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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杀触目惊心 35-44岁成高危人群
来源：羊城晚报
今年以来，国内一系列自杀事件，曾引起媒体、公众巨大的讨论。中国式自杀，第一次作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生命只有一次，那么，有没有可能阻止这种不幸发生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特别指出，不是所有自杀都能预防，但大多数自杀是可以预防的，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做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的自杀干预机制还很不健全。专家呼吁，应当普及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加强干预机构建设，降低自杀率。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每年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率为23/10万人，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自杀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
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中国 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自杀只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费立鹏的调查数据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因为这个数字是美国的两倍，还因为它被国内外专家所普遍认可。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农村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城市。贾福军指出，农村很多自杀者是服用农药或鼠药，农村高自杀率跟农村地区农药的可获得性很有关系。另外缺乏心理卫生知识，比如根本不知道自己不高兴可能是抑郁症，得不到治疗也有关系。
资深心理咨询师张蕴波也指出，农村地区容易自杀的人是成年妇女和老年人，这是因为他们相比其它人群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与问题，但他们往往又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只能压抑在心里，不断累积，终有一天量变到质变。 “其实在自杀前，会有许多的征兆，只是人们不知道，所以不会去预防和干预。”贾福军说，研究已经证明，进行有效干预可以大大地降低自杀率，像引致自杀的头号因素抑郁症，并不是很复杂的病，完全可以治疗，但很多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2002年底，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费立鹏担任执行主任，2003年，该中心开设了国内首家自杀干预热线。此后，一些地区先后成立自杀干预热线，目前国内已开通15条这样的热线。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主任张纯说，自己还未曾听过有针对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机构。像上述15条热线，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而一般性的心理社会服务机构，如心理咨询电话、心理咨询网站服务、面对面的心理支持与咨询服务也多是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难以触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呼吁，农村地区的心理危机干预不应该是空白，政府应投入资源建立相关的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也表示，中国心理卫生方面的资源本来就有限，按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农村倾斜，因而农村地区只能依靠国家去保障，应把精神卫生健康纳入财政体系，进行管理。
“我们快坚持不下去，事越来越难办了，路越走越窄……”张纯向羊城晚报记者沉重叹息。掐指算来，自2003年11月28日拿到成立批文，他的机构进行自杀干预已近七年，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这个工作的艰难：没有经费、没有人才、没有法律保障，“激情一两天还能维持，但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再高的热情也被扑灭了……”
张纯说，中心注册的志愿者大约有3000人，但日常进行工作的志愿者、志工约14人，自成立以来已经接了2万多个电话，去年最少也接了2400 多个电话。他说，常年的志工会支付很低的薪水，志愿者来支援通常只是提供一顿午餐，即便再精打细算，一年下来的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经费完全靠我个人筹措，越来越捉襟见肘，本来每年‘世界预防自杀日’都要举行一些宣传活动，宣传科学的自杀干预理念，但今年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放弃。”
自杀干预，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等，但来中心进行志愿工作的大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一般的志愿者，最长干不过三个月，三个月就是心理承受极限了。想想一个人每天接‘求死’的电话，心理得足够强大。”张纯说，记得南京一位副师级的退休军干，参加过抗美援朝，来中心做志愿者，最后也不得不退下来，顶不住。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也要“闭关”，最长的时候是十几天。
最困扰张纯的是，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法律保障。张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无法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张纯记得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对年轻人要殉情，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张纯，断断续续通话了近4个小时。几天后，年轻人的家长找到张纯，问张纯是谁，为什么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张纯解释了一番，对方质问道：“谁赋予你这个权利？我要告你！”
“想过放弃，但每天都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找到我们，咬咬牙就又出发了。”张纯说，“但我们危机干预中心需要危机干预，需要政府给予支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通讯员伍展虹报道：9月10日是第八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全球携手预防自杀”。记者从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了解到，广州心理救援队咨询热线（020-81899120）开通近三年来，共接到2.4万余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977个与自杀有关。
该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广州市近年来自杀身亡的人士中，35至44岁占比率最大。广州市脑科医院副院长、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李洁分析，中年人在工作、生活中都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应该对这类人群的心理状况进行干预，让他们既能当好顶梁柱，又能舒缓压力。
李洁表示，在中心接到的近千个与自杀相关的高危心理咨询者来电中，有86%的人只是有自杀意念，并未付诸行动。此类人群有些刚刚经历过感情失意，有些有精神障碍，还有一些饱受癌症、甲亢、糖尿病等躯体疾病的折磨。他们通常会表现为抑郁、性格改变、情绪不稳、失眠、沉默寡言等特征。
李洁提醒，市民在发现同事或朋友有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要注意与之沟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其支持，尽量改变其消极的想法。如果情况严重，要建议其向心理咨询师咨询，或由朋友代为咨询后，将咨询结果告知患者或其家属
吴敬琏疾呼：中国贫富差距 腐败垄断害的
来源：世界日报
「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对中国当代经济学宗师吴敬琏的推崇。
吴敬琏早年投入体制，中年推动市场经济，晚年极力主张建立法治。他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是2000年3月，他认为当时涨翻天的网路股即将泡沫化，结果不幸言中。隔年，他直指大陆股市监管存在诸多弊端，股市形同不公平的赌场，政府接着宣布严查弊端，市场暴跌，吴敬琏万箭穿心。
但此时，吴敬琏对着指责他的人写道：「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失业）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侯，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麽吗？」
这样的情操，让一位大陆记者写下：「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人民的中间。」
吴敬琏应本报系邀请，本月24日将到台湾参加研讨会。在他抵台之前，本报系特别在北京专访吴敬琏，以下是专访纪要：
问：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一直被视为社会稳定的警讯，根源在哪裡？
我认为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裡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
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
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
大陆传统上的确有民营的小型企业，但21世纪初期，一度兴盛的民营企业经营，没有以往那麽好。一个原因是「国进民退」，另一个原因是行政管制加强。行政管制加强的一个主要动因，是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2004年以后，又出现「左」的思想回潮，这些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等，压力很大。
左倾思想中，有一项内容特别容易得到大陆民众的拥护：大陆贫富分化，说成是因为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政策造成。但「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
问：如何解决垄断和腐败造成的问题？
答：从经济上说，政府不应该有太多权力，也不该掌握太多资源。例如发生贪污桉件最多的就是涉及土地的部门。有的省的建设厅长，真是「前仆后继」，一个刚被抓了，第二个又来，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和土地有关。
根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靠土地，相当于从农民手裡得到人民币20到30兆元的收入。土地原本在农民手裡，理论上是「村」集体所有，但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裡收来。因为村长是政府派任，各级政府很容易取得土地。这样的土地作价很低，但卖价很高，或者私相授受。卖出的地价，可能是付给农民补偿的几十倍，但还是远低于市价。
第二，政府不该干预经济太多，例如注册成立一个企业，要经过太多行政单位核准。有这种比较研究，比较注册成立一个企业，在西方国家或台湾需要多少时间，和在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我们这裡，一般都需要盖上百个图章，几乎盖每个章都需要打点。
腐败，在经济学上的解释，是一种「寻租」（rent-seeking）活动，要改变它，就是从根本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行政权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商品价格要放开，现在都是政府订价，并且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名，规定不许降价。
问：房价太高，压得年轻人叫苦连天，你认为根源在哪裡？
答：房子太贵，在我看来，就是钞票发太多，15年来，每年平均货币供给额（M2）增加达到20%，去年增加27.7%。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这裡。这些资金，一度也投入股票市场，但现在大家都害怕崩盘；加上中国人的观念，喜欢买房子。我赞成紧缩货币，但紧缩货币会碰到别的问题。
房屋需求，可以分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房价究竟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顶上去的，这可以从空置率判断，但现在的空置率很高，证明这是投资需求。我不愿意用「炒作」、「投机」这样的字眼，因为问题在政府发了太多钞票，人民拿这些钞票要保值，就算不投机的人，也想买房子。所以像「打击投机」这种话，货币当局不该这麽说。你发这麽多钞票，却不许人买房子？政府不能这样对待老百姓。
如果要从货币供给解决房价，又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政府要靠货币供给提高经济成长率；二、外汇政策上，要讨好出口企业，讨好民族主义者，因而坚决不升值。但你手头上这麽多外汇，怎麽可能坚决不升值？房价的问题是有解的，但必须要整套解。
问：怎麽看人民币升值问题？
答：2006年第一次国共论坛，我和孙震先生共同坐在台上，他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发言。他讲的主题，是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孙震说，早年台湾出口导向政策，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到了八○年代，就发现有问题了：出口政策成功，累积了大量外汇，使得新台币升值压力很大。当时经济和政治人物，都同意要改变外汇政策，推动自由化。
孙震说，当时推动自由化，碰到很大的阻力，结果只好收购美元，抑制新台币升值。但这样一来，就要大量发放货币，货币超发，造成房地产泡沬，结果就是崩盘，台湾经济一厥不振。孙震说，本来希望在世纪之交，台湾就能变成经济强国，结果落空了。另一个后遗症，就是新台币升值一直憋憋憋，到后来一下子升值，造成加工业界的极大困难，和现在东莞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听了孙震的发言，就请他让我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我编的一本期刊上，希望大陆这边大家都要学习这篇文章，不要重蹈覆辙。但现在很不幸，看起来，大陆的情况和这个完全一样。
台湾在新台币升值以后，企业转型提升，做得比我们好一点。台湾进了一步，八、九○年代，台币升值后，台湾产业的转型，我们现在还没做到那一步。那时台湾面对新台币升值，转型的经验就是施振荣讲的「微笑曲线」。
问：对台湾的印象及两岸企业界分工合作有何看法。
答：我到过台湾五、六次，除了自然环境好，台湾社会上，还有我们中华民族那样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对人彬彬有礼，很温和。我们这裡，似乎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文化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两岸产业，很难人为分工。早年两岸之间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还比较清楚，大陆负责加工，台湾做研发、设计和后端的营销、广告做得比较好。但近几年，大陆在研计和营销也做得不错。两岸的分工关係，就变得比较模煳。
这是不是表示两岸产业未来完全就是竞争关係？也不是。因为现代工业分工分得很细，由许多环结串连起来，在整个产业链裡，两岸企业可以是互补、协作关係。
举一个例子，像技术标准的订定，台湾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市场小，很难让自己创立的产业标准，变成世界上广泛应用的标准。但如果能和大陆联手，组成产业联盟，共同创立的标准，首先可以变成大中国区的标准，接着就可能成为世界标准，这样市场就很大了。
两岸在标准订定的领域，应该更着力一些，但方法要讲究。订定标准有几种模式：一是德国式，由上到下地订定；二是美国，採用「事实标准」，也就是厂商做出来后，政府採认它是标准。我觉得这两种办法都不好，最好的方法是让产业联盟来做，例如GSM，它不是个别国家订的标准，而是产业自身组成的联盟来订。我们两岸要在世界上争取标准制订的优势，恐怕要学习这种办法。
依我的想法，两岸产业主要还是互补，但现在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两岸现在完全是一个竞争关係。像「让利」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好像大陆施捨点什麽给台湾一样，不是这样的，如果两岸能互补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
台湾也不是没有优势，在ICT产业的研发、设计上，台湾恐怕还是更强一点。我们这裡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山寨机，山寨机就靠联发科的晶片。有人说联发科这一家公司，带动了中国百分之十几的出口手机，用的都是他的晶片。这个产业鍊就很明显，是台湾和大陆共同受惠的。还有一些更高阶的项目。
问：大陆和香港，应该维持什麽样的关係？
答：香港和大陆的关係，是一个很複杂的问题。特区政府似乎有种心态：中央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其实香港应该发挥他自己的长处，它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级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发挥这个长处，对整个大陆的发展，会发挥很大的推进作用，自己也会获益很多。
但我们这裡有些人，老是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中心。好比上海，我认为在一、两代人裡头，不可能超过香港，为什麽？关键在专业人员的培育，不可能在短期之间看到成果。金融业，讲究的是人力素质，不光是金融人员，还包括律师、会计师，还有各种谘询机构等，这是整体性的人力资源。
又有人说广州，应该变成华南的金融中心，但你明明旁边有个香港，为什麽要再搞一个金融中心？广州也好，深圳也好，可以做副中心，不用和香港发展同样的业务，弄得你香港不行了，中央政府再贴补你。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个别地区的优势都能发挥出来，这样可以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优势。这就是连战先生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赚全世界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