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前，因面临拆迁补偿款分配问题，疑似李白后代的70多人走上法庭。昨日，南京法院对李白后人争祖宅案进行宣判，75个继承人分550万总价的房产，最多的分到30多万，最少的分到一两千，其中最复杂的继承人份额达到了53/8640。

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9月17日报道 因为拆迁，位于南京下关区的一处老宅，在今年引起了广泛关注：享有该处老宅权益的人不仅多达七十多人，而且疑似大诗人李白后代。下关法院受理了这个大家族的分家析产案件（本报今年1月23日和5月1日曾做报道）。昨天，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终于作出一审宣判。

事件回放

祖宅面临拆迁引出75个继承人

该案所涉李氏家族先祖叫李均泰，一百多年前从安徽来到南京，于清同治三年在今下关热河路103巷置下一片房产。因面临拆迁，围绕拆迁补偿款分配问题，李均泰的后人走上法庭。下关法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梳理出了继承人范围内总计130人的李家5支6代族谱，其中在世的70人，其中就有南京籍著名演员陶泽如。后下关法院召开了两次听证会，召集家族中各支代表核对族谱，并根据部分当事人提供的新线索，奔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查实了另外5名继承人。经依法追加，最终继承人范围由诉讼时的37人扩大到75人。为确定继承标的的具体面积，下关法院多方查找到民国时期、1956年土地改革时期的老档案，结合落实政策发还通知，最终确定了面积。

“5+1”分配方案

多的能分三十多万少的只有一两千

该案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房产的份额分配。李氏后人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分成75份，就是75名继承人平均分配。但因为该房经历过多次变动，其造成的事实在法律效力的认定上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和争议性，所以这一方案被否决。另一种是“5+1”，也就是按照“五房”+“长房长孙”的分法，各占六分之一。所谓“五房”，就是把这些当事人按照血缘关系，分别归到李均泰五个儿子的谱系中，各家派代表领一份，回去以后在各房内部自行重新分配。

经过两次庭审的激烈争论，昨天上午十点，下关法院第一法庭，数十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聚集在这里，聆听法官宣判。因为判决书篇幅太长，法官读了老半天才读完。记者旁听庭审发现，判决书对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四个主要争议进行了分析和明确。一是房产所占有的范围和面积，二是讼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的认定及份额，三是房屋所有权的代表登记，四是各个当事人的继承份额。对于第一个争议，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历史变动情况，认定面积总计737.3平方米。记者打听了一下，按照每平方米7500元的保守估计，此处房产总价值至少在550万。对于第二个争议，法院认定房屋所有权应为1936年土地所有权登记证上的6个人——李文昭、李殿甲、李云海、李锦文、李文馨、李正瑞。对于第三和第四个争议，法官也进行了相应认定，确定了所有当事人应占的份额，因为涉及人数过多，关系过于复杂，在此不作赘述，总之如果按照550万的总价，七十多个人分下来，最多的能分到三十多万，最少的也就一两千块钱。

争议与解释

为何长房长孙可参与两轮分配

判决后，二房到五房的当事人情绪都比较平静，而长房的一些后人，以吴业昇和陶泽如的哥哥陶泽时为代表，则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对长房长孙的分配份额有意见。他们认为，除非祖上有遗嘱，说长房长孙一支在得到他们的1/6后，可以再和长房的其他两支均分整个长房的1/6，他们才认可，但是，祖上并没有这样的遗嘱，法院依据的所谓“风俗习惯”，他们不能接受，再说了，要说对家族贡献大，也不是长房长孙，长房长孙不争气，很多事情都是长房的第二个儿子在打理，要说贡献大，应该是这一支才对。

对此，记者特地采访了该案的主审法官夏雯。夏法官告诉记者，其实，这样判决是根据当初的土地登记证，在之前的几次土地登记证上，都有长房长孙李正瑞的名字，而长房的其他孙辈成员，则一个都没有登上土地登记证，法院判决继承案件，第一要认的就是土地登记证，李正瑞是土地证上的6个人之一，就已经取得了1/6的份额，他的父辈连他父亲有3个人，这3个人均分了他爷爷的份额，李正瑞父亲已经过世，所以其父亲的1/3份额，就由他继承，这叫代位继承。这就是为什么长房长孙在得到了1/6之后，还能再分得整个长房的1/3的原因。而“长房长孙”的风俗习惯，也是咨询了多位民俗专家，并参阅了大量民国及解放后的案例后，采取的一个方案。法官告诉记者，其实通过这个案件，这个家族的很多人从原本互不相识，到重新聚在了一起，这种亲人间的联系，其实才是最宝贵的。

法官总结该案六宗“最”

1：人数最多，原被告加起来，共75人；

2：时间跨度最长，该房产历经清、民国、新中国，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

3：继承类型最全，除了正常顺序继承之外，还包含了代位继承、转继承等法定继承中的特殊情况；

4：继承的份额划分最复杂，其中最复杂的继承人份额达到了53/8640；

5：判决书字数最多，共一万九千多字，每份判决书长达33页；

6：判决书打印的份数最多，已经打印了100份，可能还需要打印更多。


据统计，第四代人中，一人继承1／120，一人继承1／72，一人继承1／18，四人继承1／48，六人继承1／108，三人继承1／36，五人继承1／60，一人继承1／320，一人继承1／24。第五代人中，六人继承2／81，一人继承2／27，十二人继承1／432，三人继承1／720，一人继承1／960，一人继承1／216，二人继承1／144，四人继承1／240，四人继承1／192，二人继承1／108，一人继承53／8640，一人继承1／24。第六代人中，一人继承1／2880，二人继承1／864，一人继承1／240。

昔日高官座上客，如今阶下囚:东北首富沉浮记 2010/09/17

时代周报 　　[导读]范日旭的沉浮不是个案。像黄光裕、德龙及浙江的吴英案，都非常相似。他们与地方政府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都涉足了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更多是在参与虚拟经济的工作。最后，一招不慎而全盘皆输。 　　 　　1990年代中期后，玩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范日旭开始瞄上了金融领域，导致其人生的重大转折。范日旭的下属评论说，“范不适宜搞金融，他总是把金融机构的钱看成是自己的”。 　　2010年8月最后一天，身陷囹圄近三年后，范日旭终于迎来了一审判决。 　　身为上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风云人物，巅峰时期的范日旭曾坐拥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及圈内知名的泛亚信托公司，被称为吉林“首富”、不折不扣的股市隐形大鳄。 　　2007年10月，在北京的一座别墅内，自认“已摆平相关事宜而主动回国”的范日旭被吉林警方带回长春。2009年11月底，范被起诉，10个月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被告单位吉林泛亚信托及Tom Cliton（即范日旭，现国籍为美国）等6名被告人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报注册资本、单位行贿一案。 　　范日旭因5宗罪名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357万元，吉林泛亚信托公司被处罚金950万元，集资诈骗罪因证据不足未定罪。范日旭当庭表示上诉。 　　范日旭的辩护律师，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及吉林开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可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范日旭对所指控的罪名皆不认可，“法院应当作出被告人范日旭无罪的判决。” 　　范日旭坚称“无罪” 　　据办案人员透露，范案光是整理的案件卷宗堆起后就有一人多高，判决书长达百页，法官用了一个小时才宣读完毕，“罪名几乎涉及到了金融和股市的各个方面，范日旭却玩弄于股掌之间，能量之大令人震惊。” 　　庭审当天，范日旭显得寥落而平静，完全没有了昔日大佬的风采，只是在宣读完判决书后轻轻说了句“我要上诉”，整个审判期间再没说过一句话。 　　辩护律师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范日旭的6项罪名均不成立。对于其中颇受争议的欺诈发行债券罪，范日旭认为，自己与政府部门有“6?18”协议，政府没有按承诺给付地块供其滚动开发，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同时，当时发债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决联合置业的债券兑付风波，已获政府同意。 　　所谓“6?18”协议是指1992年6月18日，长春市政府与范日旭旗下长顺公司签约修建“时为亚洲最大的长春体育馆”，作为申办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的主要场馆。依此协议，范日旭负责建设体育馆的资金，长春市政府则将体育馆附近五块地交给范日旭开发。范日旭称，为完成这个项目，4年间支出达12亿元。 　　1998年夏天，因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下称联合置业)到期债券无力兑付，债权人集体上访，引发吉林省政府债券危机。当时的吉林省政府计划委员会求助银行无果，想到了当时吉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家范日旭。 　　时任吉林省计委财政金融处处长的高应坤找到范日旭，希望范出资收拾联合置业残局，支付到期债券本息2300万元，条件是省计委同意范的公司以“发新还旧”方式发行债券，但范当时没答应。此后，范日旭因建体育场资金紧缺，而长春市在2001年突然让按“6?18协议”约定置换给范日旭的土地停止开发，范日旭的计划骤然折戟，发债机会对范来说亦难得，但他没料到进入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债券危机。 　　高应坤提出以联合置业在吉林省国投持有的3000万股份做抵押发债，在范的要求下，高应坤提高了发债额度，现场签批了6000万元的发债批准书，发债人则是范日旭所控制的长顺公司。 　　此后，在高应坤的照顾下，从1999年至2001年，范日旭和孙健又向省计委申发企业债券，均获得批准，获批“发新还旧”债券共计1.9亿元。 　　为表谢意，范日旭曾转给高应坤5万股北方五环股票，这就是在一审被认定的贿赂罪。但范日旭认为，由于是原始股，范日旭和高应坤都不知道股票的真正价值是多少，更不知道这些股票后来能值32.69万元。 　　许兰亭认为，之所以有最终的危机，是因为长春市政府无可供范日旭开发的土地，使得省政府以批准发债的方式为范日旭提供资金，也只能年年顺延，无法偿还。 　　范日旭在供述中强调，“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才发债，即为解救联合置业的困局以及填补因建设五环体育馆而产生的资金缺口。”范日旭说，如果吉林省政府按约履行“6?18协议”，是可以兑付到期债券的。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采纳此观点，而是认定长顺公司与政府终止协议系双方协商的结果，非政府单方面终止协议履行，更与范日旭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本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剧锦文博士认为，这个置换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范，范日旭替政府把这个窟窿堵了，政府就给他一个发债的权利，这本身就是非市场化。 　　范日旭的“两桶金” 　　1951年12月23日出生于长春的范日旭，初中没毕业就去插队，参军退伍后进入吉林缝纫机厂。其间，范日旭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孙健。孙健家庭背景深厚，后来成为范日旭的得力助手，为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山航空)、吉林北方民航机场设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离开缝纫机厂时，范日旭东拼西凑借了2万元开了一个小饭馆，还开过录像厅，日夜担心所放录像涉黄被查。 　　范日旭的第一桶金来自海南房地产大潮。在海南和范日旭结识的投资银行家王世渝回忆说，“那时候，海南开发的热潮几乎席卷了那个年代每一个体制之外的人。” 　　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是与当地一名老妇签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但不支付租金，六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然后高价转租，六年收租金80万元。依此复制，范日旭赚得他的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来自1993年后的企业改制上市。这一期间内，协调自己所认识的各种资源，范日旭先后成立了海南顺丰、海南农租两家注册资本过亿元的公司。 　　“范日旭特别能吃苦，这从他早年发迹过程中可看出来，他个头不高、口才极好，极富煽动力，很擅长搞公关。”曾就职于泛亚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上世纪90年代初，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作为那个时代理想化人物的代表，范发迹后就想着要回老家改变家乡面貌。”范的一位朋友说。 　　范日旭和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商定后签下了上述“6?18”协议。此时的范日旭手握巨资，开始向一些稀缺资源走近，利用当时内地对股份制、上市这些事情还不是很了解的机遇搞扩张，巅峰时期范日旭坐拥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3家上市公司及圈内知名的泛亚信托公司，被称为吉林“首富”、股市隐形大鳄。 　　之所以称隐形，因为范日旭低调得几乎未被公众所认识，且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警觉。为不暴露自己的资金意图，范日旭基本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且从不在合约上签字，多由手下代劳。因此，其资产布局秘不可闻。 　　《曾经德隆》一书中，王世渝将范日旭这位初中未毕业的“资本市场高手”，与冯仑、唐万新等人相提并论，称其为资本市场上的隐形飞机，“平安起飞、平安降落，雁过无痕”。 　　金融不归路 　　1990年代中期后，玩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范日旭瞄上了金融领域，这导致其人生的重大转折。范日旭的下属评论说，“范不适宜搞金融，他总是把金融机构的钱看成是自己的”。 　　1997年吉林国投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范日旭以旗下的厦门国泰、北方五环等几家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吉林国投2亿元股本中的35%，并携北方五环董事长张振华一起出任吉林国投董事。 　　1997年上半年，范日旭通过与新华证券（已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杨彪交易入主长春市农行信托公司，即后来的泛亚信托的前身。“范日旭是个很有能量的人，”据其员工称，“1999年全国性的信托公司整顿中，，泛亚信托是惟一活下来的民营信托公司，其能量可见一斑。” 　　2001年2月，范日旭杀入证券领域，其旗下的北方五环、吉林泛亚信托、吉林白山航空、长春高斯达生化集团、珠海日东房产、洋浦勤宇实业、海南农业租赁、珠海华裕达实业8家公司与珠海证券15家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珠海证券全部股权。 　　2001年底，泛亚系公司重组珠海证券受挫，同时，信托和证券分业经营政策确定后，范日旭要保留泛亚信托，须出让证券营业部或组建证券公司，范日旭选择了后者，这就是直接导致范日旭马失前蹄的银通证券。 　　范日旭当时的盘算是：如果成立银通证券再卖出去，可收获两亿元，一下子解决三家信托公司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棘手的债券问题。 　　2002年11月，泛亚信托向证监会申请设立银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上海陆家嘴(17.92,0.00,0.00%)租好了办公楼，同时在上海招兵买马。然而，2003年证监会发现，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三家公司之间出现相互资金调拨、挪用大额资金、业务违规等问题。用当时一位原准备加盟的券商人士的话说，“筹备有些停顿”。2005年10月，证监会明确表示对筹建中的银通证券停批。 　　2006年，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所属证券营业部被托管，随后，泛亚信托被列为“高危信托机构”。随着司法部门展开对范日旭个人以及公司的调查，范日旭与其梦想的泛亚系金融帝国一同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