趋势，“很遗憾，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
与宋子文档案开放时，相对风平浪静的局面不同，“两蒋日记”落户胡佛，让蒋家的后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事实是台湾的环境“逼走”了它们。蒋方智怡说，一流的档案保存条件与公正的学术氛围，才是这些史料最需要的。（《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震撼
经过胡佛的多方动员后，蒋家后人也绝大部分同意，可以将日记分期分批陆续公开，每整理多少就定期开放多少。因为蒋家后人大部分在台湾，而此时宋曹琍璇也正在胡佛审阅宋家的档案，于是，蒋家便委托宋曹琍璇在胡佛继续审阅蒋介石日记。
宋家离胡佛有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宋曹琍璇每天开车往返就要两个小时。宋曹琍璇看过宋子文的档案后，对于宋家升起了信心，这反倒让她在接受蒋家委托时，少了很多负担。
不过，她当时有的是另一种紧张。拿到蒋介石日记的时候，她手心冒汗，紧张得要命。她告诉自己，眼前即将要看的，是一个从小即尊为“蒋公”的，高高在上的，在神位上面的人的日记，而自己只是个“是要鞠躬敬礼、恭敬磕头的小百姓身份”。怀着对高不可攀的人物无比崇仰的心情，宋曹琍璇打开了蒋介石的日记。
然而，那一刻，她震撼了。“那时候我简直真的是从椅子上掉下来！”“简直疯狂了！”“我心里的那种震撼啊，是真的无言可喻啊！”她激动地说道：“怎么这种人当‘总统’啊？怎么是这个样子！”
宋曹琍璇自言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她对道德的要求会比较严格。然而，蒋公日记里面所写的事情毕竟太过分了。她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人荒诞无度的过日子，那样的纵情、纵欲……
她想，这个我是不是要马上全面地封杀，不能公开呀？她说：“我觉不对劲了嘛，这怎么是蒋公呢？因为我小时候的观念，人家都说‘总统’多好多好。怎么搞的？见了女人就心动，见了女人就起欲心。”这跟她小时候接受的蒋的形象差距太大了。（《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日记的开放
蒋介石日记带来的巨大震撼，另一方面，却激发起宋曹琍璇无比强烈的好奇心。她越看越多，简直入迷了。一天天过去，她开始渐渐理解了，日记中那个青年人的放荡行为。
在那个时代，男人有三妻四妾，纵容自己本是极为寻常的事情。那时，国民党秘密集会的地方不是在妓院的后面，便是在赌场的后面。他们每一天都从那里经过，一个年轻的男人每天要经过灯红酒绿的地方，要经过那些莺歌燕舞的场所，看得眼花缭乱，尤其蒋介石是个刚从溪口上来的乡下小孩，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怎么会不心动呢？
宋曹琍璇这样想后，又在日记里发现，蒋介石还是个具有自省精神的人。1915年，蒋介石从老师那里第一次见到日记，当时他不知道日记为何物，便问老师，老师说，这是一个自省的材料。受理学影响的蒋介石，满是克己省身的道理，觉得非常有意思，自己也开始写，一写就是五十多年。
宋曹琍璇认为，蒋介石一日一日的所记就是为了自省而写。她说：“他在做任何一件坏事的时候，都要自省。他都要说，我要戒欲、戒色、戒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日记里那种心理的挣扎让宋曹琍璇看得入迷，她说：“那时根本是连饭都不要吃了。”在胡佛研究院，有宋曹琍璇专门的办公室，她不受上下班的限制，每天晚上都看到九、十点钟，舍不得回家。她说：“因为太吸引我了，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转变成一个伟人的，从早期那个样子。”有学者则跟她讲：“Shirley，我们只要看到上面有灯，就知道你在继续为我们努力，因为你看得越快，日记开得越快嘛。”
开始时，胡佛研究院跟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不能删，也不能销毁。以下情况家属可以做一些处理：一、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二、个人健康问题；三、家属方面的财务问题；四、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条例，宋曹琍璇还是经常地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她说：“一方面，我赞成史学家的立场，希望越透明越好、越多开放越好；另一方面，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我的亲人，我又在犹豫是否应该有选择地保留一些内容？”
本来私人的健康情况，是可以不公开的。宋曹琍璇说：“蒋公早期的时候得过淋病，那个时侯，我真的想删掉，后来人家告诉我，老早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她挣扎了半天，又看了好多书，发现已经太多人知道了，便决定不保密了。
蒋介石日记的前面部分开放时，宋曹琍璇几乎没有拿掉任何东西，全部开放了。但面对的阻力也十分强大，台湾“保皇派”的学者，曾经的“总统府”秘书秦孝仪就很是紧张。宋曹琍璇回台湾时，跟秦孝仪讲：“孝公，我觉得日记是可以开的。”秦孝仪连连摇头，说：“你在冒险啊，绿营的人会见缝插针，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秦孝仪反对全部开放，据说有次曾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做蒋家的罪人。”
宋曹琍璇无力去化解，那些政治、历史的争执。但作为一个专修过神学的基督徒，宗教的情怀却影响着她对于历史的立场。她认为，“没有人能够还自己的罪债，只有神借着他不罪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把你的罪给赎掉。”
因而，宋曹琍璇对秦孝仪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信一个神，没有人可以变神，我们今天不在历史里造神运动，没有造神运动。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一个人，我们就把他原貌显示在众人面前。”
一个年轻人为自己荒唐无度的行为一次次的自省，一个领袖为了战乱中的黎民与国家的苦难常常跪祷神灵，看到这些，宋曹琍璇开始觉得蒋介石是了不起的。在她看来，尽管蒋介石早些时候对于基督教的看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但1939年的时候，“他开窍了”。她说：“我在蒋介石日记里面发现，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对我来讲是个极大的安慰。”也许正是这些，给了宋曹琍璇开放蒋介石日记的勇气与自信。（《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出版
2006年3月底，胡佛公布消息，开放整理出的第一批蒋介石日记。2009年，最后一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在胡佛解密。与此同时，宋曹琍璇负责审阅的，还有2005年落户胡佛的孔祥熙档案，2009年9月，已整理出47箱，向公众开放。而蒋经国日记，因涉及到太多隐私的内容，何时开放还在讨论之中。
蒋介石在日记里面，经常会骂宋子文卖党卖国，违背革命原则，把宋子文骂得狗血淋头。这些内容，宋曹琍璇也都留了下来。有学者说：“Shirley，你是宋家的人，怎么搞的？人家骂宋家人骂得这么厉害，你都会开。”她说正是这种坦诚，让她这个史学界的非专业人士，赢得了学者们的厚爱。
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学者提供了无比丰富、宝贵的资料，而胡佛研究院也只是提供材料，对于使用档案的人，并不限制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然而，即便这样，“凡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的学者，无不叫苦连天”，那里不允许带电脑进去输录，更不允许拍照影印，只有最原始的笔录和抄写。况且查阅的多是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学者，远赴美国，实在过于不便。
因而，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成了学者们最翘首以盼的事情。宋曹琍璇说：“很多人到胡佛来，写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同看一样东西，你写的是非常负面的，他写的非常正面，他写的又很公正，那么到底蒋的日记里面写什么呢？”出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全中国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个日记，看到事实是什么。
因为蒋介石日记，全部用毛笔繁体写成，不分段落，没有句读，很不便于阅读，因而在影印版外，还会出打字版，即校正版，对其中人名字号也会做出注解，同时对历史背景稍作解释。没有意外，自2010年底，蒋介石日记便可陆续出版问世，全部日记，将分55本，略作处理，延后开放的仅有二十几处。（《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认同
宋曹琍璇说，上中学的时候，国民党还要继续反攻大陆，念的历史地理都是大陆的历史地理，从上古到现在，新疆甘肃，什么都念。但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她对民国史很少了解。
三十年前，她嫁入宋家。她记得，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婆婆很严肃地说：“你知道你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么？”她说：“宋家，是蒋夫人的亲戚嘛。”婆婆说：“你错了！你知道这个家庭的重要性么？没有宋家就没有中华民国！”宋曹琍璇点头说是，但一出来，她就对先生宋仲虎说：“你妈真嚣张啊，讲些什么话呀！”
一直以来，宋曹琍璇都觉得，婆婆讲那些话太骄傲了。可是，等她在胡佛看到越来越多的档案，跟学者交流的增多，这个被历史迷雾包裹的家族，开始在她的心中清晰起来，她慢慢了解了自己家族的历史。
去年，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位学者发言，她一听，“怎么和我婆婆讲的一样！”她说：“那一段话，让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才真正地认同我婆婆讲的那句话。”
“当我之前未踏入历史界的时候，我不了解。当我看到了真正的史料的时候，我发现，跟我耳闻、眼睛所看的新闻完全不同，为什么不愿意真相大白呢？”
宋曹琍璇说：“我觉得一定要把历史更正过来。不管是两岸的中国人，或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我相信都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未来的路就比较好走。” | 中国对外援助六十年，为何事倍功半？
2010/07/29 |
中国商务部的预算让不明就里者有些吃惊。
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变，对外援助的思路和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 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 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 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这些援助，都是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的，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其目标是根据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的“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需要追求对外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
而今，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组成。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主张，其中第二条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不干涉内政做法遭质疑
然而，中国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做法遭遇西方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EvanA.Feigenbaum)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例如，最近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 100亿美元贷款，对土库曼斯坦的40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塔吉克斯坦的6300万美元贷款，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改革几乎没什么效果，对政府治理的提高就更没什么作用了。
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中国既投资也捐助，比如去年它对阿富汗的7500万美元贷款后来就变成了援助。
文章还批评说，中国一般喜欢单独行动，很少有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合作或协调。
对中国的提供援助却不提附加条件的做法，美国官方也予以反对。
2008年3月18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应邀出席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会上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援助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
柯庆生表示，中国近来通过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经济领域“大举进犯”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并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的政策与美、日、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完全相反。
他说：“我们很担心与国际社会不协调的中国外援项目，将抵消其他援助方促进良政、提高透明度的努力。我们认为，提供附带这些条件的援助项目才是促进第三世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好方式。”
外界中国对外援助不考虑人权的指责，集中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政府受到众多联合国决议的谴责，中国对苏丹给予了积极的对外援助，但由于中国注重平等、互利、透明和不排外的经济合作，并坚持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一开始并没有对苏丹的人权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后来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升级，中国非常被动，奥运前夕，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放弃奥运会闭幕式艺术顾问角色，引发全球舆论界哗然，原因就是中国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作为”。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中国对外援助和贷款方式正在改变
面对外界压力，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与时俱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在中国资金改变世界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在被改变。
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中国又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参与多边援助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观念的重大转变。
转折点在2007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
当时，此举引起西方媒体热议。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当然，这些都是小变化。但是对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舞台独舞的中国来说，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它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放弃单打独斗。一方面，中国继续寻求在国际多边贷款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投票权。中国将面临自身贷款政策与这些国际组织规定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推动了这些机构的改革。
“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去年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很重要，提醒人们，在中国迄今改变世界的同时，与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也在改变中国。
作者：王冲，来源：共识网 | 古代为何要在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史海钩沉]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午时三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法文化
小时候看《水浒传》，觉得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情节，就是"劫法场"：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场，"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正在此时，梁山好汉一齐发作，"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要被处斩，也是在十字街头法场上，也是"午时三刻到了"一声喊，刽子手就要动手。等在酒楼上的石秀吼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卢俊义就走.
其他的古典小说里也常常会有"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比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讲任被判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只等午时三刻"。结果任居然在刑场上端然坐化。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有人计算后认为，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大约合今下午一时到五时之间）行刑。并不是"午时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黄昏行刑的。清人笔记《梦厂杂著》里记载了梅州的一桩奇案。当地一个强奸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死刑执行令）到达时，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吏目（管治安和监狱的小官），无法监斩。吏目找来当地驻军的游击（军官）商量，那游击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时已近黄昏，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那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斩讫"。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千总（军官）验看。那千总上前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可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总算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原来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来挣扎逃走，无奈伤重走不远。吏目叫来刽子手再补几刀，才算完事。这事被上司发觉后，两广总督亲自审讯，定刽子手和千总是"得贿卖放"，判绞立决；吏目决囚漫不经心，处绞监候；知州和游击都为玩忽职守，判充军。
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清小说里"午时三刻"行刑的说法就应该只是当时官府的惯例，或者是说书人、写书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午时三刻"究竟有什么奥妙?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国家在执行死刑时都是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对于强调"香火传承"、恐惧"断子绝孙"的中国人来说，"报应"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和传统的"报应"，更在民间根深蒂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俗谚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支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支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避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城隍庙去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 "，驱赶鬼魂祟气。
《水游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所谓"恶杀（煞）都来 "，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而行刑结束后，就如第四十四回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就有一批帮闲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说起来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可是实际上鬼魂因素却总是在民众乃至于官府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证之一。
斩首多在菜市口
菜市口杀的名人还不是从拖着大辫子的满清王朝开始。据说在菜市口被鬼头刀砍下头颅来的第一个名人是在距今八百年的元朝。那时北京城叫大都城，菜市口还不叫菜市口，叫柴市口。为什么先叫柴市口后改叫菜市口？说文解字，元立都时，这条街以卖柴为主，后几经演变由卖柴变为卖菜，改称菜市口。杀的那个人就是南宋王朝的丞相文天祥。文天祥死时47岁，他在广东的五坡岭兵败被俘，辗转押送回大都城。文天祥抗元复宋是一枕黄粱，南宋腐败至极，非垮非亡不可，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文天祥在历史上之所以出名是其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至死不屈。他所作《过零丁洋》，浩然正气，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世代热血男儿所重。文天祥死得大义凛然，血溅柴市口，据说观者也是人山人海。
满清时期，被刑部大堂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秋后执行斩首处决，俗称“出红差”。为什么叫“红差”？解释有三：一曰砍头，断首之时血喷满地，血染黄土；二曰刽子手一身粗麻赤红行头，头裹红头巾，怀里抱的鬼头刀，刀无鞘，刃不见天，全凭一付赤红的蒙刀布罩着；三曰验明正身后当场红笔勾销，在处决罪犯名字上用朱笔恶狠狠地打个对勾，剩下的就是“喀嚓”一声，这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形容砍头的形象语,所以叫“出红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