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针对美国航母即将在黄海展开美韩联合军演一事，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继12到13号接连发表军内强硬派代表人物罗援和杨毅的高调批驳文章之后，8月14号，该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与此前相比，则明显降低了调门儿。有嗅觉灵敏的网友及时发现了这一微妙变化，并迅速将其转贴到网络论坛上。

昨天 (8月14号)的《解放军报》上，题为《中国学者：美国航母进入黄海的军事意义并不大》的这篇文章写道，有人认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进入黄海，将直接威胁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心脏地带的安全，但文章作者却强调说，美国航母进入黄海的军事意义并不大，究其原因，首先，不管其航母是否进入黄海，美国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对此，有国防大学军事专家指出，即便此次美国只派出“宙斯盾”巡洋舰参加演习，其携带的“战斧”导弹也可以基本覆盖我沿海地区，由此可见，如果要以“炮舰外交”恫吓中国的话，未必就非得派航空母舰来。

文章分析认为，美国航母进入黄海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军事意义。它的象征意义就在于，稳定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地位，同时遏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消解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对奥巴马政府“外交过于软弱”的批评，并为中期选举造势；虽然这些都早已不是新闻，但却足以表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并非单纯由其航母是否出现在黄海来决定。

综上所述，与美国搏弈，我们既需要实力作为后盾，但我们更需要智慧。尤其是，面对当前的各种喧嚣，我们更要沉得住气、冷静观察，既不要被外界的强大声势所恫吓，也不必无谓地去争夺那些表面上的得失。“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在黄海出现，并不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转变，同样，我们与美国的博弈策略也不会仅仅因为美国航母的到来而改弦易辙。

对此，网友“讨厌美帝”点评道，中国官方针对此事的逻辑就是：既要让老百姓痛恨美国，以便转移国内种种矛盾与问题的公众视线，又要让自己最后还能够体面地着陆。这篇文章或许显示出，现在已经是体面着陆的时候了。再说，其最大的核心利益还是维护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不变，与之相比，黄海南海又能算什么呢？

此外，中国媒体发表评论，针对美国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提出批评，指出，尽管美越都称两国海军「拥抱」与中国无关，但国际媒体大多不这么看。越南这种做法激化中美对立，使得中国公众不满情绪升高。

中央社引述「环球时报」指出，越南的做法在南海是危险的，因为触及到了中国的利益。评论警告说，越南不应指望在南海为所欲为，美国海军为它提供保护，一旦中越真正对立，任何国家的航母也不能让越南安全。「越南切不可在中美之间玩危险游戏，那是玩火」。

VOA:中国GDP总量迅速扩张的代价 2010/08/16

记者: 陆杨 日本官方星期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经济总量低于中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GDP总量超过日本* 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8月16日公布数据，二季度日本经济规模按美元计算为1·288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已经公布的按美元计算的二季度经济总量是1·339万亿美元。中国二季度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4%，明显低于日本共同社此前对分析师调查后得出的2·3%的增长预期。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上半年看，日本的GDP总量为2·578万亿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规模折合美元是2·532万亿美元，略低于日本。 *只有象征意义* 有关日本和中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对比，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巴克莱资本国际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乔平森田(Kyohei Morita)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人均GDP数据，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具有象征意义，仅此而已。 *中国学者：总量迅速扩张有隐患* 中国有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符合中国多年来强调的大国概念，看重规模，跟很多国家比总量。他认为经济规模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高投资带动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他同时强调，老百姓和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人均GDP。 夏业良教授说：“做为老百姓，或者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人均的指标和概念，而不是太强调总量。总量这么大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对经济未来的增长埋下了很多的隐患。” 夏业良教授解释说，最近25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都在9·5%以上，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高投资推动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简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他说，中国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政府把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的所谓主渠道，来压缩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他说，由此造成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隐患的担忧，我们都在关心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主要尺度是房地产方面。夏业良教授举例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了11%以上，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了38·1%。而且这个幅度是在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实施了严格控制之后达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如果不挤出房地产泡沫，中国GDP规再大也没有实际意义。 易宪容说：“现在这几年GDP的快速增长主要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如果不把房地产泡沫挤出去，中国GDP增长再高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易宪容研究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一方面又把房地产业做为GDP增长的工具。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是政府把GDP做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理念没有改变。 *人均GDP跟总量相差悬殊* 人均数据方面，尽管中国的总量GDP数据非常亮丽，但是它的人均GDP却仍然跟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贫穷国家属于一个阵营。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接近3600美元，在世界上的排位在100名以外。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官方总是习惯用人口的因素解释总量和人均数据差距悬殊的原因，而且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仅是用根据人口数量把GDP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得出的。 夏业良教授说：“现在中国经常宣传的数字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千多美元，将近4千美元。而且北京、上海、深圳和苏州等大城市都公布说它们的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而1万美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中等发达以上水平的国家。这种虚幻的概念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 夏业良教授说，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即使在人均收入高的北京地区也还有很多居民过的是一种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认为，使用人均可支配GDP方法则比人均GDP更进了一步。 *总量迅速扩张遗害子孙后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指出，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反映出这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短时期内让总量达到一个高水平，但从长远看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他说：“反映出一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使用，让总量在短时期内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代价是，我们不仅要看产出，还要看支出的成本。支出成本不仅包括我们对工业原料，对能源的过渡使用，甚至说我们还预支了子孙后代可能利用的能源。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对水，空气，土壤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样的代价需要我们今后花数倍的投资才能部分地扭转。” 因此夏业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刑场两枪未死的地下党员 竟成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图)   凤凰网 国民党“公审”中共党员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8期 作者：散木 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最后，前引《沙汀传》中关于叶青欲娶“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一事，也可于此曝光：叶青的妻子，即后来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学的才女之一，曾与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龙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吴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词人与名教授门下）。（作者系文史学者） 从精英忽悠“傻子”说起   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主持人窦文涛提出了一个命题，希望大家来个全民公投，看看“中国人是不是多数都是傻子？”，这个命题听起来挺雷人，我乍一听都险些给雷倒了。 其实文涛先生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想起来给大家出这么个题目，他也是受了电影界某名导的启迪。时下的国内娱乐界，甭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追求的就是个收视率和票房价值。形势虽然如此，却也不是每一个编剧和导演都能够与时俱进的。所以，只有那些审时度势看透了的编剧导演们才能大把地捞钞票。有位名导说得好，“中国人就是傻子多，我们拍戏就是给那些傻子看的，只要能把傻子忽悠进电影院，就是成功了！”这话听起来有点露骨，但实际上确实是道出了问题的精髓。 我十分困惑，中国人为什么会是傻子多？特约嘉宾杜平从社会跟风现象凸显“羊群效应”给出了他的解说。他认为，当大家都喜欢某个东西，而你不喜欢，人家就会认为你是傻子。这种效应在文化领域产品市场上尤显突出，比如象歌曲，书籍，电影和电视剧等等。一首歌流行了，街头巷尾放的就全是那个调了；一本书流行了，男女老少人手一本，你不看好象就被out出去了。正因如此，小沈阳一夜走红，翻唱着“大海啊，大海”，赚“傻子”的钱没商量。我都怀疑，我自己若是在中国，是不是也会手拿荧光棒去当那追星族，当了“傻子”还浑然不知。 其实，这种社会跟风效应不只是在娱乐业有市场，它的威力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全民食疗养生，举国上下齐喝绿豆汤，直把个绿豆喝到了十块钱一斤，喝得好多人血压低手脚发凉，究其原因，全是养生专家张吾本给忽悠出来的，什么“厨房就是你家药房”，“隔壁菜市场就是最好的医院”等等。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可笑的歪论竟然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而且还形成了市场规模。中国人真的是傻子多吗？ 如果仅仅以跟风效应就轻易地来下这样的结论，那就未免只停留在了问题的表象。说到底，社会跟风现象还是源自于人的盲从，而盲从就不单是中国人的特质了。联想到西方的民主竞选，尽管整个过程是比较透明的，但是其中也不乏政客们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忽悠选民的成分，现代的政客首先得是个绝好的演员。正如在节目中窦文涛举的英国大选的例子，英国新任首相卡梅伦为竞选作秀，为了增加自己的亲民形象，就骑自行车上班，坐火车去作演讲，但实际上那仅仅是作秀而已。可是经媒体一传播，无形中造成了忽悠选民的客观效果。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选最终的选举结果，很多情况下也难说不夹杂着选民盲目跟从的因素。 节目中的另一位特约嘉宾徐子东，引用了康德在总结法国启蒙运动时说过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康德说：“人跟人的智力差别巨大，财富差别巨大，能力也差别巨大，但是这种差别再大，也不能大到一个人有权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正是这句话，奠定了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一人一票制”。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一票与一个普通农场工人的一票是等价的，这也改变了只由社会精英书写历史的历史。 想想在中国，退回到鲁迅那个时代，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作用就是倒腾出来一个东西或曰一种精神产品，希望启蒙普天下的“傻子”，他们似乎肩负着一种唤醒蒙昧状态下的多数“傻子”的责任。 再看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精英们的作用已经由启蒙变成了忽悠，启蒙是以自己的意志去影响改变他人的世界观；而忽悠则是揣测他人的意愿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向极端。分辨出了两者的区别，也就明白了当今社会的态势。 所以，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要想成功地扮演精英，就必须学会和懂得如何忽悠大多数的“傻子”，让他们买你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让他们认可你的政治主张，买你的帐。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世界，傻子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傻子的集合甚至能够决定精英的命运。 如果你说中国人多数都是傻子，那无疑是在说世界人民多数也都是傻子。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一切由精英主宰的时代。在今天的社会，你又能说清楚，到底谁是精英，谁是傻子呢？ 2010 年8 月 12 日 由舒怡然张贴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