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平凡，叫我们泪流满面

尽管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表达了足够人性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也不难找到以人的充分发育成长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找到开放性的教育尝试，但是，不得不承认，体制内的古代教育，很难不是一种服务于当局者具体功利目标和政治需要的工具性教育，特别是宋以后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度，足以示范于古代世界，它的含义和意义，自然也远不是“教育”可以范围的，但我们不必把围绕《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想象成“人文主义”的)，并不是一种以辅成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和理想，因此，如果没有启蒙的洗礼，没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认知，文化和制度又不能辅成这种认知，教育就很难不盘桓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两件事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这些年来，无论初中、高中，都会有不少家长租房子陪读陪考，升学考试时，还会有更多家长备着提神补脑的灵丹妙药，在宾馆开房子，送考助考。第二，近年来，所有的书店几乎都变成了教材教辅书店，包括大学用书，考研用书，公务员考试用书。分数至上，一切都是为了应试，孩子的前程，家长的脸面，均在考试一举。一考定终身，考试近乎赌博，尤其是高考。即使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为“大学生”“研究生”提供尽如人意的“终身”前程，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以至，读了本科不行，那就考研，读了硕士不行，那就考博。相应地，所有的学校也以升级为重点，升级成本科学校，成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学校为目标，为此上下动员，全力以赴，不惜弄虚作假，乌烟瘴气。

几年前，我在一个职校作演讲，受众就是那些高考不尽人意而勉强读职校的学生，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放眼望去，台下真是“哀鸿遍野”，你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们普遍的失败感和深渊般的绝望，首先就得唤醒他们基本的自信和自我认同，情形令人酸楚。其实，人的智力和能力是多元的，教育必须辅成这种多元，而不是把多元弄成了单一。因此，任何考试和测验其实都只能是权宜性的，包括高考，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价值观，却让孩子们以为，中考、高考就是对于他们全部智能和未来前途的测验。

问题是，有一些考试内容，完全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记忆力测验，甚至是错误的记忆力测验，就譬如今年湖南高考的“文综题”，我那天不经意之间在《潇湘晨报》某一页的左上角看到，选择题之30：“19世纪中期，许多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来自中国。而在20世纪初年，大量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如劳动、方针、政策、理论等迅速传入中国。出现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A、中国留学日本人数增多。B、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C、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显著。D、日本先于中国接触西学。”标准答案是C。可以这样“单选”吗?什么算是“决定性因素”呢?同一大题的27、28、31小题，都有类似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选择的问题，而是为了命题而勉强设计的问题。因为一切为了应试，考试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技术”行当，考试高手被称为“状元”，考试通过律高的学校被称为“状元的摇篮”，善于辅导考试的人成为“名师”，考试成为一个捉迷藏一样的游戏，命题者绞尽脑汁，猜题者脑汁绞尽。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考试?重视排名?为什么我们会把原本应该目标多元、层次多样的教育，弄成了“独木桥”?

说到底，仍然是一个与传统，与体制有关的文化问题，与政府在资源上的绝对垄断性有关的问题。获得高学历、高名分、高规格的目的，不论个人，还是作为单位的学校，无非是让自己在事关利益的排名中处于优位，以便在政府垄断的“占有性”的资源分配中，获得超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奔走在这一“争先恐后”的强迫性的“竞技场”，唯恐自己的手伸得不够长，唯恐自己的腿脚不够勤快，唯恐自己“输在起跑线上”。

简单地看，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家长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很大，从观念、习惯到作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缺乏性”的状态，从古至今，一部分人的满足，常常意味着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剥夺，一部分人的“晋级”，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淘汰”。或许，我们还习惯了这种被“淘汰”的命运，相信这种“淘汰”的永恒，于是，在这种“淘汰”中取得个人的优胜，成为“人上人”，就变成了我们奋斗的动力和成功的标志。常常是这样，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就看他拥有多少别人不可企及的“能耐”和特权，这才有“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也就是“成王败寇”的另一种说法吧)逻辑。

我总感觉，我们这些家长所有的努力和目标，就是让孩子不做普通人，而创造机会做有“特权”的人，让自己的孩子不付出太多劳动就可以“锦衣玉食”，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不是告诉孩子，劳动、付出、承担责任有多麽幸福、多麽快乐，不是让孩子去充分地体验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罗素在他的自传中说，人的本性中有两种可以唤起的冲动：“创造性冲动”与“占有性冲动”，前者是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后者则通常是战争的动力。我们需要强化前者而弱化后者，教育一定要辅成人作为生物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有机因子的多样性，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体的多样性，而不是相反。社会生活的丰富健康有赖于人的个性及其价值理想的多元。只有出自“个性”的兴趣，才可能支撑一个人走远，也只有出自不同个性的多元文化，才能支撑一个群体保持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特写：欧盟高官体验另一个中国 2010/09/04

白麦克 BBC驻北京记者 学生们的认真感动了阿什顿 告别上海世博，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被东道主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镇参观。分析人士说，这也是中国为了让阿什顿亲身体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国责任论”带来的负面影响。BBC驻华记者白麦克认为，中国的良苦用心收到了成效。 贵州是中国自然风景最壮美的一个省份，崇山峻岭、森林茂密、稻田绵延。 贵州也是中国最贫穷的一个省份，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迹象不明显。 贫穷，也正是中国把阿什顿带到贵州的出发点。 目前欧盟正在审议对华政策。北京希望欧盟看到，中国国内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阿什顿承认，除了贸易政策之外，自己对中国了解甚少。她明确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中国方面的用意。 农家小学 在东道主的精心安排下，阿什顿被带到贵阳附近的杉坪村，参观那里的农家小学。 学校没有多少书，孩子们身上穿着破旧的衣衫。 但是，阿什顿表示，学生的热情、专心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然后，阿什顿被请进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庄参观。在这里，她听到的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故事：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很多家庭没有青壮年劳力，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 理解中国 中国前任驻英大使、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陪同阿什顿到英国参观。 她告诉BBC，让人们了解中国的这一面非常重要。因为，不了解这一面、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参观北京或者上海，“你觉得自己真能全面理解中国？” 她还说，需要帮助这样的村庄赶上全国的发展。 中国希望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致力于解决国内的问题。 帮助中国 阿什顿体会到了中国的用意。她和中方陪同虽然下榻在五星级大酒店，但是，她也看到了贫穷。 参观完小村之后，阿什顿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欧盟愿意帮助中国。 阿什顿到中国来，是要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战略对话。 欧盟正在研究调整对华策略，阿什顿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未来走向。 中国是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000亿欧元。 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去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为1330亿欧元。

中国能否统治世界？卡内基：3种关系决定其难以称霸   2010/09/04  中国能否统治世界？卡内基：3种关系决定其难以称霸 多维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注定接替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地位？”、“中国何时和如何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以及“中美是否会因此发生冲突？”等问题的讨论和评论开始充斥各大国际媒体。对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9月2日发表题为“中国能否统治世界（Will China Rule the World?） ”的文章称，对于中国能否称霸世界这一热点话题，我只要提出三点有关中国的关切，就可能使得那些害怕中国称霸的人获得些许安慰，即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中国统治者与国内竞争力量之间以及国有资本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包道格称，这三大关系很少引起大众注意，而且媒体关注度不及中国人权问题、非民主措施和放纵的警察行政行为等热点。因为，考虑它们似乎有点不合常规，但是，对于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可以进行不合常规地思考，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合乎常规地进行思考不但费脑，而且还有可能是失败和错误的。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和 在过去几年，外国许多政策专家见证了中共中央领导阶层和中国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进行的“激烈对话”，其中中共领导阶层掌管中国整体广泛利益。而且，得益于中国内部言论自由的不断进步和新传媒的不断壮大，中国退休军官、各界学者、政策专家和网民开始向中共党政官员发出质疑和挑战，要求中国在应对美国、日本、国际市场等方面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各发言人表态也是逾趋强硬，尤其在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军黄海演习以及美韩在中国南海的联合军演等形势下。发言人表态强硬他们往往是面临国内评论人士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很少来自政治体制方面。 不过，在中国实际外交关系事务中，中国官员表现并不是以“强硬措词”公开对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政府官员在外交场所中，往往展现得“明智谨慎”，国内公众场合面对评论家们则展现出一副“严肃面容”。 这种“强硬”而又“谨慎”的行政作风或许会逐渐失去重要性。随着中国官员在不同代表大会期间的更易，公众意见逐渐引导中国领导阶层的决策。这样的话，官员们在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只靠“谨慎”是不行，这样难以得到升迁，而是要表现得坚定和富有干劲，否则他们难以满足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对他们的期望。 中共内部政治精英之间“不和谐” 随着2012年十八大的临近，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争夺”将逾趋激烈。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Cheng Li）今年5月份发布在《中国领导箴言季刊》的文章称，预计在2012年秋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将选举出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届时，将有超过70%的中国共产党高层职位必须“换新”。这种规模的权力交接所带来的压力是其他任何政治体制无法承受的，且不说中国这一庞大13多亿人口当中，官员数量就超过6千万左右。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官员背景及政绩考核与升迁方面，中国尚未寻找到一套可信的领导人选举标准。中国这种问题有些国家也存在，但是，其“少数人统治十多亿人”的政治智慧是世界上独有的，尤其是其领导人在执政决策和表现方面缺少体制制衡。 而且，多种迹象和传言表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未来职位继承人早已“特定”。最近，据中国界内高层人士称，胡锦涛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接替人选还是一“未知数”，尽管外界推断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是这两个头衔的假定继承人。 同样也有传言称，中共内部几位副总理或“有意”争相夺取未来经济大权，从而能够成为未来国务院总理。现在充斥的讨论议题还有：需要寻找像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那样执政“果断、有力”的经济领袖，由此释放出对这几位副总理合格程度的些许怀疑。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冲突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一模式是另外一个备受讨论的主题。这一发展模式被称作是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它表现的是独裁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密切配合，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可以取代将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而“华盛顿共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收到质疑。 驳斥“北京共识”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角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高级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模式依赖于将普通民众收入化作补助资金，分配给政府看好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国企和有后台的企业家。佩蒂斯认为，这种模式扭曲国际贸易模式，势将导致针对中国出口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利于中国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中国GDP也将低于现在水平，从而引发中共就目前体制无法处理的社会动荡。 第二种看待“北京共识”模式的方式就是从日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头号地位”看起。当时，资本的充裕和廉价，使得投资者不顾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过高估价大肆进行借入并流通，从而埋下日本经济衰退的祸根。日本出口并没有促成日本经济的崩溃，而是长时期的通货紧缩使得国内无法启动经济补救措施。就中国而言，随着其现代化发展步伐逐步向西扩展，经济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但是，中国经济成就将主要依赖内需型经济模式拉动，而这种模式需要将投资收益返回给普通存款人用于消费，这将抬高资本成本，使得依赖低成本资金发展的企业难以盈利。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改变经商之道，并对其体制运行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三种关系如果逐一予以应对或许“可控”，但同时应对三种关系将面临真正风险 如果在中国民众呼吁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对外政策立场的同时，中国精英们开始进行“权力争夺”，照以往经验来看，中国国内民众关切将胜过对外政策利益。也即是说，中国民众对外国关切将不予理会。当绝对权力处以险境的时候，如中国和其他有些国家，对外关系细微之处则很快被抛之脑后。 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成功管理方式最终将被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为了赢得支持，头脑清醒的中国行政官员们将逐渐受到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这种政治当然不基于市场经济学。期间，事实扭曲当然不可避免，使得中国民众无法得到真实的GDP数据，这类问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不合时将被逐步恶化。 所以，在考虑中国能否成为世界霸主之时，应该侧重其“难驾驭”的一面以及其历史和经济发展中无法满足的各种“欲望”。中国将面临来自领国以及国际体制的各种新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需要进行必要的“瘦身”以达到预期效果。所以，现在不是耗时讨论应对崛起中国与现状强权（美国）之间冲突的时候，而是，国际社会考虑如何合作限制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