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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隐性收入9万亿 富豪生活像暴发户
【侨报网讯】据美国《新闻周刊》8月12日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超富阶层隐瞒了三分之一的真实收入。中国家庭约9.26万亿人民币成为“隐性收入”。在超过9万亿的“隐性收入”中，被王小鲁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有5.4万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这些“灰色收入”通常与腐败、滥用职权、公共投资、土地开发和其他垄断利益相关。王小鲁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不同的调查方式，才将这部分隐藏财富公诸于众。
曾经与中国超富人士接触过的美国导演奥尔·史埃尔说，中国富豪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绝对不同，很有些暴发户式的特征：使用的东西都是金的或者名牌。甚至有人修建私人歌剧院，雇请演员，专为娱乐朋友。在企业家阶层中，私人飞机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夜总会门外，你总能看见兰博基尼和法拉利等豪华车，甚至偶尔能看到价值170万美元（1154万元人民币）的布嘉迪威航，或许这就是北京汽车展变成世界上最重要汽车展的原因之一。
伦敦高端财产经纪人报告称，中国富人在英国的巨额投资已经挤走了俄罗斯和中东富豪，中国富豪更喜欢欧洲人的奢华风格。史埃尔说，中国有许多“潜龙”，他们有着无数的财富，但是却没有显露。
建筑短命潜规则成中国发展内伤
2010年08月12日 22:52 来源：侨报
短命建筑是一个社会的闹剧，更是悲剧，是权力、资本集团对公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中国大地倘若陷入永无休止的大拆与大建的重复怪圈之中，将引发一连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
【侨报8月13日社论】被冠以“住建部官员”头衔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近日的一个论断引发舆论关注。陈淮称，“未来15年到20年内中国城镇现有住房约有一半需拆了重建”。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几个月前也曾有过类似表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至30年。
其实，回顾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建设发展脉络，没有人怀疑中国建筑的短命。“中国是个大工地”，不仅是建设的工地，也是拆迁的工地。有网民以谐音戏称“China——拆呐”。为何要拆那么多？处于风口浪尖的陈淮已为这句话做出解释：1949年前的房子，房龄过长；1949至1979年间所建的多为战备房、过渡房、简易房，质量差；而改革开放前 20年，建房主要为脱困，房屋规划已不适合城市发展。
而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74年甚至更久。究竟是谁让中国的建筑如此短命？在拆拆建建的循环中，谁是最终获益者？
开发商获得了旧城改造的商机，只需像搭积木一样拆了楼再重新建起，就可以赚个盆满钵盈。况且，虽然中国的房屋产权是70年，20年左右就拆掉，也无需考虑质量问题，更能偷工减料，大赚居者的银子。建筑质量问题不断给中国政府敲响警钟，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不能不说是此类潜规则造成的。
政府官员方面，城市化建设的号令下，需要新楼来充斥门面，作为政绩工程，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观。更重要的是，政府本来70年后方可卖地，但20年的短命建筑，可以让其卖地收入倍增，更能为其增加GDP政绩，还能以权力寻租的潜规则获取隐形收入。勾结商人大捞一把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不扼制部分官员的短期政绩冲动，在拆迁的铁锤之下，中国的建筑想长命百岁，的确很难。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与电影《阿凡达》中的公司一样，通常都具有政府支持，以发展为名，强行推进建筑规划，一旦遭遇反抗就实施暴力拆迁。主导中国城市建设的官商在拆与建的“折腾”中实现了“双赢”，而部分所谓学者、专家，又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吹鼓手。
但是，百姓何以堪？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高企，乱象丛生，普通百姓早已无力购房，而拆迁之痛却一次次剥夺着民众的财产尊严甚至生命，个人权利动辄被官与商以公共利益为由实施侵犯，从而增加了不少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房屋被拆时，民众常常也被要求在很少或没有回报的情况下离开家园。
很明显，拆迁如果不能造福一方民众，为其提供更好的安居环境，势必会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
所以，让城市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合理的拆迁。其表象是的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但其深层原因是权力的不当涉入。《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仅8%的人对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表示满意。对于城市建筑总“短命”的原因，有83.5%的人选择“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
或许当局还没有注意到“短命建筑”后果的严重性，中国大地倘若陷入永无休止的大拆与大建的重复怪圈之中，将引发一连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中国拆迁之痛时时侵袭这一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肌体。这种拆迁不但浪费资源，而且会产生大量建筑垃圾。现在法律规定的商品房住宅产权为70年，比其20年的平均寿命长50年，50年的居住权就如此被生生剥夺了，建筑“短命”所造成的“权证在、物业亡”的脱节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短命建筑是一个社会的闹剧，更是悲剧，是权力、资本集团对公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短命建筑所映射的不只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之痛，更是民众权利保障之殇，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向核心经济领域深度蔓延的表现。倘若造成建筑短命的重重潜规则不予破除，不仅将房子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人的百年基业之梦无法实现，也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内伤，因为重复拆迁并非是真正的发展，而是物质、资金与社会资源的虚耗。
没灰色收入的群体是社会最底层
2010/08/14 | |
牛刀：99%年轻白领没有灰色收入 是社会最底层2010-08-13
著名经济学者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从2005年到2008年的三年间，游离于统计数据之外的隐性收入，用甩开GDP增速近20个百分点的速度一路飞奔，膨胀了91%，其中，20%位于收入金字塔上层的人们拿走了80%以上的财富，与钱权交易和垄断利益等密切相关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城乡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这份调察报告的意义在于，中国社会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每个人的真正财富是靠灰色收入支撑起来的，而没有灰色收入的群体，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
那么，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呢？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占GDP的30%。可以肯定的是，2009年和2010年，这种现象根本没有得到扭转，中国灰色收入的增长更加迅速，而没有灰色收入的群体更加庞大。
仅仅只是没有灰色收入，还不能说中国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是，没有灰色收入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只是收入在负增长，同时他们的财富也在负增长。这就不仅仅只是不公平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的存在欺诈和掠夺的问题。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2010年7月CPI为3.3%，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只有2.25%，也就是说低于1.05%。如果把1万元的收入在银行存款一年，那将要损失105元。这只是我们看见的缩水。因为我们的CPI统计明显存在许多水分，实际财富缩水更多。
那么，没有灰色收入的群体，在城市主要是那些年轻的白领。据观察，他们也是在银行存款最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薪水，而薪水是不高的，即便是年终双薪，也要纳税；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小心翼翼的把每月剩余的钱存起来，为的是积少成多，以供将来的生活支出。
而现在中国社会的政策，恰恰鼓励的是个人增大灰色收入。那么，我们要反问一句：你让这些年轻的白领拿什么去增大灰色收入？他们有这种渠道和途径吗？鼓励增大灰色收入，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整个体制上的这种极端行为，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公，而这种巨大的不公，又弱化了全社会的购买力和消费力，也是中国内需不旺的主要症结所在。现在全球经济区域性特征明显，全球贸易正在停滞甚至下滑，各大经济体正在努力促进本国的需求，中国这样的经济形态，难道不要做出改变吗？
中国灰色收入最大的出口，其实是房地产，全国660个城市住房空置居然达到6540万套，而官方对这个数据支支吾吾，百般抵赖，有用吗？现在全民动员，调查住宅空置现象，主要原因就是对这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不满，而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恰恰是体制，是政策的错位，是资源配置的扭曲，是政策的制定方与全民财富增长的反向运作。
负利率状态一定不能再持续了，这种利率政策是让穷人补贴富人，是让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补贴投机分子，最终是要颠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拖累经济的正常增长，影响社会的安定。
以利率掠夺年轻人的财富，实际上是在透支中华民族未来。把年轻白领的财富，用来补贴投机分子，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作为。中国政府应该迅速采取措施，着力扭转这一局面，让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实现财富的正常增长。我们如果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个人发展环境，那么，一定不可以去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
广州深圳物价飞涨 最低工资活不下去
2010/08/14 |
广州深圳物价飞涨 最低工资活不下去
明报
广州、深圳两地物价飞涨，但最低工资并未同步增长，暨南大学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两个城市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100元（人民币‧下同），但打工仔想养活一家人，每月至少要挣1235元，若想达到温饱并支付教育和文化娱乐费用，至少要挣1300至1500元。学者提醒，珠三角接连发生工潮、工人跳楼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人对生活的需求不能满足，呼吁提高最低工资。
暨南大学统计学教授韩兆洲最近发布《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问题、ELES科学测算结果和建议》，将居民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居住、杂项商品、交通通讯、家庭用品、医疗、娱乐教育文化8项，再将低收入者的生活状态分为3类，如果收入能支付前4项开支即为「生存」，能支付前6项为「温饱」，若再有馀钱可用于医疗、娱乐、教育和文化，则可算「发展」。
韩兆洲计出，在广州，09年要「生存」需要月入1123元，若考虑今年通胀因素，2010年的「生存」成本还要再上升10%，即1235元，「温饱」则需 1323元，「发展」需1523元，但最低工资仅1100元。「不要小看这200多元的距离，对于低收入的人来说，这可以让他不欠债，也存不下钱，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如果你只给他1100，他可能还要借债。」
此外，打工仔还要养家，广州和深圳的「实际赡养指数」分别为1.7和1.9，即每名打工仔的收入除要养活自己外，还要供养0.7和0.9人，多数是家中小孩或者老人。韩兆洲认为，如果最低工资不能满足「发展」要求，工人无法支付自己和子女的医疗和教育费用，问题堪忧。
韩兆洲指出，珠三角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工潮，深圳富士康工厂有工人连续跳楼，「这些事情的根源就是工人的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对生活失望」，他认为，1995至2008年间，广东GDP增长7.4倍，但最低工资标准仅增长1.7倍，大大滞后，故极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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