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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袖章，白絲帶──八一八祭
喬海燕
在中南海政治局委員中就有當年的紅衛兵薄熙來、王岐山等，且紅衛兵的精神作爲毛時代文革遺産還時常在左右著中南海的決策，舉目今日之中共王朝盛行的國家恐怖主義，又何嘗不是一個【紅衛兵帝國】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佩戴“紅衛兵”袖章，檢閱紅衛兵隊伍。從此，8月18日就成爲紅衛兵的盛大節日，紅衛兵也迅速發展成爲一種運動。但是，僅僅兩年後，這一天就成爲紅衛兵的祭日。
無論後人怎樣評價紅衛兵運動，它都將成爲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盡管現在官方刻意回避，媒體也逐漸淡忘，但是，這段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曆史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不經意的將來，總會有人在“今天”看到“過去”。事實上，紅衛兵的“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遊蕩。
有青年朋友問我：你們那個年代的人，爲什麽會參加紅衛兵呢？雖然你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處于歇斯底裏狀態，但還是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爲什麽也會參加呢？是什麽吸引你們呢？
這個提問，如果順著“歇斯底裏”，順著“受過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現成的，歇斯底裏和受過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中學生，都可能參加紅衛兵。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簡單的一句話能回答了。從現象中得出的結論，有時候並不能說明事情的真相，更不用說曆史了。
我對那位提問的朋友說，你提的問題，是個很可以深究的題目，但是，你用的詞語，表明你還不了解討論這個題目的基本前提，建議先看一些文革前有關教育的材料，也許，當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會用另外一種詞語提問，我們就可以討論了。
教育，確實是研究、評論紅衛兵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位朋友給我看《我雖死去》，這是一部電視紀實片，非常好，非常深刻、震撼，遺憾的是不能公開。
看了這個片子，有人會問，那些無法無天的學生（紅衛兵），他們（她們）是從哪裏出來的？仿佛是突然出現的，從地下冒出來的，他們（她們）是怎樣在一夜間從中學生變爲紅衛兵的？
德國電影《白絲帶》去年獲戛納電影節大獎，這部電影講了一個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當地神父家的幾個孩子。這幾個孩子受著極其嚴格、傳統的家庭教育，包括行爲規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教育，神父也經常向孩子們訴說自己心中對他們的希望，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這些孩子卻對一名智障、殘疾兒童，做出殘害的恐怖行爲。
爲什麽所謂正統、嚴格的教育，會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産生與教育目的相悖的行爲？這個電影對研究紅衛兵的暴戾行爲，很有啓示意義。
按照一般的看法，強者並不能因爲加害弱者而彰顯其強。但是，現實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事情，比如日本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比如紅衛兵殘酷毆打學校的老師。紅衛兵在當時是強者，這毋庸置疑。但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抱著炸藥包去北部灣炸美國的航空母艦，也沒有舉著步槍射擊在越南狂轟濫炸的美國飛機。他們高喊著“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卻對那些垂垂老矣的“五類分子”，對朝夕相伴的老師，對共一張課桌的同學大打出手，竭盡暴虐之能事。電視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中，一個曾經的紅衛兵講述當年在毆打老弱病殘的“五類分子”中獲得革命的快感，感覺到自己的強大，這絕對是一種病態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戰鬥，虐待俘虜也無法叫人承認你就是猛士。
前幾天看一本松山戰役的書，作者在書中多次比較中日兩國的軍隊，比較士兵、軍官的軍事素養，比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顯然，日本軍隊要比中國軍隊高。但是，就是這樣的軍隊，在中國卻幹著殺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發指。人們怎麽從他們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顯然，我們不能從正常教育中尋找答案。
紅衛兵是被教育出來的，而且是在一種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來的。這是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教育紅衛兵使用的教材和語言，還有周圍環境，同教育雷鋒是一樣的。
雷鋒日記中有一句經典，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誰是敵人？毛澤東說，敵人已經鑽進我們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就睡在我們身邊。一旦敵人被權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對其殘酷無情。
事實上，文革前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就是一種“性格扭曲”教育。這種教育，每時每刻都在教育學生睜大眼睛，認清誰是“敵人”，尤其要認清自己身邊的敵人；不僅要認清敵人，還要恨敵人，要學會恨。作爲學生，他們（她們）的性格本身並無加害他人、危害社會的傾向。問題就在于，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總有一種力量在不斷激發他們的“黑暗面”，總在提醒他們時時保持警惕，時時表現出憤怒，使性格的基因時刻處在極易突變狀態。一旦環境出現變化，社會被扭曲，形勢被扭曲，民衆的思想被扭曲，這種被教育出來的性格就會基因突變，與形勢合拍，順勢發展。再加上別有用心者呼風喚雨的撺掇，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學生就會把對“敵人”的仇恨付諸于實踐，付諸于鬥爭。而他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爲，這樣的鬥爭與平時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傳，已經在後來的紅衛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細胞裏，注入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基因。這個基因內，帶有濃烈的中國幾千年曆史的信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種曆史信息，經過多少專家、學者、老師，經過教育界“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篩選和系統化，已經被嚴重歪曲，已經成爲當時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者高華在一篇論述抗戰期間根據地教育狀況的論文中提到，中共在紅軍時期一直到抗戰期間的根據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輕知識教育的傾向。他認爲，根據地的教育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的灌輸式教育，以革命政黨的世界觀、方針、路線爲宗旨，又與現實緊密結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鼓動特點。這種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漸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教育産生相當深刻的影響。
紅衛兵就是這種影響的産物。
強化的灌輸式教育，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啓發式的，灌輸的只能是精神。這樣教育的結果，只會培養出服從命令、一往無前的猛士，激發不了思維的火花，也培養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有人會問，難道精神不是思想嗎？不是。中國人從來不缺少精神，唯獨缺少思想。沒有思想的統領，精神只是一時的沖動和熱情，只是拿著大刀片砍坦克的壯舉，或引起嘲笑，或引起歎息，當然，也能引起贊歎。從1840年到現在，精神總是被贊譽有加，狂熱鼓吹；而思想卻往往落到悲慘下場，青山響杜鵑。
我認識一位台灣記者，她講過一件在大陸的采訪經曆，這不過是前幾年的事──
某年某月某日，我還在台灣媒體工作，在北京某公園采訪兩岸民間文化活動現場，台上是“布袋戲”，滑稽可愛，台下衆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戲罷，我將攝像機鏡頭對准一位正在吃糖葫蘆的小朋友，大概七八歲，不會超過十歲。我問，小朋友，你看這個布袋戲，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聽我的“國語”口音，大概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著鏡頭就把手中的糖葫蘆背在身後，擺出了姿勢，他說，嗯，希望這樣的文化交流更多，兩岸……他的媽媽在一旁站著，聽自己孩子說，報以贊賞的微笑和肯定的點頭。
我當時就暈了，哇！小朋友怎麽會說那樣的話？好像誰教他的嘛，他應該說，這個布袋戲我好喜歡！我好想要那個木偶耶！它會噴火耶！
這位記者朋友可能沒有想到，即使殺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剛出生時也是粉妝玉琢的寶寶。
（本文作者喬海燕做過紅衛兵、知青、醫生、記者和編輯，現爲鳳凰網副總裁。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迷失在中共幻象中的寒春
作者 : 茉莉
朱學淵按︰寒春一九二二年生于芝加哥，她的父親（Sebastian Hinton）是一個律師，母親（Carmelita Hinton）是一個創辦學校的教育家，她的曾祖父喬治·布爾（George Boole）是邏輯代數（布爾代數）的創立人，計算機科學建立在這門學科的基礎上；她的曾姑母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是《牛氓》的作者，這部小說在甦聯和中國有大量的讀者；著名英國物理學家泰勒（G.I. Taylor）是他的表哥。寒春與楊振寧曾經在費米手下同事。她的哥哥寒丁曾經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六四以後與中共斷絕往來。我們不應該以成敗論英雄。】
● 編者按︰本文對寒春這位追隨「中國革命」至死的美國左派的一生作出剖析。寒春等人的故事表明，即使是一位受過很好現代教育的人，也會誤入迷途，陷于睜眼不看事實的可笑境地。
● 寒春（右）1948年來中國和陽早（左）在延安結婚，從事奶牛養殖工作。其兄韓丁，u 輟＃ 究 柿希**/font>
那位在中國養了六十二年奶牛的美國老太太去世了。幾年前，寒春（Joan Hinton）曾把同是美國人的丈夫陽早，埋葬在北京昌平區小王莊農場，一棵朝夕能看見牛羊的冷杉樹下。而她本人的遺願是，把骨灰撒到他們夫婦來華最初工作的地方──塞北大漠。
盡管寒春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被稱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但中國官方對她去世的反應有點冷淡。雖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人發了唁電表示哀悼，但官方媒體極少報導。對這位至今仍然擁護文革並譴責鄧小平改革的老外，中共方面似乎不太願意多提及。
寒春的去世，令我們回憶起西方左派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那段歷史。對于人的行為，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多種解讀，必須聯系人們的動機意圖、當時的環境以及行為的後果。
真誠國際主義者與底層同甘苦
在中國紀念寒春最熱鬧的，是「烏有之鄉」網站的新左派。他們開追思會，辦紀念館，宣傳寒春的理想和事跡。那些中國新左派和西方老左派有本質的區別。
寒春等西方老左派是真誠的國際主義者，中國新左派卻打著愛國民族主義的大旗。西方老左派批判資 本主義，自己也放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身體力行過底層的 簡樸生活，其理念和行為是一致的。中國新左派卻言行不一，如汪暉等人一面反對資本主義，寫食洋不 化、詰屈聱牙的文章，一面過著高高在上的優裕的教授生 活。
青年時期的寒春走向中國、奔赴延安，是由于原子彈爆炸改變了她的一生。早在二戰期間，作為核子 物理專業的研究生，一個和平主義者，寒春參加了美國一項 名為「曼哈頓工程」的原子彈研究計畫，當時她認為制造原子彈只是用來威懾希特勒，相信美國不會真的 使用。不久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十五 萬人灰飛煙滅。一直「反對原子科學軍用」的寒春，萬分震駭而痛苦。她要何去何從？曾讀過斯諾的《西行 漫記》的寒春，退出了美國核能研究中心，追隨哥哥韓 丁和朋友陽早的足跡，投奔了中國革命。
陝北黃土中的瓦窯堡煉鐵廠，是寒春工作的第一個單位。而後，夫婦倆先後在西安草灘農場、北京市 紅星公社等地，從事奶牛飼養機械化和牛種改良的工作，獲 得多項科學技術獎。文革中有幾年，中共為了監視外國專家，曾一度把寒春夫婦調到北京做外文譯校。後 來他們要求調回農村，拒絕高工資，吃自己種的蔬菜，住 簡陋的平房，一張用磚塊壘成的寫字台，用了二十五年。
對毛澤東的滔天大罪竟予寬容
如果寒春只是終生在中國農村喂養奶牛，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那麼毫無疑問，她應該獲得我們的崇敬和高度評價。然而，知識份子是要發表言論的，他們的言論是有影響力的。這麼多年，寒春一直發表抨擊美國、捍衛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言論。
一九五二年，寒春在亞洲太平洋和平會議上發言，譴責美國是唯一犯下原子彈罪行的國家。殊不知她 所投奔的中國，就曾因為美國的原子彈爆炸而獲救，這是國 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舉措。她曾向媒體控訴美國大蕭條期間，南方葡萄園工人工資低廉受剝削，但不去 了解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真相。她指責西方自由社 會不自由，民主國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卻對中國大量被囚禁的政治犯不聞不問。她堅決地反對美國的麥卡 錫主義，卻對中共瘋狂迫害知識份子不置一詞。
傾心于神話般的中國革命，寒春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迷信的地步。她懷念延安保衛戰，贊揚毛澤東以 「小米加步槍」戰勝強敵。直到二○○八年，寒春還在日本對《周末澳大利亞報》說︰「如果毛澤東還活著就太好了。我當然百分之百支持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 切。」她為毛澤東辯護說︰「毛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絕對不是一個惡魔。」
寒春等人思想從未隨時代而轉變。無論中國人經歷過多少巨大的人為的災難，她始終認為罪不在毛澤東，而是下面的人搞壞了。六四血腥事件發生後，寒春和她哥哥韓丁一樣譴責鄧小平屠殺人民，但她認為這是由于「資產階級復闢」的緣故。
應該說，寒春等西方左派大都是人道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希望減輕人們的苦難、解放被壓迫者，才來 到中國。但是，當她偏執地迷信毛澤東、終生捍衛毛的革命 神話時，這實際上已經違背了她早年的和平博愛理想。即使不是出于主觀願望，客觀上，我們也只能痛心 地說︰寒春等人用他們的言論支持了暴政。
同情心道德感壓倒理性思考
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們一直在探討這個謎團︰為什麼西方左派會醉心于東方的革命？從寒春這個個案來看，這種奇怪的現象有著社會、心理和歷史等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她耽迷于意識形態的幻象。寒春的姐姐是美共黨員，早年常給寒春等人送馬列主義書 籍。那些書籍喚起了寒春心中的希望。會拉小提琴的年輕人，相信革命會摧毀一個可惡的舊世界，能使人類變得更美好。一九四八年在陝北，寒春曾給她的導師── 美國著名原子科學家費米寫信，傾吐她參與「千百萬人努力奮鬥的事業」的激情。很明顯，比起平庸無趣的改良，革命更為詩意澎湃，更適合夢想參與壯麗事業的 人。
其次，像寒春這樣的西方人道主義者會與中國革命者攜手，還由于她的正義感和同情心壓倒了理性的 思考。同情窮人的左派想要消滅社會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但 他們身不由己地陷入另一種不平等不公正，例如土改時期的鬥地主分田地。左派們跟隨的革命領導人，往 往無情地背叛追隨他的社會群體。寒春們憐憫受苦的窮 人，卻沒有想到要怎樣賦予他們基本權利，沒有考慮怎樣建立一個保護人權的憲政體制，這些都說明理性的缺 乏。
再次，純潔的革命者往往像清教徒一樣偏愛美德。關于寒春個人道德的事例很多。例如，她曾說服農 場領導給所有工人都上保險，用自己的工資給老保姆發退休金。她甚至長期接濟西安草灘農場的一個右派──雖然那是毛澤東懲罰的人。寒春之所以支持文革，是因 為她認為文革是底層人民反官僚特權的運動。
對美德的偏愛和理性的欠缺，釀成寒春們的人生誤區。當年在延安，寒春見過很多生活極端簡樸、無私奉獻的共產黨人，被那種道德氛圍所感動，她從此美化了中共的制度。可惜當時不懂中文的寒春，沒看到延安以革命名義殺戮文化人王實味的血光。
把革命意識形態變成宗教的悲劇
曾有西方學者問︰法國大革命為何不接納任何教會？其回答是︰因為革命本身就是教會。馬克思主義 理論對世界做出全面解釋，把無產階級當作完成其使命的選 民，這種學說本來就含有猶太／基督教的根源。把革命神聖化的西方左派，就像心懷仁慈和使命感的教徒 一樣，迎接一個新世界到來。
寒春本來是西方社會的反叛者，她到中國去尋找有意義的人生，結果卻在追求中產生幻象，把毛澤東 視為不容懷疑的真神，儼然創造了一個新的宗教。對于毛澤 東及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寒春在內心裏制造了一個封閉的解釋系統，把一切壞事都稱為違背毛澤東思想的 「逆流」。這樣的狀態令我們感到熟悉︰上帝永遠不會有 錯，真主總是偉大。
這種革命宗教的迷惑力，甚至可以誘使寒春放棄早年信仰的和平主義。在《一個核子物理學家的自述》裏，寒春談到她原先是個和平主義者，甚至反對殺生，但在國民黨進攻陝北邊區時，她被革命正義感所鼓舞︰「我心裏只有一個信念︰如果敵人來了，我一定沖上去殺死他。」
人的自我欺騙往往可以獲得自我心理滿足。當這位喜歡哼唱陝北民歌的美國老太太去世時，她心裏是很滿足的。寒春認為中國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榜樣，認為自己「從自然科學的尖端跨到社會科學的尖端」，此生足矣。
然而，我們不能讓這種欺騙繼續下去，我們有責任去認識真實的中國歷史與現實。當今中國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認同左派理論。如迷途羔羊一般的寒春是一個歷史典型，她受騙與自欺的一生悲劇，應該成為前車之鑒。
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原載《開放》
世人皆欲杀的羅隆基
作者：温梓川（馬来西亚）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夥人占最多數，除了胡適，徐志摩，陳西 滢，淩叔華，顧一樵，闻一多，陳铨等人之外，如羅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劉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從文，顧仲蠡，梁遇 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過書；至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他初期的作品，《鬼與人心》和《聖徒》等也是在《新月》杂志發表的， 甚至还在新月書店出版過几本集子，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时新月社這一夥人是被人號爲“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辦這杂志的一 夥人，常被人稱做新月派，好像是一個有組織的团體，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這不是事实……新月派這頂帽子是自命爲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後来也就常被其 他自命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這頂帽子的时候，惡意的比較多，以爲一頂帽子可以把人压個半死。”不過，在外人看来，新月社這夥人当中，有三個人最爲特 殊。一個是胡也频，後来因爲參加了左聯而被捕枪斃。另一個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題被暗杀。还有一個是羅隆基，後来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要 员，被人目爲左翼政团宣傳家，爲朝野所側目。梁实秋先生在《論羅隆基》一文的結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獨憐才”的话，並不是無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时期。原来他的發妻是英國留學 生，是星加坡華僑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羅隆基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送美留學，他爲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强。他因爲要著博士論文，以“英國選舉” 爲題，搜集材料，远赴英倫，從英儒拉斯基請益之便，而致結识了张小姐。他之追求张小姐，由相恋而結合，原以爲發妻方面，既是有资産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 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誰知道他的丈人翁，雖然是苦工出身的華僑资本家，却是一位有真实信仰的同盟會會员，並且是孫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他原是廣東 饶平人，十多歲南来星加坡谋生，因種植胡椒樹胶起家而致成爲巨富。並且因爲少年失學，而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写文，晚年还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园耶許聲》行 世。星加坡最有名的曆史勝迹的晚晴园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翌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他任汕头中央銀行分行經理，不久，調任廣 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同年十月間，國民政府發表他当汕头市長。那时他不過五十多歲。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汪精卫投敵，他因爲與汪精卫最接近，感情最好， 因此從汪，任伪府中央監察委员及國府委员。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間张永福被捕，被判入獄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釋，年已九十余，一年後以病 在九龍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时，常常接待國內的客人，總以他的信仰爲標准；如系党员，便立即予以优惠招待，臨行还致送豐厚的盤纏。可是羅隆基在星加坡逗留 期間，却和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歸。回到上海以後，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勵和胡適的介紹，夫婦倆才到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和 暨南大學来教几點钟書的。
他的這位發妻，当年还写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 却不十分踊跃。後他一連串在《新月》杂志上發表了好几篇有關人權问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 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爲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離開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報》的主編去 了，這都是後话。
這期間，不知怎的他對于张小姐不對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協調，大概是爲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後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離了 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勵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勵的信徒，加入國社党，滿以爲近水樓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對于羅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對她的追求，不 但徒勞無功，簡直是毫無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爲有發妻的關系，遂決心擺脫。可是又怕她受律師的挑撥和教唆，向他提出赡養費的要求。他 只得學楊傑的手段，決定離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腦的亂打亂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養費，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便自動下堂求 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裏經得起羅隆基每天的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羅隆基和她分手以後，他的第二位太太就 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当年在北方給國民党做婦运工作。他自己时常對人说他對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諒他。他还说他和發妻的離婚，完全是爲了她。想不到現 在結果如此。他對她好，而她却要分離，這也許可以说是最早造成的錯誤——犹如他後来在政治上一樣。但他一直不承認王女士和他已經離婚，她後来却嫁了已故電 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羅隆基是以大學教授和學者资格，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但一般人對他具好感的極少。他在 天津主《益世報》筆政时，即因事飽受人恐吓枪擊，可是他却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領，即一方面罵，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罵，在後面捧；或者当面捧，而 背後罵，自以爲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結果却爲人不滿，说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爲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来。当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时，羅隆基與 张君勵，以代表國社党而爲參議员。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跃，稱爲參議员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並不完全代表國社党，甚至與党魁张君勵 的意見相抵觸。，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風雨。國社党並非高樓大厦，僅不過是 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厦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羅隆基的话，说得很坦率。他当时是没有國社党，就不能当參議 员。以後有所谓三党的國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的职教派、救國會派、鄉建派合組中國民主政团同盟，羅隆基以國社党代表而当委员，成爲“民盟”的有力的 發言人。後来他脫離國社党，大概是找到比較滿意的房子，他的作風，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國大會前的一個晚上，羅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 義的“夜谈”，那晚的话是由在場的一位高级官员無意中偶然提起来的。他和羅隆基有很厚的私誼。那时國大召開在即，第三方態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 發言人”。他因爲提到國大名單，便顯得分外感慨。他批评到與國大有關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認爲蔣主席高兴曾琦完全是錯誤的。因爲曾琦連一點 派头都没有，見馬紹爾特使要帶翻譯，而“我羅隆基最少比他强一點”。他还批评廖云台，说他没有理由充任“社會贤達”。
他滿腹牢騷，说话未免偏激。但政治还是人的關系，人與人互相批评，原本没有什么奇怪。
後来他又谈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見過两面的人，必定會知道他的口才。不過，在谈到他個人时，他的口才却顯得很笨拙。他過去曾当過參議员。據说他任职不久， 便和若幹參議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员，這並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衮衮參政，算什么呢？如果參議员是考選的，我考也考 得上头三四十名。”他這些话，無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怀才不遇”的抑郁。從他的谈话看来，也可以看出当年中國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劇性文人的心情。
至于羅隆基在被除名後，才産生了“中國民主政团同盟”這一組織。據左舜生先生说：“它是一九四一年發動的，其直接的動機，是由于政府將若幹不必除名的參 議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战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团體，以表示抗議。後来因爲救國會分子沈均儒、张申府、史良、劉 清揚、鄧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范圍加廣，盟员也逐漸加多，好奇者投機者，紛至沓来，盟员也一天天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爲 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于明顯。這时主持昆明支部的爲羅隆基、闻一多、李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對于以個人资格參加者颇感不便，因 提議取消‘政团’两字，該稱中國民主同盟。後来民青两党退出後，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邊倒’……”
在抗战期間，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 教，还流傳了不少佳话。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圆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颇具風韵的少婦。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 便使用他的慣伎，一步一步跟隨着，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 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裏，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来，两人当时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 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问时 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爲羅聲 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撚三，寻花问柳的。”後来這段公案，也經由另外几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算不了了 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聲昭著，每個去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稱爲“羅隆基花生米”。
抗战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十 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爲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開始远走高飛，有的远適異國。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稱的羅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 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請他上杭州。恰巧羅本人那时也爲了行動的不自由而苦惱。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別约了他的愛人浦熙修话別。羅浦間豔事風傳已非一日，不過始终没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總 部會面，情话喁喁，離情萬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動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来 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全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開內室，而羅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這可把盛怒的袁子 英氣坏了。他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来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調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羅袁雙方也 爲了顔面關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過，經過這次鬧劇演出後，羅隆基和浦熙修的豔事到底揭開了。關于浦熙修這個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 四十二歲，和袁子英結婚也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羅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慶作《新民報》采訪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 跃，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采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種下了這樁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則任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 譽。他早就知道羅和浦之間的關系，但是爲了名譽地位關系，不愿傷面子。據说他几次要子女輩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無法挽回。
這 樁桃色糾紛，当年的确颇喧騰一时，很使人注意。因爲三個主角中，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現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 浦正式離異；而浦也甯愿“爲愛情死，不愿收禮教束縛。”当中只有羅隆基也許还想自辯，但他的行爲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國內地易手後，羅滞留 在故都，行動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鋒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過享年六十多歲。
羅隆基 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稱。他在《新月》發表有關人權问題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後来彙印成書，名曰“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現在自然 成了絕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經成爲文坛上的一個曆史名詞了。当年這夥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 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范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没有依赖，辦刊物不爲谋利，更没有別的用心，只是一 时兴之所至。……”觀乎羅隆基，闻一多輩的行径，堪作這些话的注腳。当年新月社的這一夥人，今日都已風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適異國，有的已經是快近古 稀之年，幸而大多數老而彌堅，尚闪耀着他們本身的光芒。
（原載一九六七年馬来西亚《蕉風》第一七四期）
人物簡介：阿波羅網摘自百度
羅隆基全力從事民主运動，他在重慶、南京和上海期間，與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們的許多鼓勵幫助，在重大问題上和中國共産党密切合作，爲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战，同國民党反動派進行鬥爭，也因此上了國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單中，後經國民党起義將領楊虎、閻錦文保護下脫險。1949年9月，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爲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贡獻。
建國後，羅隆基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员會常委、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世界和平大會宣傳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的反右运動中，被劃爲右派。（他和章伯鈞被劃爲头號大右派，稱爲“章羅聯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這頂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羅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務，31日，撤消全國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長职務。從此淡出政治舞台。羅隆基被劃爲右派之後，香港有人邀請他到香港辦報，未去，仍留在北京。
1965年12月7日子夜，羅隆基因心髒病突然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然離開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舉追悼會。
羅于1928年與在英國相识的法律系學生张舜琴結婚並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誕下一女（一個月後夭折），而羅也于1931年跟张離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劉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楊薇、羅仪鳳恋愛，但没有結果。
图：浦熙修與羅隆基
来源：黃花崗
邓小平为什么三次受邀不回家乡？ 一个字：怕!（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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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电 大公报网站援引《环球人物》的报道称：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于四川广安。然而，自16岁“少小离家”直至1997年逝世，小平同志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广安市向北7公里，是小平同志故里—协兴镇牌坊村。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看到新修订的牌坊村《邓氏家族分谱》。族谱记载，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家先祖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安家广安。到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已经在广安繁衍了18代子孙。 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长马福告诉记者，据邓家族谱记载，邓家有过辉煌的族史，迁入此地后邓家第十二世孙邓时敏，1745年官至大理寺正卿。告老还乡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为表彰他的德行，嘉庆皇帝下旨为其家乡赐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 
邓小平故居于1980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系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外游客参观瞻仰的胜地。 中新社发 陈宏 摄
邓小平故居于1980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系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外游客参观瞻仰的胜地。 中新社发 陈宏 摄 家乡人的邀请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小平同志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每次来去匆匆，他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 1978年1月31日，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接到四川省省委打来的电话：“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邓欲治心想：是不是小平同志来了？虽然一时不能确定，他还是带上了小平同志爱吃的家乡特产：数十斤白市柚、锦橙广柑和4箱广安大曲酒。2月1日下午2点，邓欲治和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开车从广安出发，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成都金牛宾馆。 一进宾馆，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小平同志的消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见小平同志一面，请他回家。他们找到邓小平秘书，说：“我们是从小平同志家乡来的，想单独见见小平同志。”秘书答道：“现在还没空，等一等吧。”他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就快快回房了。 没想到，吃过午饭，邓欲治被告知：“小平同志下午4点接见你们。”下午4点，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宾馆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妹妹邓先芙、夫人卓琳一同走进来，笑容满面地说：“大家随便坐！”邓欲治便向小平同志汇报家乡的情况。汇报完毕，他趁机提出：“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看看。” 结果出乎邓欲治的意外，小平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过话：“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 家乡人再次邀请 19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四，四川省委来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经来到成都过春节，要见家乡的代表和他的舅父舅母。”当天下午，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办公室主任王仁全、邓小平的舅父舅母等人，一起赶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点，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接见了他们。 “好啊，我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还没等他们开口，小平同志就先发话了，逐一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它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 在与小平同志道别时，他们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恐怕没时间。小平同志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他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当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的请求，卓琳答：“他很忙，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家乡第三次邀请 第三次请小平同志回老家的是广安籍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据郑兴光的朋友介绍，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你看，那是家乡的龙灯！”在一旁采访的郑兴光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着头说了两个字：“我怕。” 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也左证了这个说法：“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找你办事，太麻烦。” “邓小平是全国人民的” 小平同志生前的警卫秘书、现年74岁的张宝忠将军，在和记者交谈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一直没有回老家，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工作特别忙。尤其在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就越发夜以继日地忙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 第二个原因，小平同志没回家乡广安，是他不愿意惊动当地群众，不愿意给家乡添麻烦。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比一般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广安，也是为了爱护广安。你想，当年广安经济比较落后，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乡，省里会怎么对待广安？小平同志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给家乡拨一分钱的话？因为他知道，全国比广安困难的地区还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区。这是有他的政治考虑的。 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小平同志心底深埋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乡广安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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