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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灰色收入”统计引出方法之争，国家统计局官网昨天发表署名文章回应“灰色收入”统计报道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昨天发表署名为王有捐的文章《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与王小鲁博士及其课题组关于调查推算方法的商榷》，对媒体记者采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后撰写的报道《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一文作出回应。　

　　文章认为，王小鲁测算的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0%多，加上这部分遗漏收入，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77%)，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王有捐在文章中称，王小鲁使用的调查方法，如利用居民主要支出的数据来验证收入数据有可借鉴之处，“但其课题组使用的调查和估算方法有值得商讨之处，自然其估算结果也有过高之嫌。”

　　记者了解到，王有捐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他在文章中表示，对于王小鲁的有些观点表示赞同。比如，在目前我国居民收入调查中，由于人们对隐私权更加重视，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漏报和少报情况，高收入群体也较少进入调查样本。他表示，2007年王小鲁曾在《财经》杂志发表了《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一文摘要。“今年的报告是2007年报告的延续，采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方法。”

　　■质疑滚雪球法调查

　　“首先，由‘滚雪球法’调查得出的结论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文章称，王小鲁博士课题组的调查方法是让调查者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来做调查，再通过这些人又找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进行调查，从而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费结构方面的数据。“这种滚雪球法抽样尽管最初选择调查对象时是采用随机抽样，但是最后的样本都是非概率样本。”文章说，报道中提到，研究人员认为滚雪球法抽样调查取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这一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则缺少说明。“试想，这些不愿意向统计局调查员透露自己实际收入的高收入人群会仅因为调查员是熟人就如实相告?这显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不相符，怕露富是常态，对熟人恐怕也是如此。”

　　■质疑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法在当今的中国似不足以作为推断居民收入的主要依据。”文章说，“恩格尔系数法”是指以“在相同经济背景下具有相同恩格尔系数的两组居民，应当具有大体相同的收入水平”的判断来推算收入系数，并由此来校正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一般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越低，代表居民生活水平越高。处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其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相比变动较大，而且中国地区分布广阔，不同地方的居民饮食结构和习惯存在明显的差异。

　　■质疑外部数据验证

　　文章认为，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值得考虑。“课题研究中采用居民购房、汽车拥有量、出境旅游等数据对住户调查的收入数据进行验证，对于我们加强各种统计调查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评估很有借鉴意义，但是，文中在使用外部数据进行验证时，对口径、范围、概念的一致性处理方法不够严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质疑调查问卷设置

　　“调查问卷中一些意向问题的设置缺乏中立性。”文章称，在该项调查中，研究者设计了“如果一个不认识的统计局调查员来找您进行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您愿意把您的家庭年收入全都如实告诉他/她吗?如果不愿意，您愿意告诉他/她的收入是多少?”的问题，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由此得出调查者收入水平越高，隐瞒收入的倾向和隐瞒的程度就越高。其中，最高收入组中有高达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报告真实收入，他们表示愿意报告的收入只相当于他们真实收入的34%。“显然，这样的问卷设计具有较为明显的诱导性，也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应保持中立和不作价值判断的原则。”

　　文章认为，由于在调查和推算方法上存在上述不当之处，故据此得出的收入结论自然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文章同时指出，王小鲁对灰色收入的测算方法尽管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值得借鉴。(北京青年报)

　　编者注：灰色收入

　　五色钱当中，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手段获得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血色收入指那些以牺牲他人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金色收入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收入。

　　灰色收入来源一：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行政审批金钱化、收费过滥、“不给好处不办事”等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干预是无疑的，但行政审批过度会造成扭曲、浪费和腐败。经验表明，行政审批规模与审批寻租和社会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即审批越多，寻租腐败发生越多，社会成本越高。”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来源二：财政预算漏洞

　　财政资金通过“条条”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

　　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1.3万亿，即使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2008年，这一数字仍到达了9600亿——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如此巨大的非税收入脱离预算管理。

　　灰色收入来源三：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等土地收益流失

　　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灰色收入来源四：垄断行业福利待遇收入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4至5倍甚至更高，对于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工资差距来说，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并非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些垄断行业的员工素质、平均学历高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是它仅仅也就解释1/3的差距，造成工资差距的2/3的原因是垄断带来的。

“神仙”李一的精英弟子们(图) 2010/08/25

李一成功抓住了当下精英人士的身心需求。马云的只字片语亦印证了这点———他讲他的，我想我的。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 2009年2月16日，缙云山，李一道长春节期间欢迎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到访 CFP 李一 “神医”江湖的奢侈品牌 “当物质层面的东西到达一个高度后，人们就需要身心疗养，身心充电，需要给予一种健康和平衡的机制来拯救。”李一便抓住了当下成功人士的这种身心需求。 马云的只字片语亦印证了这点———他讲他的，我想我的。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 一个“无欲无求”的道长却拥有“绝世奇功”，这是“神仙”李一最初的迷人之处。 与权贵名流主动维系着小众而亲密的接触，与普罗大众刻意保持若即若离的面纱。这份已然让全国人民获知的“低调”，如期营造出一个炫耀与神秘感完美交错的绝佳营销氛围。 一场场关乎名利的能量交换与轮回，在这种“低调的奢华”之下，暗流涌动。 道长、商人———李一用他的精明，审时度势地切换着这两个身份，从而成功打造出“神医”江湖的第一个奢侈品牌———不亲民，够高端，有市场。 凡人李军背后的政商资源 当李一的“道医馆”如愿依附在重庆市委机关大院的小礼堂旁时，已为其日后掌控丰富的政商资源、摇身蜕变为“李一道长”注下关键的一笔隐喻 上世纪90年代，时名李军的气功师傅李一，名不见经传；此后十年，商人李军一败涂地，赖债“超过千万”，至今未还。这是后话。 以简单的“失败”二字定义李一的上述十年有失公道。1996年，当李一的“道医馆”如愿依附在重庆市委机关大院的小礼堂旁时，已为其日后掌控丰富的政商资源、摇身蜕变为“李一道长”注下关键的一笔隐喻。 李一得道“升仙”的经历挺坎坷。 先建道观后入道籍是另辟蹊径，他乡拜师异地受箓属曲线救国。如此辗转是因为其间，李一屡遭当地嫌弃与强硬抵制，反对的声音来自德高望重的道长及相关机构。 但李一政商朋友们的“招呼”最后终于还是起到了作用。 李一的缙云山绍龙观修建始于1998年。动土时，有工人在柱基下挖出了一条青蛇和三只灵龟。这一事后被指证为“做局”的效颦，颇得几分起义老祖陈胜吴广彼时的愚众式狡黠。 2000年上海城隍庙，李一拜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陈莲笙道长为师，有了师承。6年多的“学徒”身份后，2006年李一获得《道教教职人员证书》，而其所任住持的绍龙观已运行8年。 此后李一频频借力、平步青云。现今道籍不足4年的李一在入籍次年即被任命为重庆市道教协会副会长，2010年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市政协委员是李一的另一身份。 这一经过各方媒体调查印证乃至官方证实的入道版本，李一本人道来却是“3岁因病即入道”。 凡人李军已成历史。 道长与道观经营者的身份会师之际，“神仙”李一的传说不用再拘于阳春白雪间的口口传诵，而得以一种脱胎换骨的姿态闻其道于阡陌，并闪闪发光。 较之诸多“神医”，李一接受访谈的次数屈指可数。“李一不乐意与记者面谈，但愿意面对镜头身着道袍漫步竹林薄雾之中。” 该来的终究要来。 方舟子7月24日的数语微博迅速引发了蝴蝶效应，“人体通电”与“水下闭气”两大神功被揭原属“魔术”；欠债不还的旧伤还未愈，“诸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履历委实经不起谁来猜；昔日弟子“落井下石”，实名举报师父拖欠工资、涉嫌强奸。 而最近的声讨，来自受骗女企业家，称欲组律师团起诉李一非法行医、诈骗钱财、贩卖假古董，并索赔三千万元。 身处风暴中心的李一看上去安静如水。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抑或深谙舆论气象的商家应对？李一师傅径自“闭关”，一言不发。 有关“神医”李一的争议，却史无前例地在外围，且是知名人士中引发开来。正方有如央视导演、社科院研究员的各自为阵；反方有以“打假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为代表的强强联手。 这场“神仙”与“奸商”的正邪之辨，剥离出李一的两个身份：道长与商人。 道长李一“精英弟子群” 杨锦麟发现，这个班的成员，非富即贵，多半属于中产阶级收入，学历普遍高，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可以印证的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不止我一个人” “道长李一的皈依弟子超过3万，一半在商界；而另一半中，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亦不乏其人。”———“3万”一数尚无从核实，从目前揭露核实的信息看，有钱人居多大抵是不错的，一般大众往往也并不具备从容遁世的资金与情调。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这固然极大促进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却也给国人带来了众多遗留问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宫哲宾说，“很多所谓名利双收的成功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 马云被好友樊馨蔓及其丈夫张纪中带上了缙云山，彼时阿里巴巴已经家喻户晓，但44的岁他却正为亚健康而苦恼。 杨锦麟，是在凤凰台领导刘春的推荐下上的山。在李一的绍龙观里，杨锦麟发现，这个班的成员，非富即贵，多半属于中产阶级收入，学历普遍高，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之间。“可以印证的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的，不止我一个人。” “当物质层面的东西到达一个高度后，人们就需要身心疗养，身心充电，需要给予一种健康和平衡的机制来拯救。”宫哲宾表示，“这种机制可能并不是医院，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创下了历史最低值。” 可以说，道长李一抓住甚至满足了当下成功人士的这种身心需求。 与李一有过接触的名人们至今也并不否认李一的聪明和博学。这些各领域的意见领袖，精明数年，被忽悠并非易事。 “我从来没觉得李一是个神人，我只是觉得他记忆怎么那么好，过目不忘，天文也懂，地理也了解，唐诗宋词张嘴就来。这些方面我比不过他。” 马云日前接受采访时称。 “他讲他的，我想我的。”马云表示，“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也不是从李一那儿学习什么，只是‘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不靠谱的，就不听，只听那些对我有用的。” 查阅李一诸位“名人弟子”之前的相关发言发文，内容多为对自我修行的体验感悟，间或涉及对李一的评价，即使未能做到一叶知秋的全面客观，仍不失盲人摸象时的真实与谨慎。 其中的“真实”甚至包括了至今仍力挺李一的央视导演樊馨蔓：“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宇宙、生命理解的契机穿越千年才将将耀然显露。微启这个‘契机’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是李一。” “我看过樊姑娘的一些博客文章，她没有扯谎，她的博客的确记录了‘结缘道长’、辟谷之后的一些身心的变化。”即使是正与樊论战的司马南，也并不怀疑。 商人李一的经营之道 社科院研究员戈国龙原本为李一辩护的一句话其实充满偏正结构的辨证：“他绝对不是没有真才实学的骗子”。这正是可怕之处 “‘神医’打造有一定的套路，不外乎编造一个神秘的出身，然后通过非法医疗广告进行吹嘘以招来病人。”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毫不客气地将李一的横幅拉进了“非法医疗广告”的黑名单。 将“神医”打造的套路延展开来，是一个“开坛讲课→著书立说→电视亮相→出堂问诊→贩卖产品(技术)”的模式。 上述“登堂入室”的步骤，李一一个不落。作为后来者以及商人的李一，其创新与高明之处，首先在于他制造了一个颇为轰动、“拥有诸位名人弟子”的背书效应。这种效应或者广告直接护航李一成为“神医”界里的奢侈品牌。 王菲李亚鹏夫妇、马云、杨锦麟等名人被印在绍龙观“招生”的宣传资料上，成为“李一弟子”。 以方舟子微博批李一的7月24日为节点，此前名人们对于李一在各公开场合中“弟子”的亲切呼唤并未有公开异议。之后，上述4位名人相继出来澄清并非“李一弟子”。 “如果我去咖啡厅喝茶，刚好里面贩毒，那我就是毒贩吗？”杨锦麟甚为不满。 名人们此举并不算是“反水”，“在道观住过几天”与“拜师入教”本来就相去甚远。 李一强大的人际关系脉络再一次体现，甚至未曾去过绍龙观的敬一丹也被牵扯了进来。 敬一丹为央视同事樊馨蔓的书《世上有没有神仙》写了条推荐语。“顺着樊馨蔓的目光，我们走进另一个世界。也许我们暂时还弄不明白，但走近，感觉也很好。”仔细揣摩，敬的话里自有保留。 很少有人会去细想“名人照片”与“名人弟子”是否是等号关系，而推荐栏里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敬一丹”、“李亚鹏”几个耳熟能详的放大体字。 “樊馨蔓的工作单位决定了她执笔，来神话胡万林与李一道长这样的人，会起到一般人起不到的独特作用。”司马南称。 站在这种“独特”的公众视角上看，名人们负责任地出来澄清，尽管有些晚，比起“清者自清”的做法，永远必要且好太多。 李一并不热衷上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的主力收视群体与李一理想的高端受众并不契合。但李一登上了凤凰卫视颇为严肃的“世纪大讲堂”，“仅这一项就与前辈们大不相同”。这让多年来一直打击“非法行医”的卓小勤有点惊讶。 在李一的光环下，人们失去了质疑的勇气。在重庆市北碚区一家酒店电梯里，两个身着练功服的北方中年男子曾探讨：“李一师父说我们瘦一些好，但他比我们还胖啊。”两个人琢磨了半天，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嗯，师父的胖和我们的胖不一样。” 至于上万元的培训费、30万元起价的“辟谷”，用纯粹的市场经济思维看，收费门槛并不算高。因为即使按以上标准报名交费，培训课的排期已在至少两个月后，且需“通过关系”。 近日，83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又被披露与李一合作密切。在缙云山今年7月23日的培训课程单上，授课人“汤一介”讲课的内容为“对李一道长道家养生学的领悟”。 相比20年前的凡人李军，有关名利的交换，商人李一走了个轮回。 “设立门槛，供需关系才能大致平衡，这是市场规律。当然，这个规律还必须取决于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很优秀，是不是货真价实。”宫哲宾说。 据新华社8月16日消息，重庆市北碚区民宗局证实，李一“水下生存两小时”属于虚假宣传，办学收费行为没有履行报批手续，并确实曾牵涉“三金三乱”。相关卫生部门表示，长期以“人体通电”疏通经络预测疾病的李一没有获得过卫生部门的医疗许可。 社科院研究员戈国龙原本为李一辩护的一句话其实充满偏正结构的辨证：“他绝对不是没有真才实学的骗子”。这正是可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