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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评史上十大泄密案 水门深喉屈居次席(组图)

2010/08/05 

中国贫富差距数千倍的根源 2010/08/05

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而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将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的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已经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 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 　　企业贿赂也很严重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的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3 　　4、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4 　　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 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 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中国大形势》

中国贫富差距数千倍的根源 2010/08/05

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而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将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的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已经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 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 　　企业贿赂也很严重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的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3 　　4、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4 　　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 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 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中国大形势》

细数“隐性腐败”的十种表现 2010/08/05

人民网　 　　日前，看了人民网《隐性腐败“水”有多深》的今日话题，笔者颇有同感。所谓“隐性腐败”，顾名思义，是比较隐蔽、不易被人察觉和感知的腐败。这种腐败，和明火执仗的腐败相比，危害更大，流毒更广，更难治理。依笔者之见，隐性腐败在现实中主要有如下十种表现：　 　　一是“权权交换，以权易权”。在古代有“物物交换”，现在有“权权交换”，有权的人互相办事，互相都不收钱。部分掌握权力的干部，不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取利益，而是与另一权力人达成默契，以互派第三者，通常是亲戚或朋友，至对方处，相互“打招呼”，予以关照，互通有无，进行权力交换。通过第三人的参与转移公众视线，规避有关法律或规定，将非法利益合法化。 　　二是“任人唯亲，为我所用”。 安插亲信，通过权力的继承或转移，为个人谋取长远利益。个别曾经掌握权力的干部，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或特定的岗位，但其在离开之前，任人唯亲，堂而皇之地按组织程序，事先安排对自己感情深、关系好的下属或亲属拥有足以利用的资源、方便和间接权力，继续为自己或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三是“瞒天过海，暗渡陈仓”。一些掌握重要权力的干部，通常为拥有发包、招标、批证等权力者，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权力寻租，其本人不直接进行这种交易或经营这一业务，而以亲戚、朋友的名义设立公司、企业，专司该类经营，或者让其在国有公司、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的亲戚、朋友承接项目，自己则利用职权密切合作，给予实质性利益，使亲戚、朋友获利，反馈给他。 　　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干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善于走政策的边缘，钻法律盲区等空子，或针对法律政策明确规定某一行为的允许度，用足政策，铺路搭桥，罗织关系网，给关系人送礼、送物，美其名曰搞好横向、纵向的关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为以后非正常利益的获取奠定基础，或通过他人以其它形式回报给他。 　　五是“集体决策，逃避责任”。个别领导成员利用法律对单位犯罪规定的局限，明知以个人名义作出某种决策会触犯法律，便互相勾结，以集体决策的形式，谋取非正常利益。事后又以集体决策失误为名，使法难责众，避免个人承担责任。 　　六是“跑风漏气，出卖信息”。部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先于一般公众掌握足以为个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信息，并暗中出卖或利用这些信息，由自己的亲戚朋友进行投资、操作，获取由于国家法律或政策等发布的时间差所带来的信息优先的利益。 　　七是“选人用人，暗箱操作”。个别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为了使自己的亲信被任用，在选拔干部时，通过有选择地听取意见、划定范围、预设标准等方法，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使预定的人员在看似平等的形式下，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任命，实现“抱成团、互相靠”，为小团体谋利益。 　　八是“自由裁量，优亲厚友”。目前我国法律和规章中除了许多规定都冠以“应当”和“必须”等强制性的词，也针对许多特殊情况，设定了“可以”等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自由裁量的权力，这就被一些人巧妙利用，打擦边球，为关系好的人谋取非正常利益。尽管这些另类表现形式在法律上不能定性为犯罪，有的甚至连党纪政纪也对之无奈，然而普通百姓却能在生活中确确实实感受到其不良危害的存在。 　　九是“职务消费，奢侈浪费”。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充分使用因工作需要而配备的小车、电话及其它用品，为个人的利益服务，即所谓“钞票不多，含金量高”。吃喝玩乐都能报销。尤其是按所谓“集体讨论”出来的规定，每月可享受的费用就高的惊人。 　　十是“出场腐败，红包多多”。在某些地方，领导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某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何谓“隐性腐败”？说白了就是 “挂羊头卖狗肉”。它的表现还有许多，如“帮助贿赂”、“情妇贿赂”、“借用贿赂”等等。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还会有一些腐败的新花样应运而生，但“万变不离其宗”，任何腐败都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隐性腐败是显性腐败的黑色土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非向隐性腐败开刀不可。 　□ 萃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