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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导读]抗战大画《浩气长流》从绘制到在台北展览，是一次比较纯粹的民间行为，既没有立项，也没有接受拨款。
《浩气长流》一共八百多米，在“国父纪念馆”内场展出了五百多米，在外场也展出了三百多米。 （王康/图）
画展期间，连战（中）及夫人（右）在王康（左）陪同下参观。连战说他从画作中看到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 （王康/图） 一幅抗战大画的台海之旅 “没有2005年的破冰之旅，就没有这幅画，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办不到。”7月7日，学者王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抗战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展览开幕式上说。他也是“浩展”的策划人。 2005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握手，是1945年10月11日两党领袖在重庆分手60年后的历史性重逢。 7月7日，75岁的连战也出现在“浩展”开幕式上，王康注意到他的开幕致辞中出现了几处台湾的敏感词：“民族”、“抗战”。 连战动情地说起那八年时光，是“经历了那段民族的血和泪”，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 “我是抗战中长大的。抗战大陆是主体，台湾与日本的战争和斗争更早，开始于1895年，比大陆抗战早。”对来自重庆的五十多名“有心的画家”用了5年半时间，完成这幅800米长的历史巨画，连战表示“最高的敬意”。 王康召集五十多位画家开始这幅巨画的工程的时候，他的公司只有2000元，他发了三个字的短信“没钱了”。两个小时后，只到画室来过一次的王广庆提了一袋子25万元人民币送到王康办公室。王广庆的父亲97岁，是老红军，伯父是国民党老军人，黄埔四期，国共在一家子里。 王康把抗战大画带到台北展览，看做是对“连胡会”破冰之旅的民间性回访。之所以是“民间性”，因为这是一次没有申请、没有立项、没有接受拨款的艺术行为。“共产党的钱不能要，国民党的钱更不能要。”王康说。 没有红头文件？ 2005年6月1日，王康和五十多位画家“开笔”后，重庆市财政局一位局长带了一些人来看画，说是奉命来“拨款支持”。王康婉拒了：“我们是民间立场的艺术行为，不要官方的钱，否则不叫民间立场。” 画到三个月，一名画家到王康办公室，问：“咱们这事立项了没有？”王康冲口回答：“这幅画只能向历史来立项。”画家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有道理。 “画里不仅有几乎所有国共领导人，还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各国军政首脑和外交领袖以及文化界人士，这些谁来批？”为抗战英烈先贤树碑立传，王康自己来定入选标准，从头到尾，没接受任何官方给的一分钱，也没有接到一个指令。 人头定了1018个。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张闻天，李立三，党史文献研究中的“异端人物”，公开绘画是敏感的。但王康认为他们是不是“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入画的标准。 “很多画家都担心没有红头文件的支持，画家对抗战真相了解有限，我们开了几十次会，达成一种默契，画什么由策划者提供参考，怎么画由画家决定。”王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策划书就是“剧本”，如《精神堡垒》，策划人之一王强先把有关资料归类，分了文学、电影、戏剧、教育、学术、宗教等十几个门类，再选出典型人物，配上大量抗战元素如抗战歌曲，标语口号、兵器、军服、旗帜、书信、日记等，包括“国民参政会”、“国民革命军指挥序列”。 王康带领的策划团队有“三王”：王康、王强、王土火。绘画分四部分《山河岁月》、《血肉长城》、《精神堡垒》、《信义和平》，每部分三大本策划书，每本书 250页，四部分共三千多页、八十多万字，总共图片两万多张，1018个人物每人都有一个120字左右的传记。这些功夫让王康、王强都得了糖尿病。 为了保证《浩气长流》能赴台展出，画家正在把裕仁天皇的像用宣纸遮住，裕仁天皇变成了硝烟。 （王康/图）
建于1969年的台北忠烈祠内设有“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 （王康/图）
不得不变 画的绘制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能到台湾展出吗？王康花了一年多时间来让《浩气长流》入台。 2009年8月18日，陈云林在国台办正式会见王康和他的团队时说了几条意见：同意他们以民间身份赴台展出；希望“轰动两岸”，应对台湾的“去中国化”；经费问题可以帮忙解决。 地点原定的是中正纪念堂，展览时间是2009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合作方中华粥会的会长陆炳文对改变地点不能理解，签订了协议，怎么说变就变？中华粥会退出后，王康只能去找“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 2009年12月1日，杨渡到北京跟王康表示，原则同意《浩气长流》到台湾展出，但“要回去向刘兆玄以及马英九汇报”。一个月之后，杨渡带着几个专家到重庆看了作品后，表示“全力合作，布展经费，由台湾承担”。 “浩展”地点最后改在国父纪念馆，时间改到2010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73周年纪念日。 台湾布展是“国家文化总会”请布展公司做的，预算115万人民币。王康重申了他的“民间立场”，他说只要海协会、国台办放行，就能筹集到钱。 国父纪念馆的展厅档期早已排满，需要提前两年预约，杨渡是硬把“浩展”插进去一个月。平时同时展出七八个甚至几十个画展，这次只有“浩展”而且免费提供。 杨渡把一本小样带了回去。“看到卷尾‘愿景’，马英九很犯难。其幕僚进言：‘如果公开展示，国民党就不要参加五都选举，也不要参加2012年大选了。’”王康说，杨渡也对他实话实说。 杨渡给王康打了几次电话，台湾愿意接纳，但如果在大陆拿不到批文，那玩笑开大了。 杨渡另一个忧虑是王康的筹款能力。而对王康来说，筹款与国台办放行联系在一起，批文下来了，才可能开始筹款。“他是以身家性命作抵押”。 王康硬着头皮请杨渡“放心”，他深知，如果展不成，无法为人的还不止杨渡。 被否定，被否定，被否定 王康觉得批准的可能性有：“不就是给国民党一个公道、认同吗？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能找回自己久违的民族大义。” 2010年5月31日，国台办批文终于下达。重庆有关机构就要求审看全画，直到6月20日，又传达北京有关机构意见，去掉两个人： 第一，日本裕仁天皇。他没有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为战争罪犯，但在画中被列入14位战犯里了。中国官方不愿因一幅画影响中日关系。 第二，去掉胡旭盱中将。他是被新四军打死的，放到阵亡者中作为民族英雄不太妥当。 王康跟众画家开了个会，把裕仁天皇的像用宣纸贴上去遮住，再画上硝烟；两百多个阵亡将士中有些没有照片，胡旭盱的形象，另外放了一个阵亡将军的传文，人物像没有换，这样总数就变成1017人。 国民党情报首脑戴笠的像也在里面，因为抗战时期情报战隐蔽战不可缺少。 已经到 6月下旬，《青天碧海——台湾抗日英烈图》、《祈祷》和《战时外交》以及由重庆和台北两地孩子们画的《鸽图》共近100米还没有画完，还需要分别在成都、北京和重庆装裱。7月1日前送不到，就不能保证7月7日的开幕。还需办理王康最不熟悉的出关和五十多人赴台观展的手续。 168枚印章还没有运到台湾。如果马英九到场，请马和台湾名流现场盖章将成为一次意义独具的“行为艺术”，被台湾方面否定，说技术上和礼仪上都做不到。 现场播放抗战歌曲。王康选了二十余首并带了4张抗战歌曲光碟，被否定，说台湾人不认同这些歌曲了，而且存在知识产权问题。 设计两个祭坛。但有烟火管制，做个象征性科技型的电动祭坛，向先烈先贤祭奠，被否定，说台湾不兴这一套。 闭幕式定在7月31日，入台证限制只能呆一个星期，最后延长一个星期，希望闭幕式有主办方的人在场，也被否定了。“国家文化总会”决定展览风格，原则是“低调，不出事”，展览本来的主题是“还原历史真相，找回民族大义”，最后按“文总”的意见，“民族大义”改成“人间正义”。 本来的主办方“国家文化总会”，在展览前10天，调整成“指导机构”，从来没有参与的“台湾抗日亲属协进会”和更无关系的“胡适研究会”，成了主办机构。 6部轮椅，29根拐杖 7月7日，“浩展”终于如期在国父纪念馆举行。 台湾艺术家刘国松，在开幕式前早来了一个小时，他心情沉重地看了作品：“我父亲是国民政府26军少校营长，保卫大武汉战死沙场，那年我才6岁。” 主持人是国父纪念馆馆长郑乃文。“秘书长来了。”正在开幕式现场看展览的王康听到“国家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说了一声。他指的是总统府廖了以幕僚长。 原计划马英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剪彩。但是担心有人借机发难，取消了。王康深以为憾：“大画可为国民党和蓝营提供凝聚力。”7月13日是马的60岁生日，王康写信请国民党中常委颜婵娟转交马，建议他陪同老母秦厚修前往参观。但也“泥牛如海”。“七七事变时，我19岁，在黄埔军校还没有毕业。我受过伤，流过血。”93岁的原“行政院长”郝柏村在致辞时，称赞这幅画是“史无前例的巨构”，“七七是中华民族血与泪交织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真正开始。人民流离，没有抱怨，直到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他遗憾于1949年之后那段历史淡化、掩盖、扭曲了。“恢复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我有生之年希望能看到。” 郝柏村把这次的“浩展”当成了开始，他甚至唱起了当年流行的抗战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在场的抗战老兵和台湾来宾和着他一起唱起来。在大陆，这样的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开幕当天，《联合报》以“‘七七’抗战73周年，再现抗战原貌”为题在头版大篇幅做了报道。中天、飞碟等电视台和电台每天追踪报道。 20年“去中国化”，让台湾抗日亲属和大陆迁台的抗战老兵后代很少有公开亮相的机会，这次参观人数突破了10万人。10日，开展第四天，王康数了一下画展的巷道里，有6部轮椅、29根拐杖。 7月12日，连战携夫人和两个女儿在“国宴酒店”的西华酒店为王康一行举办送行的“家宴”，连战在送行宴会上，向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发出了访台的邀请。 美国和日本几个华人团体则向王康发出展览邀请。但王康认为，第二站应该是大陆：“毕竟最需达成共识的是中国人自己。” 9月13日，回到重庆的王康从《重庆晚报》看到消息，重庆有关部门将斥资近30亿恢复抗战陪都旧观；重庆市委党校组织学者专家到歌乐山“林园”考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和毛泽东不期而遇的圆石桌成为众人重发议论的对象。 “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和‘重庆谈判’所在地的特殊地位，正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它在两岸关系和中国终极统一的伟业中扮演的角色难以替代。”王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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