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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的黄埔生
1949年12月初，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被急令提前毕业，作为学生兵加入国共最后的川西决战，他们是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一个月内，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发生了大起义，大分化，3000余名“末代”黄埔生就此被抛向了命运的三岔口，成为历史大转折关头，无数颠沛命运的时代缩影
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其校名先后被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等”。因为该校初创原址在广州黄埔岛，故一般通称其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国民党95%的将军都出自该校，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从这里走出的一大批人物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北伐到抗日，到解放战争，黄埔师生都是双方历史的主角。
该校校址曾几经搬迁，在大陆分为广州、南京和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黄埔军校本部辗转迁至成都，后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解放，黄埔军校在大陆的一个时代也宣告终结。
文/房一盟
“我看着蒋介石走的。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49年12月10日晚，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乘车护送下，最后驶离了军校正门北蓟。赏ㄍ澹詈蟾姹鹬泄舐健９嗍诘穆骄傺５?3期第2总队担负着保卫蒋介石的任务，郭青石带领几个同学负责看守军校的大门。此前，郭青石接到了“校长要走了，加强戒备”的电话通知。
1949年12月初，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在一片肃杀中仓促毕业离校，试图向西迁往云南，当时共计有毕业生3005人，其原定的毕业时间最早也要到1950年春夏间。
这批学生兵已经被编入了战斗序列。12月3日晚上，军校包场电影《文天祥》，为即将离校西移的学生兵壮行。这是该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要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乱世中的抉择
1947年，郭青石从南京第五中学毕业。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先报考西南联大地质系，后来又报考了台湾大学矿冶系，但都没有考取。1948年，19岁的他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他坦白：“一个普通的学生，政治上比较落后，一点不敏感。目的也就是吃饭穿衣。”
郭青石顺利地成为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第2总队步3大队第8中队的学生。他回忆军校生活，“那会儿不但训练艰苦，每天还吃不饱，睡不好，简直就是受罪！通常早饭只有粥和花生米，且三分钟后哨响就不许再吃。”
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持续了一年，郭青石对外面烽火连天的状况却毫不知情，“军校里消息封锁得很厉害，我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不知道。”
早在1949年9月初，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陆军少将处长李永中、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等就与中国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联系，决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军校高层策划起义的消息没走漏任何的风声。郭青石回忆，“直到起义前，肖平波才告诉我们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走投无路了。”
12月23日，李永中向正处于西迁途中的第23期黄埔生讲述了当前形势和前阶段同中共的协议，肖平波说，“愿起义的留下，愿跟国民党的向东，愿回家的自便。”12月25日，李永中正式宣布军校起义。他表示:“校长、教育长都坐飞机走了！你们都是青年学生，我不能拿你们年轻的生命去作无谓的牺牲。目前的形势大家非常清楚，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起义。如果说这是罪过，罪过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是青年，青年是有前途的，希望你们保重。今后一切行动都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
郭青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会儿我们都比较单纯，政治上一点也不敏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起义后的六天就是新年了，我们被要求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什么是五星红旗？我们根本不懂，就往红旗上贴了五颗星星。”
曾广文却并没有跟随大部队参与起义。当年陆军军官学校每周都会轮一位同学到学校的厨房担任“监厨”，可以自由出入校门。那周恰好轮到曾广文，他悄悄溜出了校门。离开之前，曾广文还将自己给国民党留的一封信压到了自己的被子下面。“那封信其实是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我想用这封信表达对国民党今后的前途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祝福。”为了证明自己走得清白，曾广文潇洒地离开，什么都没有带走。不过后来，当报纸上登出“所有离散人员到新都报道”的消息后，曾广文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赶到新都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王显是曾广文的同班好友。曾广文回忆，王显在第23期学员里是个尖子人才。他当时参加了起义，但后来被 “资遣”回家。王显收拾行囊，准备回到东北老家，到了郑州却没有再继续北上，他选择只身去往台湾。
混乱的局势中，第23期黄埔生沈洪壮跑回了成都的家。因为家里困难，他和一位广州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先到香港看看。1950年的1月，成都的天空飘着雪花，满城阴霾透着冰冷。沈洪壮穿着国民党发的灰色军大衣，带上一条军毯，揣着5块银元，从成都的新都县出发，先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后来又坐船经过汉口。码头上人潮汹涌，三个人奋力挤进了船舱。经过了五六天才辗转来到了香港。沈洪壮回忆：“没钱买饭，我们吃得很节省，最简单的是一个小菜，两碗饭，只花几毛钱。”后来一位姓常的学生代表在香港找到了陆军军官学校老校长关麟徵，对他说：“校长，我们是逃出来的，现在没人管我们了。”关麟徵给每人发了两百港币。沈洪壮拿着这些钱买了些牙膏、牙刷、毛巾等一些生活用品。一行人获得台湾当局批准，乘船赴台。
留在大陆的第23期黄埔生依然是大多数。多年以后，郭青石听说武汉有个专门刊登“旧闻”的报纸，刊登文章说第23期黄埔生全部被歼灭，他还特地写了封信前去纠正。
命运的转弯
陆军军官学校被解放军接收后，被重组为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郭青石介绍：“起义之后，先缴枪。集体去川西分校训练去了，相当于去改造。”
1950年6月，原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结束了半年的学习，表现不够积极的被“资遣”返乡。大多数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投入了成渝铁路及其他筑路修建任务。
郭青石留在了部队，先修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郭青石为表明自己的决心，自愿写下血书“申请加入抗美援朝！”也有位同学用血书写了“抗朝援美”，被拘留审查了两年。
郭青石最终同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400余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据郭青石回忆：“这400人，都是政治觉悟高，要求进步的人。”郭青石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的六十军政治部文工团，之前还不敢告诉家人，怕泄露军事秘密。不料一过鸭绿江，郭青石就听到了敌人的广播，说：“六十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从四川来……”
郭青石穿梭在美军的枪林弹雨下。有一次在丛林里为战士们表演自编的《李大娘捐飞机》，敌机就在上空盘旋，耳边炮声和枪声正隆，可郭青石仍然英勇地坚持演出。即便如此，郭青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黄埔出身的人一直受歧视，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更大的打击还在战争结束后，当了5年兵的郭青石离开了部队，没有被“复员”而是被“资遣”回去了，他从来不愿意对人提起这段经历：“当时一个小兵，带着枪押着我回去，我真哭了，我觉得太伤人心了。”
郭青石并不知道，就在“三八线”的另一边，也有第23期的同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曾经在《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里记述，在当时的美军战俘营里，最后的黄埔生们曾以尴尬的身份相见：一边是志愿军战俘，一边则是协助美方管理中国战俘的台湾特务。而志愿军战俘当中，第23期黄埔生有人选择大陆，有人则去了台湾。
郭青石被资遣到北京，他考上了国际书店，当了一名办事员。上世纪50年代，单位里提出来帮助党整风，不提意见不行，否则就是“思想隐蔽”，郭青石无奈，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北京东单有个烧鸡店卖的其实是乌鸦，政府为什么不管？二是当兵不能当长了，否则容易成“兵油子”；三是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除了“团结教育改造”外，他认为还有一个“踢开”。
郭青石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郭青石后来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不够数，给补上的”，而且这一补就成为了“双料”坏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当然是指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经历。当时留在大陆的23期黄埔生，大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从1979年开始搜集黄埔历史资料，在川西邛崃的大山里，他碰到了不少隐姓埋名、装聋作哑的黄埔生。他曾一口气访问过全国400多个23期黄埔生，却没有见到一个人保存有本期的同学录，那曾是清查反革命的佐证。他最后在位于深山的一个档案馆中，查到一本残缺的同学录，蒋介石照片的四周故意被画上了4条小腿，“乍看全图案恰是一个伸开四肢的王八” 。
1957年，郭青石被发配到清河农场，一呆就是十九年。跟他同时送来的一个在上海书店工作过的右派，后来在农场连饿带病死了。面对人生的变故，郭青石只能选择自我排遣，逢年过节，郭青石组织个乐队，演出之前首先预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然后开始演奏曲目，那时主要教农场的家属们唱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你得活下去啊！”郭青石告诉记者，他当时每个月挣32块钱，刨出饭钱，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把我那车弄的前面一个灯，后面两个尾灯。”
郭青石还挑灯夜战，自学了建筑设计。他为农场自行设计了医务室和一座水塔，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这两个建筑物居然都经受住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当时清河农场距唐山震中仅有50公里，损失十分惨重，一片废墟中，由郭青石设计的医务室完好无损，水塔也只是震掉了小部分墙体，还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年轻时的郭青石长相不错又颇有才华，但因为有“历史污点”，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结婚的时候，郭青石已经快50岁了。
1978年，郭青石离开了清河农场。1981年11月15日，昔日的部队给他补了“复员”手续。平反后的郭青石继续回到国际书店上班。1989年11月，军人出身的郭青石获得了建筑工程师职称证书。他也是单位里唯一获得该项证书的人。
两岸的聚首
198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郭青石编入西城区联络组。当时，好多同学都背有“反右”和“文革”留下的思想包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黄埔出身，甚至碰上昔日同学也不敢相认。年过花甲的郭青石靠自行车和两条腿跑了一家又一家，耐心说服。
不过，在四川等地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23期黄埔生就开始在每个月的23日悄悄聚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形容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大都腰杆挺拔，“离开黄埔很多年，感觉他们还是一个军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魂’，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报考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当时规定的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那些彼时尚不谙世事艰险、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各有各的人生路。
沈洪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往台湾的第23期同学里，“现在有当上中将、少将的，有走上了商业之路当上了董事长的，还有的开计程车。现实状况不同，大家个人的境遇也都不同。”沈洪壮抵达台湾后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成为翻译官、研究员。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第23期黄埔生开始通过电话和信件交往。
2009年1月，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部分同学组团到台湾游玩。曾广文约好王显在宾馆见面，他曾任成都大学校务处主任，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王显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至中将，成为第23期黄埔生在台湾军阶最高的人。许久未曾碰面的老同学彼此拥抱在一起，回忆在军校的同窗岁月。
2010年5月24日，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同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郭青石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参与了接待工作。遗憾的是，这一次来的同学里没有第23期的，作为最后的黄埔生，军校里的“小弟弟”，郭青石显得比较沉默。业已古稀的郭青石负有更重的责任，1991年，郭青石当选为西城区特邀政协委员，他曾在西城区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集中组织照顾黄埔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提案，即使是当年最年轻的黄埔生，如今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
郭青石说：“没有什么可以怨的，人走这一辈子根本没法预知未来，过去的就过去了。” ★
毛泽东为何说“崇祯是个好皇帝”
2010/08/03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皋子，李应林等
在中国众多皇帝中，明代的亡国之君崇祯，怕是最得世人同情的皇帝了。伟大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
那么，对一个亡国之君，毛泽东怎么说他是个好皇帝呢?
的确，明朝的江山严格意义上说，是在崇祯手上伴着崇祯的老命一起丢掉的，尽管后面接着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苟延残喘多年，但那都不过是大厦覆倾之后的尾声罢了。然而，客观地说，崇祯所接手的大明王朝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边务废弛，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农民起义正值风起云涌，统治者内部更是奸臣当道，“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所以，大明朝其实是让崇祯那不争气的万历、天启这几位败家子先皇给败掉的，崇祯皇帝不过是个运气坏极的倒霉蛋而已。
事实上，崇祯还是一个很想并确实有所作为的，登基后，他冷静沉着地一举摧毁魏忠贤的阉党，竭尽心力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与将倾。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能进行自我反省，在《罪己诏》里痛心疾首，并且在国库空枯的情况下，能自觉地减膳、撤乐，这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也是少有见到的。当然，尽管他重用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但误中离间计残杀袁崇焕的也是他，如果不杀袁崇焕，明朝也许还能多对付些时日，然而，历史上中离间计者可谓司空见惯，即使精明如曹操者也让周瑜离间误杀水将而致赤壁惨败。至于袁崇焕之死，与魏阉余党的疯狂借机造谣生是、煽风点火不无关系。
当然，崇祯如果能在天灾叠生之际，倾皇家库存救济灾民，并通过彻底的政治改革，损有余以补不足，自然是可以与天灾抗衡一阵、缓和一下社会矛盾、稳定一下时局的。然而，这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不是也有点超越历史?所谓好，都是相对的。如果自万历以来，都是崇祯这样的帝王当朝，明朝何至于败落到这步田地。看来，政治腐败、官僚腐败，危害更大的往往是后人。
“崇祯是个好皇帝”这话，是解放初期毛泽东谈及为何要杀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说出来的。应该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刘青山、张子善是个功臣。而且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也极需要很多有经验的干部为巩固革命政权、建设国家发挥作用。然而，伟人就是伟人。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如果干部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杀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毛泽东说“崇祯是个好皇帝”，所感叹的正是腐败的严重危害，一旦问题若是成堆，就将积重难返。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我党当时严厉地处罚了刘青山、张子善，中国自那以后多年没出现过刘青山、张子善第二、第三。
反腐防腐必须惩腐，腐败分子受到严厉的惩处，不仅是罪有应得，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干部，防止更多的腐败出现的需要。这些年来，党中央狠抓反腐倡廉，严厉地惩处了不少罪恶极大的腐败分子。然而，也一些人对腐败分子总好像有一幅“菩萨心肠”。每每关键时候，总有人以“培养干部不容易”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腐败分子说情。然而，有句话说得好，“道是无情却有情”，如果我们真正地爱护干部，不让我们“培养干部”的功夫白费了，我们就必须用铁腕手段对腐败进行严厉的打击。今天我们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正是为了往后少出和不出腐败分子。
| 1911年一则谣言激发起武昌兵变
2010/08/03 |
1911年，但凡头脑清楚之人，都明白迟早有一天，一场大规模起义将在中国发生。至于起义将发生于何时何地，则无人可以准确预测。但是，一则谣言最终激发了发生在武昌的一场兵变。
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众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中秋节。此前，武汉三镇风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像13/14世纪的汉人那样，秘密联合起来准备“中秋节杀鞑子”。
省城市面萧条。“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1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在10月5日写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件中说。
一．制造炸药的人
此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各地商办铁路将逐步收归国有。六月，湖北省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激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年初才创刊的《大江报》亦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2。甲午战争以后，十几年来社会精英对新中国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事件看起来不可避免。
这年7月20日，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将湖北陆军十六协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开往四川，镇压四川保路风潮。如此，武汉守备空虚，人们藉着庆贺中秋，传播着城内将要发生大变，谣言越传愈盛。对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装打扮，或者剪掉辫子之人，人们投之以怀疑的目光。担惊受怕的武汉市民们害怕自己仅有的一些家产毁于战火，纷纷把家具器物搬迁到了乡间。3
政府亦如临大敌。湖广总督瑞澂命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刀店须取得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刀店售卖的刀具要刻明牌号。凡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瑞瀓还命令各兵营提前一天庆贺中秋节，以防止士兵们在预定的起义日期离开营地。
此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一万七千多名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 “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别炸死。”4 一年后，成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的革命党人刘公回忆说。这两个激进的革命团体，在武昌开了多家旅社，作为联络点，在汉口租了密室，制造举事所需的炸药和旗帜。
中秋节总算过去了，革命党人并未如传言般举事，尽管新的传言说革命党人还是要在十几天后起事，但武汉总算是喘了口气。
突然，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了，武昌城内的空气再度绷紧，犹如拉满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弄堂里，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据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记载，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邻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这起爆炸事件可谓非常偶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据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而当时炸药威力颇大，墙壁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剧烈震动，为何刘同却没有受伤？5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孙武用瓷匙和炸药，由于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结果浓烟如雾，声出如雷。孙武在手稿里也说是自己调药过急引发轰燃。
二．“剪辫者死”
孙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救治，俄国租界巡捕逮捕了刘同等三人。最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党起义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革命党面临着一个抉择。孙武等人猜想名册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马上交给政府，政府很可能会按照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约有二百多人。而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恰好于此日回到武昌。他带来同盟会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但那颗爆炸了的炸弹让大部分革命党人极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定在午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不过，送信的革命党人到达南湖炮队的时候，士兵们早已就寝，信号炮从未发出。
此时，一则内容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在新军中流传。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证明，瑞瀓选择了一种较低调的处理。警察并未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团的集会地点。蒋翊武和其他人刚开过会的武昌机关部也不能幸免，刘复基等三人被捕。
对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个革命党人的处理很能说明瑞瀓的心态。他不想扩大事态。尽管指挥巡防营的首领满人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但当其他新军军官建议毁掉花名册，避免激发更大的冲突时，瑞瀓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天晚上，瑞瀓和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在督署连夜会审被捕的三位革命党人。经过简短的严刑逼供，黎明时他们就被处决。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应该继续审问，套取更多的党人口供。6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前一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泄密，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到现场采访。“事实上在汉口的欧洲人直到看了报纸上的简短报导后，才知道此事，而且早晨好像没有人认为他们读的消息有多么重要。”7然而，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这个谣言，因为被处决的三位革命党都剪掉辫子而显得颇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没有长辫（他的家便是武昌机关部），这更增加了谣言的真实性。
这一天的武昌城，城门紧闭，到了十点钟才开放汉阳门。苏古敦继续发电报给总税务司。他报告安格联，因为戒严，书办十一点半才到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所谈话题都是革命党人。办公室有三个人没有辫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苏古敦很替他们担心。另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田姓办公人员，已经遭到巡捕盘问。他还报告了他听到的传闻：本地学校里的没有辫子的人，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
三．“捕杀汉兵”
在大风中飞播的谣言，刺激着新军中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这年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面的那个象征物。尽管瑞瀓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以避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但是10日凌晨的处决行为，加深了在变乱时刻的恐怖气氛。政府将继续杀人，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可能遭遇大规模报复性的恐怖在新军中蔓延，甚至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8
10日这天，瑞瀓电奏朝廷，武昌已经不动声色地拿获了“革匪”三十二人，他成功地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他的报告获得了北京的表彰。毫无疑问，瑞瀓对自己的报告也拿不准，武昌、汉口并不安谧。但出于帝国官员一贯的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他还是汇报说尽管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前一天《汉口中西报》“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瑞瀓和革命党人打的是一场攻心战。
事实上，在辛亥年，人心是个关键词。这一年，政治谣言满天飞。陕西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在武汉地区，民间也传唱“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 长毛’在眼前”这样的歌谣。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产，已经到了绝峭之境──激发了中国传统的“天命”预言。天命可是中国人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的命运定律，它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唤起人们的激情，忘记恐惧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革命党也在一片混乱之中，孙武在医院养伤，蒋翊武为躲避搜捕逃窜，刘公藏匿汉口。文学社约定午后以吹出操号为信，武装发难；孰料，当局侦知之后命令各营不准发号。举事计划再次流产。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大清洗中丢掉性命，意识到投入叛乱比丢掉性命更合算──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
于是，一则谣言经过奇妙曲解简化之后，进入新军士兵们的大脑，然后演化为行动。黄昏时刻，当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查哨时，发现有两人携带武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他指责那两人要“造反” 时，造反真的发生了。企图弹压的军官都被击毙或打伤，此时，共进会员熊秉坤放枪为号，集合部队，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哗变的官兵们纷纷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队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城北的二十一协混成协工程营和辎重营响应起事，涌入城内。
这天，立宪派人士张謇正好到湖北筹办大维纱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新成立的“宪友会”（会员有梁启超、孙洪伊、谭延闿、汤化龙等人）是旧精英、新绅士。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民众支持的基础。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让他们感到被清廷出卖了。张謇公开说，这个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谈完生意的张謇乘船东下。长天尽于低野，浊流滚滚，激起一江浪头，船行江中，犹如枯叶在空中飞舞，只见远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
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入督署，瑞瀓从后墙挖洞逃走，在张彪护送下逃到军舰上。革命军宣告武昌光复。上午，革命党人寻到了二十一协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拥他到楚望台，然后至谘议局，成立湖北军政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改行黄帝历纪年。有人认为：“黎元洪的被选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继续分裂的产物，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十月十日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最机灵可行的一着。这些兵士，对革命领袖并无忠诚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认识的军官的领导。”9
这天，黎元洪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安民告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他的声名现在已经传遍了世界。“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他提醒国民，如今，革命开始了，以血还血的时候到了，“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他承诺革命军将严守军纪，并呼吁士农工商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
他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这是 1911年的时代最强音。与此相应，同时发布的皇帝谕旨不但老生常谈，而且软弱无力。清廷许诺宽宥一切政治犯，并准革命党人组党；他提出稳定胜过一切，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其心可诛，他们“意在离间满汉，檄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他一心以国家强盛民生康乐为念，皇帝说，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安稳；他告诫臣民，革命会让他们流离转徙，死亡枕藉，四民失业，全国恐慌。
但在此时，甚至较为保守的改良派也不再支持这个腐烂至极的政权。此时收拾人心，作为舆论领袖的绅士们，已经拒绝合作，甚至转而加入了革命党阵营。“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别处也可能闹起来。”苏古敦在11日的电报里预言。
当晚，满清皇室亲贵聚在庆亲王奕劻府邸，面对王朝信用彻底破产的现实，商议对策。他们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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