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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负利率时代:让老百姓腰包补贴国企/文物造假成产业链 10万从业者年入百亿
發佈時間: 8/31/2010 1:29:46 AM 被閲覽數: 9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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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负利率时代:让老百姓腰包补贴国企(图)


2010/08/30 


网易财经
 中国7月份通胀率已经涨至3.3%,创下21个月以来的新高,而银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仅为2.25%,二者利差达105个基点,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阔步迈进了负利率时代。负利率的直接后果是,仅在今年6月,中国储户就损失了1.6万亿元银行存款。如果这一情况继续,会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在负利率时代,谁将获益,谁又将受损?

  成本高昂的负利率政策

  

  在负利率时代,原本不会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


  

  民众存入银行的储蓄遭到宽松货币政策的注水。

  

  负利率似乎等于更多的投资,但另一面则等于更少的储蓄。

  负利率将资产挤入资本市场,产生泡沫

  也许不应该对中国的负利率政策太过苛责,因为“负利率刺激方法”本就是最长盛不衰的经济学迷信之一,在负利率时代,原本不会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中国居民储蓄率一向很高,假设将原本用于储蓄的钱拿去投资,可以获得3%的稳定收益,而储蓄的实际收益则是负数,这等于在实际上对储蓄征收3%以上的惩罚性税收。而逃避这一税收的方式则是进行投资,让钱从市场上获得它本应获得,却被银行克扣的收益。而由于中国投资渠道有限,无非楼市和股市,负利率的直接结果就是制造资本市场泡沫,助推房价上涨。


  谁贷款谁获利导致杀贫济富,储户被变相征税

  而在政府进行强制的负利率政策下,金融中介市场的均衡机制严重扭曲,等于是谁能贷到款谁就获利,此时本来不会贷款的企业,只要能拿到贷款也会进行贷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政府人为制定的负利率政策,是经济生活各种行为扭曲的根源,在中国来讲,也是投资过热、房地产过热、银行信贷规模快速扩张的根源。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在今年初直陈,高地价和低利率成为国有部门两大支柱,负利率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徵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国有机构是银行的主要贷款户,另外一部分能贷到款的恰好是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普通百姓很难从银行融资,从而令银行在无意间扮演杀贫济富的角色。

  负利率制造产能过剩

  作为对20世纪多次经济危机的诠释,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政府以负利率,“温和通胀”等方式进行的“经济刺激”,因为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价格信号,当这一信号被人为扭曲,就会扭曲资源配置,负利率刺激下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这些项目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最后的结果就是所谓产能过剩。

  在中国,由于土地和资本都控制在政府手上,因此当地方政府政府吸引投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设立高新区来招商引资,从土地政策上扶助投资企业,而政府扶持的方式常常还包括负利率的贷款,当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对某一企业发生倾斜的时候,企业就会由于这些新获得的“成本优势”而投资于原本看来并不合算的项目,产能过剩也就当然产生,这一故事在中国已经多年来屡见不鲜。

  负利率是通胀得以持续的主要原因


  负利率似乎等于更多的投资,但它的另一面则等于更少的储蓄,在纯属市场情况下,投资来自于储蓄,二者总是通过利率变化趋向均衡,但如前所述,官方强制压低利率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可能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政府人为压低利率必须与负准备金率或通货膨胀等“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此时企业信贷的资金来源其实是通过货币杠杆增发或者印钞厂直接增发的货币,民众存入银行的储蓄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注水之后,借助通货膨胀制造数字上的“繁荣”。

  负利率政策有众多缺点,为何还要维持

  

  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维持大部分国企可怜的利润也是负利率的原因之一。

  表面上:负利率为阻挡国际“热钱”

  几乎所有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背后都能找到“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理由,负利率同样如此。热心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人士认为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看升不看跌的前提下,如果利率水平高于国外会导致所谓热钱的进入,而负利率其实是很好的进入时机。但这个逻辑的幼稚性在于,它假定了外面的钱只能呆在银行吃利息。


  其实,银行利息只是投资报酬的一种,资本的流向考虑的是投资报酬率而不是单纯的银行利息,无论是买房子还是买股票,只要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如果将阻挡外资热钱作为政策目标,那恐怕只有全面降低投资报酬率才行,也就是要营造一个投资什么都不赚钱的局面。不仅负利率阻挡不了热钱,阻挡热钱本身也毫无必要,幻想用“关门打狗”消灭外资其实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在911事件以前,全球吸引外资数量第一的国家是美国。

  实质上:维持国企利润,减轻政府债务压力,并把责任分摊给储户

  伦敦资本经济(Capital Economics)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马克・威廉姆斯称,中国之所以压低利率,是因为特意压负的利率可以提高银行的利润(目前对这一利润流行的估算结果是1.6万亿),而成本则被分摊到储户家庭。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维持大部分国企可怜的利润也是负利率的原因之一。

  中国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负利率的信仰,也许更多的来自对“国家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一元钱,可以产生三元钱的GDP”等流行谬误的迷信,其实而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巨额投资修建的基础设施,比如那些巍峨壮观却罕见车辆行驶的大桥,不仅成为负效和浪费的象征,本身也成为衰退的原因。但人们总是选择性的强调对自己喜欢的事例,而忽视那些反例,政府也同样如此。

  利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好,这个问题原本没有答案,因为储蓄的人多则利率低,投资的人多则利率高,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自会进行调节,但在不合理的政策环境下,人们却往往将问题归结于“市场失灵”而呼吁进一步干预,负利率由此而生。实际上,中国的负利率政策将一些原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了储户承担


 

 

文物造假成产业链 10万从业者年入百亿

2010/08/30 

核心提示:学者闫沛东曝光曹操墓事件始终就是个谎言,他声称自己掌握了录音等证据,发掘文物均为事先伪造埋入。曹操墓事件再次成为焦点,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文物造假成风。

人民网8月30日报道 河南安阳“真假曹操墓事件”最近又起波澜,一位河北籍学者闫沛东惊曝曹操墓事件其实是个“弥天大谎”,所有发掘文物都系当地事先伪造埋入墓穴,并称掌握了录音等一手证据。此事一出,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将曹操墓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姑且抛开曹操墓本身真假问题不谈,中国假文物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收藏热潮的兴起,假文物制造在全国“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假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全国各大文物市场,造成假货泛滥,收藏业遭遇诚信危机。由此,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揭示中国假文物产业链的发展现状。

文物造假形成产业化

“其实文物造假、高仿在中国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但是不可否认从历史上来看,当今社会是文物造假、高仿最为鼎盛的时期。”北京东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院长李彦君向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

长期从事假文物产业研究的李彦君发现,北京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假文物集散中心,在北京程田古玩城、潘家园旧货市场,如今就算行内人也都要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被“栩栩如生”的假文物骗过法眼。“我遇到太多的案例了,我的一个朋友几十年间耗费近百万元收集了一屋子藏品,结果竟然没几件真品。”

实际上,在文物出土大省河南,假文物和高仿文物已经悄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有的甚至成为了当地主要的财政支柱。目前已形成了以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州神垕镇、南阳镇平县三地为中心的文物仿造产业,而且各具特色。唐三彩、古钧瓷、古玉都是当地最为常见的仿造文物。

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陶瓷制造历史悠久,有媒体记者在暗访时了解到,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家农户在仿制各类“文物”。有的农家院落密密麻麻散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和半成品的仿制瓷器,而且媒体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古至今各类瓷器竟然一应俱全,而且其“做旧”手法多种多样,最后成型的仿制文物惟妙惟肖,普通收藏者根本无法辨别其真伪。而且,与相对低水平的仿制相比,当地更是存在着一批以高仿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据了解,这些技术水平高超的高仿艺人现在已经能完全仿制出就连专家都无法分辨的“文物”了。

“无论是高仿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仿制,我们都可以把其统称为文物造假。”李彦君对记者说道,“因为中国并没有专门针对文物仿制的法律,这就造成了你贩卖真文物可以法律制裁,而你仿制文物反而合法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文物仿制产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这种集文物仿制、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现在拥有超过10万从业者,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俨然成为收藏市场新的吸金器。

假文物生产全国“遍地开花”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物仿制基地。李彦君向记者列举了部分案例: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产于辽宁地区;仿制良渚玉大部分产于江浙一带;仿制齐家文化玉器则主要集中于甘肃;战国、汉代玉器则是河南、安徽、徐州地区最盛。

“现在文物仿造具有很明显的区域特征,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文物出土当地就是文物仿制最为兴盛的地区。”李彦君说道,“部分是因为传统工艺的流传,部分也是因为只有当地才能够产出相应的文物原料,例如辽宁锦州及岫岩满族自治县仿高古玉很出名,因为当地稀有的玉石资源就是高古玉本身的原料”。

正因如此,很多文物贩子专门到这些地方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甚至是定制高仿文物,然后流通到大城市的文物市场,以假乱真。李彦君向记者解释道,目前在北京文物市场上有几个类别的仿制文物渠道。一是由仿制文物的地方厂家直接在北京设立销售点,这些销售点往往直接标明自己出售的是仿制文物;二是将这些仿制的文物出售给北京的文物代销店;三是进入拍卖公司,通过高价拍卖的方式得到收藏和流传。“第二种形式最为普遍,这种代销店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物店面和各种摊位。”李彦君说。

文物鉴定专家关海森也对此表示,这些仿制文物流向市场的手法很多,有些人拿着东西在古玩城、拍卖会以及集贸市场如地摊儿或者周边,神神秘秘地拿着东西找客人:“老板,我这有古董,你要不要?”或者在市场的周边摆几件东西,穿得破破烂烂,然后坐在那里“钓鱼”;还有就是有顾客信息泄露,他会打电话主动找上门。

“有时候我们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搞文物鉴定、修复的人应该向造假者学习,造假的人是我们的老师,文物修复包括博物馆修复和商业修复,后者就是要求做出的东西用肉眼看不出来,在这方面文物仿造者甚至比我们专业。”关海森笑着表示。

鉴定体系不完善导致假文物泛滥

面对着日益庞大的假文物产业链条,我们该如何应对?为此,李彦君表示困难重重。“首先从国家法律上来说,我们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去保障文物购买者的利益。”李彦君解释道,在成熟的国外艺术品收藏市场,出售艺术品的机构都提供严格的保真服务,一旦你购买的艺术品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假,那购买者会得到全额赔偿。“而在中国我们购买艺术品是自己负责,买对了算我们走运,买错了只能认倒霉。”李彦君表示。

在关海森看来,市场缺乏相应的文物艺术品仲裁机构也是导致假货泛滥的原因之一。一旦上当受骗,没有仲裁机构处理纠纷,所以往往依靠打官司之类的手段,耗时耗力,更多的人选择自咽苦果。

但与此同时关海森认为,要想改变文物造假这样一种整体环境,得从鉴定技术上做文章。“鉴定技术可行后,法律上才有裁定一件事物的标准。法律的裁定和知识在老百姓当中的普及,是改变的根本。现在的造假市场没有人管理,也缺乏相应的鉴定技术。”


李彦君也认为,相应专家鉴定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假文物产业链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鉴定专家队伍体系。“为什么假文物到了如此堂而皇之的地步?就是因为有能力鉴定的人太少了。”李彦君表示,例如河南仿造文物的企业可以仿制文物,但必须在出售的时候标明仿制。很多的时候一些充当中间环节的文物商贩会故意将这些仿制文物当真的出售,这个时候就需要专家出来鉴定。“专家要对这些文物做出权威的认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购买者利益。”

同时,李彦君表示,中国需要完善专家队伍建设。“现在我们很难界定专家这个概念,是个人都敢说自己是专家,因此我们要严格规划专家的等级界限,制定明确的标准。”在李彦君看来,应该实行文物专家分级制度,通过国家统一的考试培养确定相应的文物鉴定专家人才。

“只有专家体系完善了,我们才能让文物购买者放心去购买,也能从假文物流通的各个环节上遏制规范,再加上我们的执法队伍严格执法,最终才能让文物仿制市场规范,让假文物流通越来越少。”李彦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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