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的口号就像蹩脚的语句极不通顺，文化和艺术的分子基本是属于外来的我国同胞，他们在这城市里过着精神上压抑的生活，还有地域性的挣扎。而北京的土著人由于历史地理造成他们的庸碌无为，还有天生意识的懒惰性，只能对物质的渴望，加上文革破坏文明的先天快乐感，他们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太缺乏建树。 现在，这里的某些地方充满着暴力，包括着思想，心理上的有待暴力。人性已经蜕变成了野蛮分子，正在朝这古城唾骂和嘲笑，就连身在艺术区域内的人也很极端成性。 在许多个月前我做为一个美术模特工作者，到了一家有上百个学生在内的画室里，就因为一个模特困了闭下眼睛，一个90后的男学生很愤怒就骂人，和模特吵了起来，谁知这学生拿起画板砸人，又抡凳子要砸，幸被一个懂事的女老师给拉住。这时一个男老师过来骂那个模特为什么会闭眼睛，那学生就要拿削铅笔的刀子来下手，我看不习惯就和那老师吵起来。 我说做模特的很艰苦，属于中国真正的弱势群体，希望画室能够有同情心，多包含我们这些不被国家社会关注的人。模特是困了才会闭眼睛，还不至于要打要杀的，假如不满意你们可以换了模特，发展暴力似乎和画室的艺术原则不匹配。我还说你们是搞艺术的，会表着艺术的先锋，作品一定也有写实意义，那么就更该体恤这些衣不蔽体的苦难群众，而不是极端镇压和打击报复。艺术当然是属于人民艺术，不全是宫廷艺术，未必非的去鼓吹太平，去欺骗世人才可以生存，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艺术那也是短暂的艺术，不会成为历史的艺术。那个老师在理论上说不下去，就用二流子的行为来挖苦，说什么我这么有本事还要做模特，最后说像我们这些人是不值得人同情，都是社会上的垃圾。 画室看不起模特却厚颜无耻地请模特，这不是很矛盾吗，想更好的模特可以去请明星，可是你们请的起吗。既然同情的对象不属于弱势群众，可又处于老师的职位，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教育诸生的。也许这些人本就是坏人，在坏的家庭环境里生长，只学习一点美术的皮毛，也只能到画室里骗骗学生，永远也成不了画家的。我还发现画室里很多青年的老师，人品很恶劣，在做老师的同时还兼任采花一职，但凡生的美的女学生彼此的师生乱伦真不是自愿还是被强迫，难道画室内也有潜规则存在了。社会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世界的思想更雅，可是中国的进步却更卑鄙。 有许多画室，也不知有没有牌照，老师大都是江湖骗子。他们在对学生收取学费时昂贵从不手软，可是对模特加一块钱也不愿意，甚至对模特冷语相对，就像旧社会的地主对待着奴隶。一块钱在大家的眼里不算什么钱，可是对一些模特却是一天的伙食，他能买四个馒头就很够了。 我见过一个这样的模特，每天发一块钱买四个馒头，再发五毛钱买包榨菜，一天就这么过了。他不是专职做模特的，偶然去做群众演员，他是一个苦命的孩子，生时父母算命知道这孩子命不好就一直对他不好，初中读完就流浪在外，八年来生不如死，望尽家山却不敢归。有一次在一画室因为顶嘴，居然被老师暴打，学生看了也上来打他，画板砸他，颜料泼他，拳打脚踢，其行为和日本法西斯一样。 画室的很暴力也和荒淫的，说到他们的荒淫，现在是一个乱伦的社会，家庭直到社会，再到政府，没有任何的道德建设，那么乱伦也很合法。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老师都没有道德手铐自己戴着。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华人都有礼仪廉耻观，就是大陆人没有，这就像是一群畜生的社会，既然是畜生社会那还有什么文明社会呢。 学生有暴力也很平常，像90后这些孩子受到家庭的错爱，没有吃过什么苦，没有受到什么道德教育，内心总是无法无天，那里能够尊重别人和包容别人。一冲动就要杀人要打人，90后犯罪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 能来北京学习的基本都是富二代，上一代人的底子都不干净，他们所以读的是美术却又是他们的文化课太差，文化里有基本的道德教育，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受过道德教育，是属于没有修养的危险分子。这些孩子挥金如土，骄奢淫逸，连画室的老师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眼里又怎么会有怜悯二字，他们的思想也是自私和糜烂，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有高尚的品质和渡世的抱负，他们又怎么会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呢。让这些人上名校是否会对学校造成声誉影响，我认为不会，今天的学校是商业交易，是金钱买办的虚伪世界，没有教育，没有培育，更没有责任感的人才。再说了，大学比画室更乱伦更歇斯底里，荒淫和暴力更是魔高一丈。说的好听他们都是文化的学子，说的不好听他们就是未来的强盗和妓女，可他们现在已经是了。 可见画家群里的新人有些是心术不正者，他们和古人不同，古人在美术的同时还会写诗，写文章，更会以国家为己责，民族为自己真正的生命。看这些学生讨厌国画，喜欢油画，因为油画好卖钱，什么传统文明的继承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 /国风 | 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 | | | | 作者: 胡星斗 2010-09-25 | | |  国际知名的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壹基金是挂靠在官方的红十字基金会下面的基金，最近李连杰承认壹基金可能无法继续下去。(AFP ) 目前，中国的慈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隶属于政府的，民间想独立地做点慈善几乎比登天还难。有关规定要求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挂靠到政府部门，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接纳，那么你的机构就是非法的；因此，山东寿光“爱心义工”组织被解散，数百人无法继续他们的慰问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等善举；广州大塘义工发展中心有6千多义工，快10年了但还没有合法身份；中国爱眼协会长期不能注册，2005年起诉卫生部，但被驳回；深圳外来工协会是打工者互助的机构，因无法注册而被强制解散；深圳龙岗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的负责人被人砍成重伤；“番禺打工族”也是为打工者义务服务的机构，可只能工商注册，而且常常因为参与维权而被警示；香港乐施会在中国大陆广泛开展扶贫工作，但大学生被有关部门告诫不得参与其中的活动。 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民间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似乎是“敌对分子”。某慈善家收养了100多个孤儿、残疾人，但地方当局不支持他，打压他，以至于拆迁他的房产，弄得他家破人亡；著名的艾滋病患者服务机构“爱知行”长期被打压；帮助学子就业的寒窗阳光基金还未正式成立即被调查；某大学教师一听说“慈善家”机构，马上说“太敏感”，不能让学生参加；做慈善、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保钓（保卫钓鱼岛）人士都经常遭遇讯问、监视；李连杰的壹基金是挂靠在官方的红十字基金会下面的基金，最近李连杰承认壹基金可能无法继续下去。 有人说：“中国人做慈善是允许的呀，你可以把钱捐给官方的基金会！”但是官方的基金会如同国有企业（官有企业）一样，由于产权不明、责任不清、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科学，而导致信用丧失、品牌贬值、管理粗放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及管理费提成过高、捐款滥用、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以至于普通国人都不信任官办的基金会，不愿意捐款给他们。相反，在发达国家，为了确保事业的可持续性，私人慈善机构绝大多数都格外珍惜其名声、品牌，他们的管理费提成比例也不到中国国有慈善基金会的一半。 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一般都不由政府来做，几乎是纯民间的事情。美国有慈善组织120万个，高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者）的捐款比例高达98%，市长都是义工，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甚至有的城市的警察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一方面是自利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利他的志愿者精神，是两个轮子驱动的国家；澳大利亚全国18岁以上人口中有约三分之一是志愿者；英国约有半数的国民经常参与志愿服务。 民间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统称NGO）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NGO体现了现代公民的奉献精神和灵魂的升华，是国民的公共意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的结晶。而像中国这样，视NGO如猛虎，把民间慈善、民间公益当作潜在的犯罪，将最终导致社会良知的彻底泯灭、道德的进一步沉沦。 不良制度的最大祸害正是全民的道德沦丧。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饥饿与人肉的滋味
“歉收的大荒年不至於餓死人，這都只是緣於人禍所導致！無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饑荒導致餓死人的慘劇從未發生過”
《 Development as freedom》-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K. Se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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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竟然這麼快就成為電影題材；本屆威尼斯影展有部特殊題材的的參展影片，就是由中國旅法導演王兵執導的「夾邊溝」；由於，它碰觸了敏感的政治議題，可能因而無法在中國上映。
夾邊溝，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此地，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被打成右派的分子被送到這裡，接受勞動改造。當時，逢中國大饑荒之際，約1500人被活活餓死。中國作家楊顯惠著有《夾邊溝記事》一書，紀錄下這段悲慘的歷史。
從中國史上人口的變化可歸納出一個規律：只要過上30年的太平年頭，中國的人口就有成倍的增長；然而，於正史記載從西元前2世紀起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至少曾出現過百餘回“人相食”的時期；換算起來，2000餘年間，每每不到20年就有一個“人相食”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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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國天津作家楊顯惠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此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楊顯惠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 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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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在甘肅臨洮，夾邊溝倖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而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後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相走告：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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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夾邊溝，除了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因此，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4～5百名勞改人員，由於它只能養活這么多人。至於，為什麼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 “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面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饑餓。
和鳳鳴和其夫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倖躲過一劫。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 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饑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他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賊骨頭》裡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裏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裏的糧食、食堂裏的窩頭、豬圈裏的豬食、野地裏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裏了，他還要偷家裏的玉米麵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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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馬鈴薯），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於是，他們乘機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當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最後，只有牛天德活下來！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裏，胃腸裏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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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沖出的兩道山水溝裏的地窩子和窯洞裏。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么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雲：死幾個犯人怕什么？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屁眼）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發生了最為驚世駭俗的“活人吃死人”之一幕；由於，“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無肉僅是皮包骨；於是，他們的胸腔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因為，飢餓使得活人開始吃死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實際上，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饑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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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農作物歉收事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之外；即使，當農作物歉收時，饑荒也可以通過確實的資源再分配的政策來抗衡。”《Development as freedom》阿馬蒂亞•森
傳統觀點一般認為，饑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這是唯一的解釋。但是，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饑荒分析領域裏，向如此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他指出“天災（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的觀點。
阿馬蒂亞•森曾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他是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他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他其經典名著《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深入地比較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與規律；其立論，看似十分具有創意，但卻是充滿可行性。
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愛爾蘭、中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發生的饑荒後，阿馬蒂亞•森得出結論：“無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饑荒導致【餓死人】的慘劇從未發生過”。
20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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